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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攻擊行為：傷害他人

人際行為是人類社會中最奇怪、最不可預測和最難以解釋的現象。自然界中人類面臨的最大威脅恰是人類本身。

——劉易斯·托馬斯（Lewis Thomas，1981）

喜 劇演員伍迪·艾倫曾半開玩笑地預言：“到1990年時，綁架將成為社會交往的主要方式”，雖然這一預言沒有實現，然而這些年來，世界並不太平。9.11恐怖事件可以說是最為嚴重的暴力案件；但從傷亡人數來講，大約與之同時發生的剛果的種族大屠殺事件才算是最為慘重的。據報道，死亡人數約300萬。部分民眾被砍刀活活砍死，其他民眾大多在逃離村莊後死於飢餓和疾病（Sengupta，2003）。在鄰國盧旺達，約75萬人——包括圖西族總人口的一半——在1994年夏天的種族滅絕性屠殺中慘遭殺害（Staub，1999），顯示了人類可以何等殘忍。

2000年以後，這種暴力和毀滅性衝突不再只侷限於中東和非洲地區。全世界，人類每天要花費20億美元在武器和軍隊上——這20億美元本可以為世界上數百萬貧困人口提供足夠的食物、教育資源並進行環保投資。回顧剛剛過去的20世紀，250場戰爭奪走了1.1億人的生命——足夠建立一個人口超過法國、比利時、荷蘭、丹麥、芬蘭、挪威和瑞典總人口之和的“死亡國度”（圖10-1）。造成世界範圍內大規模人口死亡的原因除世界大戰外，慘絕人寰的種族屠殺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15～1923年間，土耳其帝國對亞美尼亞民族人民進行了瘋狂的屠殺；1971年巴基斯坦對300萬孟加拉國的移民進行了大規模的種族屠殺；150萬柬埔寨民眾死於始自1975年的恐怖時期（Sternberg，2003）。總之，從希特勒對猶太人的種族屠殺，斯大林對俄國人民的殺戮，到早期美州移民對當地土著的屠殺，無不揭示了整個人類潛質中異常殘忍的一面。

回顧人類歷史，20世紀的人們得到了最好的教育，同時卻也是最嗜好殘殺的（數據來自Renner，1999）。包括種族屠殺和人為的饑荒在內，有大約1.82億人死於類似的“大規模不幸事件”（White，2000）。

難道說我們像希臘神話中的米諾陶斯（Minotaur）一樣是半人半獸嗎？1941年仲夏的一天，在波蘭耶德瓦布內（Jedwabne）的一個小鎮上，非猶太的一半居民對另一半的猶太居民進行瘋狂屠殺，1600名猶太人中只有十幾人倖存（Gross，2001）。如何解釋人類的這種攻擊傾向呢？

• 攻擊行為取決於先天的生物基礎還是後天習得的？

• 什麼樣的情境更容易誘發敵對行為呢？

• 大眾媒體對攻擊行為有影響嗎？

• 我們怎樣才能減少攻擊行為？

這些就是我們在本章中要討論的問題。

當然，首先我們需要澄清“攻擊行為”這一術語的含義。

什麼是攻擊行為

在印度北部，曾有一個犯罪團伙，這些最早的暴徒在1550到1850年間絞死了200萬以上的人，聲稱這是為一位女神服務，他們無疑是具有攻擊性（aggressive）的。但人們同樣使用“有進取心（aggressive）”來形容一個熱情的售貨員。社會心理學家把這種自信、精力充沛、有雄心的行為區別於傷害、損毀、破壞性行為，前者稱為敢於自表性（assertiveness），後者稱為攻擊行為（aggression）。

在第5章中我們把攻擊行為 （aggression）定義為意圖傷害他人的身體行為或者言語行為。這一定義排除了車禍，牙科治療和人行道上的碰撞，但包括打耳光，當面侮辱，甚至說風涼話。研究者通常通過讓人們決定傷害他人的程度，如施加多強的電刺激，來度量攻擊行為。

該定義涵蓋了兩種不同的攻擊行為。當動物發怒時，它們在展示典型的社會性 攻擊行為；而當掠食者潛行在獵物之後時，它們表現的是靜息的 攻擊行為。社會性和靜息攻擊行為分屬不同的腦區。對於人類，心理學家把攻擊行為分為“敵意性”和“工具性”兩種。敵意性攻擊行為 （hostile agression）由憤怒引起，以傷害為目的。工具性攻擊行為 （instrumental aggression）只是把傷害作為達到其他目的的一種手段。

大多數恐怖活動屬於工具性攻擊。羅伯特·佩普（Robert Pape，2003）對1980～2001年間發生的所有自殺性爆炸事件進行研究後指出：“所有自殺性恐怖活動的一個共同特徵是都有明確的、現實的和戰略性的目標——迫使自由的民主國家從恐怖分子眼中屬於他們家園的領土上撤軍。”

謀殺大多是敵意性的。其中約有一半因為意見不合而爆發，其餘的源自戀愛中的三角關係和酒精或致幻毒品導致的爭吵（Ash，1999）。這些謀殺是衝動性的情感爆發，這有助於解釋為什麼來自110個國家的數據顯示：更為嚴厲的死刑懲罰並沒有減少殺人案件的發生（Costanzo，1998；Wilkes，1987）。儘管如此，一些謀殺以及由於報復、性脅迫導致的暴力活動卻是工具性的（Felson，2000）。1919年以來，發生在芝加哥的1000多起團伙謀殺中，大部分是冷靜並有計劃的。

攻擊行為的理論

在分析敵意性和工具性攻擊行為的原因時，社會心理學家主要有三種觀點：（1）人類有基於生物本能的攻擊性驅力；（2）攻擊行為是對挫折的自然反應；（3）攻擊行為是習得的。

攻擊行為的生物學理論

哲學家關於人性的爭論由來已久，有人認為人性在根本上是仁慈、知足而高貴的，另一些人則認為人性的本質是殘忍的。第一種觀點以18世紀法國哲學家盧梭（1712～1778）為代表，把社會罪惡歸咎於社會而非人性。第二種觀點則以英國哲學家霍布斯（Hobbes，1588～1679）為代表，將社會法律視為控制殘忍人性的必要手段。20世紀，“性惡論”，即攻擊性驅力與生俱來、無可避免的觀點得到了弗洛伊德和德國的洛倫茲（Konrad Lorenz）的贊同。

本能論和進化心理學

弗洛伊德認為，人類的攻擊行為根源於一種自我破壞的衝動。攻擊行為把這種對死亡原始的強烈欲求所蘊涵的能量轉向他人（一般而言，他稱這種強烈欲求為“死本能”）。作為動物行為專家，洛倫茲認為攻擊行為更多是適應性的而非自我破壞。兩種理論都認為，攻擊性的能量來自本能 （instinctual），是非習得的和普遍的。如果得不到釋放，這種能量就會越積越多，直到爆發為止；或者有一個合適的刺激使之得到發洩，就像老鼠擺脫捕鼠器一樣。雖然洛倫茲（1976）認為我們同樣擁有一個可以抑制攻擊行為的先天機制（如消除我們的防備），但他為人類在不斷武裝自己好戰本能的同時，卻未能增強控制能力而深感擔憂。人們對兩種釋放攻擊性本能的方法關注的失衡也許有助於解釋——為什麼在20世紀，死於戰爭的人數多於此前所有戰爭的總和。

為了涵蓋幾乎每一種可以想見的人類行為，假設的本能的清單越來越長。這時，“攻擊是一種本能”的觀點開始瓦解。1924年一項對社會科學著作的調查，列出了近6000種假設的人類本能（Barash，1979）。社會科學家試圖通過“命名 ”來解釋 社會行為，就像玩一個循環論證的遊戲：“為什麼綿羊總呆在一起呢？”“因為它們有群居的天性。”“你怎麼知道它們有群居的天性？”“只要看看它們就好了：它們總呆在一起！”

本能理論也無法解釋攻擊行為在個體和文化之間的多樣性。如果攻擊行為只是一種人類共有的本能，那又如何解釋易洛魁人（Iroquois）在白人入侵者到來之前是如此的愛好和平，而在那之後又是如此充滿敵意呢（Hornstein，1976）？雖然攻擊行為的確有其生物學基礎，但人類的攻擊傾向不能僅僅被限定為一種本能行為。

進化心理學家巴斯和沙克爾福德（Buss & Shackelford，1997）發現，攻擊行為對我們的遠古祖先在特定情況下的確有著適應意義。攻擊行為對於獲得資源、抵抗攻擊、威嚇乃至幹掉情敵、防止配偶的不忠都是一種有效的策略。在前工業化時代的一些社會裡，一名優秀的戰士可以得到更高的社會地位和更多的繁衍機會（Roach，1998）。巴斯和沙克爾福德相信，攻擊行為的適應性價值有助於解釋為什麼這種行為在人類歷史上更多地出現在男性之間。“這並非因為男人有一種‘攻擊本能’，感覺到一些能量被壓抑著必須釋放。這是男人從他們成功的祖先那裡繼承而來的一種心理機制”，從而幫助他們提高自己的基因在下一代中得到保留的機率。

神經系統的影響

攻擊行為是複雜的，並非簡單地受大腦中某個特定區域控制。儘管如此，研究者還是在動物和人類身上發現了一些能夠促進攻擊行為的神經機制。當科學家激活這些腦區時，人們的敵意程度增加了；當這些腦區的活動被抑制，敵意程度下降。通過這樣的方法，溫馴的動物也可以被激怒，同樣可以讓狂怒中的動物恢復順從。

在一項實驗中，研究者以一隻行為專橫的猴子為研究對象，將電極安置在抑制其攻擊行為的腦區。另一隻小猴子掌握著激活電極的按鈕，它很快就學會了在這隻跋扈的大猴子變得危險時按下按鈕。對腦區的激活機制在人類身上同樣有效：一位婦女在其腦區的杏仁核受到無痛的電刺激後發怒，把她的吉他砸向牆壁，差點砸中她心理治療師的頭（Moyer，1976，1983）。

既然如此，那些有暴力傾向的人是否在大腦某些方面存在異常呢？為了回答這一問題，阿德里安·雷恩等人（Adrian Raine & others，1998，2000）利用大腦掃描來測量殺人犯的腦活動，並測量了有反社會行為障礙的人的大腦灰質總量。結果發現，未受過虐待的殺人犯的前額葉激活水平比正常人低14%，反社會者的前額葉則比正常人小15%，而前額葉被認為是對與攻擊性行為有關的腦區進行緊急抑制的。其他對殺人犯和死囚的研究也證實，腦區異常可能導致異常的攻擊行為（Davidson & others，2000；Lewis，1998；Pincus，2001）。僅僅大腦異常本身就可以導致暴力行為嗎？也許答案並不那麼簡單，但對於一些有暴力傾向的人來說，這似乎是一個因素（Davidson & others，2000）。

基因的影響

遺傳因素影響神經系統對暴力線索的敏感性。我們早就知道，很多種動物可以被馴養得有很強的攻擊傾向。有時這是為了一些實際目的，如培養鬥雞等；有時，這種馴養只是為了科學研究。芬蘭心理學家Kirsti Lagerspetz（1979）在一組正常白鼠中挑選出攻擊性最強的和攻擊性最弱的分別飼養，在此後它們繁殖的26代中始終重複這一選擇過程，最終她得到了一組凶猛的老鼠和一組溫順的老鼠。

在靈長類動物和人類中，攻擊性天然有著較大的多樣性（Asher，1987；Olweus，1979）。我們的氣質（即我們的反應性和反應強度）部分是與生俱來的，同時也受交感神經系統反應性的影響（Kagan，1989）。一個人在幼年表現出來的氣質通常是穩定的（Larsen & Diener，1987；Wilson & Matheny，1986）。一個大膽、衝動、容易發脾氣的孩子更有可能發展出青春期暴力行為（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1993）。在8歲時沒有表現攻擊性傾向的兒童，成年後到48歲時也不會成為富有攻擊性的人（Huesmann & others，2003）。在分開詢問的條件下，相對異卵雙胞胎來說，同卵雙胞胎更可能在“脾氣很大”或者“經常打架”的問題上給出一致的回答（Rushton & others，1986；Rowe & others，1999）。如果同卵雙胞胎中的一個被判有罪，那另一個雙胞胎有一半的可能也有犯罪記錄，而在異卵雙胞胎中這一比率僅為五分之一（Raine，1993）。

在一項研究中，研究者對幾百名新西蘭兒童進行了追蹤，結果顯示攻擊行為是由一種能夠改變神經遞質平衡的基因和童年時期的受虐待經歷共同決定的（Caspi & others，2002；Moffitt & others，2003）。攻擊性和反社會行為並非單純地只受“不良”基因或“不良”環境的影響；相反，基因會使某些兒童對虐待更敏感，反應更強烈。先天和後天因素是互相影響的。

生物化學因素

血液中的化學成分同樣可以影響神經系統對攻擊性刺激的敏感性。實驗室研究和警方資料都表明，一旦人們被激怒，酒精會使攻擊行為更容易發生（Bushman，1993；Taylor & Chermack，1993；Testa，2002）。有暴力傾向的人比一般人更可能飲酒，在喝醉以後更可能變得具有攻擊性（White & others，1993）。請看以下材料：

• 在一項實驗研究中，喝醉的人會施加更強的電擊，在回憶人際關係衝突時感覺到更強烈的憤怒（MacDonald & others，2000）。

• 一項對強姦犯的調查顯示，他們中有略多於一半的人在犯案前喝了酒。在最近一項對171所大學近9萬名學生的調查中，五分之四有過不愉快交往經歷的學生承認在那之前使用了酒精飲料或藥物（Pressley & others，1997）。由此可以推測，那些攻擊他們的人也大多如此。

