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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基因、文化和性別

“我們發現自己是文化、傳統和記憶的產物；相互尊重使我們可以向別的文化學習；同時我們也可以將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相結合以獲得新的力量。”

——聯合國祕書長科菲·安南，獲諾貝爾和平獎時的演說，2001

從 遙遠星球趕來研究現代人 的外星科學家們感到異常興奮，他們終於有機會觀察兩個隨機抽取的地球人了。第一個被試簡，是一個在納什維爾長大，而後來到洛杉磯工作的律師。他離過一次婚，不過現在已經再婚了，而且生活得很幸福。朋友們認為他是一個自信、有能力而且很獨立的人。

第二個被試是Tomoko，她和丈夫、孩子住在日本的一個山村小鎮裡，離雙方父母的住處很近。Tomoko為自己是一個孝順的女兒、忠誠的妻子、負責的母親而感到很自豪。她的朋友認為她善良、溫柔、細心，值得尊敬。

根據這兩個由不同性別和文化組成的小樣本，外星科學家會對人類的特性做出什麼樣的結論呢？他們會懷疑這兩個人屬於同一個物種嗎？他們是否會為兩人不同面貌下的深層的相似性而感到震驚？

外星科學家遇到的問題也是當代地球科學家需要回答的問題：人類的差別存在於何處？我們又有哪些相似的地方？這已經成為一個多元化的社會的關鍵問題，正如歷史學家阿瑟·施萊辛格（Schlesinger，1991）所說，“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個爆炸性問題”。在一個由文化差異所組成的世界中，我們能否學會接納我們的多樣性，尊重我們的文化特性，並認識到我們人類彼此之間的聯繫？我相信我們能做到。讓我們來思考一下人類的進化和文化根源吧，以便考察它們各自對性別相似性和差異性的影響。

人類的自然天性和文化多樣性會對我們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在人類的相似性和差異性方面，存在兩種佔統治地位的觀點：進化觀點，強調人類的聯繫；文化觀點，強調人類的多樣性。幾乎每個人都會同意，我們同時需要兩種觀點：我們的基因設計出一個具有適應性的人腦——一個可以接收文化“軟件”的硬件系統。

簡和Tomoko在很多重要的方面非常相似。作為擁有共同祖先的大家庭中的成員，他們不僅具有相同的生理基礎，還具有相似的行為傾向。他們都可以感知這個世界，都會有飢渴感並能夠通過相同的機制獲得語言。簡和Tomoko都偏愛甜味而不是酸或者苦，都能感知到相同的顏色，都可以理解他人的表情。

簡和Tomoko——以及世界各地的其他人類——都是社會動物。他們分別屬於某個團體組織，會服從並認可社會地位的差異。他們會知恩圖報、懲惡揚善，並且會為一個孩子的死亡而悲傷。當他們還是嬰幼兒時，8個月大小就表現出對陌生人的恐懼。而長大後他們會更加喜歡自己所屬團體的成員。他們會以謹慎或消極的態度對待那些擁有不同習慣和態度的個體。如果外星科學家來到地球人群中，他們會在各個地方都看到人類宴請賓客、跳舞，嬉笑或哭泣、唱歌、崇拜。世界各地的人類更喜歡集體生活如家庭和公共群體，而不喜歡獨處。人類學家布朗（Brown，1991，2000）確認了上百種這樣普遍的行為和語言模式。比如統計了所有以字母“V”開頭的單詞，所有的人類社會都有動詞，暴力行為，探訪和元音。

這些共同點定義了我們人類的共同天性。我們人類之間確實具有深層的親緣關係。

基因、進化與行為

用來界定人類天性的普遍行為來源於我們的生理相似性。大部分人類學家認為，在大約10萬年前，人類起源於非洲。為了更好地生存繁衍，很多祖先離開非洲，尋找新的家園。為了適應新環境，早期人類開始出現了許多新的變異。根據人類學量表測量發現，這些變異相對而言是新近產生的，並且是相對膚淺的。那些留在非洲的人有較深的膚色——“熱帶地區所需的遮陽罩”（Pinker，2002），那些搬遷到遠離赤道的北極人進化出更淺的膚色，以便在陽光較少直射的地區合成維生素D。因此，從歷史的角度講，我們都是非洲人。

實際上，我們只是最近才成為非洲人，那時，我們的祖先已減少到很小的數量，正如史蒂文·平克（Pinker，2000，p.143）記載的那樣，“我們還沒有足夠的時間來積累新的基因形式”。所以，如果在外星科學家看來，我們人類的基因型是極其相似的，很像一個部落的人。儘管人類數量比黑猩猩多得多，但黑猩猩之間的基因差異比人類卻大得多。

