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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治理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的對策

一、治理通貨膨脹的對策

由於經濟學家對通貨膨脹的成因存在著不同的看法，所以他們提出的反通貨膨脹措施也各不相同。下面，我們將介紹幾種比較常見的治理通貨膨脹的措施。

（一）緊縮性財政政策

通貨膨脹的一個基本原因在於總需求超過了總供給，因此政府可以採取緊縮總需求的政策來治理通貨膨脹。緊縮總需求的政策包括緊縮性財政政策和緊縮性貨幣政策。

緊縮性財政政策直接從限制支出，減少需求等方面來減輕通貨膨脹壓力，一般包括以下措施。

1.減少政府支出

減少政府支出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削減購買性支出，包括政府投資、行政事業費等；二是削減轉移性支出，包括各種福利支出、財政補貼等。減少政府支出可以儘量消除財政赤字，控制總需求的膨脹，消除通貨膨脹隱患。

2.增加稅收

增加稅收可以直接減少企業和個人的收入，降低投資支出和消費支出，以抑制總需求膨脹。同時，增加稅收還可以增加政府收入，減少因財政赤字引起的貨幣發行。

3.發行公債

政府發行公債後，可以利用擠出效應減少民間部門的投資和消費，抑制社會總需求。

（二）緊縮性貨幣政策

許多經濟學家都認為通貨膨脹是一種貨幣現象，貨幣供應量的無限制擴張引起了通貨膨脹。因此，他們建議採用緊縮性貨幣政策來減少社會需求，促使總需求與總供給趨向一致。緊縮性貨幣政策主要有以下措施。

1.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

中央銀行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降低商業銀行創造貨幣的能力，從而達到緊縮信貸規模，削減投資支出，減少貨幣供應量的目的。

2.提高再貼現率

提高再貼現率可以抑制商業銀行對中央銀行的貸款需求，還可以增加商業銀行的借款成本，迫使商業銀行提高貸款利率和貼現率。結果企業因貸款成本增加而減少投資，貨幣供給量也隨之減少。提高再貼現率還可以影響公眾的預期，達到鼓勵增加儲蓄，減緩通貨膨脹壓力的作用。

3.公開市場賣出業務

公開市場業務是中央銀行最經常使用的一種貨幣政策，是指中央銀行在公開市場買賣有價證券以調節貨幣供給量和利率的一種政策工具。在通貨膨脹時期，中央銀行一般會在公開市場向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出售有價證券，從而達到緊縮信用，減少貨幣供給量的目的。

4.直接提高利率

利率的提高會增加信貸資金的使用成本，降低借貸規模，減少貨幣供給量。同時，利率的提高還可以吸收儲蓄存款，減輕通貨膨脹壓力。

（三）緊縮性收入政策

確切地說，收入政策應被稱為工資-價格政策。緊縮性收入政策主要針對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通過對工資和物價上漲進行直接干預來降低通貨膨脹。從發達國家的經歷來看，緊縮性收入政策主要採取了以下幾種措施。

1.自願工資-物價指導線

政府根據長期勞動生產率的平均增長率來確定工資和物價的增長標準，並要求各部門將工資-物價的增長控制在這一標準之內。工資-物價指導線是政府估計的貨幣收入的最大增長限度，每個部門的工資增長率均不得超過這個指導線。只有這樣才能維持整個經濟中每單位產量的勞動成本的穩定，因而預定的貨幣收入增長就會使物價總水平保持不變。20世紀60年代，美國的肯尼迪政府和約翰遜政府都相繼實行過這種政策，但是由於指導線政策以自願性為原則，僅能進行“說服”，而不能以法律強制實行，所以其實際效果並不理想。

2.以稅收為基礎的收入政策

政府規定一個恰當的物價和工資增長率，然後運用稅收的方式來懲罰物價和工資超過恰當增長率的企業和個人。如果工資和物價的增長保持在政府規定的幅度內，政府就以減少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作為獎勵。這種形式的收入政策僅僅以最一般的形式被嘗試過。例如，1977～1978年，英國的工黨政府曾經許諾，如果全國的工資適度增長，政府將降低所得稅；澳大利亞也於1967～1968年實行過這一政策。

3.工資-價格管制及凍結

政府頒佈法令強行規定工資、物價的上漲幅度，甚至在某些時候暫時將工資和物價加以凍結。這種嚴厲的管制措施一般在戰爭時期較為常見，但當通貨膨脹非常嚴重、難以對付時，和平時期的政府也可能求助於它。美國在1971～1974年就曾實行過工資-價格管制。特別是在1971年，尼克松政府還實行過三個月的工資-價格凍結。