• 在65%的殺人案件和55%的家庭暴力案件中，攻擊者和（或）受害者喝過酒（American Psychology Association，1993）。

• 如果虐待配偶的酗酒者能夠在治療後終止他們的問題飲酒行為，那他們的暴力行為通常也會停止（Murphy & O'Farrell，1996）。

酒精可以降低人們的自我覺知和考慮後果的能力，進而增加暴力行為發生的可能（Hull & Bond，1986；Ito & others，1996；Steele & Southwick，1985）。酒精使人們的個性弱化，降低我們的抑制能力。

暴力行為與雄性激素即睪丸激素也有關係。儘管激素的影響對低等動物比對人類要強烈得多，但降低雄性激素水平的藥物的確可以削弱有暴力傾向男性的攻擊性。在聽到尋呼機的嘟嘟響聲時，睪丸激素水平很高的個體報告，他們感覺到了更多的不安與緊張（Dabbs & others，1997）。他們顯得較為衝動、易怒，挫折忍受能力也相對較低（Harris，1999）。

25歲以後，暴力犯罪率與人們的睪丸激素水平均下降。被判為蓄意的或無端的暴力犯罪的罪犯，其睪丸激素水平比非暴力犯罪的罪犯要高（Dabbs，1992；Dabbs & others，1995，1997，2001）。在正常的青少年和成年人中，那些睪丸激素水平高的人更容易出現不良行為、使用致癮麻醉品以及對挑釁產生攻擊性迴應（Archer，1991；Dabbs & Morris，1990；Olweus & others，1988）。正如詹姆斯·達布斯（Dabbs，2000）所言，睪丸激素“分子雖小，但作用巨大”。給男性注射睪丸激素並不能直接使人變得富於攻擊性，雖然睪丸激素水平低的男性一定程度上不易被激惹起攻擊性行為（Geen，1998）。睪丸激素大致可比作電池的電力，只有電力水平很低時，暴力犯罪才會有明顯下降。［為了擺脫自身持久存在的破壞性衝動，也為了縮短他們的刑期，一些因性暴力而入獄的罪犯主動請求對他們施行閹割。相比女性子宮切除，這種手術對人體的侵入性危害較小。應否同意他們的要求呢？如果這一要求得到滿足，並且此後他們被認為不再有實施性暴力的危險，他們的刑期是否應該被縮短甚至取消呢 ？］

暴力行為另一個常見的元凶是神經遞質5-羥色胺的缺乏，在控制衝動的額葉區有其許多接受器。在靈長類動物和人類中，有暴力傾向的幼兒和成人5-羥色胺水平均偏低（Bernhardt，1997；Mehlman，1994；Wright，1995）。此外，在實驗室條件下降低人們的5-羥色胺水平，可以增強他們對厭惡事件的反應和釋放電刺激的意願。

還有一點非常重要，睪丸激素、5-羥色胺和行為之間的作用是相互的。比如，睪丸激素可以促進支配欲和攻擊行為的產生，但同時支配或取勝的行為也會提高睪丸激素的水平（Mazur & Booth，1998）。在勁敵之間進行的一場世界盃足球賽或者重大籃球比賽之後，勝利一方球迷的睪丸激素水平顯著上升，而失敗一方球迷的睪丸激素水平則下降了（Bernhardt & others，1998）。社會經濟地位比較低的人5-羥色胺水平往往也比較低。進化心理學家認為，這也許是一種自然的反應，這種狀態使他們敢於承擔風險去增進他們的利益和地位（Wright，1995）。

綜上所述，神經系統、基因、生物化學因素對某些人在面對衝突、挑釁時會不會做出攻擊行為都有重要的影響。但攻擊性是否真的如此多地源自人類本性，乃至使世界和平的願望無法實現呢？美國心理協會（APA）和國際心理學家理事會（ICP）已經聯合其他組織簽署了一份由來自12個國家的科學家起草的有關暴力行為的聲明（Adams，1991）：“在科學上，（聲稱）戰爭與其他暴力行為是世代相傳的人類天性（或者）戰爭是由‘本能’或者某個單一動機引發的說法，都是不正確的。”因此，正如在下文中將要看到的，我們可以通過一些方法減少人類的攻擊行為。

攻擊行為的挫折—攻擊理論

那是一個暖和的夜晚，在兩個小時的認真學習之後，你覺得又累又渴，於是你向朋友借了一些零錢，走向最近的一個自動售貨機。你把錢放入機器裡，迫不及待地想要喝一口冰涼爽口的可樂。但是，當你按下提貨的按鈕時，售貨機卻完全沒有反應。你又按了一次，然後按下了把錢退回的按鈕，機器仍然毫無動靜。你用力地敲打著按鈕，然後用拳頭捶它們。最後你晃動、敲打售貨機。可一切仍然無濟於事。你跺著腳回到自己的房間，兩手空空。此時，你的室友是不是該很小心地對待你呢？那時的你是否更容易說出一些傷人的話語，甚至做出一些傷害性的事情呢？

作為最早對攻擊行為進行解釋的心理學理論之一，流行的挫折—攻擊理論 （frustration-aggression theory）對此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約翰·多拉德和他的同事認為（Dollard & others，1939，p.1），“挫折總會導致某種形式的攻擊行為。”這裡的挫折 （frustration）指的是，任何阻礙我們實現目標的事物（比如那個出現故障的自動售貨機）。當我們達到一個目標的動機非常強烈，當我們預期得到滿意的結果，卻在行動過程中遇到障礙時，挫折便產生了。魯珀特·布朗和他的同事（Brown & others，2001）對乘渡船去法國的英國乘客進行了調查，結果發現：當法國的漁船堵塞碼頭，擋住渡船前行時，他們的攻擊性顯著增強了。由於達成目標的願望受阻，在看了一些圖片後，乘客們愈加同意打翻咖啡杯的法國人應受到斥責，對威脅到當地鄉村麵包師生計的法國糕點應予抵制。

如圖10-2所示，攻擊的能量並非直接朝挫折源釋放。我們學會剋制直接的報復，特別當別人會對這種行為表示反對或者進行懲罰時；相反，我們會把我們的敵意轉移 到一些安全的目標上。一則古老的故事為轉移 （displacement）做了很好的詮釋：一個被老闆羞辱的男人回家以後大聲斥責他的妻子，妻子只好向兒子咆哮，兒子只能踢狗解氣，而狗則把來送信的郵遞員咬了一口。在實驗情境和現實生活中，當新的目標與挫折源有相似之處，並且稍稍刺激了攻擊能量的釋放時，攻擊的轉移最容易發生（Marcus-Newhall & others，2000；Miller & others，2003；Pedersen & others，2000）。相信大多數人都經歷過這樣的情況，當一個人滿懷著怒火時，哪怕是平時根本不予理會的輕微冒犯也可能引發一個爆炸性的過度迴應。

挫折產生攻擊的動機。由於對反對和懲罰的畏懼，人們往往不直接對挫折源進行攻擊，因此攻擊驅力可能會被轉移，指向其他目標，甚至轉而指向自己。

資料來源：Based on Dollard & others，1939，and Miller，1941.

許多評論認為，可以理解，9.11恐怖事件激起了美方的強烈憤怒，促成了其對伊拉克發動襲擊。美國人此時需要尋找宣洩憤怒的對象，於是把矛頭指向了罪惡的暴君——薩達姆·侯賽因，他們昔日的盟友。2003年，托馬斯·弗裡德曼（Thomas Friedman）指出：“發動這次戰爭的真正原因在於：9.11事件後，美國需要對阿拉伯世界的某些人進行打擊。而之所以選擇薩達姆，原因很簡單：他罪有應得，而且他正處於這一世界的中心部位。”戰爭的另外一位發動者，副總統理查德·切尼（2003）似乎同意這一觀點。他在被問及為什麼大多數國家都反對美國發動戰爭時指出：“因為他們沒有經歷9.11事件。”

修正後的挫折—攻擊理論

對挫折—攻擊理論的實驗檢驗得到了不盡一致的結果：有些情況下挫折增加了被試的攻擊性，另一些卻並沒有。如果這種挫折是可以理解的，例如在一項實驗中，如果一名成員是因為他的助聽器發生故障而不是粗心大意阻礙了團體的問題解決時，那麼它只會導致憤怒，而不是攻擊行為（Bernstein & Worchel，1962）。

伯科威茨（Berkowitz，1978，1989）認為原有的理論誇大了挫折與攻擊行為之間的關聯，因此他對該理論進行了修正。伯科威茨認為挫折產生的是憤怒 ，攻擊行為的一種情緒準備狀態。憤怒起源於某個有其他行為選擇可能的人阻撓了我們實現目標（Averill，1983；Weiner，1981）。一旦有攻擊線索“拔掉了瓶塞”，受挫者就特別容易大發雷霆，把憤怒“倒個底兒朝天”（圖10-3）。有時瓶塞也可能在沒有這樣線索的情況下被打開。但是，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與攻擊行為有關的線索會放大這種攻擊行為（Carlson & others，1990）。［請注意：挫折—攻擊理論是用來解釋敵意性攻擊而非手段性攻擊的 。］

挫折是否與剝奪相同

請描繪一下一個極端受挫的人是什麼樣子的，不論是經濟方面、性方面還是政治方面的挫敗。

憑直覺，我猜你在想像的一定是一個在經濟方面、性方面或者政治方面被剝奪 的人，並且自認為有一個很好的理由：一旦社會失業率上升，暴力犯罪率也隨之上升（Catalano & others，1997）。當20世紀90年代後期美國失業人數大幅下降時，暴力犯罪也顯著減少了。21世紀初，失業率再次上升，暴力犯罪亦然。

但是，我們所說的挫折可能和這種剝奪並沒有關係。在性方面最為受挫的人可能並不是獨身的人；在經濟方面最為受挫的人可能並不是那些生活在牙買加臨時陋屋裡的貧困者。在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時期，到處都是經濟破產的人，但暴力犯罪率並沒有因此顯著上升。如暴力成因與預防國家調查組1969年總結的那樣，經濟上的進步甚至可能增加挫折的發生，使暴力犯罪逐步上升。同樣地，巴勒斯坦的“人體炸彈”也並不是巴勒斯坦最貧困的人。如北愛爾蘭的愛爾蘭共和軍，意大利的紅色旅，德國的Bader-Meinhof團伙，大都是中產階級（Krueger & Maleckova，2003；Pettigrew，2003）。9.11恐怖襲擊者也是如此，他們受過專業訓練且遊歷過世界各地。集體的羞恥感與敵意催生了恐怖主義，而遠非單純的剝奪。讓我們來探一究竟。

1967年的一天，密歇根州長向媒體吹噓：該州在公民權立法上在處於全國的領先地位；在過去的5年時間裡，3.67億美元的聯邦救助被投放到底特律。這些話剛剛在電臺廣播完，底特律一個大型黑人居住區就爆發了美國20世紀最嚴重的城市暴亂，43人死亡，683處建築被焚燬。

人們驚呆了：為什麼暴亂會發生在底特律？雖然相對於當地白人的富裕生活，黑人居住區仍然較為貧困落後，但在其他一些地方這種不公平的現象要嚴重得多。為回答此類問題而建立的民事動亂國家顧問委員會得出這樣的結論：20世紀60年代公民權立法和司法的成就提高了人們對生活狀況的期望，而當預期與現實存在差距時，挫折感便產生了，這是暴亂髮生的一個直接的心理原因。當底特律等地市民的預期發生“革命性上升”時，挫折感就可能漸漸積累，即使真實的生活狀況正在得到改善。

這一原則普遍適用。伊沃和羅莎琳·費厄瑞本德（Ivo & Rosaline Feierabend，1968，1972）組成的政治科學家、社會心理學家小組應用挫折—攻擊理論來研究84個國家政治的不穩定性。在高速現代化的國家裡，隨著城市化程度和人們的文化水平的提高，他們對物質生活的可能的前景越來越敏感。但富裕群體通常只能較慢地擴展。因此，人們的期望與實際所得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這使得他們的挫折感變得更為強烈。一旦人們的期望超過了現實生活，即使我們完全消除剝奪現象，挫折和政治攻擊行為也依然會逐步增加。

並不是說，剝奪與社會不公和社會動盪無關；關鍵在於，期望與實際所得之間的差距產生挫折感 。當你的所得滿足了你的期望，你的需求是你的收入水平可以實現的，這時你會感到滿足，而不會是挫折感（Solberg & others，2002）。

相對剝奪

當我們把自己和他人進行比較時，我們的挫折感就會變得較為複雜。工人的幸福感取決於和同一條工作線上其他人相比他們獲得的報酬是否公平（Yuchtman，1976）。提高城市警察的工資水平雖然可以暫時提高他們的士氣，卻可能同時降低該市消防員的士氣。

這種感覺稱為相對剝奪 （relative deprivation）。它可以預測少數人群體在感覺到不平等待遇時會做出什麼樣的反應（Kawakami & Dion，1993，1995）。相對剝奪同樣可以解釋，為什麼在貧富差距大的國家和社會裡，人們的幸福感較低而犯罪率較高（Hagerty，2000；Kawachi & others，1999）。相對剝奪同樣可以解釋東德人民反抗他們的政權的原因：雖然他們的生活水平要高於一些西歐國家，但卻低於他們的西德同胞，從而使他們有挫折感（Baron & others，1992）。

“相對剝奪 ”這一術語是學者在研究美國二戰士兵滿意度時首先使用的（Merton & Kitt，1950；Stouffer & others，1949）。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美國空軍士兵對於自己獲得晉升的機會比軍警有著更 強烈的挫折感，而事實上軍警的晉升要比空軍士兵緩慢而不可預期得多。空軍的晉升是很快的，而大多數的空軍人員可能都覺得自己比一般的空軍成員更為出色（自我服務偏見），因此他們所期望的要比實際獲得的更多。結果，當然就是挫折感啦。

