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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群體影響

“毫無疑問，一小群有思想、有責任感的公民能夠改變整個世界。”

——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

託 娜即將跑完每日長跑的全程時，已經累得不行了。儘管她腦子裡想著要堅持跑完，可身體卻向她央求說還是步行回家吧。最後，她選擇了折衷的辦法，用極慢的速度跑回了家。第二天，除了有兩個朋友和她一起跑以外，情況還是和前一天一模一樣。但是託娜卻比上一次少花了2分鐘就跑完了全程。她覺得很奇怪：“我能跑得更快就是因為和她們一起跑嗎？和別人一起我總是能跑得更快嗎？”

我們幾乎無時無刻不生活在群體中。我們的社會不僅僅由64億個體組成，它同時包括了200多個國家和地區、400萬個地方性社區、2000萬個經濟組織，以及幾億個其他正式或非正式的群體——比如，約會中的戀人、家庭、教堂、正在交談的同室好友等等。那麼，這些群體是如何影響個體的呢？

群體互動常常會產生戲劇性的效果。有學識的大學生和其他博學多才的人在一起，會促進彼此的才智。不良少年和不良少年在一起，彼此的反社會傾向也會愈演愈烈。不過，群體是以什麼方式來影響群體內成員的態度呢？又怎樣影響群體做出明智或是愚蠢的決策呢？

個體也會影響他們所在的群體。1957年一部經典影片《12個憤怒的男人》中以這樣的情節展開：審理謀殺案的12名警覺的陪審員列隊走進陪審室。那天天氣很熱，陪審員們疲憊不堪，急於對一個少年以刺殺其父親為名做出有罪判決。在他們就快達成一致意見時，其中卻有一個人獨立特行，拒絕投票。接下來，隨著討論的繼續進行，陪審員們一個接一個地改變了自己的裁決直至最後達成了一致意見：“無罪。”雖然在真實的審判中，單獨一個個體極少能夠支配整個群體，然而，歷史就是由少數支配多數的事件鑄成的。到底是什麼因素令一個少數派——或者是一個有效的領導者——如此具有說服力呢？

我們將逐一來探討這些有趣的群體影響現象。不過，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問題是：什麼是群體？群體為什麼會存在呢？

什麼是群體

這個問題的答案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但是，一旦有幾個人互相比較他們所給出的定義時，問題就沒有那麼簡單了。一起長跑的同伴們是一個群體嗎？飛機上的乘客是一個群體嗎？一個群體是否指彼此認同，感覺應該在一起的一群人？一個群體是否指具有相同目標，相互依賴的一群人？是不是當個體變得有組織時，就形成了群體？在什麼情況下群體成員之間的關係會長期持續下去？所有這些問題在社會心理學關於群體的定義中都有所涵蓋（McGrath，1984）。

群體動力學家肖（Shaw，1981）認為所有的群體都有一個共同點：群體成員間存在互動。因此，他把群體 （group）定義為兩個或更多互動並相互影響的人。另外，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社會心理學家特納（Turner，1987）認為，群體成員把自己群體中的人看做是“我們”而不是“他們”。所以，就此而言，一起長跑的同伴們的確可以稱得上是一個群體。而群體的存在可能有許多理由——為了滿足歸屬的需要，為了提供信息，為了給予報酬，為了實現目標等等。

如果按照肖的定義，在計算機房上機，各自做自己事情的學生不能稱做一個群體。雖然他們也是在一起，但他們只是一群人而不是一個互動的群體（不過，其中的每個人卻可能是某一網上聊天室這樣一個無形群體的一員）。計算機房裡無關個體的集合與由互動個體組成的更具影響力的群體行為之間的區別有時候是模糊不清的。僅僅是有其他人在場有時也會對個體產生影響。就好像在一場比賽中，人們會把那些和自己支持同一個參賽隊的人看做是“我們”，而與之相對的，把那些支持別的參賽隊的人看做是“他們”。

本章我們將先考察有關集體影響的三種實例：社會助長作用，社會懈怠 和去個性化 。這三種現象都可以在低限交互的情況下（在我們稱之為“低限群體情境”下）發生。然後我們將探討在互動的群體中有關社會影響的三個例子：群體極化，群體思維 和少數派影響。

社會助長作用：我們是怎樣受他人在場影響的

讓我們從社會心理學最基本的問題開始：純粹他人在場會不會影響我們？“純粹在場”是指，在場的他人實際上只是作為一個被動的觀眾或共事者（co-actors）存在，並不具有競爭性，也不會實施獎勵或懲罰。他人在場會對一個人的長跑、用餐、打字或考試成績產生影響嗎？科學家們尋找該問題答案的過程也可以說是一個神祕的科學故事。

純粹他人在場

一個多世紀以前，一個對自行車賽感興趣的心理學家特里普利特（Triplett，1988）注意到：自行車手在一起比賽時，他們的成績要比各自單獨和時間賽跑時的成績好。在把自己的直覺發現公佈於眾（他人在場能提高作業水平）之前，特里普利特進行了首例社會心理學實驗室研究。在實驗中，他要求兒童被試以最快的速度在漁用卷軸上繞線，結果發現，當兒童們在一起做這件事時要比單獨做時快得多。

隨後的實驗發現他人在場能夠提高人們做簡單乘法和劃銷指定字母等任務的速度，同時證實了他人在場能提高人們完成簡單動作任務［比如保持一根金屬棍與一個在轉盤上的硬幣大小的圓盤接觸的任務（F. W. Allport，1920；Dashiell，1930；Travis，1925）］的準確性。這種社會助長作用 （social facilitation）也同樣會發生在動物身上。當有同類在場時，螞蟻能挖掘出更多沙子，小雞會吃更多的穀物，交配中的老鼠會表現出更多的性活動（Bayer，1929；Chen，1937；Larsson，1956）。

不過現在就下結論似乎還為時過早。另一些研究發現，在完成某些任務時，他人在場會妨礙 當事人的成績表現。有同類在場時，蟑螂、長尾小鸚鵡、金絲雀學會走迷宮的速度都比較慢（Allee & Masure，1936；Gates & Allee，1933；Klopfer，1958）。這種干擾效應在人類中也會發生。他人在場會降低人們學習無意義音節、走迷宮遊戲以及演算複雜乘法問題的效率（Dashiell，1930；Pessin，1933；Pessin & Husband，1933）。

如果說他人在場有時有助於提高個體的作業成績，有時卻會妨礙作業成績，那這種說法比起典型的英格蘭天氣預報來也好不到哪兒去——那兒的天氣預報會說今天可能是晴天，然後接著又說也可能會下雨。到1940年為止，這個領域的研究幾乎停滯不前，並且一直沉寂了25年，直到受某一個新觀點的啟發才又復興起來。

社會心理學家扎伊翁茨（Robert Zajonc）想把這些看似互相矛盾的發現融合到一起。正如科學界中常有的創造性瞬間一樣，扎伊翁茨（1965）用一個領域的研究點亮了另一個領域的研究。這一次是受到了實驗心理學中一個成熟定律的啟示：喚起能夠增強任何優勢反應的傾向。喚起會提高簡單任務的作業成績，而在這些簡單任務中“優勢”反應往往是正確的。人們在喚起狀態下，完成簡單的字謎任務——辨別出打亂了字母順序的單詞，比如“akec ”，是最快的。而在複雜任務中，正確答案往往不是優勢反應，所以，喚起增強的是錯誤 反應。因此，在更難一些的字謎任務中，焦慮被試的成績表現會更差。

這個規律能夠解開社會助長作用之謎嗎？假設人們會因他人在場而被喚起或激活似乎很有道理，而且現在也有許多證據證實這一假設是正確的（Mullen & others，1997）。（我們都能回想出面臨一群聽眾時自己的緊張或者興奮感。）如果社會喚起能促進優勢反應，那麼它應該會提高簡單任務的作業成績 ，並且會降低困難任務的作業成績 。至此，我們可以對以前令人迷惑不解的結果做出比較圓滿的解釋。在漁用卷軸上繞線，做簡單乘法題，或者吃東西都是一些簡單任務，這些任務的正確反應都是人們掌握得非常好的反應或很自然的優勢反應。毫無疑問，他人在場會提高這些任務的作業成績。而學習新材料，走迷宮遊戲，或者解複雜的數學題都是一些較難的任務，這些任務的正確反應很難一下子就做出來。在這種情況下，他人在場就會增加個體錯誤 反應的次數。可見，同一個規律：喚起能促進優勢反應 ，在兩種情況下都有效了（見圖8-1）。突然之間，先前看起來互相矛盾的結果也不再矛盾了。

扎伊翁茨提出的他人在場可以增強個體的優勢反應（正確反應僅僅出自簡單或掌握得非常好的任務中）的觀點可以很好地解釋這種看似矛盾的研究結果。

扎伊翁茨的解決方案是如此的簡單而出色，這令其他社會心理學家們想到了赫胥黎第一次讀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後的想法：“怎麼以前從來就沒這樣想過呢，我是多麼地愚蠢啊！”當扎伊翁茨指出來之後，這個道理就似乎顯而易見了。然而，也有可能是因為戴著事後聰明的有色眼鏡，所以那些破碎的結果看起來融合得如此完美。扎伊翁茨的這個解決方案能經受住實驗的直接檢驗嗎？在對25000個志願者被試進行了差不多300個研究之後，證實這個解決方案仍舊有效（Bond & Titus，1983；Guerin，1993，1999）。

隨後的實驗也以不同的方式驗證了這個規律：無論優勢反應是正確反應還是錯誤反應，社會喚起都會促進這種優勢反應。亨特和希勒裡（Hunt & Hillery，1973）發現：他人在場時，學生們學習走簡單迷宮所需的時間會變少，而學習走複雜迷宮所需的時間會增加（和蟑螂是一樣的！）。邁克爾等人（Michael & others，1982）發現：在一個學生社團裡面，優秀的撞球選手（在隱蔽觀察條件下擊中71%的選手）在有四位觀察者來觀看他們表現的情況下，他們的成績會更好（80%的擊中率）。而差勁的選手（先前平均擊中率為36%）在被密切觀察的條件下表現更差（25%的擊中率）。

由於運動員們所表現的都是熟練掌握的技能，這就有助於解釋為什麼觀眾的支持性反應常常能夠激勵他們表現出最佳狀態。在對加拿大、美國、英國舉行的總計8萬項大學體育賽事或專業體育賽事的研究顯示：主場隊會贏60%的比賽（棒球和橄欖球會少一些，籃球和足球會多一些——見表8-1）。這種主場優勢有可能是來自於運動員對主場環境的熟悉，較少的旅途勞頓，源於對領土控制的優越感，或者是源於觀眾狂熱的喝采而激起的更高的團隊認同感（Zillmann & Paulus，1993）。

資料來源：Data from Courneya & Carron（1992）. Baseball data from Schlenker & others（1995）.

擁擠現象：眾多他人在場

綜上所述，人們的確對他人在場有所反應。但是，觀察者的在場真的會激發人們的喚起狀態嗎？當面臨壓力的時候，身邊擁有一個夥伴可能是令人安慰的。可是，他人在場時，人們的出汗量會增加，呼吸加快，肌肉收縮次數增加，血壓升高並且心跳加速（Geen & Gange，1983；Moore & Baron，1983）。在完成有挑戰性任務時，甚至一群支持性觀眾的在場可能會引發個體做出比平常更差的表現（Butler & Baumeister，1998）。你在第一次鋼琴獨奏會上的表現不會因為父母的到場而有所提高。

他人的影響效應會隨人數的增加而遞增（Jackson & Latané，1981；Knowles，1983）。有時候龐大的觀眾群體所激起的喚起狀態和有意注意甚至會干擾熟練掌握的、自動化的行為，例如講話。在極大 的壓力情境下，我們很容易哽住。當口吃者面對一大群聽眾時，會比只對一兩個人講話時口吃得更加厲害（Mullen，1986）。大學生籃球運動員在球場座無虛席的情況下會處於高度喚起狀態，這時，他們無防守投籃的準確率會稍差 於球場幾乎無人的情況（Sokoll & Mynatt，1984）。

“處在人群之中 ”對個體的積極或消極反應都會有增強作用。當人們在一起坐得很近時，友善的人會更受人歡迎，而不 友善的人會更令人討厭 （Schiffenbauer & Schiavo，1976；Storms & Thomas，1977）。弗裡德曼及其同事（Jonathan Freedman & others，1979，1980）對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以及安大略科學中心的訪問學者進行了一系列的實驗，他們讓一個“同謀者”和其他被試一起聽搞笑的磁帶或者看電影。當所有人在一起坐得很近的時候，“同謀者”更容易誘導被試們發笑或者鼓掌。正如戲劇導演和體育迷們所認為的那樣：一間“好屋子”就是一間坐滿人的屋子，這一點也已經被研究者們證實（Aiello & others，1983；Worchel & Brown，1984）。［在擁擠房間裡的高喚起趨向於給個體增加壓力。然而在分隔成許多空間的房間裡，個體能夠退回到其私人領域，故而擁擠所帶來的壓力會小一些 （Evans & others，1996，2000）。］