為了解釋種群特性，英國自然學家達爾文（1859）提出了進化論的觀點，他主張重視基因的作用。由於生物的多樣性，自然會選擇那些最適合某種環境下生存和繁衍的物種。那些有利於物種生存的基因會逐漸增多。比如，在北極嚴寒的條件下，北極熊的那些可以形成厚皮膚和白色長毛的基因在競爭中獲勝並佔有主導地位。這一自然選擇 （natural selection）過程，最近也成為心理學界的一個重要原則。

進化心理學 （evolutionary psychology）不僅研究自然選擇如何影響那些適應特定環境的生理特徵——北極熊的皮毛、蝙蝠的聲波定位儀、人類的色彩視覺，而且還研究那些有利於基因存活和延續的心理特徵和社會行為。進化心理學家認為，我們人類就應該是現在這個樣子，因為在我們祖先眾多的後代中，自然選擇了那些偏愛食用蛋白質、糖、脂肪等營養食物的個體。因為那些沒有這類偏好的祖先不太可能存活下來繁衍後代。作為流動的基因機器，我們繼承了祖先的適應性偏好。我們追求任何有利於祖先生存、繁衍並養育後代的事物，並以此保證自己的生存和繁衍。從生物學的角度講，生活的主要目標是留下後代。“心臟的目的就是要泵血”，進化學派心理學家巴拉什（Barash，2003）說，“而大腦的目的，就是以最有利於我們成功進化的方式來引導我們的生物器官和行為。”

進化論的觀點強調我們人類共同的屬性。我們不僅具有相似的食物偏好，而且對一些社會問題具有同樣的答案，例如：“我該信任誰，害怕誰？我應該幫助誰？我應該在什麼時候和誰結婚？我應該服從誰？我應該控制誰？”進化心理學家認為，我們對這些問題所做出的情感和行為答覆與我們的祖先非常相似。

正是由於這些社會性的任務對世界各地的人類都是相似的，所以人們才會傾向於做出類似的回答。例如，所有的人類都會按照權威和地位來對他人劃分等級，而且每個人都相信經濟的公平性（Fiske，1992）。進化心理學家強調這些比較一致的特性是通過自然選擇進化而來的。然而，文化則給我們提供了弄清這些社會生活基本元素的明確規則。

文化與行為

也許我們最重要的相似性（我們種群標誌的特性）就是我們有學習和適應的能力。進化使我們做好準備以一種創造性的方式在一個變幻莫測的世界中生存，可以適應從赤道附近的熱帶雨林到北極冰原的各種環境。與蜜蜂、鳥、狗相比，自然對我們的基因控制沒有那麼嚴格。然而，正是我們人類共有的生理基礎使得我們具有了文化上的多樣性。它可以令一種文化 （culture）裡的人們注重敏捷迅速、強調坦白或者接受婚前性行為，而另一個文化裡的人們則可以完全相反（圖5-1）。我們是否把苗條作為美的標準取決於我們何時生活在何處。我們將社會公正定義成平等（平均分配）還是公平（多勞多得），這取決於我們的意識形態是馬克思主義的還是資本主義的。我們是傾向於表現自己還是相對保守，行為隨意還是比較正式，這和我們生活在非洲、歐洲還是亞洲文化環境下有很大的關係。

1997年世界範圍的調查結果顯示了我們文化的巨大差異性。資料來源：Gallup & Lindsay，1999.

進化心理學家也承認環境的影響作用。自然選擇不僅賦予人類較大的頭腦和雙足，也賦予其適應性的社會能力。我們來到這個世界需要具備學習語言並能與他人合作以獲取食物、照料小孩、保護自己的能力。自然使我們具有學習的特質，不論是出生在哪種文化環境下（Fiske & others，1998）。文化的觀點雖然也承認所有的行為都受到基因進化的影響，但是更強調人類的適應性。

文化的多樣性

人類語言、習慣、行為表現的多樣性表明，我們大多數行為都是受社會影響的。基因並不是固定不變的，其表現形式取決於環境（Lickliter & Honeycutt，2003）。因此，基因鏈比較長，如社會學家羅伯遜（Robertson，1987）提到：

美國人吃牡蠣但不吃蝸牛。法國人吃蝸牛卻不吃蝗蟲。祖魯人吃蝗蟲卻不吃魚。猶太人吃魚卻不吃豬肉。印度人吃豬肉卻不吃牛肉。俄國人吃牛肉卻不吃蛇肉。中國人吃蛇肉，但卻不吃人肉。新幾內亞的加爾人卻覺得人肉很美味。（p.67）

