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 John Hull 風險管理與金融機構 v5
27.2 風險文化
一家金融機構的風險文化的全部要義在於決策是如何產生的。如果風險文化是良性的，那麼一個決策的制定過程一定有章可循，並仔細考慮各種可能出現的結果，以及風險和收益的權衡。需要強調的是，這樣做不意味著沒有風險，而是說風險要跟可能的收益以及企業的風險偏好結合起來考慮。金融穩定委員會建議銀行監管部門對大型系統重要性銀行的風險文化做出評估。[1]
做出決策時常常要在短期效益以及中長期風險之間做出權衡。一項可以獲得立竿見影的效益的措施可能會在將來造成嚴重的問題。設想這樣一個情景，一家金融機構的銷售人員正在決定是否要賣給客戶一個非常複雜的金融產品，而他知道這個產品並不能真正滿足客戶的需要。如果成交，金融機構會從中獲利，銷售員以及開發該產品的團隊也會得到數額不菲的年終獎金，但這筆交易在將來也許會有不良後果。例如，如果這個產品給客戶造成損失，金融機構的聲譽就會受到影響，隨之而來的可能是昂貴的法律訴訟。
業界事例5-4描述的信孚銀行賣給寶潔公司的產品就是這種情況的一個經典例子。該產品給寶潔公司提供了一個很高的概率，可降低融資利率75個基點，但有一個較小的概率會給寶潔公司造成慘重損失。信孚銀行的銷售人員可能並沒有給寶潔公司解釋過可能會給後者帶來嚴重損失的情景。但是，如果信孚銀行有一個良性的風險文化，管理人員就會從根本上質疑銷售這樣一個產品是不是合理的。實際上，或許從一開始，信孚銀行的量化人員就該被告知不應開發這個產品。
寶潔公司只是眾多與信孚銀行進行了類似交易的公司中的一家。正如我們知道的，小概率事件發生了，與信孚銀行交易的客戶蒙受了重大的損失。這導致了多個法律訴訟，最後都以庭外和解告終。信孚銀行這家在金融市場上顯赫一時的機構變得聲名狼藉，最後被德意志銀行收購。當然，事情也可能是個大圓滿的結局，信孚銀行的客戶會因為信孚銀行給自己節省了75個基點的融資利率而感激它。但很明顯，這筆交易對信孚銀行本身的風險以及因客戶損失導致的聲譽損失明顯太大了。其風險文化表現為員工只注重短期利益而不是長期後果。
還有一個例子是2007年西班牙的桑坦德銀行與葡萄牙國營軌道交通運營商波多捷運之間的一筆交易，業界事例27-2描述了這個例子。在這筆交易中，波多捷運可以在交易的頭兩年降低自己的融資成本，但是作為代價，在此之後的年度中可能會面臨極高的融資成本。從波多捷運的角度看，以長期風險換取短期收益的做法固然是值得推敲的，但對桑坦德銀行來說，這個問題同樣成立。這只是桑坦德銀行賣給很多葡萄牙國有企業的類似產品中的一個。毫無疑問，進行這些交易時，在桑坦德銀行看來可從中獲取可觀的利潤，但後來的法律訴訟包括和解費用以及對桑坦德銀行聲譽的負面影響表明這些交易帶來的損失遠超過短期的利潤。
業界事例27-2
桑坦德軌道交通交易
2007年，葡萄牙軌道交通公司波多捷運（Metro do Porto，MdP）正在尋找途徑，降低自己每年4.76%的融資利率。在諮詢了多家銀行以後，MdP同意與西班牙銀行桑坦德進行一筆14年的互換交易。在這筆互換交易中，桑坦德支付4.76%的融資利率給MdP，而MdP支付給桑坦德1.76%的利率加一個利差。在最初的兩年，利差為0，這樣MdP就節省了3%的融資利率。兩年以後，利差通過下式計算得出
max［0，Previous Spread+2×max（2％-R，0）+2×max（R-6％，0）-D］
其中R為3個月的歐洲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Euribor），D被稱作二值息票（DigiCoupon）。如果R為2%～6%，則D=0.5%，否則D=0。
在交易開始時，3個月期限的Euribor大概為4%。如果Euribor在14年內始終停留在2%～6%，那麼在整個期限內，MdP可以每年節省不少於3%的融資成本。但實際情況是，到2009年，當這筆交易滿兩年時，3個月期限的Euribor跌到了2%以下。因此，利差迅速上漲，到2013年9月，竟然達到了40.6%。MdP的問題在於，本季度的利差依賴上一個季度。假設在第二年開始時，3個月的Euribor為0.5%，MdP的利差將每季度上升3%，也就是每年12%。如果後來3個月的Euribor上升，回到2%～6%，利差會下降，但幅度只有每季度0.5%，或者每年2%。
這個交易最後被訴諸法庭（桑坦德與葡萄牙國有企業進行的其他類似交易都以庭外和解告終）。MdP當然應該通過情景測試來理解交易可能帶來的鉅額成本。我們並不清楚它是否進行過這樣的測試以及是否理解交易中利差會遞增這個特性。也許，在開始的兩年中每年能節省3%的融資成本這一條件誘惑力太大。根據2014年Risk雜誌的一篇文章，一家位於倫敦的企業對衝策略諮詢公司將這筆交易描繪成史上最糟糕的交易的有力競爭者之一。
業界事例27-3給出了另一個短期效益和長期風險衝突的例子。在這個例子中，高盛集團與一家客戶進行了一筆被稱為ABACUS[2]的交易，但高盛集團被指控沒有詳盡地披露交易的風險以及交易是如何構建的。這個例子再次顯示了只顧短期效益而不考慮長期聲譽風險和代價的做法。
業界事例27-3
ABACUS