也許你已經注意到了：一個35人的班級坐在正好能容納 35人的教室裡會比散坐在一個能容納100人的教室裡感覺更溫馨更活躍。部分原因是由於當我們和別人坐得很近時，我們會更容易注意別人並且融入到他們的笑聲和掌聲中去。另一方面，埃文斯（Evans，1979）發現擁擠也會增強喚起狀態。他對馬薩諸塞大學的學生進行了一些測試。學生們每10人為一組，每組人會呆在一個20×30英尺大小的房間或一個8×12英尺大小的房間。結果發現呆在人口稠密擁擠的房間裡的被試比呆在寬敞房間裡的被試心率更快，血壓也更高（喚起的指標）。納格和潘迪（Nagar & Pandey，1987）對印度大學生做的一個研究也發現，擁擠使人在完成複雜任務時更容易出錯。由此可見，擁擠能增強喚起狀態，而喚起能夠促進優勢反應。

為什麼我們會因他人在場而被喚起

在他人面前時你會受到激勵而把自己擅長的事情做得更好（除非你已經過度喚起或者處於自我意識狀態了）。然而在同一情景下，你原本覺得困難的事情就會顯得更不可能實現了。那麼，他人在場是如何引起人們喚起的呢？有證據表明可能是以下三個因素：評價顧忌、分心以及純粹在場。

評價顧忌

科特雷爾（Nickolas Cottrell）猜測觀察者在場使我們憂慮的原因在於我們想知道別人怎麼樣評價我們。為了證實評價顧忌 （evaluation apprehension）是否存在，科特雷爾及其同事給觀察者蒙上眼睛，結果發現與可以自由觀察的觀眾不同，僅僅是這些蒙上眼睛的人的在場並沒有 產生預期的反應。

其他實驗也證實了科特雷爾的結論：如果人們認為自己正在受在場的人評價，那麼他們的優勢反應提高得最明顯。有這樣一個實驗，實驗者是加利福尼亞大學的長跑者，這些長跑者在跑道上跑步時會遇到一位坐在草地上的女士。如果 這位女士是面對著他們的，那麼與她背對著他們相比，長跑者跑步的速度會更快一些（Worringham & Messick，1983）。

評價顧忌也有助於解釋以下問題：

• 為什麼當與比自己稍微優秀一點的人一起共事時，人們的表現最好 （Seta，1982）

• 為什麼一個高層領導小組的喚起狀態會在意見無關痛癢之人加入時有所降低 （Seta & Seta，1992）

• 為什麼那些最擔心別人對自己如何評價的人往往最容易受他人在場影響 （Gastorf & others，1980；Geen & Gange，1983）

• 為什麼當在場者是密切注意人們行動的陌生人時，社會助長效應最大 （Guerin & Innes，1982）

受評引發的自我意識也會干擾我們熟練掌握的自動化行為（Mullen & Baumeister，1987）。如果籃球運動員在投非常關鍵的一球時自覺主動地分析自己身體的運動，那他就很可能無法命中。

分心

桑德，巴倫和穆爾（Sanders，Baron，& Moore，1978，1986）對評價顧忌進行了更深入地研究。他們認為：當考慮共事者在做什麼或者觀眾會怎麼反應的時候，我們已經分心了。這種注意他人和注意任務之間的矛盾衝突 使認知系統負荷過重，於是就引起了喚起。一些實驗表明，不僅他人在場會引起社會助長效應，有時其他非人的分心物的出現，比如光線的突然照射，也會產生這種效應。這就提供了證實人們“受分心的影響”的證據。

純粹在場

然而，扎伊翁茨認為即使在沒有評價顧忌或沒有分心的情況下，他人的“純粹在場”也會引發一定程度的喚起。例如，他人在場情況下讓被試判斷對顏色的喜好，他們的好惡程度會有所增強（Goldman，1967）。在這個任務中，答案沒有對錯好壞之分，別人也無從評價，也就沒有理由去關注他人的行為反應了。但是，這種情況下，他人在場還是有喚起作用的。

前面提到過非人類的動物社會中也存在社會助長效應。這暗示我們天生的社會喚起機制在動物界中是十分普遍的。（動物們也許並不能有意識地關注別的動物對自己的評價。）在人類社會中，許多長跑者都會因為有人跟他們一起跑而得到激勵，即便那些一起跑的人既不是他們的競爭對手，也不會對他們進行評價。

這裡有必要提一下我們提出某一個理論的目的是什麼。正如我們在第1章裡所提到的那樣，一個好的理論是一篇科學性的速記：它能簡化並且歸納總結各種各樣的觀察資料。社會助長理論在這方面做得很好。它是許許多多研究發現的一個簡單概述。一個好的理論也應該能提供明確的預期，這些預期會（1）有助於該理論的驗證和修正；（2）引導全新的探索；以及（3）對實際應用提出建議。社會助長理論已經明確地提出了前兩種預期：（1）理論基礎（他人在場會引發喚起，並且這種社會喚起會提高個體的優勢反應）已經被證實了，而且（2）這個理論給一個沉寂已久的研究領域帶來了勃勃生機。

它是否也（3）對實際應用提出了建議呢？我們可以對可能的應用作一些有根據的推測。如圖8-2所示，在許多新寫字樓裡，用一些低矮的隔離物劃分出的寬敞、開放的辦公區域已經替代了私人辦公室。意識到他人在場是有助於個體提高熟練任務的作業成績，還是會干擾其對複雜問題的創造性思維？你還能想到其他可能的應用案例嗎？

在“開放辦公室計劃”裡，人們都在他人在場的情境下工作。這會如何影響工作者的效率呢？

資料來源：Photo courtesy of Herman Miller Inc.

小結

他人在場問題是社會心理學最基本的問題之一。對於該問題的早期研究發現，觀察者或者共事者的存在會提高個體的作業成績。另一些人則發現他人在場會降低個體的作業成績。扎伊翁茨用一個知名的實驗心理學定律把這些發現融合了起來。這個定律即是：喚起能促進優勢反應。由於他人在場能引發喚起狀態，所以，觀察者或共事者在場，會提高簡單任務（其優勢反應是正確的）的作業成績，但會降低複雜困難任務（其優勢反應是錯誤的）的作業成績。

然而，我們為什麼會因為他人在場而被喚起呢？實驗表明：這種喚起部分來自於評價顧忌，部分來自於分心——注意他人和注意當前任務之間的矛盾衝突。而另一些實驗（包括一些動物實驗）表明，即使我們不存在評價顧忌或者分心，僅僅是他人在場也會引起喚起的。

社會懈怠：個人在群體中會減少努力嗎

八個人一隊的團體拔河比賽中隊員們使出的力氣，與他們各自參加個人拔河比賽所使出的最大力氣的總和一樣大嗎？如果不是，那是什麼原因呢？我們對於工作群體中成員所付出的努力程度應該抱何種期望呢？

社會助長作用經常發生在人們為個人目標努力時，比如繞漁線或解數學題等，在這種情況下，他人可以對個人作出的努力做出單獨的評價。上述情境和日常生活中的某些工作情境十分類似，而與另一些大家為同一 個目標一起努力的情境迥然相異 。因為後一種情形中，個人的努力是無法 被單獨評價的，比如，團體拔河比賽、集資籌款（共同經營糖果生意賺錢付班級旅行的費用）、大家得同一分數的班級項目等都是很好的例子。在這樣的“加合任務”，即小組成績有賴於成員個人努力之總和的任務中，團隊精神是否會提高產出呢？作為一個團隊一起工作時，泥瓦匠們會比他們單獨工作時更快嗎？實驗室模擬是解答這些問題的一種方法。

人多好辦事

大約一個世紀以前，法國工程師林格曼（Ringelmann）發現，在團體拔河中集體所付出的努力僅有所有個人單獨努力之總和的一半。這表明，與“團結就是力量”的普遍觀念恰恰相反，實際上，在集體任務中小組成員的努力程度反而較小。也許，糟糕的表現源於糟糕的合作——人們一起拉繩子的時候，用力的方向和時間是稍有差異的。由英厄姆（Ingham，1974）領導的一個馬薩諸塞研究小組巧妙地解決了這一問題，他們使被試認為自己在和其他人一起拉繩子，而實際上是被試一個人在拉。矇在鼓裡的被試們被排在如圖8-3所示裝置的第一個位置，並且要求他們：“盡你的全力去拉。”結果是，如果他們知道自己是一個人在拉，那麼使出的力氣比以為身後還有2～5個人和自己一起拉時多出18%。

如果站在第一個位置的人認為後面有人和自己一起拉，那麼他使出的力氣就會較小些。

資料來源：Data from Ingham，Levinger，Graves，& Peck ham，1974. Photo by Alan G. Ingham.

拉坦，威廉姆斯和哈金斯（Latané，Williams，Harkins，& others，1979，1980）等研究者同時也注意到了研究社會懈怠 （social loafing）現象的其他方法。他們觀察到：6個人一起盡全力叫喊或者鼓掌所發出的喧鬧聲還沒有1個人單獨所發出喧鬧聲的3倍響。就像拔河比賽一樣，製造喧鬧聲的任務也很容易受群體無效率的影響。所以拉坦及其助手們沿襲了英厄姆的方法，他們用俄亥俄州立大學的學生為被試，也使被試們認為自己是在和其他人一起叫喊或者鼓掌，而實際上他們是獨自做這件事。

他們的方法是這樣的：讓6個人蒙上眼睛坐在一個半圓形中，給他們戴上耳機，從中他們可以聽到別人叫喊或者鼓掌的聲音。這樣，如果被試聽不見自己的叫喊或鼓掌聲，那別人的聲音就更聽不見了。在不同輪的實驗中，或者要求他們單獨叫喊或鼓掌，或者要求他們整組一起做。有些知道這個實驗的人猜測，和他人一起做的時候被試會叫得更響，因為這時候抑制性會降低（Harkins，1981）。而真實的結果卻證實了社會懈怠：被試認為自己正和其他5個人一起叫喊或鼓掌時所發出的喧鬧聲要比他們認為自己正單獨做時少三分之一。甚至在高中的啦啦隊長中也會發生這種社會懈怠現象（Hardy & Latané，1986）。

有趣的是，那些單獨鼓過掌也和他人一起鼓過掌的人，並不認為自己懈怠；他們認為在兩種情況下自己的努力程度是一樣的。這和學生們一起完成某一個共同的項目時發生的現象很相似。威廉斯說道，所有人都同意發生了懈怠——但是沒有一個人承認是自己製造了懈怠。

斯威尼（Sweeney，1973），一個政治學家，對於社會懈怠的政策性含義很感興趣，在得克薩斯大學所做的一項實驗中，他觀察了其中的現象。當學生們知道自己被單獨評價（以電量的輸出來計量）時，與其認為自己的成績還要考核其他人的行為表現時相比，他們踩自行車練習器要更加賣力。在群體條件下，人們就會受到搭 集體便車 （free-ride）的誘惑。

從這個以及其他160個研究（Karau & Williams，1993，及圖8-4）中，我們可以看到，引發社會助長作用的心理力量，即評價顧忌，受到了扭曲。在社會懈怠實驗中，個體認為只有在他們單獨操作時才會受到評價。群體情境（拔河，喊叫等等）降低 了個體的評價顧忌。當人們不單獨為某事負責或者並不對其努力程度進行單獨評價時，所有小組成員的責任感都被分散了（Harkins & Jackson，1985；Kerr & Bruun，1981）。相反地，社會助長實驗則增強 了個體的評價顧忌。一旦成為注意的焦點，人們就會自覺監控自己的行為（Mullen & Baumeister，1987）。所以規律還是一樣的：一旦受他人觀察，個體的評價顧忌會有所增強 ，這樣社會助長作用就發生了；一旦消失在人群中，個體的評價顧忌就會減小 ，社會懈怠就發生了（圖8-5）。

個體所付出的努力程度在減小，對包括4000多名被試的49個研究所做的統計性摘要表明，隨著群體規模的增大，個體所付出的努力程度在減小（社會懈怠增加）。每個點代表其中一項研究的全部數據。

資料來源：From Williams，Jackson，& Karau，in Social Dilemmas ：Perspectives on Individuals and Groups ，edited by D. A. Schroeder，1992. Praeger Publishers，an imprint of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Inc.，Westport，CT.