實踐經驗表明，利用緊縮性收入政策對付通貨膨脹的效果並不理想，它有以下三個方面的侷限：第一，溫和的收入政策如自願的工資-物價指導線，往往收效甚微。第二，嚴格的工資-價格管制將嚴重削弱價格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第三，若沒有緊縮性財政、貨幣政策的配合，即使是嚴格的工資-價格管制也不可能長期奏效。人們會發明出種種辦法來變相地規避管制，變相地提高價格和工資，所以收入政策必須有緊縮性財政、貨幣政策的配合才能發揮作用。而且，一旦管製造成的經濟失衡引起公眾的強烈反對，使得工資-價格管制難以為繼並最終被迫放棄，因管制而壓制的價格上漲就可能爆發性地釋放出來。因此，收入政策並不是治理通貨膨脹的“靈丹妙藥”，充其量只能作為緊縮性財政、貨幣政策的一種補充。

（四）收入指數化政策

鑑於通貨膨脹現象的普遍性，而遏制通貨膨脹又是如此困難，弗裡德曼等許多經濟學家提出了一種旨在與通貨膨脹“和平共處”的適應性政策——收入指數化政策。收入指數化政策，是指將工資、利息等的各種名義收入部分地或全部地與物價指數相聯繫，使其自動隨物價指數的升降而升降，從而避免通貨膨脹所帶來的損失，並減弱由通貨膨脹帶來的分配不均問題。顯然，收入指數化政策只能減輕通貨膨脹給收入階層帶來的損失，但不能消除通貨膨脹本身。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除聯邦德國等少數國家外，多數發達國家都較為普遍地採用了收入指數化政策，尤其是工資指數化政策。實行這種政策的好處在於：第一，指數化政策可以緩解通貨膨脹造成的收入再分配不公平現象，從而消除許多不必要的扭曲。第二，指數化條款加重了作為淨債務人的政府還本付息的負擔，從而減少了政府從通貨膨脹中獲得的好處。由此可見，政府實行收入指數化政策的動機並不強烈。第三，當政府的緊縮性政策使得實際通貨膨脹率低於簽訂勞動合同時的預期通貨膨脹率時，指數化條款會使名義工資相應地下降，從而避免因實際工資上升而造成的失業增加。同時我們應注意的是，收入指數化政策的上述功能並不能充分發揮。指數化政策強化了工資和物價交替上升的機制，其結果往往是加劇了物價的不穩定性，而不是降低了通貨膨脹率。

（五）改善供給政策

所有的通貨膨脹（隱蔽性除外）均表現為物價上漲，也就是與貨幣購買力相比的商品供給不足。因此，一些西方學者認為過去的反通貨膨脹政策過分注意需求方面而忽視了供給方面，忽視了運用刺激生產力的方法來同時解決通貨膨脹和失業問題。因此，治理通貨膨脹應考慮供求兩個方面，從兩方面入手。在供應方面抑制通貨膨脹的主要措施如下。

1.降低稅收

降低邊際稅率（指增加的收入中必須向政府納稅的部分所佔的百分比）：一方面，邊際稅率的降低提高了人們工作的積極性，增加了勞動供給；另一方面，它提高了儲蓄和投資的積極性，增加了資本存量。因而，減稅可同時降低失業率和增加產量，從而徹底降低和消除由供給小於需求所造成的通貨膨脹。

2.削減社會福利開支

削減社會福利開支是為了激發人們的競爭性和個人獨創性，以促進生產的發展，增加有效供給。

3.適當增加貨幣供給

適當增加貨幣供給會產生積極的供給效應。適當增加貨幣供給會降低利率，從而增加投資，增加產量，導致總供給曲線向右移動，使價格水平下降，從而抑制通貨膨脹。

4.精簡規章制度

精簡規章制度就是給企業等微觀經濟主體鬆綁，減少政府對企業活動的限制，讓企業在市場經濟原則下更好地擴大商品供給。

不過，我們必須看到通貨膨脹始終是一種貨幣現象，其根源在於貨幣發行過多，其治本之道應是控制住貨幣的超經濟發行。刺激供給固然重要，但與抑制需求相比它還受到了生產力發展水平和供給彈性的限制。