今天，電視節目和廣告中所描繪的富裕生活也是挫折感一個可能的來源。在電視普及的社會裡，它把絕對剝奪（缺乏別人擁有的東西）的感覺轉化為相對剝奪（被剝奪感）。卡倫·亨尼根和她的同事（Hennigan & others，1982）考察了電視在美國城市中推廣的時期內犯罪率的變化。在被考察的34個城市中，電視從1951年開始普及，而當年的盜竊犯罪率（如在商店中行竊、偷自行車等）出現了跳躍性的上升。在另外34個由於政府控制而使電視的普及被延遲到1955年的城市裡，一個相似的盜竊犯罪率的飛昇也出現了，而時間正是在1955年。

攻擊行為的社會學習理論

基於本能和挫折的攻擊行為理論認為：充滿敵意的強烈衝動來自內在的情緒，這些情緒可以把體內的攻擊慾望“釋放”出來。社會心理學家指出，學習同樣可以“引導”出攻擊行為。

攻擊行為的回報

通過親身經歷和對別人的觀察，我們學習到攻擊行為通常需要付出什麼。實驗可以把溫馴的動物改造成凶殘的好戰者，嚴重的挫敗則可以導致順從（Ginsburg & Allee，1942；Kahn，1951；Scott & Marston，1953）。

同樣，人類也可以習得攻擊行為的回報。兒童一旦成功地使用武力脅迫了其他兒童，他很可能會越來越富於攻擊性（Patterson & others，1967）。那些最常因為比賽中的粗野動作而被處罰的強攻擊性曲棍球手比攻擊性不太強的運動員得分更多（McCarthy & Kelly，1978a，1978b）。在加拿大青少年曲棍球手中，那些父親贊同身體攻擊性動作的選手顯示了最富攻擊性的比賽態度和方式（Ennis & Zanna，1991）。在這些例子裡，攻擊行為是為了得到特定回報而採取的手段。

集體暴力也有類似的效果。在1967年底特律暴亂後，福特汽車公司加大了僱用少數民族工人的力度。喜劇演員迪克·格雷戈裡（Dick Gregory）為此開玩笑說：“去年夏天的大火燒得離福特的工廠太近了。寶貝，別把小野馬（the Mustangs）烤焦了。”

恐怖主義活動同樣如此：它們可以使無職無權的人得到廣泛的關注。如中國古語所說：“殺一儆百”。在這個全球化的年代，殺幾個人就可以恐嚇住上億人口。傑弗裡·魯賓（Jeffrey Rubin，1986）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沒有瑪格麗特·撒切爾所謂“公開性的氧氣”（oxygen of publicity），恐怖主義必然會被消滅。這就好像20世紀70年代經常發生的觀眾為了在電視上能有幾秒鐘的上鏡時間而裸體飛奔入足球場的事件一樣，一旦社會決定不再理睬這樣的事情，這一現象也就消失了。

觀察學習

班杜拉（Bandura，1997）提出了攻擊行為的社會學習理論 （social learning theory）。他認為，人們對攻擊行為的學習不僅發生在親身體驗其後果時；通過觀察別人，人們也可以進行同樣的學習。像很多社會行為一樣，當看到別人表現攻擊行為並沒有受到懲罰時，我們會習得攻擊行為。

班杜拉曾做過這樣一項實驗（Bandura & others，1961）：實驗者讓斯坦福幼兒園的一個小朋友做一項有趣的繪畫活動，同時一個成年人在房裡的另一個角落，那裡有組合玩具——萬能工匠、一個錘子和一個充氣娃娃。在玩了一分鐘萬能工匠之後，成年人站起身，對充氣娃娃進行了持續10分鐘的攻擊。她用錘子重重地砸它，踢它，把它扔來扔去，一邊還大叫著：“揍他的鼻子……把他打翻……踢死他……”

目睹了這次突然爆發之後，小朋友被帶到另一個屋子，裡面有很多漂亮可愛的玩具。但在兩分鐘之後，實驗者打斷了小朋友，說這些是她最好的玩具，她必須“把它們留給別的小朋友”。受到挫折的小朋友現在到了另一個房間，裡面有各種玩具，有的可用於攻擊，另一些則不能，其中包括充氣娃娃和錘子。

如果小朋友沒有看到成年人富於攻擊性的示範，他們很少表現出攻擊性的言語和行動。雖然有挫折感，他們仍然很平靜地玩著。但那些觀察到成年人攻擊行為的小朋友則很可能拿起錘子擊打玩具娃娃，這一現象的發生概率要比沒看過的小朋友高出許多倍。對成人攻擊行為的觀察降低了他們對自己的抑制。而且，孩子常常重複示範者的動作和話語。所以觀察攻擊性行為不僅降低了孩子對自我的控制，還教給了他們怎樣去攻擊。

班杜拉（1979）認為，日常生活中，我們受到來自家庭、文化和大眾媒體的攻擊性榜樣的影響。

家庭 　身體富於攻擊性的兒童往往有慣用體罰的父母。父母用尖聲訓斥和拳打腳踢管教他們，從而塑造了他們的攻擊性行為（Patterson & others，1982）。這些家長通常也受過來自他們父母的體罰（Bandura & Walters，1959；Straus & Gelles，1980）。雖然受虐待的孩子日後並不一定變成罪犯或者虐待子女，但其中30%的人確實對自己的孩子實施了類似的虐待，這一比例是平均水平的4倍（Kaufman & Zigler，1987；Widom，1989）。在家庭裡，暴力的結果往往是新的暴力。

家庭的影響還表現在社會中較高的暴力犯罪率與缺少父親的家庭的關係（Triandis，1994）。美國司法統計局的報告顯示，單親家庭中成長起來的孩子佔了青少年拘留案件中的70%（Beck & others，1988）。利用這些數據，戴維·萊肯（Lykken，2000）經過分析發現：相比其他孩子，成長過程中父親不在身邊的孩子被虐待、輟學、離家出走、成為未婚少年父母、暴力犯罪的可能性要高出7倍。雙親家庭的好處在於，不僅能夠得到父親更多的關懷和正面教導，還意味著貧困可能性的降低和更多的受教育機會，更不會無家可歸。父母的缺失（通常是缺少父親）和暴力之間的相關不因種族、收入水平、教育程度和地區的不同而改變（Staub，1996；Zill，1988）。英國的一項研究中，研究者追蹤了1萬名兒童從出生到33歲的成長曆程，發現在父母關係破裂之後，兒童發生問題的危險也隨之增加（Cherlin & others，1998）。

這種關係還表現在時代的變遷中。1960年，只有略多於1/10的兒童生活在單親家庭中，因暴力犯罪被捕的青少年只有16000人。到了2000年，有3/10的兒童生活在單親家庭中。雖然青少年總數與1960年基本相當，卻有10萬人因暴力犯罪被捕。並不是說在缺少父親的環境下成長起來的兒童就會去違法或者有暴力傾向（如果有母親或者大家庭的精心呵護，這類兒童都可以健康成長），也不是說缺少父親是惟一可信的解釋。關鍵在於，無論何時何地，若缺少父親，暴力犯罪的可能性確實增加了。看來，家庭情況確實是有影響的。

文化 　家庭之外的社會環境也給我們提供了學習的榜樣。在崇尚“男子漢氣概”的社會裡，攻擊行為可以很容易地傳遞給下一代（Cartwright，1975；Short，1969）。青少年團夥的暴力的亞文化為新成員提供了攻擊行為的榜樣。

更廣義的文化也有影響，來自經濟不發達、貧富嚴重不均、尚武且參與過戰爭的非民主文化的人，會傾向於支持和參與攻擊行為（Bond，2003）。尼斯比特和科恩（Nisbett，1990，1993；Dov Cohen，1996，1998）補充道，來自崇尚榮譽的文化的人，也會有攻擊性的心理傾向。據他們報告，在美國內部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居住在新英格蘭、東海岸中部地區的民族冷靜而注重合作，而定居在南部大部分地區的民族（他們大多是蘇格蘭、愛爾蘭後裔）則崇尚武力和個人榮譽。前者多是農場主和手工工匠，後者則是富於攻擊性的獵人和牧人。因此到目前為止，在南方人居住的地區中，白人的殺人案發率要比北方人定居的地區高。例如，得克薩斯州狹長地帶（移民者來自上南部地區）白人的殺人率是內布拉斯加州（移民者來自東部、中西部和歐洲）的4倍。相比內布拉斯加州貧困程度更高的城鎮，得克薩斯州貧困率較低的城鎮殺人案發率卻更高。

南方人並不提倡在任何情況下都使用武力，但捍衛自己的財產與尊嚴、懲戒惡行的暴力行為則是受到推崇的（Nisbett & Cohen，1996）。只有18%的白種非南方人同意“為了保護自己的家園我們有權殺人”，而36%的南方白人都這樣認為。南方白人的持槍率是中西部鄉村的白人的兩倍；南方人還更傾向於支持戰爭和打屁股的懲罰方式（塑造社會關係中的暴力行為方式）。

通過親身經歷和觀察攻擊性的榜樣，都可以習得攻擊性的反應方式。但什麼情況下會真的出現這種反應呢？班杜拉（Bandura，1979）認為，攻擊行為是由挫折、疼痛、受辱等令人不快的體驗激發的（圖10-4），這些體驗在情緒上把我們喚醒。但我們是否真的選擇攻擊性行為還取決於我們對結果的預期。當攻擊行為看上去比較安全甚至會帶來好處時，我們在被喚醒之後就很可能會那麼做了。

由不愉快體驗產生的情緒喚醒激發攻擊行為。但我們是真的發起攻擊行為，還是做出其他的迴應，還取決於我們對結果的預期，這是通過學習獲得的。

資料來源：Based on Bandura，1979，1997.

小結

攻擊行為有兩種形式：敵意性攻擊，由憤怒等情緒引起並以傷害為目的；工具性攻擊，是達到其他目的的一種手段。

關於攻擊行為有三種主要理論。與弗洛伊德和洛倫茲關係密切的本能觀點認為攻擊性的能量會在體內不斷積累，就像水在大壩後積聚一樣。雖然這種觀點很少有直接證據的支持，但攻擊行為確實受到遺傳、血液化學成分和大腦等生物學因素的影響。

第二種觀點認為是挫折產生了憤怒和敵意，如果存在攻擊性的線索，這種憤怒就可能激起攻擊行為。挫折感不僅來自剝奪本身，還來自期望和現實之間的差距。

社會學習理論認為我們的攻擊行為是習得的。通過親身經歷和觀察別人的成功，我們會習得攻擊行為的好處。社會學習使家庭、亞文化和大眾媒體都能對攻擊行為產生重要的影響。

攻擊行為的影響因素

在什麼情況下人們會攻擊他人？誘發因素包括厭惡事件、喚醒、媒體和群體氛圍。

厭惡事件

能誘發攻擊行為的事件通常不僅包括挫折，還有一些令人厭惡的體驗：疼痛、令人不適的炎熱，受攻擊、過度擁擠等。

疼痛

內森·阿茲林（Nathan Azrin）曾經試圖研究，切斷足部電擊，是否可以強化兩隻老鼠間積極的關係。他計劃先對老鼠進行電擊，一旦兩隻老鼠互相接近，就把帶來疼痛的電流切斷。但讓他十分吃驚的是，這個實驗任務是不可能完成的，因為一旦老鼠感覺到疼痛，馬上就開始互相攻擊，實驗者根本來不及把電流切斷。電擊（和疼痛）越強烈，攻擊就越猛烈。

是否只有老鼠才這樣呢？研究者發現，對於很多種動物，遭受的待遇越殘酷，它們對同伴施加的行為也就越殘忍。如阿茲林（1967）所述，這種疼痛—攻擊反應

在多種不同品種的老鼠身上都會發生。然後我們發現，當以下任何一種動物被關在同一個籠子裡時，電擊都會產生攻擊行為：某些品種的老鼠，倉鼠，負鼠，浣熊，狨猴，狐狸，海狸鼠，貓，海龜，猴子，白鼬，紅松鼠，矮腳雞，公雞，短吻鱷，小龍蝦，兩棲鯢類，幾種蛇，包括大蟒蛇、響尾蛇、褐鼠蛇、棉口蛇、銅斑蛇和黑蛇。很顯然，電擊—攻擊反應在多種生物中普遍存在。所有這些動物在電擊下做出的攻擊反應都迅速而穩定，和老鼠一樣，彷彿是由“按鈕操控”的。

這些動物不會挑剔攻擊目標，不論同類還是異類的動物，甚至是充氣娃娃和網球，它們都會發動攻擊。

研究者還考察了其他形式的疼痛是否具有同樣的作用。結果發現：不光電擊會引發攻擊，強烈的炎熱和“心理疼痛”——比如，一隻飢餓的鴿子在訓練過程中，只要啄一個圓盤就可以得到食物作為獎賞，這次卻突然沒有獲得食物——都可以帶來相同的反應。當然，這裡的“心理疼痛”就是我們所說的挫折。［現在的倫理準則限制了研究者對可以帶來疼痛的刺激的使用 。］

疼痛同樣會提高人類的攻擊性。大概我們每個人在頭痛或者絆了腳之後，都曾有過那樣的反應。伯克威茨和他的同事對此問題進行了研究。他們以威斯康星大學的學生為被試，讓他們把手放在一杯微熱的水，或者一杯冰涼刺骨的水中。結果，對旁邊一個不斷髮出討厭聲音的傢伙，那些將手放在冰水中的被試更為急躁和煩惱，並且更傾向於對此人表示強烈的不滿。基於這些結果，伯科威茨（Berkowitz，1983，1989，1998）認為，厭惡事件而非挫折才是敵意性攻擊行為最基本的誘發因素，雖然挫折確實是一類重要的不愉快事件。事實上任何形式的厭惡事件，比如希望破滅、人身侮辱、軀體疼痛等，都可以激起情緒爆發，甚至沮喪狀態造成的折磨也會增加敵意性攻擊行為發生的可能性。