如果無法對個體進行評價或者個體無需為某事單獨負責時，更可能發生社會懈怠。

激勵小組成員的一種策略是使個體作業成績可識別化。有些橄欖球教練通過錄像和對運動員進行個別評價的方法來達到這一目的。無論是否在一個小組中，當個體的行為可以單獨評價時，人們會付出更大的努力：大學游泳隊的隊內接力賽中，如果有人監控大家並且單獨報出每個人所用的時間，那麼整體游泳的速度會有所提高（Williams & others，1989）。一個對流水線工人所做的小實驗發現，一旦可以對個人的行為進行單獨評價，即使沒有額外的報酬，工人們生產的產品仍然增加了16%（Faulkner & Williams，1996）。

日常生活中的社會懈怠

社會懈怠很普遍嗎？在實驗室中，此現象不僅在拔河比賽，蹬自行車，叫喊和鼓掌等任務中發生，同時也出現在泵空氣或水，評價詩歌或社論，發表觀點，打字和信號偵察等任務中。那麼這些結果能夠推廣到工人的日常生產中去嗎？

前蘇聯集體農場裡的農民們今天耕作這片土地，明天耕作另一片土地，對任何一塊特定的土地都沒有直接的責任感。因為農民們自己只有一塊很小的私有土地。調查分析發現，雖然農民的私有土地只佔全部耕種面積的1%，但其產出卻佔全蘇維埃農場產出的27%（H. Smith，1976）。在匈牙利，農民的私有土地只佔農場總面積的13%，但其產量卻佔了總量的三分之一（Spivak，1979）。自從中國開始允許農民在上交公糧後，可以出售富餘的糧食，其糧食產量以每年8%的速度暴漲——是前26年的年增長率的2.5倍（Church，1986）。

在北美，不向工會或行業協會交會費也不參加義務勞動的那些工人，卻往往非常樂於接受工會帶來的福利。那些不響應公共電視臺基金籌款動員的觀眾們同樣也是如此。這暗示了對於社會懈怠的另一種可能解釋。如果不管個人對群體做出多少貢獻，都是平均分配報酬，那麼付出單位勞動所得報酬多的人就等於是搭了集體的便車。因此，人們就會想在自己的努力無法被單獨監控或者單獨評價的時候偷懶。用一個公社成員的話來說，能很方便地搭便車的社會就是“寄生蟲的天堂”。

比如，在泡菜廠裡，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從傳輸帶上挑出大小合適的半塊頭蒔蘿泡菜塞進罐子裡。不幸的是，因為無法識別出這些產品分別是誰做的（所有的罐子都會在接受質量檢查之前進入同一個斗車），工人們常常會隨便把任何大小的泡菜都塞進罐子。威廉姆斯等人（Williams，Harkins，& Latané，1981）提出，有關社會懈怠的研究建議“使個人的產出可識別化，並且提出問題說：‘假如工廠只按包裝合格的泡菜付給工人相應的工資，那麼一個工人會包裝多少泡菜呢？’”

當然，集體性質的工作也不總是引發個體的偷懶行為。有時候，群體目標極具吸引力，又十分需要每個人都盡最大的努力，這時團隊精神會維持並且增強個人努力的程度。在奧運會划艇賽中，劃手在參加8人一組的團體划艇賽時會比單人劃或雙人劃時更不賣力嗎？

有證據表明答案是否定的。當任務具有挑戰性、吸引力、引人入勝 的特點時，群體成員的懈怠程度就會減弱（Karau & Williams，1993）。面臨挑戰性的任務時，人們可能會認為付出自己的努力是必不可少的（Harkins & Petty，1982；Kerr，1983；Kerr & Bruun，1983）。假設人們認為小組中的其他成員靠不住或者沒有能力做出多少貢獻，那他們也會付出更大的努力（Plaks & Higgins，2000；Williams & Karau，1991）。對群體實施激勵性措施或者讓群體為一個有挑戰性的目標而奮鬥也可以提高整體的努力程度（Harkins & Szymanski，1989；Shepperd & Wright，1989）。只要團體成員堅信高的努力程度能夠取得好的作業成績並且會帶來回報，他們就會努力工作（Shepperd & Taylor，1999）。

如果小組成員彼此都是朋友 而非陌生人或成員都很認同自己的群體，那麼懈怠就會有所減少（Davis & Greenlees，1992；Karau & Williams，1997；Worchel & others，1998）。甚至是有想與某人再見面的願望也能提高團隊的效率（Groenenboom & others，2001）。在班級中與常常見面的同學之間的合作就比與那些幾乎沒有什麼機會再見面的人之間的合作動機水平更高。拉坦指出，以色列集體農場的產量實際要比個體農場的產量高（Leon，1969）。凝聚力提高了努力程度。那麼集體主義文化中是否存在社會懈怠呢？為了查明真相，拉坦及其同事們（Gabrenya & others，1985）前往亞洲，在日本、泰國、中國臺灣省、印度和馬來西亞重複了他們的製造喧鬧聲音實驗。他們發現了什麼？結論是社會懈怠在這些國家和地區同樣非常顯著。

不過，在亞洲進行的17個後續研究顯示：集體主義文化下，人們表現出的社會懈怠的確不如個體主義文化下強烈（Karau & Williams，1993；Kugihara，1999）。我們在第2章中曾提到過，對家庭和集體的忠誠在集體主義文化中起著很重要的作用。另外，女性（第5章中解釋過）不如男性個人化——其社會懈怠也不如男性強烈。

上述有些發現與對日常工作群體對象的研究發現相吻合。當群體被賦予挑戰性的目標任務時，當他們因成功而被授予獎勵時，當他們有一種把自己的隊伍看做“團隊”的信念時，成員們就會努力工作（Hackman，1986）。保持工作群體較小的規模並使構成群體的成員實力均衡也有助於使成員們相信自己對群體的貢獻必不可少（Comer，1995）。因此，假如小組成員在一起集體工作，而個人的成就又無法單獨評價的話，那麼社會懈怠的發生就不足為奇了，這種情況下，就未必是人多好辦事了。

小結

社會助長研究的是個人作業成績能得以單獨評價的任務中人們的行為表現。然而，在許多工作情境中，人們彙集個人的努力以實現一個共同的目標，而個人的努力卻無法單獨被評價。研究表明群體成員在完成這樣的“集體任務”時，就不會那麼努力了。這正如我們平常所見的：如果個人的責任被群體分散了，那麼就容易導致個體成員搭群體便車的現象。

去個體化：人在群體中何時會失去自我感

群體情境可能會使人失去自我覺知能力，並導致個體喪失自我和自我約束。什麼樣的情境會引發這種“去個體化”呢？

2003年4月美軍抵達伊拉克後，從薩達姆的高壓政策下“解放”出來的掠奪者活動猖獗。在這“瘋狂的掠奪”中，醫院損失了床位，國家圖書館損失了上萬冊珍貴的手稿，大學也損失了大量的電腦、椅子，甚至燈泡。巴格達的國家博物館在48小時內被掠走了幾千件珍品——儘管大部分珍品在這之前就已被運送到安全的地方（Burns，2003a，b；Lawler，2003c）。《科學》雜誌報道說：“自從西班牙征服者的劫掠之後，阿茲臺克和印加文明還從沒有這麼嚴重地流失過。”（Lawler，2003a）一位大學院長這樣描述：“暴徒成群地湧進來，來了50個，又走了，然後又來了一群。”這樣的報道讓人們很驚異：這些搶劫者的道德感哪兒去了？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行為呢（Lawler，2003b）？

一起做一些我們單獨一個人時不會做的事

社會助長實驗表明群體能引發人們的喚起狀態。社會懈怠實驗表明群體能擴散責任。一旦喚起和責任擴散結合到一起，常規的約束就會變小，後果可能令人震驚。從輕微的失態（在大餐廳裡扔擲食物，怒罵裁判，在搖滾音樂會上尖叫）到衝動性的自我滿足（集群破壞公物，縱酒狂歡，偷竊），甚至具有破壞性的社會暴力（警察暴力，暴動，私刑），人們都可能幹得出來。1967年發生過這樣一起事件，200名俄克拉荷馬大學的學生聚集在一起圍觀一個聲稱要從塔頂跳下來的同學。下面的人起勁地同聲呼喝著：“跳！跳！……”最後那個學生真的就跳下來了，當場身亡（UPI，1967）。

這些失控行為有一個共同點：它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群體引發的。群體能產生一種興奮感，那是一種被比自己更強大的力量吸引住的感覺。很難想像，單獨一個搖滾迷會在一個私人搖滾音樂會上發狂地叫喊，單獨一個俄克拉荷馬大學的學生會試圖誘勸他人自殺，或者，單獨一個警察會暴打一個手無寸鐵的乘客。在某些群體情境中，人們更可能拋棄道德約束，以至於忘卻了個人的身份，而順從於群體規範——簡言之，也就是變得去個體化 （deindividuated）。什麼環境會引發這種心理狀態呢？

群體規模

一個群體不僅能引發成員們的喚起狀態，也能使他們的個體身份模糊化。尖叫的人群遮蔽了尖叫的球迷。一個濫用私刑的暴徒組織會使成員堅信自己不可能被起訴；他們把這種行為看做是群體 的所作所為。處在一群暴民之中而不必暴露自己姓名的暴動者們會任意地搶掠。經過對21起人群圍觀跳樓或者跳橋事件的分析，曼（Mann，1981）發現：如果人群規模小且曝於日光之下的話，人們通常是不會誘勸當事者往下跳的。但如果人群規模比較龐大或夜幕賦予人們匿名性的身份，那麼，人群中的大多數人會誘勸當事者往下跳並且加以冷嘲熱諷。

馬倫（Mullen，1986）指出，在使用私刑的暴徒中也存在類似的效應：暴徒團伙的規模越大，成員越有可能失去較多的自我意識，他們就更樂於去幹諸如縱火、砍人、肢解等暴行。從體育觀眾到用私刑的暴徒，所有這些例子中，個體的評價顧忌都降到了最低水平。因為“每個人都如此行為，”因此，所有的人都會把其行為的責任歸因為情境而不是自己的選擇。

津巴多（Zimbardo，1970）推斷僅是城市人山人海這一特點就足以產生匿名性的效應，從而使損壞公物成為個體道德中所許可的行為。他買了兩輛已使用過十年的舊車，然後把它們的牌照拆掉，把引擎蓋掀開，他把其中一輛車放在紐約大學布朗克斯校區附近，另一輛放在斯坦福大學的帕羅奧托校區附近，這是一個比前者小得多的城市。結果發現在紐約，第一批“汽車清理者”在十分鐘之內就到達了；他們拿走了電池和散熱器。在三天的時間內，發生了23起偷竊和破壞事件，最後汽車成了一堆被敲碎的沒用的廢銅爛鐵了。相反，在帕洛·奧托觀察到的惟一一個碰過那輛車的人，是一個多星期之後，一個過路人在天要下雨的時候把引擎蓋合上了。

身體匿名性

我們怎麼能斷言布朗克斯和帕洛·奧托之間關鍵的差別就在於布朗克斯的匿名性更大呢？我們做不到這一點。但是我們可以就匿名性設計一個實驗，看它是不是真的能減少抑制性的行為。津巴多（1970，2002）從他學生那裡獲得了實驗的靈感，那個學生問他，在戈爾登的《蠅王》中，那些本來很善良的男孩為什麼會在臉上塗上東西以後突然間變成了惡魔呢？為了實驗這種匿名性，津巴多（1979）讓紐約大學的女學生穿上一樣的白色衣服和帽兜，這和三K黨（Ku Klux Klan）成員（圖8-6）非常相似。然後讓她們按鍵對另一個女性實施電擊，結果發現她們按鍵的時間要比那些可以看見對方並且身上貼著很大名字標籤的女生長一倍。

匿名女生給無助的受害者實施的電擊強度要比非匿名女生實施的大。

互聯網也提供了類似的匿名性。幾百萬驚愕於巴格達暴徒的掠奪行徑的人自己卻在利用網上的共享軟件製作盜版光盤。因為這樣做的人實在太多了，所以他們幾乎不會認為下載別人版權所有的音樂到MP3裡有多麼不道德，也不會想到自己會因此而被逮捕。網絡聊天室、新聞工作組的匿名性也使其中敵對而激進的行為比面對面交談中要多得多（Douglas & McGarty，2001）。

為了在街上證實這種現象，埃利森、戈文及其同事們（Ellison，Govern，& others，1995）僱了一個“司機同謀者”，讓她遇到紅燈時先暫停一會兒，並且當後面有一輛敞篷車或者有一輛4×4輪子車的時候等上12秒鐘再開。在等待的時候，她記錄後面車所發出的喇叭聲（一種輕微的攻擊性行為）。相對於敞篷車的司機，那些把頂蓋放下來的4×4輪子車司機是匿名的，他們鳴喇叭的速度要比前者快1/3，而頻率是前者的兩倍而且持續的時間也幾乎是前者的兩倍。

一個由迪納（Diener，1976）領導的研究小組以巧妙的研究設計分別在群體情境中和 身體匿名情境中都發現了這種效應。在萬聖節前夕，他們在西雅圖觀察了1352個孩子玩“不請吃糖，就惡作劇”的遊戲。那些孩子或單獨或結伴，他們走訪了全城1/27的家庭，有一名研究者也熱情地招待了他們，並邀請他們“從這些糖果裡拿一粒 ，”然後就離開了房間。隱藏在暗處的研究者注意到，結伴的孩子們比單獨的孩子多拿糖的可能性要大一倍。而且，那些匿名的孩子比那些被問及姓名和住處的孩子違規的可能性也要大一倍。如圖8-7所示，違規率依情境的不同而不同。大部分孩子會因群體的掩蓋和匿名性而去個性化，因此會偷拿額外的糖果。

結伴或者匿名時，尤其是當群體性和匿名性條件都俱備時，孩子們更可能違規去偷拿額外的萬聖節糖果。

資料來源：Data from Diener & others，1976.

