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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通貨膨脹對策

宏觀緊縮——傳統的政策調節手段

為了抑制或治理通貨膨脹，許多國家都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其中，運用得最多的手段是宏觀緊縮政策。宏觀緊縮政策的基本內容由緊縮性貨幣政策（tight monetary policy）和緊縮性財政政策構成。

緊縮性貨幣政策，在銀錢業中的行業用語叫抽緊銀根或緊縮銀根（tight money，squeeze，stringency）。貨幣當局可能採取的緊縮手段有：（1）通過公開市場業務出售政府債券，以相應地減少經濟體系中的貨幣存量。（2）提高再貼現率，用以影響商業銀行的借款成本，進而影響市場利率。存在直接控制市場利率體制的國家，也有的直接提高利率，以緊縮信貸（credit squeeze）。（3）提高商業銀行的法定準備金率，用以縮小貨幣擴張乘數。

緊縮性財政政策的基本內容是削減政府支出和增加稅收。

除了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外，也有不少國家將緊縮性的收入政策作為治理通貨膨脹的重要手段之一。從一些國家的實踐經驗看，收入緊縮政策一般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確定工資—物價指導線。所謂“指導線”，就是政府當局在一定年份內允許貨幣總收入增長的目標數值線，並據此相應地採取控制每個部門工資增長率的措施。

——管制或凍結工資。這是一種強行將職工工資總額或增長率固定在一定水平上的措施。

——運用稅收手段。即通過對過多增加工資的企業按工資超額增長比率徵收特別稅等辦法來抑制收入增長速度。

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西歐和日本都實行過類似的收入政策。美國在60年代中期以前和70年代初期也分別實施過控制工資增長的“工資—物價指標”方案和凍結工資政策。

醫治通貨膨脹的其他政策

醫治通貨膨脹的其他政策手段有價格政策、增加有效供給政策等等。

在通貨膨脹形成過程中，壟斷高價常能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因此，通過制定反托拉斯法限制壟斷高價，是不少發達工業國家價格政策的基本內容。例如在美國，大多數公用事業領域，包括煤氣、電力、電話、鐵路、通信等部門，都存在著壟斷經營的情況。為了控制壟斷高價和保護消費者利益，美國政府通過各公用事業委員會對公用事業的價格進行管理。此外，還採取過凍結物價、同企業簽訂反漲價合同等措施。英國政府對於國營企業的產品和服務的價格有直接管理辦法；對其他由市場供求決定的商品和服務價格，也有相應的法律、法規，禁止胡亂漲價和哄抬物價行為。

有些國家採取所謂的“供給政策”。其主要措施是減稅，即降低邊際稅率，以刺激投資、刺激產出。

指數化和圍繞指數化問題的討論

在存在通貨膨脹條件下，為了維持經濟的穩定成長，人們想出了各種各樣的辦法來對付物價的持續上漲。其中，指數化（indexation）方案佔了一席之地。所謂指數化方案，它的通常含義是指收入指數化。收入指數化是按物價變動情況自動調整收入的一種分配方案。指數化的範圍包括工資、政府債券和其他貨幣性收入。實施的辦法是使各種收入按物價指數滑動或根據物價指數對各種收入進行調整。據認為，這種指數化措施主要有兩個功效：一是能借此剝奪政府從通貨膨脹中所獲得的收益，杜絕其製造通貨膨脹的動機；二是可以藉此抵消或緩解物價波動對個人收入水平的影響，克服由通貨膨脹造成的分配不公。藉此還可以穩定通貨膨脹環境下的微觀主體行為，避免出現搶購商品、儲物保值等使通貨膨脹加劇的行為。

瑞典學派經濟學家還認為，收入指數化方案對面臨世界性通貨膨脹的小國更有積極意義。因為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小國很難阻止世界性通貨膨脹的輸入，常常會發生結構性通貨膨脹。

在世界性通貨膨脹沒有得到抑制之前，正確的選擇只能是尋求與通貨膨脹適應或共處的手段。收入指數化，是可用的辦法之一。

早在20世紀20年代，比利時等國就實行過收入指數化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這種政策的採用極其廣泛。不只發展中國家及一些通貨膨脹問題突出的工業化國家採用，20世紀60年代初美國也曾實施過這種制度。

對於收入指數化方案，也有強烈的否定意見。這類意見指出：（1）全面實行收入指數化會提出很高的技術性要求，因此任何政府都難以實施包羅萬象的指數化政策；（2）收入指數化會造成工資—物價的螺旋上升，進一步加劇通貨膨脹。