如果我們人人都像世界上個別地區那些相同的種群那樣生活的話，那文化多樣性與我們日常生活的關係就沒有那麼大。日本有1.27億人口，其中1.26億是日本人，所以日本內部的文化差異性遠遠小於洛杉磯地區，因為後者學校裡的語言竟然多達82種（Iyer，1993）。

文化多樣性會逐漸地將我們包圍起來。我們越來越像居住在一個地球村中，通過電子郵件、巨型飛機、國際貿易等方式與同伴聯繫。“美國”牛仔褲其實是一個德國移民斯特勞斯（Levi Strauss）將熱那亞水手的褲型和法國一個小鎮的粗紋棉布相結合的產物（Legrain，2003）。一位不知名的學者指出，戴安娜王妃之死似乎突顯了全球化進程。“英國的王妃和她的埃及男友，在一個法國隧道里發生了車禍。他們的德國汽車有著荷蘭的發動機，由一名喝多了蘇格蘭威士忌的比利時人駕駛著。後面緊跟著騎著日本摩托車的意大利狗仔隊。最後是一名美國醫生用來自巴西的藥對他們進行了救治。”在一個國家內部也存在這種文化多樣性，英國、加拿大、美國和澳大利亞都具有各自的民族文化：大眾化的語言，大眾傳播媒體，法定的假期，以及民主政治體制。但他們仍然有各自不同的地區文化，比如不同移民背景的人群，不同的氣候，飲食口味和價值觀。比如在美國，新英格蘭人對獨立與自治的價值觀念（“自由地生存與死亡”是新罕布什爾州的箴言），與南方人對熱情、合作、榮譽的價值觀就有很大不同（Plant & others，2002）。

移民或難民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明顯地發揮文化融合的作用。19世紀英國作家基普林（Rudyard Kipling）曾寫道：“東方是東方，西方是西方，這二者永不相連。”但是在今天，東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幾乎完全聯繫起來了。意大利有很多阿拉伯人，德國有很多土耳其人，英國有很多巴基斯坦人，其結果是友誼與仇恨同在。對於北美人和澳大利亞人來說也是一樣的，國家越來越多地融合了各種文化。每六個加拿大人中就有一人是移民。當我們與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一起工作、娛樂、生活的時候，我們會更容易理解文化如何影響我們自己以及如何對待這種重要的文化差異。在一個由矛盾衝突組成的世界中，真正的和平需要求同存異。

要了解自己文化的影響，我們只需要接觸另外一種文化。美國男性看到中東領導人親吻美國總統的面頰可能會感到不快。一個習慣了向教授致敬的德國學生看到在我的學院中，大多數辦公室的門都敞開著，學生們可以自由地駐足停留這種情景會感到很奇怪。一個第一次來到麥當勞的伊朗學生會很自然地在她的紙帶中四處摸索吃飯的用具，直到她發現周圍的人都是直接用手代勞為止。在地球上的很多地方，你和我的好習慣可能會嚴重違背禮節。訪問日本的外國人會發現學習日本的社會規則實在很麻煩——什麼時候脫鞋，如何倒茶，什麼時候送禮物，怎麼對待地位較高或較低的人。

規範：期待的行為

正如禮節規範所反映的那樣，所有的文化都有各自對於適當行為的解釋。我們經常把這些社會期待或者社會規範 （norm）看做是一種強迫人們盲目遵從傳統的消極力量。社會規範確實可以微妙地限制和控制我們，以至於我們幾乎沒有察覺。就像在海底生活的魚類一樣，我們每一個人都浸泡在各自的文化環境之中，以至於我們必須從中跳出來以理解文化的影響。荷蘭心理學家威廉·庫曼和安頓·迪克（Koomen & Dijker，1997）說：“當我們觀察其他荷蘭人按照被外國人常常稱之為的荷蘭方式行事時，我們自己常常很難意識到這些行為具有典型的荷蘭特徵。”

瞭解我們文化中社會規範的最好方法就是進入到另一種文化環境中，觀察他們是那樣 行事，而我們是這樣 行事。在蘇格蘭生活時，我告訴孩子們，歐洲人確實用左手拿叉子吃飯，但“我們美國人卻認為先用左手切開肉，然後將叉子換到右手是禮貌的。我承認這缺乏效率，但這就是我們 吃飯的方式。”

對於那些無法接受這種社會規範的人來說，如此的社會規範似乎過於武斷而具有約束力。對於西方世界的大多數人來說，穆斯林婦女的面紗看起來似乎有點讓人受束縛，但對於穆斯林人來說恰恰相反。但是正如一場戲劇需要演員們知道自己的臺詞才能順利演出一樣，社會行為同樣需要人們明白對自己的期待是什麼。社會規範可以使整個社會機器順利運轉。如果身處一個不熟悉的環境中，由於不瞭解其社會規範，因而我們會觀察他人的行為，並相應調整自己的行為。一個個人主義者來到一個崇尚集體主義的文化中，開始很可能會感到緊張和不自然（參見第2章），反之亦然。而在熟悉的環境下，我們說話、行動都會比較自然隨意。