這些實驗令我想知道穿制服的作用效果。為了準備作戰，一些部落中的鬥士（像一些狂熱的體育迷一樣）會用油彩或者面具裝扮自己的身體和臉孔，使自己去個性化。戰鬥結束後，有一些部落會殺死、折磨或者摧殘任何倖存的戰俘；而另一些部落會讓戰俘活著。沃森（Watson，1973）仔細研究了一些人類學檔案後發現，那些去個性化的鬥士部落幾乎都會對其敵人施以暴行。那些毆打羅德尼·金的穿制服的洛杉磯警察被他反叛性的拒絕停車行為惹怒並且喚起了。他們享受著彼此之間的友愛之情從而對外界將會如何看待他們置之度外。就這樣，他們忘記了社會的常規，而被情境捲入其中。

在北愛爾蘭，西爾克（Silke，2003）發現，在500例暴力事件中，有206例襲擊者都頭戴面具、頭巾或其他面部偽裝物。與未偽裝的襲擊者相比，這些匿名的襲擊者表現出更嚴重的襲擊行為。

身體匿名性是否總 能引發人們釋放最邪惡的衝動呢？所幸的是，答案是否定的。在所有這些情境中，人們顯然是對一些反社會的暗示線索作出了反應。約翰遜和唐寧（Johnson & Downing，1979）指出津巴多的被試們類似三K黨成員的裝扮可能會慫恿敵意行為。在佐治亞大學進行了這樣一項實驗，即是要求女被試在決定給別人實施多大程度的電擊之前穿上護士制服。在實施電擊時，這些穿護士制服的被試如果得以保持其匿名性，那她們的攻擊性就遠不如說出自己名字和身份時的情況大。波斯特梅斯和斯皮爾斯（Postmes & Spears，1998；Reicher & others，1995）對60項去個體化研究做了分析，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匿名性使人們的自我意識減弱，群體意識增強，更容易對情境線索作出迴應，無論這線索是消極的（三K黨制服）還是積極的（護士制服）。一旦提供利他的線索，去個體化的人們甚至會施捨更多的錢財（Spivey & Prentice-Dunn，1990）。

喚起和分心活動

群體表現出攻擊性之前常常會發生一些較小的引發人們喚起狀態或者分散其注意力的事件。集體喊叫、高歌、鼓掌、跳舞既可以令人們熱情似火又能減少其自我意識。一位文鮮明統一教團的（Moonie）目睹者回憶起“choo-choo”歌就是這樣使人們去個體化的：

所有的兄弟姐妹們手拉著手熱情地高唱，choo-choo-choo，Choo-choo-choo，CHOO-CHOO-CHOO！YEA！YEA！POWW！！！這樣的行為使我們組成了一個群體，似乎我們一起以一種很奇怪的方式來體驗某種重要的東西。choo-choo的力量令我震驚，但它使我感覺很舒適而且令我很放鬆（Zimbardo & others，1977，p.186）。

迪納的實驗（1976，1979）表明，像扔石頭、小組合唱這樣的活動可能會成為其他更放肆行為的前奏。當人們看到別人和自己做出同樣的行為時，會對自己做出衝動性的舉動產生一種自我強化的愉悅感。當看到別人和自己做得一樣時，我們會認為他們也和我們想得一樣，因而這又會強化我們自己的感受（Orive，1984）。而且，衝動性的集體行為能夠吸引我們的注意力。當我們衝著裁判大喊大叫時，並不會想到我們自己的價值觀念，而只是對情境做出一種即時的反應罷了。有時，當我們事後停下來反省自己所做過的事和所說過的話時，會覺得很懊惱，但這只是有時候而已。還有一些時候，我們會主動尋找去個體化的群體體驗——跳舞，宗教體驗，群體交流等等，從中我們能體驗到強烈的積極情感以及與他人親密無間的關係。

弱化自我意識

能弱化自我意識的群體體驗通常能分離個體的行為和態度。迪納（1980）以及鄧恩（Steven Prentice-Dunn）和羅傑斯（Rogers，1980，1989）所做的實驗表明：無自我意識、去個體化的人更不自控，更不自律，更可能毫不顧及自己的價值觀就做出行動，對情境的反應性也更強烈。這些發現正好可以補充和強化第3章中提到有關自我意識 的實驗。

自我覺察是去個體化的對立面。自我覺察的人，以站在鏡子或者攝像機面前的人為例，會表現得更加 自控，這時他們的行為也能夠清晰地反映他們的態度。比如，如果人們在鏡子面前品嚐各種奶油乾酪，就會挑那些低脂肪的品種來吃（Sentyrz & Bushman，1998）。這樣看來，也許節食者們應該在廚房裡安一面鏡子。

自我覺察的人也不太可能做出欺騙行為（Beaman & others，1979；Diener & Wallbom，1976）。那些一直堅信自己是獨立而與眾不同之人也不太可能做出欺騙行為（Nadler & others，1982）。自我意識的個體，或僅是受他人驅使而產生暫時性自我意識的個體，他們在情境中會表現出更大程度的言行一致性。這些個體也會越來越理智，因此，也就不太可能受有悖於自己價值觀的呼聲所影響（Hutton & Baumeister，1992）。

喝酒之類的情境會降低個體的自我覺察，從而增強個體的去個性化（Hull & others，1983）。而能夠增強自我覺察的情境，比如：鏡子和攝像機，小鎮，明亮的光線，很大的姓名標籤，凝神靜思，個性化的著裝和房屋等情境都可以降低個體的去個性化（Ickes & others，1978）。一個十幾歲的孩子去參加聚會時，父母可能會這樣說，“玩得開心，還有要記住你自己的身份。”這是父母在孩子臨行前給其的最佳忠告。也就是說，和大傢伙一起享受歡樂的同時要保持自我覺察；保持自己的身份而不被去個性化。

小結

高水平的社會喚起與責任擴散的結合有可能使人們放棄自己的道德約束或者喪失自己的個性。當個體處在一個大的群體之中或者身穿有隱蔽作用的服裝時，會被喚起，或者分心，進而體驗到一種匿名性，在這樣的情境中，尤其可能發生去個性化現象。其結果就是自我覺察和自我約束減弱，而對積極或消極的直接情境因素的反應性增強。

群體極化：群體會強化我們的觀點嗎

許多矛盾都是由於雙方總和與自己思想觀念相似的人交流而產生的。這種互動是否會加強個體原本的態度呢？如果是的話，那是為什麼呢？

群體互動通常會產生哪種效果呢？積極的？抑或消極的？警察暴力和團伙暴力都證明了群體互動潛在的破壞性。但是另一方面，支持型群體領導、管理顧問和教育理論家都肯定了它的益處，而且社會活動和宗教活動也激勵其成員通過和持有相同想法的其他成員建立聯繫來加強自身的信念。

這方面的研究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這些效應。我們從對小群體中人們的研究得出了一條準則，它有利於我們對積極和消極的結果都作出解釋：群體討論通常可以強化其成員最初的意向。群體極化 的研究體現了探索的過程——一個有趣的發現是如何導致研究者們草率地做出錯誤的結論，而最終這些結論又被更準確的結論所代替。作為研究者之一，這是一個我能夠與大家直接討論的科學謎題。

“風險轉移”的案例

一篇涵蓋了300多個研究的文獻在其開篇就引用了一項驚人的發現，它的提出者斯托納（Stoner，1961）當時是麻省理工學院的一名研究生。在他的工業管理碩士論文中，斯托納對人們普遍認同的一種看法——群體比個人在決策時更為審慎——進行了研究。他設計了一些決策時的兩難情境，被試的任務是建議假想的人物應該在多大程度上承擔風險。假設你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名被試，你會在以下的情境中給該人物提供什麼樣的建議呢？

海倫是一名很有創作天賦的作家，但是迄今為止她都是依靠寫通俗的西部小說過著還算舒適的生活。最近她突然萌生了一個念頭，想要寫一部可能會產生重大影響的長篇小說。如果這部小說能夠完成並且被人們接受的話，它可能會在文壇產生舉足輕重的影響，而且這會在很大程度上促進她事業的發展。另一方面，如果她的想法最終沒能實現，又或者這部小說是一部失敗之作，那麼她將耗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而得不到任何回報。

設想你正在給海倫提建議。請指出你所認為的她會嘗試寫這部小說的最低 可能性。

當這部小說取得成功的概率至少為_____時，海倫會嘗試寫這部小說？

_____1/10
_____2/10
_____3/10
_____4/10
_____5/10
_____6/10
_____7/10
_____8/10
_____9/10
_____10/10（選擇這一項是指你認為海倫只有在認為這部小說絕對會成功的情況下才會嘗試寫 。）

當你做出決定後，猜猜這本書的所有讀者平均而言會提出怎樣的建議。

在對很多這樣的問題給出自己的建議後，每五個人左右會被安排在一起進行討論，並就每一個問題達成共識。你認為群體決策與討論之前所有人單獨決策所得的平均值相比，會有什麼差別呢？群體會傾向於冒更大的風險？還是更為審慎？又或是與個體沒有差別？

令大家吃驚的是，群體決策往往會更加冒險。這個被稱為“風險轉移”的發現推動了一股研究群體冒險性的浪潮。這些研究指出，冒險轉移不僅發生在需要達成共識的群體中，在某一次短暫的討論之後，個體也會改變他們以前的決定。此外，研究者們選取不同年齡、不同職業和不同國家的被試，都得出了與斯托納的發現相同的結果。

在討論中，不同的看法會趨於統一。但奇怪的是，人們趨於統一所得出的觀點往往比他們原始觀點所得出的平均值更傾向於冒險。這是個令人振奮的謎題。風險轉移效應是可信的，也是意料之外的，並且無法立刻找出任何明顯的解釋。群體影響的什麼因素可以產生這種效應呢？這種效應的作用範圍有多大？陪審團、商業委員會以及軍事機構中所展開的各種討論是否也會促進人們的冒險行為呢？如果以死亡率作為衡量標準，在有另兩名同伴的情況下，一個十六七歲的年輕人魯莽駕車的可能性幾乎是車上沒有任何同伴情況下的兩倍（Chen & others，2000），這是否也能用上述效應來解釋呢？

在數年的研究之後，我們發現，風險轉移並不是普遍適用的。在我們所設計的某些兩難情境中，人們在討論之後會變得更為謹慎 。其中一個情境的主人公叫羅傑。羅傑是一名已婚的青年男子，他有兩個正值讀書年齡的孩子，有一份穩定但是薪酬不高的工作。他能負擔得起必需的生活用品，但對豪華用品就不敢奢望了。他聽說一家不怎麼有名的公司的新產品如果銷路很好的話，那這家公司的庫存品價值會迅速升值為以前的三倍，但是如果新產品賣不出去的話，那庫存價格就會下跌。羅傑沒什麼積蓄，為了投資這家公司，他正考慮賣掉自己的人壽保險。

你能找出一條一般性的規律來解釋為什麼人們在討論了海倫情境之後會傾向於冒進，而在討論了羅傑情境之後卻會傾向於謹慎行事嗎？

如果你和大多數人一樣，你就會建議海倫冒更大的風險而不是建議羅傑去冒風險，即使在和其他人討論之前也會如此。事實上討論在很大程度上會加強人們最初的看法。

群體會強化我們的觀點嗎

由此我們意識到，這種群體現象的結果並不是一味地朝冒險的方向偏移，但是群體討論卻傾向於使群體成員的初始觀點得到加強 。這種觀點促使研究者們提出一個被莫斯科維斯和扎瓦羅尼（Moscovici & Zavalloni，1969）稱為群體極化 （group polarization）的概念：討論通常可以強化群體成員的平均傾向。

群體極化實驗

群體討論會引發改變的新觀點啟發了研究者們，他們在實驗中組織人們討論大多數成員都贊同的觀點或大多數人都反對的觀點。在群體中進行的這種談話會像在兩難決策情境中那樣，加強成員最初的傾向嗎？在群體中，是否冒險者會表現得更加冒險，頑固者會更為頑固，樂於助人者會更加樂善好施呢？因為這些正是群體極化理論所預言的（圖8-8）。

群體極化理論預測討論會強化群體成員的共同態度。

很多研究證實了群體極化現象的存在。

• 莫斯科維斯和扎瓦羅尼（1969）觀察發現，討論可以加強法國學生本來就對總統所持的積極態度，同時也可以加強他們原本對美國所持的消極態度。

• Isozaki（1984）發現，當日本的大學生集體討論了一宗交通事故案例以後，他們對“有罪”有了更明確的裁定和判斷。

• 懷特（Whyte，1993）指出，群體可以加劇“投資過多難以抽身而退”的現象，使許多商業活動蒙受巨大的經濟損失。加拿大的商學院學生想像自己必須做出決定：是否為了避免在某些瀕臨失敗項目上的損失，而對這些項目追加投資（比如，是否應該為了保護之前的某項投資而冒很大的風險去貸款），他們表現出了典型的效應：72%的人都表示會追加投資，但是，如果這是一個全新的項目，在考慮該項目自身優缺點的條件下，他們幾乎都不會對其投資。當他們是在群體中作相同的決策時，94%的人都表示會追加投資。

另一種研究方法是選擇一些觀點存在分歧的事件，然後把持有不同觀點的人們分隔開，把觀點相同的人們安排在一起。觀點相似的人們在一起討論的結果是否會加強他們所共同認可的觀點呢？討論是否會加深兩種不同態度之間的鴻溝呢？

畢曉普（George Bishop）和我對此都很好奇。因此，我們選擇了兩個完全不同的群體：相對而言有種族偏見和無種族偏見的高中生。我們要求他們在討論之前和之後對某些有關種族態度的問題做出反應，例如財產權和居住條件（Myers & Bishop，1970）。我們發現在觀點相似的學生群體裡進行的討論確實可以加深兩個群體之間觀點的差距（圖8-9）。

在具有高種族偏見和低種族偏見的兩個匹配的高中生群體中，討論加深了極化程度。談論與種族相關的問題增強了高偏見組的種族偏見，降低了低偏見組的種族偏見。

資料來源：Data from Myers & Bishop，1970.