炎熱

很長時間以來，人們都認為氣候對人類行為有著影響。希波克拉底（約公元前460～337）把當時文明的希臘人和現屬德國、瑞士的地區未開化的野蠻人進行比較，他認為造成他們之間顯著差異的原因是北歐嚴酷的氣候。後來，英國人把他們“優越”的文化歸功於英格蘭 理想的氣候，法國思想家對他們的法國也有著同樣的看法。但一個地區的氣候總是穩定的，而文明的特性卻會發生改變，因此文明的氣候理論在有效性上顯然有其侷限性。

儘管如此，短時的天氣變化還是會影響人們的行為。令人厭惡的氣味、香菸味、空氣汙染都與攻擊性行為有著某種聯繫（Rotton & Frey，1985），但得到最廣泛研究的環境誘發因素還是炎熱。威廉·格里菲特（William Griffitt，1970；Griffitt & Veitch，1971）研究發現，相比那些在室溫條件下回答問卷的被試，在炎熱的房間裡（高於90°F）完成任務的被試感覺更為疲憊，更富攻擊性，對陌生人表現出更強的敵意。隨後的實驗發現炎熱還可以引發報復行為（Bell，1980；Rule & others，1987）。

實驗室條件下如此，真實世界裡令人不快的炎熱是否也會增加人們的攻擊行為呢？請看以下的材料：

• 當熱浪侵襲亞利桑那州的鳳凰城時，那些汽車裡沒有空調的司機更可能對堵住路口的車大按喇叭（Kenrick & MacFarlane，1986）。

• 在全美棒球聯賽1986～1988的幾個賽季中，當比賽在華氏90多度的氣溫下進行時，擊球手被球擊中的事件比在華氏80度以下進行的比賽多出三分之二（Reifman & others，1991）。在炎熱的天氣裡，投手不會為如何投球而迷惑猶豫。他們不再走來走去，猶豫著該投什麼樣的球。他們投出的球也更多重重地打在擊球手身上。

• 1967～1971年發生在79個美國城市的暴動更多地發生在炎熱的日子裡。

• 在6個城市進行的研究都表明，天氣炎熱時更易出現暴力犯罪（Anderson & Anderson，1984；Cohn，1993；Cotton，1981，1986；Harris & Stadler，1988；Rotton & Frey，1985）。

• 在整個北半球，不僅酷熱的日子會發生更多的暴力犯罪，在一年中較為炎熱的季節裡，在更為炎熱的那些夏季，更為炎熱的年份、城市或地區，也都是如此（Anderson & Anderson，1998，2000）。安德森等人認為，如果全球溫度上升4°F（約2℃），那麼僅美國每年就會增加至少5萬起嚴重的襲擊事件。

真實世界裡的這些情況是否足以說明炎熱帶來的不適直接導致了攻擊行為的發生呢？雖然這個結論看上去有道理，但溫度和攻擊行為之間的這些相關 並不能證明這一點。在炎熱潮溼的天氣裡，人們當然會更加急躁；在實驗室裡，高溫的確能增強我們的情緒喚醒和帶有敵意的想法（Anderson & others，1999）。但也可能存在其他因素。可能夏季炎熱的夜晚只是把人們從家裡趕到了大街上，在那裡，其他相關的群體因素髮生了作用。

攻擊

受到攻擊或侮辱尤其容易引發攻擊行為。日本大阪大學的Ohbuchi和Kambara（1985）的實驗都證實蓄意的攻擊將招致報復性回擊。此類實驗中，有兩名被試在一項反應時測試中進行比賽；每組測驗之後，由獲勝者決定給失敗者施加多大強度的電擊。事實上，每個被試的對手都是一個設計好的電腦程序，該程序會穩步地、逐級增加電擊的強度。我們真實的被試在反應上是否會比較仁慈呢？事實幾乎都不是這樣的，大部分的迴應方式是：以牙還牙，以眼還眼。

喚醒

我們已經看到很多種厭惡刺激可以喚起人們憤怒的情緒，是否其他形式的喚醒，如伴隨體育鍛煉或性興奮的情緒喚醒，也有相似的效果呢？試想，塔娜在高強度的短跑鍛鍊後回到家，發現本來說好晚上約會的男孩來過電話，留言說他晚上另有計劃。相比在小睡醒來時收到這樣的消息，此時剛跑完步的塔娜是否會更容易發怒呢？或者，剛做完運動之後，她的攻擊傾向會被削弱嗎？為了回答這個問題，讓我們來看一些關於我們如何對自己的身體狀況進行解釋分類的有趣實驗。

在斯坦利·沙克特和傑爾姆·辛格（Schachter & Singer，1962）的著名實驗中，發現人們可以通過不同方式體驗到機體的喚醒狀態。實驗以明尼蘇達大學的學生為被試，給他們注射腎上腺素，使其達到喚醒狀態，這種藥物可以使人臉紅、心跳加速、呼吸急促。如果告訴被試注射的藥物會產生這些效果，即使和一個充滿敵意或者歡快的人一起等待，人們的情緒波動也會很小。顯然，他們會把自己的軀體感覺歸因於藥物作用。但另一組被試被告知藥物不會產生任何副作用。同樣，他們被安排和一個充滿敵意或者歡快的人待在一起，他們又是如何反應的呢？和不友好的人在一起，被試會被激怒；而和歡快的人在一起時，被試則過得很愉快。由此，我們似乎可以總結出這樣的原則：一種軀體喚醒狀態會引發怎樣的情緒，取決於人們對這種喚醒的解釋和分類。

但另一些實驗卻顯示，喚醒並非像沙克特相信的那樣，在情緒上無所差別。軀體的興奮狀態確實可以強化幾乎所有情緒（Reisenzein，1983）。例如，如保羅·比內（Biner，1991）所報告的，在被明亮的燈光喚醒時，被試對無線電廣播中的靜電噪聲尤其 反感；多爾弗·齊爾曼（Zillmann，1988），詹寧斯·布萊恩特及其合作者發現，剛剛參加完自行車鍛鍊，或者剛剛看完有關披頭士的搖滾音樂會的電影，人們都會更容易錯誤地把他們的喚醒狀態歸因於挑釁，然後用更強烈的攻擊行為進行反擊。雖然我們可能想當然地認為，劇烈運動會消耗掉塔娜攻擊性的緊張壓力，讓她可以平靜地接受壞消息，但以上實驗證明，喚醒的狀態只會強化情緒。

因此，性喚醒和憤怒等其他各種形式的喚醒狀態之間是可以相互增強的（Zillmann，1989）。性愛只有在打完架或者受到驚嚇之後才最富激情。在實驗室條件下，那些剛剛受到驚嚇的被試被色慾刺激喚醒的程度更高。類似的，坐一次過山車引起的喚醒狀態也可能使人深深陷入對伴侶的浪漫感覺之中。

挫敗、酷熱或者侮辱性的情境都會提高我們的喚醒水平。這種情況一旦發生，喚醒狀態就會與敵對的想法和情緒一起，促成攻擊性行為（圖10-5）。

厭惡性情境可以激起人們敵對性的認知、敵對情緒和喚醒狀態，繼而引發攻擊行為。這樣的反應使我們更容易將他人意圖理解成惡意的，並報之以攻擊。

資料來源：Simplified from Anderson，Deuser，and DeNeve，1995.

攻擊線索

如前所述，當攻擊線索“拔掉瓶塞”，胸中怒火噴湧而出時，攻擊行為最容易發生。伯科威茨（Berkowitz，1968，1981，1995）等人發現，看到武器就是這樣一種線索，尤其是當它被看做一種暴力工具而非消遣時。實驗中，剛玩過玩具槍的小朋友更願意推倒另一個小朋友堆起的積木。在另一個實驗中，相比附近只有羽毛球拍的情況，當附近有來複槍或者左輪手槍（被試以為這是上一個實驗遺留下來的）時，憤怒的威斯康星大學被試對給他們造成痛苦的人施加了更為強烈的電流刺激（Berkowitz & LePage，1967）。所見即為所思。槍支會啟動敵對性想法和懲罰性的判斷（Anderson & others，1998；Dienstbier & others，1998）。因此，伯科威茨認為：美國一半的謀殺是用手槍完成的，而家藏的手槍殺死家庭成員的可能性遠高於殺死入侵者這樣的事實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他認為：“槍支不僅使暴力成為可能，還可以刺激它的發生。手指扣動扳機，但扳機同樣可以拉動手指。”

伯科威茨同樣認為，禁止持有手槍的國家謀殺率較低是合情合理的。英國人口為美國的1/4，但謀殺案只有它的1/16。美國每年有1萬起手槍槍殺案件；澳大利亞約有12起，英國24起，加拿大100起。在華盛頓特區通過了限制人們持有手槍的法律後，與槍有關的謀殺案和自殺事件都迅速降低了25%。但其他形式的謀殺和自殺案件沒有發生任何改變，該法案適用範圍之外的臨近地區也都沒有發生類似的下降（Loftin & others，1991）。

研究者還考察了持有或不持有槍支的家庭發生暴力事件的危險性。由於這些家庭在相關的背景上都有可能不同，因此這項研究受到置疑。一項由疾病控制中心發起的研究中，對相同性別、種族、年齡和住所的槍支持有者和非槍支持有者進行比較。研究結果帶有諷刺和悲劇意味，那些家中藏有槍支（通常是為了自衛）的人被謀殺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2.7倍——幾乎都是被家人或者密友殺死的（Kellermann，1993，1997）。同樣，藏有槍支的家庭發生自殺的可能性也高出5倍（Taubes，1992）。與相同性別、年齡、種族的其他人相比，家有槍支者被殺的可能性要高出41%，而自殺的可能性則高出3.4倍。家中有槍與否，往往意味著這樣的區別：是爭鬥還是葬禮，是忍受折磨還是飲彈自盡。

槍支並不只是提供攻擊線索，它們還拉大攻擊者和受害者之間的心理距離。就像米爾格拉姆（Milgram）的服從實驗告訴我們的那樣，與受害人的遠離使我們更加殘忍。刀也可以殺人，但遠遠地扣動扳機要比持刀發動攻擊容易得多（圖10-6）。

資料來源：FBI Uniform Crime Reports.

媒體影響：色情文學和性暴力

1960年到20世紀90年代初期暴力犯罪案件的增多，特別是在青少年中，這促使我們發問：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變化？什麼樣的社會力量導致了暴力的迅速增加？

酒精可以引發攻擊行為，但是酒精的使用自1960年以來並沒有改變很多（McAneny，1994）。別的生物因素（睪丸激素，基因，神經遞質）同樣影響了攻擊行為，但無法解釋文化的巨大改變。暴力事件的急劇增多難道說是個人主義和物質主義膨脹導致的嗎？還是由於不斷拉大的貧富差距？是由於雙親家庭的減少與無父家庭的增多？還是因為媒體中越來越多的暴力形象和對性的大肆渲染？最後一個問題的產生，源於暴力、性攻擊的增長同媒體混亂、對性的渲染是同時發生的。這種歷史上的一致性純屬巧合嗎？色情文學（《韋氏字典》的定義：用以提高性興奮水平的性愛描寫）的社會效果是什麼？電視和電影中的暴力榜樣產生的影響是什麼？

在當今的美國，色情行業迅速發展，其規模大於職業橄欖球、籃球和棒球的總和。每年用於色情業的投資達100億，包括工業電纜和衛星網絡的架設，提供相關服務的劇院、收費電影、酒店室內電影、色情雜誌、性服務電話，還有預計40萬的收費色情網站等等（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2002；Rich，2001；Schlosser，2003）。在一項對大學生的調查中，57%的男生和35%的女生報告自己曾經搜索過與性有關的網頁，有6%的男生和1%的女生報告他們經常登陸此類網站（Banfield & McCabe，2001）。

社會心理學對色情文學的研究著重於對性暴力的描寫。一個典型的性暴力場景中，一個男人硬要和一個女人性交。最初她會抵抗並試著擊倒襲擊她的人。但逐漸地，她被性喚醒，也停止了抵抗。最後她完全進入了欣快狀態，並不斷地要求更多。我們都看過或者閱讀過對這一場景的非色情的描寫：她反抗，他堅持。精力充沛的男人抓住並強吻抗拒的女人。不一會兒，女人本來一直推搡著男人的手已經緊緊地抓住了他。她的抗拒已經被他釋放的激情壓倒了。在《飄》一書中，斯佳麗被帶到床上的時候還是抗拒和踢鬧的，但是當她醒來，就又放聲歌唱了。

社會心理學家提出，觀看這樣的小說情節（一個男人制服一個女人，激起她的性興奮）可以：（1）歪曲其關於女人對性攻擊的真實態度的認識；（2）增加男人對女人的攻擊行為。至少實驗室情境下是如此。

對性現實的歪曲理解

觀看性暴力是否可以強化所謂“強暴謬論”：女性會歡迎性騷擾——女性在說“不要”的時候並非真的意味著“不要”？為了找出答案，馬拉默斯和切克（Malamuth & Check，1981）給曼尼託巴大學的男生觀看兩個沒有性的電影或是描寫性的電影（一個男人制服了一個女人）。一個星期以後，做另外一個主試的實驗時，看過有適度性暴力描寫電影的被試更容易接受對女人施以暴力的行為。另外也有相關研究顯示：接觸色情信息會增強人們對“強暴謬論”的接受度（Oddone-Paolucci & others，2000）。在馬林和林茨（Mullin & Linz，1995）的實驗中，連續看了3天的性暴力的電影后，男性被試對強姦和砍殺的焦慮水平逐漸降低了。和其他沒有觀看這種電影的被試相比，他們對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表現出更少的同情心，對受害者受傷害的程度估計偏低。正如唐納斯坦等人（Donnerstein，Linz，& Penrod，1987）所說，要使人們接受一個邪惡的角色、面對受到折磨與摧殘的女性無動於衷，恐怕沒有什麼方法比給他們看逐步升級的暴力影片效果更好了。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性啟示（即“許多女人喜歡被征服”）是非常微妙、不大可能招致反駁的。媒體常常把性攻擊描述為：女性的抗拒融化在男性有力的臂膀中。我們不難理解，甚至許多女性也會相信：或許其他 女性喜歡被征服——而實際上沒人認為自己會是這樣（Malamuth & others，1980）。“我被一個攻擊我的男人激起性慾？下輩子的事兒吧！”