二、治理通貨緊縮的對策

治理通貨緊縮就是要採用各種政策措施使過低的物價恢復到正常的均衡水平。其政策措施大致包括以下幾種。

（一）擴張性財政政策

擴張性財政政策主要包括擴大財政支出，增加赤字規模，以及降低投資和消費方面的稅收，刺激投資和消費需求的增長等。而且，從理論上講，財政政策產生效應的時滯小於貨幣政策，能較快地克服和消除經濟中的緊縮現象。

但是，運用擴張性財政政策面臨著兩個問題：一是債務負擔問題。因為減稅會使財政收入減少，而擴張性財政政策又會使財政支出增加。解決這一問題的主要辦法是發行國債，但國債積累到一定規模時，就會加大政府償債負擔，甚至引起債務危機。二是財政支出的擠出效應。所謂擠出效應，是指政府開支的增加如果沒有貨幣供應量的相應增長，那麼在支出增加和貨幣供應量不變的情況下，必然導致利率的上升，由此引起私人投資和消費的縮減。因此，對付通貨緊縮要注意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相互配合。

（二）擴張性貨幣政策

在通貨緊縮時期，擴張性貨幣政策主要是通過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再貼現率、再貸款利率，和在公開市場上買進有價證券，增加貨幣供應量，以刺激經濟發展。

但在通貨緊縮時期，一方面，由於貨幣流動性下降，削弱了貨幣供給對產出的拉動作用，增加貨幣供給的擴張功能下降；另一方面，由於貨幣供給的內生性，使得中央銀行擴張性貨幣政策效果並不明顯，因為中央銀行無法強迫商業銀行擴大貸款，也不能主動改變貨幣的流動性。貨幣政策只能起指導性作用。因此，在通貨緊縮時期，貨幣政策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下降，其作用應主要體現在穩定宏觀經濟環境方面。

專欄11-2

日本：20世紀90年代折磨人的通貨緊縮

20世紀90年代日本泡沫經濟崩潰以來，其經濟增長速度持續走低。日本GDP增長率從1990年的8.1%下降到1997年的1%，1998年首次出現負增長-1.3%，1999年回升到0.2%，2000年、2001年分別為-0.3%、-2.5%，2002年第1季度為-2.3%。在經濟增長持續下滑的同時，日本的物價水平也出現全面、持續的下跌。1990～2001年的12年間，日本的國內批發物價指數有9年為負增長，居民消費物價指數也有4年為負增長，GDP平減指數出現了7年的負增長。

“日本是在失望情緒中結束千年的……正當美國慶祝一個經濟增長的空前時代之際，日本卻陷入了通貨緊縮的泥潭，失業率達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創紀錄的高度。”這是千年交替之際美國的一家報紙對日本的評價，這一評價應該說是很準確的。

對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的連年衰退，全世界都是有目共睹的。總部設在瑞士洛桑的國際管理開發研究院（IMD）每年發表國際競爭力調查報告。這一調查按國內經濟、政府政策、金融環境、基礎設施、國際化程度、企業管理、科學技術和國民素質等8個大類共288個小項通過打分評比，對世界上主要的47個國家和地區的國際競爭力予以評估。1986～1993年，日本在這一調查中始終名列榜首，其領先地位不可動搖。但隨著日本泡沫經濟的破滅，它的這一排名也開始逐年滑坡，1994年下跌到第3名，1998年更是大踏步後退，一舉跌至第18名。在“國內經濟”這一大類中，日本從1996年的第5位下降到1999年的第29位；“國際化程度”相應地從第14位下降到第21位；“政府政策”從第21位下降到第23位；“金融環境”則從原先的第2位驟降至第25位；“企業管理”也同樣從第2位猛跌至第26位；“國民素質”從第4位降至第13位。

因此，有人得出這樣的結論：通貨緊縮看上去比通貨膨脹更加危險！正是折磨人的通貨緊縮讓日本經濟停滯了10年！莎士比亞在千古不朽的悲劇《哈姆萊特》中，借劇中人之口發佈出人類恆有的困惑：“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如果問各國的經濟政策官員，你心中的“to be or not to be”到底是什麼，十有八九，你會聽到這樣的回答：“不知下一步我國的經濟狀態，是通貨膨脹還是通貨緊縮？”因為人性中有一種求全的傾向，而通貨膨脹與通貨緊縮又不是兩個絕對好與絕對壞的截然分明的東西。所以政策官員在通貨膨脹與通貨緊縮之間選擇，就像在使用一把鋒利的剃刀，稍不小心就會傷著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