日常生活中的群體極化

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往往是和與自己觀點相似的人進行交往（第11章）。（看看你自己的朋友圈就知道了。）與這些觀點相似的朋友之間的日常交流是否會強化大家共同認可的觀點呢？這樣是否會令討厭的人變得更為可憎，純真的人變得更為純真呢？

的確如此。麥科比（Maccoby，2002）提出，男孩群體和女孩群體的性別隔離能夠加強他們最初中度的性別差異。男孩們在一起遊戲時，會漸漸變得更加富於競爭性並做出行動取向。而女孩們在一起則會越來越傾向於做出關係取向。斯凱德和森斯坦（Schkade & Sunstein，2003）發現，在美國聯邦法庭裡，“共和黨任命法官會挑選那些更像共和黨的人，而民主黨任命法官則傾向於挑選那些更像民主黨的人。”和觀點相似的法官在一起又會強化這種傾向。“一個共和黨法官和其他兩個共和黨成員在一起時，比和一個或一個以上的民主黨成員在一起時審判更保守，而民主黨法官也表現出這一傾向。”

學校中的群體極化 　與實驗室的結果相一致的一個現實生活中的現象是教育研究者稱之為的“加劇現象”：隨著時間的推移，大學生群體之間最初的差異會被擴大化。如果X大學的學生最初就比Y大學的學生善於思考，那這種差異多半會在大學期間擴大。類似地，和各種群體以及姊妹會的成員相比，無黨派人士更可能持自由主義的政治態度，這種差異即是在大學生活中逐漸形成的（Pascarella & Terenzini，1991）。研究者認為這個結果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群體成員會強化他們彼此共有的傾向。

社區中的群體極化 　極化現象也發生在社區中。在社區衝突中，想法相似的人們會逐漸聯合起來，使他們共有的傾向得以加強。在相鄰團伙相互強化的過程中，犯罪團伙便產生了，他們的成員往往具有共同的品質和敵意性人格（Cartwright，1975）。“如果，在你的街區住進來了第二個無法管束的15歲少年，”萊肯（Lykken，1997）總結道，“他們作為一個團伙所帶來的破壞性可能並不僅僅是第一個人單獨所帶來的損害的兩倍……一個團伙的危險性遠遠大於其成員個體之和。”確實，根據維齊和梅斯納（Veysey & Messner，1999）的報告，缺乏監管的同齡人群體是預測一個社區的犯罪受害率的最有力指標。而且，實驗發現將未成年違法者和其他違法者放在同一個群體中——不出任何一個群體極化的研究者所料——會增加問題行為的發生率（Dishion & others，1999）。［在兩次審判中，南非法庭在學習了社會心理學現象是怎樣使一群人犯下殺人罪行之後，減輕了對他們的判決，這些社會心理學現象當然包括去個性化和群體極化（Colman，1991）。你是否同意法庭應該考慮社會心理學現象並將其作為可能的減刑條件？ ］

在對全世界恐怖組織進行分析後，麥考利和西格爾（McCauley & Segal，1987；McCauley，2002）指出，恐怖主義並不是突然間爆發的，而是擁有相同不滿情緒的人們走到一起而產生的。他們脫離了能令自己的不滿情緒緩和下來的影響，彼此之間相互交流，逐漸變得更加極端。社會放大器將信號變得更為強烈。結果是，個體成員表現出了在遠離群體時決不會做的暴力行為。

舉例來說，9.11恐怖事件就是由一群有共同目的的人在長期互動的過程中產生的極化效應造成的。國家研究委員會的專家稱，成為一個恐怖分子的過程可能就是把個體和其他信念系統隔離開，使潛在的目標失去人性，而且令其不能忍受任何異議（Smelser & Mitchell，2002）。麥若瑞（Ariel Merari，2002）是一位中東和斯里蘭卡自殺性恐怖主義的研究者，他認為製造自殺性恐怖事件的關鍵因素就是群體過程。“據我所知，還從未出現過因個人一時的興致而導致的自殺性事件。”大屠殺都是殺人者相互慫恿而造成的團體現象（Zajonc，2000）。

互聯網上的群體極化 　電子郵件和電子聊天室為群體交流提供了一種潛在的新媒介。在新世紀之初，85%的加拿大青少年平均每週會有9.3小時使用互聯網（TGM，2000）。互聯網上數不勝數的群體使得和平主義者和新納粹主義者，雜耍演員和野蠻人，陰謀家和癌症患者都能找到與之具有相同的關注點、興趣和疑問的人（Gerstenfeld，2003；McKenna & Bargh，1998，2000；Sunstein，2001）。沒有了面對面接觸的非言語差異，這樣的討論會產生群體極化嗎？和平主義者是否會變得更加反戰，而主張戰爭的成員是否會變得更有恐怖主義傾向？懷特（Robert Wright，2003）指出，電子郵件、搜索引擎和網絡聊天室“提供了一種便利條件，使相同目的的人集結起來，令分散的敵意更加明確，也能夠動員致命的武裝力量。”隨著寬帶的普及，由互聯網產生的極化也越來越多，他推測，“是否曾經看過拉登的招兵錄影帶？這非常有效，利用寬帶網，它們能夠更方便地抵達其目標人員。”

聚焦　群體極化

莎士比亞以凱撒的擁護者們的一段對話描述了觀點相同的群體所具有的極化力量：

安東尼 ：善良的靈魂啊，當你而不是我們凱撒的衣袍被損壞時，你為什麼會哭泣？你來看看吧。就像你看到的那樣，這就是被叛徒弄傷的他。

市民甲 ：多可憐的景象啊！

市民乙 ：高貴的凱撒啊！

市民丙 ：真是糟糕的一天！

市民丁 ：叛徒，惡棍！

市民甲 ：最血腥的景象！

市民乙 ：我們要報仇！

所有的人 ：報仇！就在附近！去搜查！燒吧！放火吧！殺吧！不能讓任何一個叛徒活著！

資料來源：From Julius Caesar by William Shakespeare，Act Ⅲ，SceneⅡ，lines 199-209.

對極化的解釋

為什麼群體會採用比其個體成員的平均觀點更為誇大的觀點呢？研究者們希望通過解決群體極化的謎題來為此提供思路。解答小謎題有時候會為大謎題提供線索。

在提出的幾種群體極化理論中，有兩種理論已被科學實驗所證實。其中一種著重於討論中所提出的觀點，另一種著重於群體成員如何看待他們自己和其他成員。第一種觀點恰好是第6章所提到的信息影響 （由於接受了事實的證據而產生的影響）的例證。而第二種觀點是規範影響 （基於人們希望被他人接受或敬仰的願望而產生的影響）的例證。

信息影響

從最受支持的解釋出發，群體討論可以產生一系列觀點，而大多數觀點都和主導性觀點一致。那些對群體成員而言就算是一般常識的觀點也會被帶入討論，這些觀點即使沒被提及，也會被連帶著影響討論（Gigone & Hastie，1993；Larson & others，1994；Stasser，1991）。其他觀點也許會包含一些群體成員在此之前並沒有考慮到的具有說服力的觀點。當討論作家海倫時，也許有人會說：“海倫應該著手去做，因為她幾乎不會有什麼損失。如果她的長篇小說失敗了，她仍然可以像從前那樣去寫通俗的西部小說。”這樣的說法通常是將提出者的觀點 和他的立場 放在一起。但是如果人們不瞭解他人的特定立場而只是聽到相關的觀點時，他們仍然會改變自己的立場（Burnstein & Vinokur，1977；Hinsz & others，1997）。觀點 就其本質而言事關重大。

但是，態度的轉變並不僅僅由於聽到他人的觀點。討論中的積極參與 會比消極聆聽更容易導致態度的轉變。參與者和觀察者聽到的是相同的觀點，但是一旦參與者用自己的話語表達該觀點時，言語的使用會擴大這種影響作用。群體成員對別人觀點重複得越多，他們就越可能在不斷的複述中認同這些觀點（Brauer & others，1995）。僅僅是在某一次電子討論的準備中寫下某人的觀點也會在一定程度上使人們的態度極化（Liu & Latané，1998）。

這印證了第7章提到的一個觀點。人們的大腦並非像白板那樣供說服者們填寫，在核心路線的說服中，人們怎樣看待 某條信息很關鍵。事實上，僅僅對某一個觀點思考上幾分鐘也會使看法得以強化（Tesser & others，1995）。（或許你會回想起，當你僅僅想起某個你不喜歡或喜歡的人時，你的感受也會變得極端起來。）甚至當人們只是設想 將和一位持有相反觀點的專家一同討論某一事件時，他們也會充滿動力去編排論點並且採取更為極端的立場（Fitzpatrick & Eagly，1981）。

規範影響

第二種對極化的解釋涉及到與他人的比較。費斯汀格（Festinger，1954）在其極具影響力的社會比較 （social comparison）理論中提出，我們人類希望能對自己的觀點和能力做出評價，對此我們可以通過將自己的觀點與他人比較來達成。我們常常被“參照群體”中的人們所說服（Abrams & others，1990；Hogg & others，1990）。所謂參照群體就是與我們相一致的群體。而且，當我們發現其他人和自己保持相同觀點時，為了使其他人喜歡我們，我們會將觀點表達得更為強烈。

巴倫及其同事們（Baron & others，1996）發現了令個體的觀點得到社會化鞏固所產生的極化效應。他們詢問愛荷華大學牙科診所的病人們認為牙科診所的椅子是“舒適的”還是“不舒適的”。其中一部分被試會聽到主試詢問：“順便問一句，XX醫生，剛才的那位病人是怎麼回答的？”然後牙科醫生會把之前那位病人的回答重複一遍。最後，病人們會在一個150～250點的量表上對椅子的舒適程度做出評定。與沒有聽到自己的觀點被證實的被試相比，那些聽到自己的觀點被證實的病人斷然地做出了更為極端的評定。

當我們要求人們預測在類似海倫困境一類的問題中其他人的反應方式（就像我之前要求你們去做的那樣）時，他們通常會表現出人眾無知：他們並沒有意識到其他人會在多大程度上支持社會普遍認同的傾向（在這個例子中，是指寫長篇小說）。即使成功的機會只有4/10，一個典型有代表性的被試也會建議海倫寫那部長篇小說，而且他估計其他大部分的人都會選擇5/10或6/10。（這個發現使我們想起了自我服務偏見：人們傾向於認為自己要好於社會普遍所希望具有的特質和態度。）當開始討論時，大部分人都發現自己的觀點並沒有想像的那樣出眾。事實上，其他一些人比自己更為超前，對於寫小說這件事採取了更為堅定的立場。於是他們不再受對群體規範的錯誤約束，而是自由地更加強烈地表達自己的偏好。

或許你能回憶起曾經有一次你和其他人都希望外出遊玩，但是你們每個人都害怕邁出第一步，以為其他人可能對此並沒有興趣。這樣的人眾無知 （pluralistic ignorance）會阻礙人際關係的開始（Vorauer & Ratner，1996）。

又或許你會回憶起曾經有一次在一個群體中，你和其他人都很拘謹地沉默著，直到某個人打破沉默說道：“嗯，坦白說，我認為……”於是很快地，你們都驚訝地發現原來大家都強烈地支持彼此所認同的觀點。有時，當教授問大家有什麼疑問時，沒有人會做出反應，因為每個學生都怕別人以為他或她是惟一一個沒聽懂的人。所有人都認為自己保持沉默是害怕出醜，而別人保持沉默是因為他們已經聽懂了教授的材料。

米勒和麥克法蘭（Miller & McFarland，1987）從一個實驗室實驗中也發現了類似的現象。他們讓人們閱讀一篇很難理解的文章，並告訴他們在理解文章時遇到“任何確實難以理解的問題”時可以尋求幫助。儘管沒有一個被試尋求幫助，但他們卻認為其他被試不會和他們自己那樣被害怕出醜的念頭約束。他們錯誤地認為那些沒有尋求幫助的人是因為他們不需要任何幫助。為了克服這種人眾無知，就必須有人站出來打破沉寂，使其他人能夠發現並且強化他們共同的觀點和反應。

這種社會比較理論引發了一系列的實驗，在這些實驗中人們面對的是他人的立場而不是觀點。這大致上類似我們閱讀一個民意測驗的結果或是選舉的最終結果時的體驗。如果人們瞭解了他人的立場——在沒有討論的情況下——那他們是否會改變自己的反應來迎合一個被社會認同的立場呢？（見圖8-10所舉的例子。）這種基於比較的極化效應通常沒有現場討論所產生的極化效應那麼強烈。但是，令人吃驚的是，人們並不是簡單地向群體平均值靠攏，而是比其更勝一籌。人們是否期望通過比規範更勝一籌來將自己與群體區分開來呢？這是否是我們需要體驗到自我獨一無二的又一例證呢（第6章）？

在“冒險”困境中（如海倫的例子），僅僅是觀察他人做出判斷就會增強個體的冒險傾向。在“謹慎”困境中（如羅傑的例子），觀察他人做出判斷可以增強個體的謹慎性。

資料來源：Data from Myers，1978.