針對女性的攻擊

有證據表明，色情文學也會導致男性對女性的實際攻擊。相關水平的研究增大了這種可能性。約翰·柯特（John Court，1985）指出，由於20世紀60、70年代色情文學的蔓延，世界各地報告的強姦案發率陡然上升——除了那些色情文學得到控制的國家和地區。（與這一潮流相反的例子，如日本，暴力色情文學比較普遍而強姦案發率卻較低。這提醒我們，其他因素也是很重要的。）在夏威夷，報告的強姦案數目1960～1974年增長了9倍，實行了對色情文學的限制措施後下跌，措施取消後再次回升。

在另一項相關研究中，拉里·巴倫和默裡·斯特勞斯（Baron & Straus，1984）發現，露骨的色情雜誌［如《好色客》（Hustler）和《花花公子》］在50個州的銷售量與該州的強姦案發率存在相關，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如各州的青年男性人口比重）之後仍然如此。阿拉斯加在色情雜誌銷量和強姦案發率上均排名榜首，內華達州則在兩項指標上均列次席。

在採訪中，加拿大和美國的性罪犯普遍承認了色性文學的作用。例如：威廉·馬歇爾（Marshall，1989）報道說：安大略省的強姦犯和猥褻兒童的罪犯看的黃色書刊，要遠多於非性罪犯的男人。美國聯邦調查局的一項研究也報道了連環案的凶手對黃色書刊的使用，洛杉磯警察局則是發現了對兒童性虐待的犯人和黃色書刊間的相關（Bennett，1991；Ressler & others，1988）。

雖然實驗室研究僅適於短期行為，有一定的侷限性，但它相比相關研究的優越之處在於能夠揭示現象間的因果關係。21位主要的社會科學家對研究的成果做了總結：暴力色情刺激增加了對女性的懲罰性行為。其中之一的唐納斯坦（1980）做了這樣一個實驗：給威斯康星大學的120名男生觀看中性、色情和色情暴力（強姦）的影片各一部。然後，這些學生作為另外一個實驗的部分被試，需要教他們的一個男性或女性同伴學習一些無義音節，並由他們控制對同伴的錯誤答案給予多強的電擊。看過強姦電影的男生傾向給予同伴更強的電擊（圖10-7），尤其當他們感到憤怒而且同伴為女生時。

在觀看了一個色情暴力片後，男大學生選擇了比以前更強的電擊（對別人），尤其是對女性。

資料來源：Data from Donnerstein，1980.

反覆觀看以快速、強迫的性行為為特徵的色情片容易導致：

• 性伴侶的吸引力下降；

• 對通姦和女性對男性的性順從更容易接受；

• 男性對女性的感知更容易從性的角度出發。

資料來源：See Myers，2000.

如果你為此類實驗涉及的倫理問題而擔憂，那麼請放心，這些研究者已經考慮到了他們給予被試的這些體驗可能引起的爭議及其影響。實驗必須是在被試知情的情況下才能進行。而且實驗完成後，主試會針對影片傳達的荒謬說法對被試進行矯正（Check & Malamuth，1984）。

進行此類實驗，不僅是為了科學研究，也是出於人道主義的考慮：

• 在一項細緻的全國性調查中，22%的婦女報告曾被男性強迫與之發生與性有關的行為（Laumann & others，1994）。

• 另一項研究中，18%的婦女報告曾有過符合強姦定義的經歷（Tjaden & Thoennes，2000）。七分之六的作惡者是她們認識的人。

• 瑪麗·科斯及其同事（Koss & others，1988，1990，1993）對全國範圍內6200名大學生和2200名俄亥俄州職業女性的調查發現，28%的女性報告曾有過符合法律上強姦或強姦未遂定義的經歷［但其中的多數發生在約會時或是發生在與熟人之間，並未將它說成強姦；女性對強姦的描述，通常包括陌生人施予的暴力行為（Kahn & others，1994）］。

• 其他工業國家中進行的調查得到了類似的結果（表10-1）。3/4的陌生人強姦和幾乎所有的熟人強姦都未曾報告警方。因此，報告的強姦案發率嚴重低估了實際的強姦案發率。

資料來源：Studies reported by Koss，Heise，and Russo（1994）and Krahé（1998）.

有8項不同的調查，都是詢問男大學生，“如果你確定絕對不會有人知道，而且絕對不會因此被懲罰，那麼你是否有可能強姦女性？”（Stille & others，1987）。一個令人擔憂的比例——1/3左右的人——承認至少有微小的可能會這樣做。和表示絕對不會強姦的人相比，他們在許多方面與強姦犯有更多共同之處，如相信“強暴謬論”，很容易被強姦片段的描寫引起性興奮，以及對女性採取攻擊性行為（在實驗室情境中和在約會中）。在那些接受了色情文學所宣揚的贊同強姦的態度的人中，這種攻擊是最強烈的（圖10-8）。

對女性施以性脅迫的男性，常常既有不涉感情的性經歷，又有男性特有的暴力征服傾向（Malamuth，1996，2003）。

媒體意識教育

正如二戰時，大多數德國人已對大屠殺中充斥的可恥的反猶行徑熟視無睹；今天，對於媒體中充斥的對婦女的騷擾、虐待、強迫的畫面，人們業已司空見慣。那麼，我們是否應當對媒體中貶低、侵犯女性的內容進行限制呢？

在對個人權利和集體權利的比較中，大多數西方國家的人傾向於認為個人權利高於集體權利。作為媒體監管制度之外的另一種方法，很多心理學家都喜歡使用“媒體意識訓練”。以往對色情文學的研究中，研究者成功地教育被試並使他們重新認識女性對性暴力的真實態度；那麼同樣的，教育者能夠促使人們對色情作品進行批判性的思考嗎？通過增強人們對色情作品中“女性主導”的觀點和存在的性騷擾、性暴力等問題的警覺性，我們或許可以揭穿女性喜歡受脅迫的謬論。正如唐納斯坦等人（Donnerstein，Linz，& Penrod，1987，p.196）所說，“我們理想主義乃至天真的願望，就是：科學所揭示的真理終將勝利；公眾將會相信，這些作品不僅貶低了其中的角色，也貶低了它們的觀眾。”

這個願望天真嗎？試看：在沒有禁止香菸的情況下，美國的菸民從1965年的42%降到了本世紀初的23%。在沒有對種族歧視進行審查的情況下，一度常見的非裔美國人在媒體中的形象：單純、迷信的小丑形象已近乎絕跡。隨著公眾意識的改變，劇本作者、製作人以及媒體監製開始覺得醜化少數民族是不合適的。最近，他們開始認為藥物沒有20世紀60、70年代的歌和電影裡所描繪的那樣迷人，卻非常危險，不過高中生在過去一個月中吸食大麻的比率已經從1979年的37%降到1992年的12%。由於社會上反對毒品的呼聲有所緩和，1996年又反彈至23%，於是一些音樂電影又開始渲染毒品的使用（Johnston & others，1996）。將來有一天，當我們回顧起當年的電影通過醜化黑人、血腥殘殺、性暴力來取悅觀眾時，是否會倍覺尷尬？

媒體影響：電視

我們已經知道，觀看一個攻擊者可以引發孩子的攻擊慾望，並教給他們實施攻擊的新辦法。我們還知道，在看過性暴力影片後，很多憤怒的男性會對女性更加暴力。那麼觀看電視是否會有類似的效應呢？

我們來看看與看電視有關的一些研究結果。1945年，蓋洛普民意測驗曾調查美國人，“你知道什麼是電視嗎？”（Gallup，1972，p.551）。今天在大多數工業國家，基本上每個家庭都有電視機（如在澳大利亞，電視機的普及率為99.2%），超過了電話的擁有率（Trewin，2001）。大多數家庭擁有不止一臺的電視機，這可以幫助我們解釋：為什麼家長報告他們的孩子看什麼，與孩子自己報告他們看什麼之間的相關很低（Donnerstein，1998）。隨著MTV在140個國家普及，CNN的勢力跨越全球，電視正在創造一種全球的流行文化（Gundersen，2001）。

在一般的家庭中，電視機一天開7個小時，平均每個家庭成員要看三四個小時，這意味著，如果一個人可以活到80歲，那麼他有10年都花在了看電視上面。女性比男性看得更多，非白人比白人看得更多，學齡前兒童和退休的人比上學的和工作的人看得更多，教育程度低的比高的看得更多（Comstock & Scharrer，1999）。在很大程度上，美國人在觀看習慣上的這些特點同樣也存在於歐洲人、澳大利亞人和日本人（Murray & Kippax，1979）。

在這7小時中，哪些社會行為被模仿了呢？從1994到1997年，國家電視暴力研究中心的職員日夜不停地對來自各大網絡和有線頻道的約一萬個節目進行調查。他們發現了什麼？10個節目中有6個包含暴力內容（“以身體上的脅迫恐嚇說要傷害和危及生命，或是造成實際傷害和殺害”）。在格鬥中，佔下風的人往往擺脫掉對手，再回來的時候變得更強了——不像真正的格鬥那樣，最後一擊決定結果（其下場往往是傷到下巴或手）。73%的暴力情景中，攻擊者沒有受到懲罰。58%的受害者沒有表現出疼痛。在兒童節目中，只有5%的暴力情景顯示其有長期的後果；2/3只是拿暴力描寫取樂。

結果是什麼呢？正如專家所言，電視發射的電磁波吸引了孩子的眼球，以至於他們花在電視上的時間甚至多於花在學業上的。實際上，比花在任何一項清醒狀態下的活動上的時間都多。到了小學畢業，平均每個兒童在電視中看了8000個謀殺案和10萬種其他的暴力行為（Huston & others，1992）。格布納（Gerbner，1994）在經過了長達22年的對暴力節目的統計以後，悲嘆道：“人類曾經有過許多更嗜血的時代，但是從來沒有一個像現在這樣暴力影像 無處不在。我們被暴力作品的潮流所淹沒，這個潮流是前所未見的……它用經過專業編排的殘忍畫面淹沒了每個家庭。”

黃金時段播放的犯罪節目會刺激類似行為的產生嗎？還是說，觀眾通過觀看節目間接地參與了暴力行為，從而釋放了其攻擊性的能量？

後面的那個觀點，是宣洩 （catharsis）假說的一個變體，這個理論主張，觀看暴力節目可以讓人們釋放他們被壓抑的敵意。為媒體辯護的人經常援引該理論，並提醒我們，暴力行為是先於電視出現的。倘使和批評電視的人進行一次想像中的辯論，維護媒體的人會爭辯說，“電視沒有參與對猶太人和印第安人的滅絕性屠殺。電視僅僅反映和迎合了我們的口味。”“這個我同意，”批評者回答，“但是你無法否認，自從有了電視以後，美國報告的暴力犯罪增長的速度遠遠高於人口的增速這一事實。顯然你不會這樣認為：流行文化只是被動地反映公眾意識卻對其沒有任何影響，或者說，廣告商所信賴的媒體的力量只是一種幻覺。”辯護者回答：“暴力氾濫的原因很多。通過把人們套在家裡而不是街上，以及為他們發洩攻擊能量提供無害的機會，電視可能反而在減少攻擊行為。”

對看電視與攻擊行為關係的研究，旨在發現比吸引公眾眼球的偶發的“照貓畫虎”式謀殺案更為微妙、也更為普遍的效應。它們想要知道的是：電視怎樣影響觀眾的行為 和觀眾的思想？

電視對行為的影響

觀眾會模仿暴力榜樣嗎？大量的例子表明，人們在實際生活中重演著電視上的犯罪。在一項對208例判刑罪犯的調查中，10人之中有9人承認他們通過觀看犯罪節目學習到新的犯罪技巧。10人之中有4人說他們曾經嘗試在電視中看到的那些犯罪（《TV Guide》，1977）。

看電視與行為的相關研究 　犯罪故事不能算是科學的證據。因此研究者用相關和實驗研究來檢驗觀看暴力節目的效應。一種經常用於學齡兒童的技術可以用來檢驗，觀看電視是否可以預測他們的攻擊行為。在一定程度上，這種預測是可行的。一個兒童看的電視節目中包含越多的暴力內容，那麼他的攻擊行為就會越多（Eron，1987；Turner & others，1986）。這種相關不高，但在美國、歐洲和澳大利亞都存在。

由此我們是否能夠得出結論，觀看暴力電視會助長攻擊行為？也許你早就已經開始思考這個問題：因為這是一個相關研究，相反方向的因果關係可能也是存在的。或許是攻擊性強的兒童喜歡暴力節目。還可能是某些潛在的其他變量（如低智商），使得有些兒童既喜歡暴力節目同時又表現出較多的攻擊行為。

研究者們發展了兩種方法來檢測這些可能的解釋。他們用統計方法去除某些可能因素的影響，以考察“潛變量”解釋。例如，威廉·貝爾森（Belson，1978；Muson，1978）對1565個倫敦男孩進行了研究。與那些沒觀看多少暴力的孩子相比，看了大量的（尤其是現實中的而不是動畫中的）暴力節目的兒童，在過去6個月中多表現出了50%的暴力行為（例如，“我破壞了電話亭裡的電話”）。貝爾森還檢查了22個可能的干擾因素，比如家庭規模。在控制了干擾因素後，看得多和看得少的被試間仍舊表現出了差異。所以他推測，看得多的人的確是因為 看了更多的電視，而增加了暴力行為。

類似地，倫納德·伊儂和羅威爾·霍斯曼（Eron & Huesmann，1980，1985）發現在875個觀看暴力電視的8歲兒童中，即使在統計上剔除了一些明顯可能的干擾因素，也能發現兩者間存在相關。而且，當這些人19歲時再次進行研究，結果顯示：在8歲的時候對暴力的接觸能夠中度預測他們在19歲時的攻擊性，但是在8歲時的攻擊性並不能預測19歲觀看暴力的多少。攻擊行為隨著觀看出現，但是反過來卻不能成立。此外，到了30歲，童年看了大量的暴力電視的人因罪判刑的可能性更大（圖10-9）。

在8歲時觀看暴力可以預測其30歲時的嚴重犯罪行為

資料來源：Data from Eron and Huesmann（1984）.