2007年，高盛集團基於合成ABS CDO開發了一種被稱為ABACUS的產品。如第6章介紹過的，合成ABS CDO建立在多個ABS分檔的組合之上（通常是中間檔）。這裡合成（synthetic）的意思是，高盛集團在這裡定義了ABS CDO，但並不真正買入標的ABS的分檔，而是在兩方之間充當中間人的角色。其中A方買入一個信用違約互換，該互換為名義上生成的ABS CDO高級檔的信用損失提供保護；B方賣出這樣一個CDS，並承諾提供信用保護。A方付給B方一個保險費用（即CDS利差）。
看上去萬事大吉。這就是高盛集團一類的投行一直在做的事情——在買家和賣家之間充當中介。在這個具體的案例中，我們所指的A方是約翰·保爾森所掌控的對衝基金。這是少數幾個投下鉅額賭注，押注次級住房抵押貸款以及房市崩盤的對衝基金之一。保爾森的基金付給高盛集團1500萬美元，建立交易結構，而且保爾森的基金有權選擇結構中包含哪些ABS。交易的B方是位於德國杜塞爾多夫（Dusseldorf）的德國工業銀行（IKB Deutsche Industriebank AG，IKB）。這家公司的主要業務是對中小型企業提供貸款。交易組合的管理方是ACA，這在當時也是一家在ABS CDO管理方面聲譽很好的機構。
在該交易中，高盛集團被控對IKB提供不實信息，使其認為ABS CDO是由ACA定義的。但實際情況是，組合中的ABS是由保爾森的對衝基金選取的，而這些ABS發生鉅額損失的可能性非常高。特別是，據說保爾森在構建ABS CDO時，特意選取了那些由來自低FICO分數的貸款者和房價上漲幅度最大的地區的抵押貸款組合構成的ABS分檔。
IKB和ACA都遭受了鉅額損失，而保爾森的對衝基金卻賺得盆滿缽滿（因為在次債危機中損失慘重，IKB不得不接受救助）。SEC對這筆交易進行了調查，結果是高盛集團被罰款5.5億美元，這在當時是SEC史上開出的金額最高的罰單。事後調查發現，負責這筆交易的高盛集團交易員法布里斯·圖爾（Fabrice Tourre）曾給一位朋友寫了一封電子郵件，這封郵件使高盛集團的地位受到了很大的傷害。圖爾在信中說：“系統中的槓桿越來越高，大廈將傾倒……唯一的倖存者將是偉大的法布（指圖爾自己）……矗立在這一堆他自己一手搭建的複雜的、高槓杆的、光怪陸離的交易之間，而連他自己可能也不清楚這些怪物會帶來什麼。”[3]
ABACUS交易以及其他幾起事件促使高盛集團著手改變自己的企業文化。高盛集團的上層一致認為，高盛集團要贏回企業和投資客戶的忠誠，就必須做出改變。CEO勞爾德·貝蘭克梵（Lloyd Blankfein）在18個月內訪問了23個國家，其間他一再強調銀行的道德和聲譽與利潤同等重要（也就是說，如果存在潛在的長期不良後果，則不能以此為代價去換取短期的效益）。加里·科恩（Gary Cohn）[4]被任命執掌全公司客戶及業務標準委員會（The Firmwide Client and Business Standards Committee）。該委員會的一項工作就是評估“我們的客戶是否有足夠的經驗和能力去理解他們將與我們進行的交易所產生的各種結果”。全公司客戶及業務標準委員會採取了一系列步驟確保高盛集團的銀行職員和交易員對客戶坦誠相待，並避免任何可能會產生爭議的舉動。在採取了這些措施後，業界普遍認為高盛集團的聲譽得到了改善。
在金融機構中，薪酬制度在決定短期績效與長期風險的取捨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傳統上，獎金是根據僱員當年的業績發放的。這意味著僱員在做決定時，考慮的期限僅到下一次發放獎金的日子（總是少於1年）。如果一筆交易會導致不良後果，但是後果不會在年終之前顯現，則這種不良後果往往會被忽視。很多金融機構已經開始採取措施來改變這種只注重短期績效的薪酬制度。現在，某一年度的獎金會在接下來的幾年中分批發放，而且如果後來發現當年的盈利並不如原來設想的那樣好的話，該年度的獎金可以被追回（clawed back，也就是不再繼續發放）。[5]
[1] See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Guidance on Supervisory Interaction with Financial Institutions on Risk Culture: A Framework for Assessing Risk Culture,” April 2014.
[2] 這個詞在中文中的意思是算盤，倒是很符合語境。——譯者注
[3] 圖爾離開高盛集團和華爾街後去芝加哥大學攻讀經濟學博士學位。2014年法庭判SEC對他的欺詐指控成立，他被要求支付82.5萬美元的罰款和其他費用。圖爾本人發表聲明表示不會上訴，並希望這一事件儘快了結，使自己能夠專心學術。——譯者注
[4] 加里·科恩現在擔任特朗普總統的首席經濟顧問和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譯者注
[5] 煩瑣的法律問題導致金融機構很難追回已經發放的獎金，因此獎金追回的條款通常需要與獎金的遞延（deferral）發放結合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