群體極化的研究表明社會心理學調查的複雜性。儘管我們十分希望對某種現象的解釋能儘量簡潔，但一種解釋很少能解釋所有的數據。由於人類的複雜性，致使一個以上的因素常常會影響最終結果。在群體討論中，有說服力的論點往往主宰那些涉及事實的問題（“她是否為自己所犯的罪行感到愧疚？”）。而社會比較會影響那些涉及價值判斷的反應（“她應該被判多長時間的徒刑？”）（Kaplan，1989）。在很多既涉及事實又涉及價值判斷的事件中，這兩個因素會共同起作用。發現其他人具有和自己相同的感受（社會比較）會使每個人暗自贊成的那些觀點（信息影響）被釋放出來。

小結

潛在的積極和消極結果都來自群體討論。在你試圖理解群體討論會加強個體的冒險性這一有趣的發現時，研究者發現實際上是討論加強了原本的主導觀點，無論是冒險的還是審慎的。在日常情境中也同樣，群體交流會強化觀點。群體極化現象為研究者觀察群體影響打開了一扇明窗。研究者證實了兩種群體影響：信息影響和規範影響。從討論中收集起來的信息大多有利於大家最初的選擇，因此會強化對其的支持。而且，如果人們在比較了各自的立場後，驚奇地發現其他人都對自己最初的意向持支持態度，那他們就會表現得比以前的意向更勝一籌。

群體思維：群體會阻礙還是促進好的決策

什麼情況下群體影響會阻礙好的決策？什麼情況下群體會促進好的決策，以及我們應怎樣引導群體做出最好的決策？

我們在前八章所討論的社會心理學現象是否同樣會發生在公司董事會或者總統內閣這樣複雜的群體中呢？他們是否會出現自我合理化行為？或者自我服務偏見？那種有凝聚力的“我們的感受”是否會喚起從眾或是拒絕異議的行為？公開承諾是否可以抗拒改變？是否存在群體極化現象？社會心理學家賈尼斯（Irving Janis，1971，1982）想知道這些現象是否能幫助解釋20世紀的美國總統及其顧問怎樣做出好的或壞的群體決策。為此，他分析了幾次大的失敗決策的過程：

• 珍珠港 。1941年12月的珍珠港被襲事件使美國也加入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事件發生之前的幾個星期，夏威夷的軍事指揮收到了一條可靠的消息：日本計劃襲擊美國在太平洋上的某個地方。之後軍事情報失去了與日本航空母艦的無線電聯繫，那時航空母艦正徑直朝夏威夷前進。空中偵察隊本來應該能偵察出航空母艦的位置或者至少發出幾分鐘的警報。但是自以為是的司令們完全無動於衷。結果是：直到日軍開始對這個毫無防備的基地發動襲擊，警報才被拉響。襲擊後美軍損失了：18艘艦艇、170艘飛機，以及2400條生命。

• 入侵豬灣 。1961年，總統肯尼迪及其顧問們試圖用1400名由CIA訓練過的古巴流放者來襲擊古巴，以此推翻卡斯特羅政權。幾乎所有的襲擊者都被殺或是被抓獲，美國顏面盡失，而且古巴與前蘇聯更為團結了。在得知後果以後，肯尼迪大呼：“我們怎麼做出瞭如此愚蠢的事呢？”

• 越南戰爭 。在1964到1967年之間，由總統約翰遜及其政治顧問組成的“週二午餐團”決定擴大對越南的戰爭，因為他們預測美國的空中轟炸、空降以及搜索搗毀任務會迫使北越南接受和談，而南越南人民出於感激也會支持和談。儘管政府的情報專家以及所有美國的盟國都對他們提出警告，但他們還是繼續將戰爭擴大化。這場災難使58000多美國人和100萬越南人喪生，美國人變得極端化，總統被迫下臺，龐大的財政赤字加速了20世紀70年代的通貨膨脹。

賈尼斯認為釀成這些大錯的原因是由於在群體決策中人們為了維護群體和睦而壓制異議，他把這種現象稱為群體思維 （groupthink）。在群體工作中，同志式的友情可以提高生產力（Mullen & Copper，1994）。而且，團隊精神有助於鼓舞士氣。但是在決策時，緊密團結的群體可能反而不利。賈尼斯認為友善的、凝聚力強 的群體，對異議的相對排斥 ，以及從自己的喜好出發做決策的支配型領導 都恰是培養群體思維的溫床。

在計劃那次不幸的豬灣襲擊時，剛剛當選的肯尼迪總統和他的顧問們高興地組成了一個極有團隊精神的隊伍。而對這次計劃十分關鍵的觀點都被壓制或是排除了，總統本人很快就對這次襲擊表示了認同。

群體思維的症狀表現

從歷史記錄以及參與者和觀察者的回憶來看，賈尼斯列出了八條群體思維的症狀表現。這些症狀集中反映了對異議的排除，表面上看來就是群體成員在遇到威脅時，會努力保持他們的積極群體感（Turner & others，1992，1994）。

前兩條群體思維症狀表現往往導致群體成員高估群體的力量和權利 ：

• 無懈可擊的錯覺 。賈尼斯所研究的群體都表現得過分自信，以致矇蔽了眼睛，看不到危險警報。當珍珠港的海軍總指揮基梅爾（Admiral Kimmel）得知他們已經與日本航空母艦的無線電失去聯繫後，還開玩笑說或許日本人打算繞檀香山轉一圈。事實上日本人確實這樣做了，但基梅爾對這種想法的嘲諷使人們認為這不可能是事實。

• 對群體道義無可質疑 。群體成員接受了其所在群體內在的道義，卻忽略了倫理和道義上的其他問題。肯尼迪等人知道基辛格顧問和富布賴特（J. William Fulbright）議員對於襲擊一個小小的鄰國在道義上持保留態度，但整個群體從沒接納或討論過這些道義上的疑慮。

群體成員還會在想法上變得越來越接近 ：

• 合理化 　群體以集體將決策合理化的方式來減少挑戰。比起自省和重新考慮以前的決定，約翰遜總統的週二午餐團花了更多的時間來使擴大戰爭的決策合理化（對其進行解釋和找出合理的理由）。每個行為都變成了掩飾和合理化。

• 對對手的刻板印象 　陷於群體思維的人們往往會認為自己的對手不是太難於協商就是太弱小愚蠢以至於難以抵抗他們的計劃。肯尼迪等人自認為卡斯特羅的軍事力量很薄弱，其支持勢力也很弱，因此僅僅一個旅就能推翻他的政權。

最後，群體會受制於追求一致性 的壓力：

• 從眾壓力 　群體成員會抵制那些對群體的設想和計劃提出疑問的人，而且有時候這種抵制並不是通過討論而是針對個人的嘲諷。有一次，當約翰遜總統的助理莫伊斯抵達會場時，總統嘲笑他說：“噢，‘阻止爆炸的先生’來了呀！”面對這樣的譏諷，很多人都選擇了從眾。

• 自我審查 （self-censorship）壓力 　由於異議往往會令人不舒服，而且整個群體似乎表現出一致性，所以人們往往會將自己的疑慮壓制下來。在豬灣襲擊之後的幾個月，施萊辛格（1965，p.255）自我譴責說，他在“內閣進行的那些重要會議中保持了沉默。即使提出反對意見也無濟於事，我仍將被人們厭惡，這樣的念頭壓倒了我的愧疚感”。

• 一致同意錯覺 　不要去破壞一致性的這種自我潛意識壓力會導致一致同意錯覺。而且，這種表面上的一致性更堅定了群體的決策。這種表面上的一致性在上述的三次大失誤中十分明顯，在其前後的其他失誤也是如此。斯皮爾（Speer，1971），希特勒的顧問之一，把希特勒周圍的氛圍描述為，從眾的壓力壓制了一切異議。異議的缺乏造成了一致同意錯覺：

在正常的氛圍中，背離事實的人們會很快被拉回正軌，因為他們會受到周圍人的嘲弄或批評，這樣他們就會意識到自己已經失去了可信度。而在第三德意志帝國，沒有這樣的矯正措施，尤其是對那些身處社會高層的人們而言。相反，每個人的自我欺騙都被放大了，就好像是身處一個擺滿哈哈鏡的大廳裡，人們脫離了殘酷的外界，夢幻世界般的圖景被反覆強化。在那些鏡子中，除了被不斷複製的自己的臉以外，就什麼也沒有了。外界沒有什麼因素能干擾這許多不變的臉的一致性，因為那全都是我自己的臉。（p.379）

• 心理防禦 　有些成員會保護群體，使那些質疑群體決策效率和道義的信息不會對群體構成干擾。在豬灣襲擊之前，肯尼迪把施萊辛格叫到一旁，告訴他說：“不要把話題扯遠了。”國務卿臘斯克（DeanRusk）作為外交和情報專家所應提出的反對襲擊的警告也就此打住。就這樣他們完全服從於總統的“心理防禦”作用，使他沒受到不同意見的侵擾，但卻無法保護其身體不受到危害。

群體思維的各種症狀表現會阻止群體成員對相反信息以及問題的各種可能性的探尋以及討論（見圖8-11）。當領導主張某種觀點而整個群體又排斥異議時，群體思維可能就會產生錯誤的決策（McCauley，1989）。

資料來源：Janis & Mann，1977，p.132.

英國心理學家紐厄爾和拉格納多（Newell & Lagnado，2003）認為群體思維還可能解釋伊拉克戰爭。他們指出，無論是薩達姆還是布什，身邊都有一大群和他們具有同樣目的的進言者，這就迫使反對者閉嘴，而令其只過濾支持自己假定的信息——伊拉克的假定是對入侵者進行反抗，而美國的假定則是成功地入侵會帶來短暫而和平的領土佔領和今後長期的民主統治。

對群體思維的批評

雖然賈尼斯的想法和觀察結果引起了廣泛關注，但一些研究者仍對此持懷疑態度（Fuller & Aldag，1998；t'Hart，1998）。賈尼斯的證據都是回溯性的，因此他可以挑出支持自己觀點的例證。後來的研究也表明：

• 支配型的領導方式確實和糟糕的決策相關，有時下屬會認為自己太弱小或缺乏自信，因此不敢站出來表達自己的意見 （Granstrom & Stiwne，1998；McCauley，1998）。

• 群體確實傾向於支持極富挑戰性的信息 （SchulzHardt & others，2000）。

• 當成員們希望從群體中獲得接納、讚許和社會認同時，他們會壓抑自己與他人不同的想法 （Hogg & Hains，1998；Turner & Pratkanis，1997）。

但是友情並不會滋生群體思維（Esser，1998；Mullen & others，1994）。安全而高度團結的群體（例如，一對夫妻）會為成員提供自由的氛圍來提出異議。凝聚力比較高的群體規範既能夠導致意見統一（從而造成群體思維），也可以進行批判性地分析，以避免出現群體思維（Postmes & others，2001）。而一個組織嚴密的部門學術夥伴彼此分享手稿時，他們想要 的就是批評：“盡你所能地來給我挑毛病吧。”在自由的氛圍中，團結會提高團隊工作的效率。

而且，當泰特洛克及其同事（Tetlock & others，1992）在各個歷史時期大範圍地蒐集樣本時，清楚地發現即使是好的群體交流過程有時也會做出錯誤的決策。1980年，當卡特總統及其顧問們密謀營救在伊朗的美國人質時，他們一度歡迎大家提出各種觀點，而且很現實地考慮到了行動的危險性。要不是一架直升飛機出了問題，營救行動可能已經成功了。（卡特事後回憶說，如果他當時能多派一架直升機，自己可能已經連任總統了。）在此又得提起羅傑斯先生，有時候好的群體也會做出錯誤的事情。

縱覽對群體思維的各種批評，保盧斯（Paulus，1998）用費斯汀格（Festinger，1987）的話來提醒我們，只有那些無法用實驗證實的理論才是不會改變的。“如果一個理論完全可用實驗來驗證，它就不可能永遠保持不變。它必須做出改變。所有的理論都是不完美的。”費斯汀格說，因此我們不應該問一個理論是對還是錯，而應問“它能對我們的經驗領域做出多少解釋以及它在多大程度上必須被修改。”賈尼斯直到1990年去世之前，都在對自己的理論進行測試和修改，他也一定非常歡迎其他人繼續對它進行修正。在科學領域，這就是我們探索真理的方法：根據事實來設計實驗，修改它們，然後再進行更多的實驗。