美國關於通貨膨脹率是否高估的討論

20世紀90年代的後半期，在美國，對於商務部統計的物價指數——最具有權威性的指數——是否高估了通貨膨脹的程度展開了討論。不少學者和研究機構認為當時的指數統計是高估了，應予糾正。高估程度，一般認為，大約一個百分點。相對於百分之二、百分之三的通貨膨脹率，如有一個百分點的出入，其背離的程度是相當大的。

這種討論極具實質意義：

——對於勞資雙方關於提高工資的談判，其實質意義不言而喻。僱主還有一個相當冠冕堂皇的理由：以高估的通貨膨脹率為依據，使得工資率的提高超過應有的程度，從而影響了對投資收益的預期，降低了投資的積極性，不利於經濟成長。經濟成長受到影響，也不利於提高就業率，不利於勞方。

——商務部統計的物價指數也是調整社會保障各項支付標準，調整社會福利各項支付標準的依據。對於財政部來說，高估的通貨膨脹率給支出造成了巨大的壓力。

應該說，這不過是一個具體問題。進入21世紀，通過指數統計的改進，美國的這個問題已經基本解決。可是通過這個具體問題，卻可以得出有原則意義的判斷。例如，用指數度量通貨膨脹率雖是唯一可行的辦法，但其準確度只能是相對的，而且不易判斷——判斷中不可能完全剔除不同利益集團帶有傾向性的影響。再如指數化，在通貨膨脹中，是一種相當有用的措施。但指數統計是否準確，是否及時，有至關重要的意義，而“準確”的要求，“及時”的要求，在實踐中極難做到理想程度。這也是制約指數化運用的因素之一。

反通貨膨脹是否是一個永恆的施政目標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許多國家即已開始的通貨膨脹，在戰時進一步加劇。戰後能否擺脫通貨膨脹，那時劃分的兩個世界陣營，其實踐都做了否定的回答。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曾宣傳通貨膨脹與社會主義不相容，但實際上一直存在著程度不同的隱蔽性通貨膨脹。有的西方國家，如德國，在戰後制止了惡性通貨膨脹，但之後的成就也只是保持較低的通貨膨脹率。大多數工業化強國均長期為通貨膨脹所困擾，以致在20世紀80年代，美國的里根總統和英國的首相撒切爾夫人，其競選和施政綱領的核心就是反通貨膨脹。至於一些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戰後新獨立的原殖民地和附屬國家，嚴重的通貨膨脹比比皆是，兩位數乃至三位數的通貨膨脹率並非罕見的現象。

中國的通貨膨脹過程成為重大的經濟社會問題也是始於20世紀30年代，並一直持續到20世紀末。其間，只有幾年，曾有過相對穩定的物價。但就是在通貨膨脹程度較弱甚至得到制止的期間，它的陰影也是極大的威脅，揮之不去。

也正是在這種世界性的背景之下，通貨膨脹理論成為經濟理論中極為重要的內容，並發展出一系列理論：如通貨膨脹與失業置換的菲利普斯曲線，如“滯脹”理論等等。可以說，任何學派都不能避開這一課題而構建自己的理論體系。

為什麼通貨膨脹成為普遍的、不可克服的經濟過程？這是一個並沒有徹底得到解答的問題。就現代貨幣供給形成機制——一個可以無限供給而又成本極低的機制——來說，通貨膨脹與它是聯繫密切的：它可以說是通貨膨脹得以實現的技術前提，但不能構成通貨膨脹的成因。第三節列舉的成因，分析的層次有深有淺，但似乎都沒有揭示出最為本質的，誰也難以否認的聯繫。

但是，不管對於成因的理論剖析深刻與否，由於通貨膨脹本身的存在，在大半個世紀，幾乎誰也不懷疑它將一直是現代經濟生活難以擺脫的伴侶。在我國則形成了這樣根深蒂固的觀念：通貨膨脹是經濟進程的痼疾，無法治癒。於是，反通貨膨脹似乎成為一個永恆的施政綱領。

十五年前開始，世界上通貨膨脹的發展勢頭有些變化：主要發達國家大多保持了較低的通貨膨脹率。美國最為突出，德國則持續穩定，像通貨膨脹常年纏身的法國、意大利，也相繼有明顯的好轉，併成為進入統一實施歐元的第一批國家。原來高通貨膨脹率的拉丁美洲國家和中東一些國家，均有明顯的好轉。至於一直在經濟成長低谷中徘徊的日本，也沒有多大的通貨膨脹威脅。

世界成長模式是否需要再認識，已是不少人考慮的問題。其中，有兩個看法是引人注目的：一是無通貨膨脹的成長，這剛剛分析過；二是世界性的通貨緊縮，下面就要討論。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事實表明，通貨膨脹過程並非必然是持續不斷的，從而政策方針也不應總是反通貨膨脹。當然，在通貨膨脹減弱或已經進入無通貨膨脹境界之時，也應警惕通貨膨脹的捲土重來。那當然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