休斯曼和他的同事（Huesmann & others，1984，2003）對芝加哥地區的青少年進行的追蹤研究，再一次證實了上述結論。研究者發現：8歲時觀看暴力電視最多的前20%的男孩，15年後，承認自己有過推、搶或是毆打妻子行為的人是其他人的兩倍。相應地，8歲時觀看暴力電視最多的前20%的女孩，報告自己曾對丈夫扔東西的是其他人的兩倍。

傑弗裡·約翰遜和他的合作者（Johnson & others，2002）對700名個體進行的追蹤研究結果顯示：青春期時，對暴力電視的接觸也可以預測其成年之後的攻擊行為。14歲時，每天看電視少於一個小時的個體，在16～22歲之間，有6%的人報告曾經參與攻擊性活動（如，毆打，搶劫，威脅恐嚇），而每天看電視多於3小時的個體，有29%的人報告參與攻擊性活動，是前者的5倍。

目光敏銳的同學這時可能會提出置疑：這些相關關係，只是源自於那些最初觀察時已富於攻擊性的，或者受教育、智力水平較低的個體所表現出的較高水平的攻擊性（受教育和智力水平較低者，的確會把更多的時間花費在看電視上）。事實上，當休斯曼和約翰遜小組對這些因素進行有效控制後，仍得出了同樣的結論。

另外一個需要考慮的事實是：哪裡有電視，暴力便隨之增多，乃至於謀殺率也是隨著電視的出現增長。在加拿大和美國，1957～1974年，殺人案發生率隨著暴力電視的傳播增長了2倍。在人口普查地區內，電視出現得晚的那些地方，殺人率的攀升也出現得晚些。在南非白人聚集的地方，電視直到1975年才被引進，而這種類似的殺人率的翻倍也直到1975年才出現（Centerwall，1989）。一個對電視出現得很晚的加拿大鄉村的嚴密的研究，結果表明：運動場上的暴力行為在電視出現後很快翻了一番（Williams，1986）。

要注意的是，這些研究顯示了研究者現在是怎樣利用相關研究的結果來間接推論 因果關係的。然而，仍舊可能是那數不清的潛在變量造成了看暴力節目與攻擊行為之間純屬巧合的聯繫。幸運的是，實驗方法可以控制這些無關的因素。如果我們隨機的選擇一些兒童來觀看一個暴力電影而另外一些看非暴力電影，之後兩組在攻擊行為上表現出來的什麼任何差異都應歸因於他們之間惟一不同的因素：他們觀看的是什麼。

看電視的實驗研究 　艾伯特·班杜拉和理查德·沃爾特斯（Bandura & Walters，1963）所做的開拓性試驗中，有時讓幼兒觀看成人重擊一個充氣娃娃的電影而不是親眼觀看這個場面——發現兩者產生了幾乎一樣的效果。之後，伯科威茨和吉恩（Berkowitz & Geen，1966）發現，觀看了一部暴力電影的憤怒的大學生比觀看一部非暴力電影的同樣憤怒的大學生表現出更強的攻擊性。這些實驗室實驗，加上越來越多的社會關注，促使美國醫事總署（U.S. Surgeon General）在20世紀70年代初批准了50項新的研究項目。隨著這些研究及後來100餘項研究的開展，逐漸證實了觀看暴力導致攻擊增加的結論（Anderson & Bushman，2002；Bushman & Anderson，2001）。

例如，分別由美國的羅斯·帕克（Parke，1977）和比利時的雅克·萊恩斯（Leyens，1975）所領導的研究小組給收容的美國和比利時少年犯男孩觀看攻擊性或非攻擊性的商業電影。結果一致表明：“觀看暴力電影……導致觀眾的攻擊性增加。”與看電影前一個星期相比，觀看暴力電影的男孩們在小屋裡出現身體襲擊的數量暴增。與之類似地，多爾弗·齊爾曼和詹姆斯·韋弗（Zillmann & Weaver，1999）給男性和女性被試在連續的4天內觀看暴力或非暴力的電影。第5天，當他們參與另外一項研究時，看暴力電影的人對研究助手表現出了更多的敵意。

這些實驗激發出的攻擊並不是襲擊和毆打；它更多地表現為買午餐排隊時的推搡，出口傷人和威脅性動作這一水平。無論如何，這些證據的一致性還是令人吃驚的。“不可辯駁的結論，”美國心理學會青年暴力委員會1993年這樣表示，“是觀看暴力節目導致了暴力的增加。”對於有攻擊傾向的人尤其如此（Bushman，1995）。當一個有魅力的人因正當理由而實施了適度的暴力，而這種暴力未受懲罰且沒有表現出造成了任何傷害時，觀看暴力節目的效果是最為顯著的（Donnerstein，1998）。

總而言之，布拉德·布什曼和克雷格·安德森（Bushman & Craig Anderson，2001）總結道，觀看暴力之於攻擊行為的影響，要勝過被動抽菸之於肺癌，鈣的攝入量之於骨質密度，和家庭作業之於學業成就。正如抽菸之於癌症，並不是每個人都會表現出這種影響——因為其他因素也有重要作用。值得擔憂的是這種影響的長期累積可能會使公眾忽視其存在。但是，現在這種證據已經是“壓倒性的”，布什曼和安德森指出，“觀看媒體中的暴力會導致攻擊行為的顯著增加。”一項國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的項目中，主要的媒體暴力研究者均認為，研究的基礎是廣泛的，方法是多樣的，而總的發現則是一致的（Anderson & others，待發表）。“我們深入的回顧發現，有明確的證據顯示，觀看媒體中的暴力，無論是即時的還是在長期的情況下，均會增加攻擊行為和暴力行為的可能性。”

鑑於相關研究與實驗研究結論的一致性，研究者探索了為什麼 觀看暴力節目會有這種效果。考慮三種可能性（Geen & Thomas，1986）。其一，導致社會暴力行為的不是暴力內容本身，而是由它造成的喚醒狀態 （Mueller & others，1983；Zillmann，1989）。而如前所述，喚醒狀態容易引發其他行為。

另一些研究顯示，觀看暴力使人們降低抑制 。在班杜拉的實驗中，成人對充氣娃娃的重擊似乎使這種發洩方式顯得合理，從而減低了兒童的抑制。觀看暴力內容通過激活與暴力關聯的想法，進而引發了觀眾的攻擊行為（Berkowitz 1984；Bushman & Geen，1990；Josephson，1987）。聽歌詞中含有性暴力的音樂似乎有類似的效果（Barongan & Hall，1995；Johnson & others，1995；Pritchard，1998）。

媒體內容同樣引起模仿 。班杜拉實驗中的兒童模仿了他們之前看到的特定行為。商業電視對於電視導致人們的模仿行為很難辯駁：它的廣告商引導了消費。然而，媒體的主管聲稱，電視只是對這個暴力社會的鏡像反映；藝術是對生活的模仿；因此膠片上的世界（“reel”World）向我們展示了真實的世界（real world）。這些說法是對是錯？事實上，電視節目中，攻擊行為遠遠超出愛撫行為，二者比例為4:1。同樣地，電視在其他方面也塑造了一個不真實的世界（表10-2）。

來自喬治·格布納從1969年起對近35000個電視角色的分析（Gerbner，1993；Gerbner & others，1986）；電視性別數據來自於費爾南德斯等人（Fernandez-Collado & others，1978）；電視中宗教信仰數據來自於斯基爾（Skill & others，1994）；真實的宗教信仰數據來自於薩德（Saad & McAneny，1994）—他們對信仰的比例看待得相當重要；酒精數據來自於NCTV（1988）。非婚姻伴侶中的性行為的比例顯然只是電視中描述的一小部分，因為大多數成年人都結婚了，已婚的性交頻率高於單身的，而且婚外情比我們通常認為的少（Greeley，1991；Laumann & others，1994）。謀殺的數據來自奧利弗（Oliver，1994）。

有一種對電視的批評認為，如果現實生活中的人按電視裡的速度被謀殺的話，那麼50天之內人就會被殺絕了（Medved，1995）。

不過這裡也有好消息，如果電視上塑造的聯繫和問題解決的方式真的導致了模仿，特別是在年輕的觀眾中，那麼對親社會行為 （prosocial behavior）的塑造對社會就將是有利的。第12章中有好消息：電視微妙的影響在於，它確實可以教孩子學習積極的行為。

電視對思想的影響

我們之前關注的是電視對行為的影響。研究者同樣也考察了觀看暴力對認知的影響：持續的觀看是否讓我們對殘忍的行為麻木了？它是否歪曲了我們對現實的覺知？它是否引發了攻擊的想法？

脫敏作用 　重複一個激發情緒的刺激，例如一個猥褻的詞語，一遍又一遍地重複，會發生什麼？回想普通心理學有關內容，我們知道情緒性反應會“消失”。在看了上千遍殘忍的行為後，我們有同樣的理由相信會發生類似的情緒麻痺。最通常的反應也變成“一點也不困擾我”。這樣的反應正好是維克托·克萊因和他的同事們（Cline & others，1973）從121個剛看了一場野蠻的拳擊賽後的猶他州男孩那裡所觀察到的結果。和很少看電視的男孩相比，這些男孩的反應更多的只是聳聳肩，而非關注。

當然，這些男孩也許在別的方面也存在差異。但是在考察觀看性暴力的影響的實驗中，觀看暴力影片的年輕男性出現了類似的情緒敏感度降低——一種心理麻痺。此外，羅納德·德拉布曼和瑪格麗特·托馬斯（Drabman & Thomas，1974，1975，1976）證實：看完這類暴力影片之後，再看打鬧的電影或是真實地觀察兩個孩子在打架，更易使人產生膩煩的反應。

一項對5456名中學生的調查發現，觀看暴力電影是非常普遍的現象（Sargent & others，2002）。三分之二的學生看到過痛苦的尖叫 。因此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在蓋洛普青年調查中，儘管有那麼多極端暴力的鏡頭（或者毋寧說正是由於 它們），調查結果卻顯示13～17歲青少年中感到電影中有太多暴力的人所佔比例在下降，由1977年的42%下降到了2003年的27%。現在電影中，有關性的鏡頭更加暴露，卻已經不能再吸引青少年的眼球。蓋洛普研究員Mazzuca（2002）指出：如今，有關暴力和性主題的影像描寫對孩子的吸引力遠遠低於他們父母的那個時代了。

改變知覺 　難道電視虛構的世界也塑造了我們對現實世界的覺知嗎？格布納和他大學的同事（1979，1994）猜測這是電視最強烈的影響。他們對成年人和兒童所作的調查結果顯示，看電視多的人（每天看4個小時以上）比看電視少的人（2個小時或更少）更容易誇張周圍世界暴力發生的頻率，更害怕遭到人身攻擊。南非女性在觀看了對女性使用暴力的節目以後也產生了類似的脆弱感（Reid & Finchilescu，1995）。一個在全美國7～11歲的兒童中進行的調查發現，看電視多的人比看電視少的人更容易承認他們害怕“一些壞人可能會闖入你的家”或者“當你外出，別人可能會傷害你”（Peterson & Zill，1981）。

認知啟動 　最後，有新證據表明，觀看暴力錄影帶可能會激活與攻擊有關的概念網絡（Bushman，1998）。在觀看了暴力節目之後，人們對他人的行為會作出更富敵意的解釋（推搡行為是有意的嗎？），解釋同音異義字的時候選擇更具攻擊性的意義（把“punch”解釋為擊打而不是一種飲料），而且對攻擊性詞語的識別更加迅速。

也許，電視的最大影響是間接發生的，每年電視代替了上千小時或更多別的活動的時間。如果你跟別人一樣，每年花費上千小時的時間看電視，試想一下，你將如何度過沒有電視的日子。為了尋求20世紀60年代後期市民活動和組織成員數減少的原因，帕特南（Putnam，2000）報告說每一點增加在電視上的時間都是在與市民參與活動競爭。電視從俱樂部會議、志願活動、教堂禱告和政治活動那裡偷走了時間。

媒體影響：電子遊戲

“科學界關於媒體傳播暴力對人們是否 有影響的爭論已漸漸平息。”金泰爾與安德森（Gentile & Anderson，2003）認為。研究者現在將注意力轉向了電子遊戲。電子遊戲作為一種娛樂產品正越來越受到大眾的歡迎，而且其中暴力血腥內容愈來愈多。金泰爾與安德森指出，教育研究表明“電子遊戲是一種良好的教學工具。如果健康的電子遊戲能夠使人們學會健康的行為，模擬飛行的電子遊戲可以教會人們如何飛行，那麼人們從模擬謀殺的遊戲中會學到什麼呢？”

兒童電子遊戲

2002年，電子遊戲工業成立30週年。如表10-3所示，自從1972年推出第一個電子遊戲以來，已經由電子乒乓遊戲發展到暴力遊戲（Anderson，2004；Gentile & Anderson，2003）。