聚焦　群體思維與挑戰者號的災難

1986年1月，當美國宇航局（NASA）決定發射挑戰者號 航天飛機時，群體思維很顯然導致了悲劇的發生（Esser & Lindoerfer，1989）。考慮到零下溫度會對設備造成損害，在Morton Thiokol製造航天飛機火箭加速器的工程師們，以及在Rockwell International製造繞行太空船的工程師們都反對這次發射。Thiokol的工程師們擔心低溫會使火箭四個部分之間的橡膠封口變脆，以至於不能封住過熱的氣體。公司的高層專家在回憶中都提到，在這次註定失敗的任務之前的幾個月，他們已經警告說無論封口能否封住，飛船就像一個“跳球”，如果飛行失敗了，“結果將是最高階層帶來的災難”（Magnuson，1986）。

在發射前一天晚上的電話討論中，工程師們向拿不定主意的主管們以及宇航局的官員們提出了他們的看法。宇航局的官員們原本就很希望將這次已經被耽擱的發射繼續進行下去。一個Thiokol的官員後來證實說：“我們都陷入思考的過程，試圖找出一些跡象來證明它們（加速器）確實不能工作。但我們並不能完全證明它們不能工作。”結果就形成了無懈可擊的錯覺。

從眾壓力 也在其間起了作用。宇航局的一個官員解釋說：“我的天，Thiokol，你希望我什麼時候發射，明年4月？”Thiokol的首席執行官宣佈說：“我們需要做出一個管理決策，”然後他要求自己的工程師兼副總經理“摘下工程師帽子，換上管理者帽子”。

為營造一致同意錯覺 ，這位執行官只讓管理官員投票，而把工程師排除在外。做出繼續執行任務的決策後，一名工程師曾提出讓一位宇航局的官員再考慮一下：“如果這次發射出了任何意外，”他預言道，“我肯定不願意做那個不得不當眾解釋為什麼要進行這次發射的人。”

最後，出於心理防禦 ，做出最後決定的宇航局的首席執行官根本不在乎工程師們的觀點，也不理會Rockwell官員們所持的保留意見。他在排除了異議的情況下，自信地將挑戰者 號送上了它的悲劇之旅。

在2003年，宇航局由於專家顧問小組警告其航天飛船因老化存在安全隱患而撤銷了5個顧問成員資格之後，災難再次降臨（Broad & Hulse，2002）。宇航局說這只是為了吸收新鮮血液，但是幾名顧問成員認為是當局企圖壓制他們提出的批評，而且宇航局對他們的擔憂漠然置之，當2月1日哥倫比亞號在返回地球途中發生斷裂事故，這一切顯得更為可信了。哥倫比亞號事故調查小組（2003）總結道：“技術的原因與組織的原因在哥倫比亞號事故中不分伯仲，泡沫材料撞擊上升中的航天飛機與事故關係密切，而宇航局的組織文化也是一樣難逃罪責，”另一個同樣重要的原因是組織內的阻礙者“屏蔽了關鍵安全信息的有效溝通，抑制了專家意見中的不同聲音。”

預防群體思維

不良的群體動力能幫助解釋很多錯誤的決策，正如有時候廚子過多往往會搞砸一鍋湯。不過，在開明的領導方式下，有凝聚力的團隊精神的確有助於決策。有時三個臭皮匠真的能頂一個諸葛亮。

為了找出產生良好決策的條件，賈尼斯分析了兩個看起來比較冒險的成功事例：杜魯門政府為了恢復二戰後歐洲經濟而實施的馬歇爾計劃以及1962年肯尼迪政府對於前蘇聯意欲在古巴建立導彈基地一事的處理。賈尼斯（1982）提出預防群體思維的建議就融合了這兩大事例中很多有效的群體過程：

• 公平——不能偏向任何立場。

• 鼓勵批評性評價；設置一個“魔鬼代言人”。如果能有一個真正的反對者就更好了，這會刺激原發的想法並使群體對反對意見持開放態度 （Charlan Nemeth，2001a，2001b）。

• 有時可以將群體劃分成幾個小組，然後再重組在一起表達不同的意見。

• 歡迎局外的專家和夥伴提出批評。

• 在實施之前，召開被稱為“第二次機會”的會議，讓大家暢所欲言。

這些被用來改善群體動力的部分實用準則現在被教授給航空人員。之所以要發展宇航員資源管理的訓練項目，是因為人們意識到2/3以上的飛機事故都是由於航空人員的失誤造成的。在駕駛艙中安排兩個或三個人應該能增加發現問題或解決問題的機會——如果大家共享交流信息的話。但是有時候，群體思維的壓力會導致從眾或自我潛意識壓力。

對航空人員的行為表現進行研究的社會心理學家赫爾姆裡希（Helmrich，1997）指出，1982年冬季的一天，當佛羅里達航空公司的一架飛機從華盛頓國際機場起飛時，其不良的群體動力是非常明顯的。傳感器上的冰塊使得速度顯示器的讀數過高，以致機長在飛機上升時無法提供足夠的動力：

副機長 ：啊，那裡有問題。

機長 ：沒有問題，它就是80（指速度）。

副機長 ：我認為是有問題的。呃，不過也許它沒問題。

機長 ：120。

副機長 ：我也搞不清了。

速度確實有問題，副機長的沉默導致了飛機失速並且撞上了波托馬克河上的一座橋，整架飛機除了五個人以外全部遇難。

但是在1989年，當聯合航空公司DC-10航班的三名航員駕駛飛機從丹佛飛往芝加哥時，這個面臨災難的群體的反應堪稱典範。這些受過航員資源管理訓練的航員們所面對的是裂開的中央引擎。而中央引擎連接著駕駛飛機所需的方向舵和副翼。飛機在蘇克斯機場跑道墜毀前的短短34分鐘內，航員們必須制定出策略讓飛機不致失控，同時還要估算損失，選擇著陸地點，並且讓航員和乘客為墜機做好準備。駕駛艙中分秒必爭，大家熱烈地交流意見——每分鐘31次交流（最快時一秒鐘一次）。在這段時間裡，航員們將一名乘客招募來做了第四名飛行員，他們各司其職，並對公開的事件和決定互通有無。初級航員可以自由地對策略的可能性選擇提出建議，機長會給出恰當的號令。社會性對話交流的激烈展開為他們提供了情感上的支持，使得航員們對這一極度壓力做出了很好地應對，並且救出了飛機上296人中的185人。

群體問題解決

在某些條件下，三個臭皮匠頂 一個諸葛亮，實驗也證實了群體思維的正確性。勞克林和艾達摩浦勒斯（Laughlin & Adamopoulos，1980，1996；Laughlin & others，2003）用各種智力任務證實了這點。我們來看看其中的一個類比問題：

主張 （assertion）對應於被反駁 （disproved）正如行動 （action）對應於

a. 被阻礙 （hindered）
b. 被反對 （opposed）
c. 不合法 （illegal）
d. 輕率 （precipitate）
e. 挫敗 （thwarted）

很多大學生在獨立作答時都選擇了錯誤的答案，但在討論之後都選擇了正確的答案（選擇挫敗）。而且，勞克林發現如果一組中的6個人最初只有2個人做對，那2/3的時侯他們都能說服其他人。但如果最初只有一個人正確，那這“作為少數派的一個人”幾乎有3/4的時候都不能說服其他人。

“兩個預報員在一起會比他們中的任何一個單獨工作時作出更準確的預報，”最大的私人預報服務機構的董事長邁爾斯（Myers，1997）曾這樣說過。沃尼克、桑德斯以及錫恩茨（Warnick，Sanders，& Hinsz，1980，1990）研究了在犯罪錄影帶以及工作面試中，目擊證人報告的準確性，結果證實了多個頭腦會好過一個頭腦。群體目擊者比起單獨的個體給出了更為準確的描述。幾個頭腦的相互批評碰撞可以使群體能避免某些形式的認知偏見並且產生出一些奇思妙想（McGlynn & others，1995；Wright & others，1990）。我們中沒有一個人能像我們在一起時那樣明智。

利用電腦交流的頭腦風暴法使得創造性的想法能自由地流露出來（Gallupe & others，1994）。儘管公眾認為面對面的頭腦風暴法能比人們單獨工作時產生更多的創意，但研究者們卻並不這樣認為（Paulus & others，1995，1997，1998，2000；Stroebe & Diehl，1994）。在群體中產生想法時，人們會更有成就感 （部分是由於人們誇大自己對集體的貢獻）。但是研究者卻一次又一次地發現單獨工作的人們通常會比在團隊中產生更多 更好的想法（頭腦風暴法只在被高度激勵和多樣化的群體中才十分有效，並且這些群體要事先準備好可能的觀點）。龐大的頭腦風暴群體通常都是低效的，它們會導致某些個體肆意地嘲弄他人的努力成果，或是對提出古怪的念頭感到忐忑不安。正如沃森和克里克（Watson & Crick）發現DNA那樣，鼓勵二人對話會有效地增進創造性思維。心理學家卡尼曼和特韋爾斯基（Kahneman & Tversky）合作研究了直覺及其對經濟決策的影響（見第3章和“諾貝爾獎背後的故事”）。

不過，布朗和保盧斯（Brown & Paulus，2002）提出了三種促進群體大腦風暴的方法：

• 將群體和個體的頭腦風暴相結合 。他們的數據顯示，先進行群體頭腦風暴，再進行個體頭腦風暴，比反過來進行和單獨使用效果要好。有了在群體頭腦風暴中產生的新想法，個人可以繼續思考，而不必受群體中每次只能有一個人發言所束縛。

• 讓小組成員通過書寫互動 。讓小組成員用書寫和閱讀來代替說和聽，這樣也可以解決每次只能聽一個人意見的矛盾。布朗和保盧斯將這種傳紙條和補充想法的過程稱作“頭腦寫作”，這可以讓所有人都能積極參與。

• 結合電子頭腦風暴 。對於較大的群體而言，一個能更有效防止傳統頭腦風暴的口頭交流發生交通阻塞的方法是：讓個體利用聯網的計算機來交流看法。

小結

對幾大國際事件失敗決策的分析表明，群體對和睦一致的渴望要求可能會壓倒對相反觀點的真實評價。特別是當群體成員強烈地渴望統一性，或是他們與相反的觀點相隔絕，又或是領導暗示了他或她本人的意願時，這表現得尤其突出。

這種以群體思維的方式表現出來的對和睦過分的關注，其症狀表現有（1）無懈可擊的錯覺（2）合理化（3）對群體道義無可質疑（4）對對方立場的刻板印象（5）從眾的壓力（6）對異議的自我潛意識壓力（7）一致同意錯覺（8）保護群體不受不愉快信息干擾的“心理防禦”。對賈尼斯的群體思維模型的批評指出，該模型的某些方面（例如支配型領導方式）與錯誤決策的聯繫要大於其他方面（例如凝聚力）。

但是，無論是在實驗中還是歷史事實中，群體有時候也會做出英明的決策。這些案例說明了群體思維的理論仍需加以修正。通過從各方面搜索信息以及改善對各種可能性選擇方案的評價，群體能夠從其成員整合後的洞察力中獲益。

少數派影響：個體是怎樣影響群體的

群體會影響個體，但個體會在什麼情況下以什麼樣的方式影響他們所在的群體呢？什麼因素會影響領導（個體的能力）的有效性呢？

社會影響這一編的每一章都提醒我們個體所具有的力量。我們看到：

• 文化背景塑造了我們，但我們也幫助創造並選擇了這些背景。

• 從眾壓力有時會埋沒更好的判斷，但張揚的壓力能激勵我們展現自己的個性與自由。

• 說服的力量確實很強，但我們可以通過公開承諾和預估說服的感染力來抵制被說服。

這一章著重強調了群體對個人的影響，因此我們以個體如何影響他們所在的群體來作結論。

許多社會運動開始時，一小部分人有時會成為主導，接著甚至會演變為大多數。“所有的歷史，”愛默生寫道，“都是關於少數派力量的寫照，以及只由一個人組成的少數派的寫照。”想想哥白尼、伽利略、馬丁·路德·金和安東尼（Susan B. Anthony）。美國民權運動也是由一名美國黑人婦女帕克斯（Rosa Parks）點燃的，她在阿拉巴馬蒙哥馬利的一輛公共汽車上，拒絕讓出自己的座位。科技的發展史也是由一小部分具有創新精神的人所譜寫的。正如富爾頓（Robert Fulton）改良他的輪船——“富爾頓的愚行”——後所忍受世人的嘲笑：“在我的道路上從沒有任何鼓勵的評論、明朗的希望和溫馨的祝願”（Cantril & Bumstead，1960）。

是什麼使得少數派具有如此的說服力呢？施萊辛格為使肯尼迪等人考慮其對襲擊豬灣的疑慮應該做些什麼就好了呢？由莫斯科維斯（Serge Moscovici）在巴黎進行的實驗證實了少數派影響的幾大決定因素：一致性、自信和叛離。這裡要注意：“少數派影響”是指少部分人的意見 ，而不是種族上的少數民族。

一致性

比起搖擺不定的少數派，那些堅持自己立場的少數派更具有影響力。莫斯科維斯及其助手（1969，1985）發現，如果少數人一致認為藍色幻燈片是綠色的，那麼佔大多數的成員偶爾也會表示贊同。但如果這少部分人搖擺不定，認為其中1/3的藍色幻燈片是藍色的，而其他的是綠色的，那麼事實上佔大部分的人中沒有一個人會同意“綠色”。

實驗表明——經驗也證實——不從眾，特別是一直堅持不從眾，結果往往很痛苦（Levine，1989）。那可以用於解釋少數派緩慢效應（minority slowness effect）——相對於多數派而言，少數派往往更慢地表達他們的觀點（Bassili，2003）。如果你決定做愛默生所說的一個人的少數派，你必須準備好接受嘲弄——特別是你所提出的觀點與大多數人息息相關，並且群體正試圖就某一問題達成一致（Kameda & Sugimori，1993；Kruglanski & Webster，1991；Trost & others，1992）。人們或許會認為你提出異議是由於心理怪癖（Papastamou & Mugny，1990）。當內梅斯（Charlan Nemeth，1979）將兩個人安排在一個模擬陪審團中，並讓他們反對大多數人所提的意見時，這倆人確實變得不受歡迎。儘管如此，多數派公認這兩人的堅持比其他任何東西都更能促使他們重新考慮自己的立場。

少數派或許可以通過這種方式刺激創造性的思維（Martin，1996；Mucchi-Faina & others，1991；Peterson & Nemeth，1996）。從自己群體內所產生的異議中，人們可以獲得更多的信息，以新的方式重新思考，並且常常會做出更好的決策。內梅斯認為個體並不需要通過贏得朋友來影響他人，他引用王爾德（Oscar Wilde）的話說：“我們不喜歡任何類型的爭論；它們總是無禮的，但又總是令人信服的。”

一些成功的公司已經認識到創新有時候是由少數派的觀點引起，然後可以帶來新思想，同時也激勵同事們用一種新的方式思考問題。以崇尚“尊重個體的原創力”而聞名的3M公司就鼓勵員工進行大膽的想像。可粘貼的便箋紙就是西爾弗（Spencer Silver）嘗試創制強力膠失敗的產物。弗賴伊（Art Fry）在沒能用小紙片給自己的讚美詩集作記號的時候，就想到“需要一種邊緣有Spence貼紙的書籤。”即使這樣，最終還是這些少數派的觀點最後贏得了好懷疑的市場部。

自信

一致性和堅持性是自信的表現。而且，內梅斯和瓦赫特勒（Nemeth & Wachtler，1974）報告說，少數派表達自信的任何行為——例如，坐在桌子的上座——都會使多數派產生自我懷疑。通過堅定有力的行為表現，少數派明顯的自我支持會促使多數派重新考慮他們的立場。當事關觀點而非事實的時候，尤是如此。馬斯及其同事（Maass & others，1996）在意大利的帕多瓦大學所進行的研究表明，在關注事實（“意大利大部分的原油是從哪個國家進口的？”）的時候，少數派的說服力沒有其關注態度（“意大利大部分的原油應該從哪個國家進口？”）的時候強有力。

從多數派中叛離

堅持己見的少數派會打破任何的一致同意錯覺。當少數派對多數派的判斷力提出質疑後，多數派的成員往往能更加自由地表達他們自己的疑慮，甚至會倒向少數派的立場。萊文（Levine，1989）在對匹茲堡大學的學生所進行的研究發現，如果少數派中的某個人是從多數派中投奔過來的，那麼他會比那些自始至終居於少數派的人更有說服力。在她的模擬陪審團實驗中，內梅斯發現一旦開始出現叛離行為，其他人常常也會緊緊追隨，產生滾雪球效應。

這些加強少數派影響的因素是否只對少數派起作用呢？沃爾夫（Sharon Wolf）和拉坦（Latané，1985；Wolf，1987）以及克拉克（Russell Clark，1995）認為不是這樣。他們指出同樣的社會力量對多數派和少數派都同樣起作用。信息和規範影響同時可以增強群體極化和少數派影響。如果一致性、自信和從另一方叛離能夠使少數派得到加強的話，那麼這些變量也能加強多數派。任何立場的社會影響力取決於它的力量、即時性以及支持者的數量。少數派之所以沒有多數派的影響力大，可能只是因為他們的規模較小。

馬斯和克拉克（1984，1986）同意莫斯科維斯的觀點，但是，他們認為少數派更可能使人們發生轉變而接受 他們的觀點。萊文和莫蘭（Levine & Moreland，1985）通過對群體隨時間演化過程的分析，總結出一個群體的新成員與老成員表現少數派影響的方式有所不同。新成員通過引發他人對他們的關注，以及在老成員中引起群體知覺來施加影響。而老成員通常能夠較為自由地表達異議或是實施領導。

在強調個體對群體影響的同時，還存在這樣一種有趣的現象。直到最近，這種少數派能夠動搖多數派的觀點其本身就是社會心理學領域少數人的看法。儘管如此，通過不懈而有力地提出這種觀點，莫斯科維斯、內梅斯、馬斯、克拉克和其他人已經說服了群體影響研究中的多數人：少數派影響是一個值得研究的現象。而且這些少數派影響的研究者們對這一領域產生興趣的原因也許並不會讓我們吃驚。馬斯（1998）成長在二戰後的德國，在聽完祖母對法西斯的描述後，她對少數派如何影響社會變革產生了興趣。內梅斯（1999）對此產生興趣是源於當她作為訪問教授在歐洲與“泰菲爾（Henri Tajfel）和莫斯科維斯一起工作”的時候。“我們三個都是‘局外人’——我是一名在歐洲的美籍羅馬天主教女性，她們兩個都是在二戰中活下來的東歐猶太人。對價值觀的敏感性以及為了少數派意見的抗爭研究成了我們的主要工作。”

領導是否屬於少數派影響

1910年，挪威人和英國人開始了前往南極的宏偉之旅。由阿蒙森（Roald Amundsen）有效領導的挪威人成功地到達了南極。而英國人由於斯科特（Robert Falcon Scott）的不當領導而沒能成功，斯科特和三名隊員遇難。阿蒙森形容領導 （leadership）就是特定個體動員和引導群體的過程。金斯利（Kinsley，2003）觀察到，布什在職期間的行為就顯示了“個人的力量”，“在布什指稱薩達姆是個嚴重的威脅並需要被驅逐之前，人們並沒有這種想法。或許你可以用很多詞彙描述這種情況，但‘領導’必然是其中之一。如果真正的領導是指能夠帶領人們去他們不想去的地方，那麼布什的確證實了自己是個真正的領導者。”

有些領導是正式任命或選舉產生的，而有些是在群體交流中非正式地產生的。怎樣能產生好的領導往往取決於情境——領導工程隊的最佳人選可能並不是銷售人員的好領導。有些人能出色地擔任任務型領導 （task leadership）——組織工作、設置規範、聚焦於目標的實現。而另一些人能出色地擔任社會型領導 （social leadership）——建立團隊、調解矛盾、表達支持。

任務型 領導通常是支配型的——如果領導能夠睿智地發出指令就能很好地完成工作（Fiedler，1987）。由於是目標取向的，這樣的領導會將群體的注意力和努力都放在任務上。實驗表明，特定的、有挑戰性的目標再加上週期性的進程報告會促進高成就的實現（Locke & Latham，1990）。

社會型 領導通常具有民主風格——他們代表了權威，接納團隊成員的意見，並且像我們看到的那樣，避免出現群體思維。很多實驗表明這樣的領導有利於鼓舞士氣。群體成員在參與決策時通常表現出更高的滿意度（Spector，1986；Vanderslice & others，1987）。如果對員工們的任務加以控制，他們也會更受鼓舞去獲取成就（Burger，1987）。

如果能有機會在決策過程中發言，人們會對決策結果表現更積極（van den Bos & Spruijt，2002）。因此看重群體感受並且為成就感到驕傲的人們會在民主的領導下蓬勃發展。在許多商業運營向參與式管理——一種在瑞典和日本普遍的管理模式——邁進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這種民主型領導方式（Naylor，1990；Sundstrom & others，1990）。另外，女性比男性更慣於採用民主型的領導風格（Eagly & Johnson，1990）。

一度流行的“偉人”領導理論——所有的優秀領導都具有某些特質——被人們拋棄了。現在我們知道，有效的領導風格會隨情境而改變。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的人們可能會討厭任務型領導，但不知道的人們也許會對此表示歡迎。但是最近，社會心理學家們又開始關注，是否可能存在某些品質是很多情境下的優秀領導都具有的（Hogan & others，1994）。英國社會心理學家史密斯和泰博（Smith & Tayeb，1989）報告說，在印度、中國臺灣和伊朗進行的研究，都發現在礦區、銀行和政府辦公室的優秀主管在任務型和 社會型領導上的得分都很高。他們既主動關注工作的進展，同時 對下屬的需要也很敏感。

研究還表明，許多實驗室群體、工作團隊和大型公司的有效領導都表現出了能令少數派觀點具有說服力的行為。這樣的領導靠不懈 堅持自己的目標來贏得信任。他們常常流露出自信 的領導氣質來贏得下屬的忠誠（Bennis，1984；House & Singh，1987）。具有領導氣質的領導們通常對所希望的事件狀態有一種引人注目的洞察力 ，能用簡單明晰的語言與其他人就此進行交流 ，並有足夠的樂觀精神和團隊信念來使 他人信服自己。由此，人格測驗顯示有效的領導大多是外向的、充滿活力的、正直的、易於相處的、情緒穩定的和自信的個體，對此我們也就不足為奇了（Hogan & others，1994）。

事實上，群體也會影響他們的領導。有時候，那些站在群眾最前方的人已經察覺到了事態的走向。政治候選人知道怎樣從民意測驗中得知民眾的態度。能夠代表群體觀點的人更有可能被選為領導；而一個過於偏離群體規範的領導往往會被抵制（Hogg & others，1998）。明智的領導通常與多數派站在一起並且謹慎地施加自己的影響。儘管如此，有效的個體領導有時會通過動員和引導群體力量來施加少數派影響。西蒙頓（Simonton，1994）指出，在個別的情況下，適當的特質與適當的情境相匹配，可以產生出改寫歷史的偉大人物。丘吉爾、傑菲遜、馬克思、拿破崙、林肯或馬丁·路德·金等偉大人物的誕生，都需要有恰當的人恰當的地點和恰當的時間。當才智、技術、決心、自信和社會領導氣質巧妙地結合在一起，並遇上難得的機會，那結果就會是冠軍、諾貝爾獎或是社會革命。去問問羅莎·帕克斯（Rosa Parks）就知道了。

小結

如果少數派的觀點永遠都不會成功，那麼歷史就會是靜止的，一成不變。在實驗中，當少數派具有一致性並且自信地堅持自己的觀點時，當多數派中開始有人叛離時，少數派是最具有影響力的。即使這些因素並不能使多數派採納少數派的觀點，它們也會令多數派產生自我懷疑並且促使多數派考慮其他的可能性選擇，並通常可以誕生更好的、更具創造性的決策。

任務型與社會型領導，正式和非正式群體的領導往往表現出不同的影響力。那些朝著既定目標堅持不懈並且表現出自信領導氣質的人們通常能贏得信任並鼓舞其他人追隨自己。

個人後記：難道群體不利於我們嗎

我必須承認，對這一章有選擇地閱讀會使讀者產生這樣一種印象，那就是認為總體而言群體是不好的。在群體中，我們容易被煽動，更有壓力，也更緊張，在複雜任務中更易出錯。沉浸在給我們提供匿名權的群體中，我們更容易虛擲光陰或是由於去個性化而釋放出最糟糕的衝動。政治暴行、私刑、團伙破壞和恐怖分子都是群體現象。群體討論常常會使我們的觀點極化，增強種族主義和敵對主義。它還可能壓制異議，產生出導致災難性決策的一致性的群體思維。難怪我們會頌揚那些為了真理和公正而站出來的個體——由一個人組成的少數派，也就是那些獨自反對群體的人。群體看上去實在是非常非常的不好。

所有這些都是真實的，但這只是真相的一半。另一半是，作為社會動物，我們是群居生物。就像我們的遠祖一樣，我們為了生活資料、支持和安全感而相互依靠。而且，當我們的個體傾向十分積極時，群體交流能使我們變得更好。在群體中，奔跑者會跑得更快，觀眾會笑得更大聲，捐贈者會更加慷慨。在自助的群體中，人們可以增強自己戒酒、減肥和努力學習的決心。在志趣相投的群體中，人們會將自己的精神意識擴大化。“有時候精神層面的真誠交流在很大程度上有利於心靈的健康，”15世紀的牧師坎佩斯（Thomasa Kempis）觀察後這樣說道。當人們的信念“相遇、交談並共同交流”時，尤其如此。

從群體正在擴大或放任自流的傾向出發，群體可以是非常非常好的，也可以是非常非常壞的。所以我們最好能明智而有目的地選擇群體影響。

你的觀點是什麼

想像你是一個非常非常棒的群體中的一員——有積極影響的群體。這個群體是否獲益於有效的領導？它是否證實了某些在本章中討論過的原理，如社會助長作用、社會懈怠、去個性化、群體極化、群體思維或是少數派影響？

聯繫社會

本章我們討論了群體極化以及群體是否會被強化的觀點。這一現象在第16章我們對陪審員及其決策過程的探討中也會有所涉及。你還能想到其他發生群體極化效應的場合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