這些暴力遊戲很流行。據統計，本世紀初，一年的遊戲銷售量達2億，2～17歲的未成年人，平均一週玩電子遊戲的時間為7小時。在一項對四年級學生的調查中，59%的女生和73%的男生報告，暴力遊戲是他們最喜歡的遊戲（Anderson，2003，2004）。雖然遊戲會以“M”（成年人）為標誌，以示其只對17歲以上的成年人出售。但在市場上，卻常常對未成年人出售。聯邦貿易委員會調查發現，未成年兒童嘗試購買暴力遊戲的成功率為五分之四（Pereira，2003）。

電子遊戲對兒童的影響

在肯塔基州、阿肯色州和科羅拉多州，十幾歲的青少年模仿他們在屏幕上玩的暴力恐怖遊戲，這一現象的出現引起了人們對暴力遊戲的關注。人們開始擔心：當年輕人在遊戲中體驗對人進行襲擊和對人體進行肢解，他們習得的某些東西是否會一直伴隨他們？

大多數菸民並不是因為心臟病死掉的，大多數受過虐待的兒童也沒有因之而變得殘忍，去施虐於人。大部分在凶殺模擬器上花掉數不清的時間的人，其實過著文雅的生活。所以暴力遊戲的支持者可以宣稱，和人們對菸草、電視感興趣一樣，暴力遊戲是無害的。交互數碼軟件協會主席洛溫斯坦（Lowenstein，2002）指出：“至今為止，沒有任何證據證明，玩暴力遊戲可以導致攻擊行為。”金泰爾和安德森卻給出了一些理由，證明為什麼玩暴力遊戲有可能 比觀看暴力電視更容易誘導人們做出攻擊性行為。在玩電子遊戲時，遊戲者：

• 認同暴力人物的身份並進行角色扮演。

• 積極地演練暴力行為，而不是被動地觀看。

• 參與扮演暴力活動的全過程——選擇刺殺對象，購買槍支彈藥，靠近目標，進行瞄準，扣動扳機。

• 參與持續武裝暴力活動並進行威脅恐嚇。

• 不斷地重複暴力行為。

• 從有效攻擊中獲得獎賞。

基於上述原因，軍隊為使戰士在戰鬥中英勇射擊（據報道，二戰時許多士兵顯得動作遲疑），常常訓練他們玩模仿攻擊遊戲。

但實際中，科學的研究結果又有怎樣的發現呢？克雷格·安德森（Anderson，2003，2004；Anderson & others，待發表）對36個研究的數據進行統計分析，結果發現五種一致的效應。與非暴力電子遊戲相比，玩暴力電子遊戲更容易：

• 提高喚醒水平 ——心跳加速和血壓升高。

• 引發攻擊性思維 ——如布什曼和安德森（Bushman & Anderson，2002）的研究發現：大學生玩一組暴力遊戲後，請其對汽車尾部受到撞擊的司機的行為進行預測時，他們更傾向於認為司機會做出攻擊性反應，如言語辱罵，打架，踢破窗子。安德森和同事（2003）發現含暴力內容的歌詞也會啟動人們的攻擊性思維：學生在進行補筆測驗時，更容易將“h_t”補成“hit”而不是“hat”。

• 喚醒攻擊性情緒 ——挫折體驗增強，表達出的敵意也更多。

• 誘發攻擊性行為 ——玩過暴力遊戲的兒童，在與同伴相處時，更容易表現出攻擊性傾向，與老師爭執，喜歡集群打架。無論是同伴、教師還是家長報告，無論是實驗室內還是實驗室外，這一效應均普遍存在。原因見圖10-10。

• 減少親社會行為 ——人們在玩暴力遊戲之後，在幫助在走廊上哭泣的人或自己的同伴方面反應變得遲鈍。

資料來源：Adapted from Craig A. Anderson and Brad J. Bushman（2001）.

此外，玩暴力遊戲的時間越長，這種效應越明顯。現在，電子遊戲中的暴力不斷升級，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最新的研究所揭示的影響是最大的。還有更多影響機制需要進一步的研究，但就目前的研究，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與宣洩假說相反，過多地模擬暴力行為只會促使其攻擊性傾向增強，而不是宣洩暴力情緒。

安德森（Anderson，2003，2004）憂心忡忡地向家長呼籲，父母應該關注孩子周圍的媒體，並保證其接觸健康的媒體。至少在家裡，應該完全做到這一點。雖然家長不可能完全得知孩子在其他地方的行為，但是最起碼在家裡，應為孩子創造良好的成長環境，鼓勵其參與健康的遊戲。也可以與其他父母進行交流，共同為孩子建立良好的成長環境。學校應該有針對性地對學生進行媒體意識教育。

群體影響

前面我們已經考察了哪些因素會激發個體 的攻擊性。如果挫折、侮辱和攻擊性榜樣能夠增強孤立個體的攻擊傾向，那麼這些因素也一樣會對群體有類似的影響。當一場騷亂開始的時候，一旦有人開始對抗，便如同扣動了扳機，攻擊行動迅速蔓延。看著別人肆無忌憚地瘋搶，搬走電視機，守法的旁觀者可能會違背道德，仿效前者的行為。

群體通過責任擴散使攻擊行為增大。在戰爭中，進攻決策是遠離前線的戰略家做出的。他們下命令，但是由別的人執行。這種距離是否會讓下命令發動攻擊變得更為容易吧？

蓋布蘭和曼德（Gaebelein & Mander，1978）在實驗室中模擬這種情景。他們讓自己學校——北卡羅萊納州格林斯博羅大學的學生電擊 某人，或者是給某人提建議 應該給予多強的電擊。如果執行者還沒有像攻擊的受害者那樣被激怒過，那麼這些親自執行的人會給予比所建議的小一些的電擊，而那些建議者不會覺得自己應該對任何傷害負直接責任。

責任擴散隨著距離的增大和人數的增多而變強（回想一下第8章去個體化的現象）。布賴恩·馬倫（Mullen，1986）對1899～1946年間的60起私刑案件進行分析發現：參與私刑的暴民越多，謀殺和殘害就越殘酷。

通過社會“傳染”，群體能夠放大攻擊傾向，正如他們極化其他傾向一樣。例如：青年團夥，足球球迷，搶奪的士兵，本地暴徒以及斯堪迪納維亞人所說的匪徒——結夥的學生不斷地騷擾和攻擊沒有安全感的軟弱的同學（Lagerspetz & others，1982）。這是一種群體行為，單個欺凌弱小的人極少進行嘲弄和攻擊。

具有共同的反社會傾向、缺乏緊密的家庭聯繫、對學業成就不感興趣的年輕人，會在幫派中找到社會認同。隨著群體認同的發展，服從的壓力和去個體化在增加（Staub，1996）。自我認同隨著成員把他們自己完全投入了群體而逐漸消失了，經常感到與他人融為一體而十分滿足。通常的結果是群體喚醒、去抑制和極化。團伙專家阿諾德·戈爾茨坦（Goldstein，1994）解釋道，直到團伙成員結婚了，年老了，找到了工作，進了監獄或是死了，他們才退出。他們確定自己的地盤，張揚他們的個性，挑戰對手，有時也犯罪以及為了藥物、恐怖、榮耀、女孩或者凌辱而戰鬥。

20世紀超過1.5億人的大屠殺“不是個體行為的集合”，羅伯特·扎伊翁茨（Zajonc，2000）指出，“種族屠殺不是殺人行為的複數 。”大屠殺是被道德規範所強化的社會 現象——一種集體思想（包括圖騰，辯術和意識形態）動員一個群體或是一種文化做出異乎尋常的舉動。對盧旺達圖西族人的大屠殺，對歐洲猶太人的屠殺以及對美洲土著的屠殺都是集體現象，它需要廣泛的支持、組織以及參與。盧旺達胡圖族政府和商業領袖出錢購買並分發了200萬把中國大砍刀“僅僅是為了一個目的”。

以色列的傑夫和義農（Jaffe & Yinon，1983）的實驗證明群體可以強化攻擊傾向。在一個實驗中，大學男生被一個虛擬同伴激怒，他們在群體條件下決定的電擊比獨自一人時強度更大。在另一個實驗中（Jaffe & others，1981），人們單獨或是在群體中決定對某人在ESP任務中回答錯誤的懲罰。如圖10-11所顯示的，隨著實驗的進行，個體使用的虛擬電擊逐漸增大，群體決策增強了這種個體傾向。當環境激發了一個個體的攻擊反應，額外的群體互動往往會增大它。

當個體選擇執行多大的電擊作為對回答錯誤的懲罰時，隨著實驗的進行，他們選擇的電擊水平逐漸增高。群體決策進一步極化了這種傾向。

資料來源：Data from Jaffe & others，1981.

我們可以以對攻擊行為的研究為契機，探討社會心理學的實驗室研究在日常生活的適用性。導致人們採取電擊的實驗情景與現實中使得人們出口傷人或打人耳光的情境能有多大可比性呢？克雷格·安德森和布拉德·布什曼（Anderson & Bushman，1997；Bushman & Anderson，1998）指出：社會心理學已經對實驗情景和日常世界中的攻擊進行了研究，而且結果表現出驚人的一致。在兩種情景下，攻擊的增強可以被這些因素預測：

• 男演員

• 攻擊性或A型人格

• 酗酒

• 觀看暴力

• 匿名

• 被激怒

• 武器的存在

• 群體互動

實驗室使得我們可以在控制條件下檢驗以及修訂理論。現實事件給我們靈感並且為理論的應用提供了用武之地。攻擊研究顯示控制性的實驗室研究和複雜的現實社會間的相互影響，可以增進心理學對人類福祉的貢獻。從日常生活經驗中得到的靈感激發了理論，理論刺激了實驗室研究，而實驗室研究又深化了我們的理解和把心理學應用於實際問題的能力。

小結

厭惡事件不僅包括挫折，也有不適、疼痛，和身體、言語上的人身攻擊。幾乎由任何一種來源，甚至包括身體鍛鍊或性刺激導致的喚醒，都能被轉化成憤怒。

電視表現了相當多的暴力。相關和實驗研究得出一致的結論：觀看暴力節目會（1）導致攻擊行為出現一定的增長，尤其是在被激怒的人中；（2）降低觀眾對攻擊的敏感度和改變他們對現實世界的覺知。這兩個發現和對觀看暴力色情文學的研究結果是一致的：觀看色情文學會增加男性對女性的攻擊，而且扭曲他們對於女性對性脅迫的態度的知覺。反覆玩暴力遊戲則會引發更多的暴力攻擊性的想法、情緒和行為。

很多攻擊行為是群體發生的。激怒個體的情境同樣可能激怒群體。通過分散責任和極化行為，群體情境能夠增強攻擊反應。

如何減少攻擊

我們考察了攻擊的本能論，挫折-攻擊理論以及社會學習理論，我們也詳細考察了影響攻擊行為的各種因素。那麼，我們怎樣才能減少攻擊行為呢？理論和研究可以提供控制攻擊行為的方法嗎？

宣洩

“年輕人應該學會排解他們的憤怒。”安·蘭德斯（Landers，1969）建議道。如果一個人“壓抑了自己的憤怒，我們就要找到一個出口。我們應該給他一個機會排出憤怒的湍流。”傑出的精神科醫生弗里茲·珀爾斯（Perls，1973）這樣主張。沙利文（Sullivan，1999）在《紐約時代週刊》的一篇文章中則主張，“一些偏激的言論……幫助釋放了憤怒……它通過言語轉移了衝突，避免見諸行動。”兩個觀點都採取了“水壓模型”——聚集的攻擊能量就像用壩攔住的水，需要一種釋放。

宣洩的概念一般認為是亞里士多德創造的。雖然亞里士多德實際上沒有提到任何關於攻擊的內容，但他確實提到，我們可以通過體驗情緒而擺脫它們，通過觀看經典悲劇而達到一種對憐憫和恐懼情感的宣洩（“淨化”）。他相信，讓某種情緒興奮，就是讓那種情緒得到釋放（Butcher，1951）。宣洩假設已經擴展到不僅僅包括觀看戲劇，也包括回憶、重新體驗往事，表達情緒和各種行動。

在攻擊行為或幻想耗盡了被壓抑的攻擊能量這一假設下，一些臨床醫學家和群體的領導鼓勵人們通過攻擊行為來疏導受壓抑的攻擊能量——用泡沫塑料球棒互相痛打，或一邊尖叫一邊用網球拍打被子。如果人們相信宣洩能夠有效地改善情緒，那他們在面對侮辱時，將會表現出更強的敵意，來釋放不良的情緒（Bushman & others，2001）。一些心理學家認為宣洩具有心理治療作用，並建議家長鼓勵孩子在攻擊型遊戲中釋放他們的情緒壓力。實際上布什曼（Bushman，2002）指出：通過發洩來減少憤怒的情緒，如同火上澆油。

很多普通民眾接受了這種觀點，反映在3個人中有2個贊同這樣的觀點：“性用具為禁錮的衝動提供了出口”（Niemi & others，1989）。但是之後其他的全國性的調查顯示，大部分美國人同樣贊成“性用具引發人們強姦。”那麼，宣洩理論到底有效嗎？

如果觀看色情作品為性衝動提供了出口，那麼性期刊訂閱率高的地方強姦率應該很低，而且人們在看了色情作品以後，對性的慾望應該消失了，男人應該不會把女人看作和當作發洩對象。但是研究顯示，事實完全相反（Kelley & others，1989；McKenzie-Mohr & Zanna，1990）。錄影帶中露骨的性描寫是一味春藥；它誘發性幻想，繼而催生各種性行為。

社會心理學家一致認為，與弗洛伊德、洛倫茲及其追隨者的猜想正相反，暴力並不能實現宣洩（Geen & Quanty，1977）。例如，羅伯特·阿姆斯（Robert Arms）和他的同事報告說，加拿大和美國的足球、摔跤和曲棍球比賽的觀眾在觀看了賽事之後表現出更多 的敵意（Arms & others，1979；Goldstein & Arms，1971；Russell，1983）。乃至戰爭似乎也沒有減少人們的攻擊情緒。戰爭過後，國家的謀殺率有竄升的趨勢（Archer & Gartner，1976）。

在對宣洩假說的實驗室檢驗中，布什曼（2002）安排已被激怒的被試擊打沙袋，控制其中一組被試回想惹自己生氣的人，另一組則想像通過擊打使自己身體得到鍛鍊，並設置控制組不擊打沙袋。接下來，實驗者告知被試可以對惹自己生氣的人大聲吼叫，結果顯示：擊打沙袋並進行回想的那組被試的行為最具攻擊性。由此觀之，也許什麼都不做反而比“發洩怒火”能更有效地減少人們的攻擊傾向。

在一些真實生活情境的實驗中，同樣發現攻擊行為增強了攻擊性。埃貝·埃伯森和他的研究夥伴（Ebbesen & others，1975）在100個工程師和技師收到解僱通知並被此激怒後的很短時間內採訪了他們。先詢問一些問題，給他們提供向其僱主或主管表達敵意的機會——例如，“你認為什麼樣的原因導致了公司對你的不公正待遇？”之後他們回答了一個問卷，評價對公司和主管的態度。之前“發洩”或“排出”敵意的機會減少了這個評價裡的敵意了嗎？相反，他們的敵意增加了。表達敵意導致了更多的敵意。

聽起來很熟是嗎？第4章提到，殘忍的行為引起了相應的態度。更進一步，正如我們在對斯坦利·米爾格拉姆（Stanley Milgram）的順從實驗的分析中提到的，輕微的攻擊行為可以為自己找到正當理由。人們貶低受害者，從而使進一步的攻擊合理化。即使有時（在短期內）合理化降低了壓力，最終也會降低抑制。即使當憤怒的人們擊打一個沙袋，相信 這樣能夠宣洩，但影響是相反的——導致他們表現得更 殘忍，布拉德和他的同事這樣報告（1999，2000，2001）。“這就像那個老笑話，”布什曼（1999）說道。“如何趕上卡內基·霍爾？實踐，實踐，再實踐。你如何成為一個憤怒的人？答案是一樣的，實踐，實踐，再實踐。”

我們應該因此而禁錮憤怒和攻擊的慾望嗎？生悶氣顯然不是更好的辦法，因為它讓我們能夠在頭腦中導演著談話的同時仍不斷髮著牢騷。幸運的是，我們可以用非攻擊的方法來表達我們的感覺和告知別人，他們的行為是怎樣影響了我們。在不同文化情境中，那些能夠把對“你”的指責重組成“我”的信息——“我很憤怒”或者“你把髒盤子留在那裡讓我很不愉快”——以一種能使別人更好地做出積極反應的方法交流他們的感受（Kubany & others，1995）。我們可以不用攻擊性的方式，而仍然堅持自己的主張。

社會學習觀點

如果攻擊行為是習得的，那麼就存在控制它的希望。讓我們大概回顧一下影響攻擊行為的因素和考慮如何消除它們。

厭惡體驗，如期望的破滅、人身攻擊等都會導致敵意性攻擊。所以避免給人們以錯誤的、不可達到的預期是明智的。預期的回報與代價會影響工具性攻擊。它建議我們應該獎勵合作性的非攻擊的行為。在實驗中，當看護者忽略他們的攻擊行為，並強化其非攻擊性行為時，兒童的攻擊性降低（Hamblin & others，1969）。懲罰攻擊者的效果不那麼穩定。只有當懲罰措施強大，及時並且確定；當它和對期待的行為進行獎勵結合起來；而且接受者不憤怒這樣的理想條件下，威脅懲罰才能消除攻擊行為（R.A. Baron，1977）。若缺少這種威懾力量，可能導致攻擊行為的爆發。這一點在1969年和1992年分別被證實。1962年，蒙特利爾警察進行了一場持續16小時的罷工；1992年，對洛杉磯暴動進行的直升機電視報道顯示，有部分地區沒有警力。在兩種情況中，直到警方返回時，爆發性的破壞和掠奪才停止。

聚焦　一位臨床研究者看宣洩理論

約翰·布拉德肖（John Bradshaw）在他的暢銷書《迴歸家園——找回和守護你的內心》（Homecoming ：Reclaiming and Championing Your Inner Child ）中，詳述了他的想像技術：向你的內心請求寬恕，與你的父母斷絕關係並尋找新的（像耶酥），撫摸你的內心，寫一段你的童年曆史。這種技術稱為“宣洩”，即將情緒投入對充滿傷痛的往事的體驗之中。宣洩給人的體驗強烈、印象深刻。放聲痛哭，對去世已久的父母大發雷霆，緊緊擁抱受傷的小男孩（自己童年的影子）——這些都讓人心緒難平。除非你是鐵石心腸才不會落淚傷情。數小時後，你會感到清白、平和——或許是多年來第一次。醒來，繼續前行，新的生活在向你召喚。

宣洩，作為一種治療技術已經存在一百多年了。它一度是心理分析療法的中流砥柱，但現在已經不是。它的主要缺點是，沒有證據證明它起作用了。當你調查人們是否喜歡宣洩療法，你聽到了很高的讚譽。當你考察它是否帶來了變化時，宣洩則鮮有建樹。

資料來源：From Martin E. P. Seligman，What You Can Change and What You Can't ：The Complete Guide to Successful Self-Improvement ，Alfred A. Knopf，1994，pp.238～239.

但是懲罰的有效性也是有限的。大多數致命的攻擊是一時衝動、激烈的攻擊——因爭辯、侮辱或受攻擊而起。所以我們必須在攻擊發生之前阻止它。我們應該學會以攻擊之外的手段解決問題的方法。除非這種致命的攻擊是冷靜的工具性攻擊，我們才能期望等到它發生之後，通過重典懲治來杜絕此類行為。在這樣的世界中，實行死刑的州謀殺率會低於沒有死刑的州。但在我們這個世界，殺人多是一時衝動，情況就不同了（Costanzo，1998）。

體罰同樣能產生消極作用。懲罰是一種令人厭惡的刺激；它塑造了我們所盡力防止的行為。而且它是強迫的（回顧一下，我們從沒有因為很強的外部理由的強迫而內化某種行為）。暴力少年和虐待孩子的家長大多出自以嚴酷體罰來管教孩子的家庭，便不足為奇了。

為了創造一個更溫柔的世界，我們可以在孩子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塑造並獎勵敏感性和合作，或許可以通過訓練家長用非暴力的方式教育孩子達此目的。訓練計劃鼓勵家長強化期待的行為，積極地表達觀點（“清理完你的房間以後，你就可以玩了”而不是“如果你不清理你的房間，你哪兒也別去”）。一個“替代攻擊項目”通過教年輕人和他們的家長交流的技巧、訓練他們控制自己的憤怒並提高他們道德推理的水平，已經降低了青少年罪犯和團伙成員的再犯率（Goldstein & others，1998）。

如果觀看攻擊榜樣可以降低抑制和引起模仿，那麼我們也可以減少電影和電視上野蠻、缺乏人性的表演——這些步驟可以和已經使用的減少種族主義和大男子主義表演的措施相媲美。我們也可以讓兒童對媒體暴力的影響免疫。我們對於電視網絡“面對現實，並改變他們的節目”已不抱任何希望。埃倫和休斯曼（Eron & Huesmann，1984）訓練來自伊利諾伊州奧克公園的170名兒童：電視描述的世界是不真實的，攻擊並不是像電視說的那樣常見和有效；實際上，我們並不提倡攻擊行為（利用態度探討法，研究者鼓勵兒童自己做這些推理，從而把對電視的批評歸因為自己的信念）。在兩年後的再次研究中，這些孩子比沒有受過訓練的孩子受電視暴力的影響要小。在一項最新的研究中，斯坦福大學的研究者用了18個學時來勸服兒童，僅僅是為了減少他們看電視和玩電視遊戲的量（Robinson & others，2001）。他們看電視的時間下降了1/3——而且他們在學校的攻擊行為和控制學校的兒童相比，下降了25個百分點。

攻擊性的刺激也會引發攻擊。這提示我們應該增大武器（例如手槍）的獲取難度。牙買加1974年施行了一個大規模的反犯罪計劃，包括加大槍支控制的力度，和嚴格對電視電影中的槍戰場面的審查制度（Diener & Crandall，1979）。在之後的一年中，搶劫下降了25%，非致命的槍擊降低了37%。在瑞典，玩具產業不再銷售戰爭玩具。瑞典新聞署（1980）表明了國家的態度：“拿戰爭當遊戲，意味著學習用暴力手段解決爭端。”

類似這樣的建議可以幫助我們減少攻擊。但是我們知道導致攻擊的原因是很複雜的，而且控制起來不那麼容易，那麼誰還能理解安德魯·卡內基（Andrew Carnegie）在20世紀做的樂觀的預言呢：“殺一個人將會被認為是令人憎惡的，正如今天的我們認為吃人是令人憎惡的那樣。”自從他1900年發表上述言論以來，已經有20億人被殺了。這真是一個令人悲傷的諷刺——儘管今天我們已經能更好地理解人類的攻擊性，但是人性中的暴虐卻依然如故。但是，文化是可以改變的，正如納塔莉·安吉爾（Natalie Angier）所言，“北歐海盜曾燒殺搶掠，而他們在瑞典的後裔近200年來卻沒有打過一次仗。”

小結

我們如何減少攻擊？與宣洩假設相反，發洩攻擊更多地引發攻擊的產生，而非減少進一步的攻擊。社會學習觀點建議通過消除引發攻擊的因素來控制它——通過減少令人厭惡的刺激，獎勵和塑造非攻擊行為，和產生與攻擊行為不一致的反應。

個人後記：對暴力文化的改革

美國在1960年（首先向其他國家的讀者表示抱歉，不過我們美國確實存在特殊的暴力問題）在平均每起報道的暴力案件中有3.3個警官負責。到了1993年，就變成了每個警官平均負責3.5起案件（Walinsky，1995）。從那時候起，犯罪率開始有輕微的減少，這在一定程度上歸功於監獄監禁了相當於1960年時的6倍的人數，而且現在15～25歲的男性的人數有個暫時的下降。然而，在我所在的這所大學裡，在1960年不需要任何校警，而現在僱用了6個全職和7個兼職保安，而且我們提供了夜間班車，以護送住在校園周邊的學生。

美國人自我保護的措施：

• 買一把槍用於自我保護（我們有……2.11億把槍支……這使得被謀殺的風險提高了兩倍，經常是被某個家庭成員殺害，而且自殺的機率提高到了原來的5倍。更為有效的方式，應該是服從國家的政策——禁止私人持槍）。

• 建更多的監獄［犯罪案件一直在持續增加，直到最近仍是如此。此外，社會和國庫在監禁200萬犯人上的支出（大多數是男人）相當龐大］。

• 利用“三振出局”的規則終生監禁那些犯了三次暴力罪行的人（但是，我們真的準備好了負擔所有這些嗎？新的監獄——以及監獄醫院和護理病房——用以容納和照顧這些昔日的暴徒）。

• 阻止野蠻的犯罪和消滅窮凶極惡之徒——像伊朗和伊拉克那樣，槍決那些罪犯。為了說明殺人是錯誤的——殺掉殺人的人。（但是幾乎所有擁有高暴力犯罪率的12個城市和州業已實施死刑。但由於大多數的殺人行為只是一時衝動或是在藥物或酒精的影響下進行，所以殺人者很少會考慮到後果。）

比懲罰的嚴重程度更重要的是它的確定性。國家研究委員會（The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1993）報告說，與將刑期加倍相比，拘捕率增加50%，犯罪量的減少是前者的兩倍。儘管如此，美國聯邦調查局的主管路易斯（Louis Freeh，1993）還是相信更強硬、更及時的懲罰措施才是最為根本的方法：“我們所面臨的無視法律的程度是如此可怕，它更像一場瘟疫，已不是單純的執法問題。絕望的貧民、缺少關愛的兒童、濫用毒品導致的犯罪與混亂的泛濫，不是單單靠無底的監獄、依法審判、增加警力就能解決的。”等犯罪發生後才有所反應，其社會效果就如同拿創可貼治療癌症。

另一種觀點來自於在急流中拯救落水者的故事。在成功地進行了急救以後，幫助者發現另外一個掙扎的人，然後把她也拉了出來。如此反覆發生數次後，救人者突然打住，跑開了，無視這時流水卷著另外一個溺水的人進入視線。“你不準備救那個傢伙了嗎？”有旁觀者問道。“當然不，”救人者吼道，“我非要到上游看看，到底是什麼見鬼的東西把這些人推到水裡。”

為了得到保障，我們需要警察、監獄和社會工作者，以幫助我們對付這些困擾我們的社會病。打蚊子確實不錯，但弄乾淨那些潮溼的地方會更好——通過改造我們的文化，挑戰那些腐蝕年輕人的社會毒瘤和重建我們的道德根基。

你的觀點是什麼

在你所生活的社區裡（你居住的小區或你就讀的學校）存在什麼樣形式的暴力呢？暴力組織受到了什麼樣的懲罰呢？居民對此滿意嗎？這些措施消除了社區中的暴力衝突嗎？在仔細閱讀本章的基礎上，請思考暴力行為的本質，以及哪種攻擊理論最有可能適用。有哪些因素影響了攻擊行為，怎樣才能在你的社區裡減少這些攻擊性行為呢？

聯繫社會

在這一章裡，我們主要考察了戴維·巴斯（David Buss）對攻擊的進化心理學解釋。你可能回顧第5章中，戴維·巴斯關於進化、性別和交配選擇的觀點。在第11章中，我們會遇到巴斯對身體吸引力的進化心理學的闡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