不同文化在表達以及私人空間等方面也會存在差異。一個比較正式嚴肅的北歐人來到熱情奔放的地中海地區，很可能覺得這裡的人“熱情、有魅力，但缺乏效率，浪費時間”；地中海人則覺得北歐人“有效率，冷淡，過於看重時間”（Triandis，1981）。拉丁美洲的商人很可能會在一次晚餐遲到之後，為他們的北美朋友如此準時而費解。

私人空間 （personal space）是一種我們想要在自己和他人之間維持潤滑或緩衝的區域。隨著情境的變化，空間大小會有所改變。和陌生人在一起時，我們會保持一個相對較大的私人空間，大約4英尺以上。在過於擁擠的公車上，在休息室或圖書館，我們會保護自己的空間並尊重他人的空間。我們允許讓朋友靠近些，大多在2～3英尺。

個體之間也存在差異。有些人的私人空間相對較大（Smith，1981；Sommer，1969；Stockdale，1978）。不同群體之間也存在差異：成人之間比兒童之間的距離大，男人彼此間的距離要比女人之間的距離大。不知道什麼原因，靠近赤道的文化圈偏愛更小的距離和更多的接觸或擁抱。於是英國和斯堪迪納維亞半島的人相對於法國人和阿拉伯人就會保持更大的私人空間。北美比拉美的私人空間大。

為了觀察侵入他人私人空間的影響效果，你可以扮演一個空間侵略者。你可以站在距離朋友一英尺的地方與他聊天，觀察他是不是會感到不安，眼睛看向別的地方，後退或者表現出其他不舒服的姿態？這些都是研究者考察的空間侵入指標（Altman & Vinsel，1978）。

文化相似性

正是由於人類的適應性，才出現了多姿多彩的文化差異。然而在文化差異的表面之下，跨文化心理學家發現了“內在的統一性”（Lonner，1980）。作為同一種族的成員，差異表面下的行為機制仍舊是相同的。人類甚至制定了跨文化的規範來指導戰爭。在殺敵的過程中，會有一些公認的規則。你必須穿上確認身份的制服，使用一種妥協的姿勢投降，並且人道地對待戰犯（如果在他們投降之前不殺他們，你還應該給他們提供食物）。伊拉克的部隊打出投降旗號後轉而又進攻，並把士兵偽裝成平民百姓以建立伏兵，他們就違反了這些規範。美國的一個軍事發言人譴責道：“這些行為是對戰爭規範的最嚴重的褻瀆”（Clarke，2003）。

儘管社會規範隨著文化而有所不同，但人類社會往往會有一些共同的規範。最明顯的是對亂倫的限制：父母不可以和孩子發生性關係，兄弟姐妹之間也不可以。儘管實際上亂倫的發生比心理學家原先估計的要多，但這一社會規範的確是相同的，所有的社會都不贊成亂倫。考慮到對於生育的生物學懲罰，進化心理學家很容易理解為何世界各地的人們都反對亂倫。

各地的人們也有一些關於友誼的相同規範。在英國、意大利、香港和日本進行的研究中，阿蓋爾和亨德森（Argyle & Henderson，1985）提出了在定義朋友角色的社會規範方面的幾種文化差異。（在日本，最重要的是不能當眾批評朋友令其難堪）。但也有一些統一的規範：尊重朋友的隱私，交談時要進行眼神的接觸，不洩漏彼此的祕密。這些都是友誼的基本規則，一旦破壞這些規則，友誼也就結束了。

在全世界，人們傾向於用穩定、外向、開放、友好、盡責來形容他人（John & Srivastava，1999；McCrae & Costa，1999）。有關的人格調查問卷可以很好地考察你在這樣的“大五”人格維度方面的位置，它可以很好的描述你的人格，而不論你在哪裡生活。同樣，香港的社會心理學家樑和彭邁克（Leung & Bond，2004）認為存在五個普遍的社會信念的維度。他們對38個國家的研究發現，人們在日常生活中認可和應用這些社會信念的程度不同：玩世不恭的程度、社會複雜度、應用的回報、精神性和對命運的控制（圖5-2）。人們堅持這些社會信念以指導自己的生活。那些崇尚玩世不恭的生活信念的人表現出較低的生活滿意度，贊成果斷的影響策略和右派政治。那些贊成應用回報的人傾向於在學習、計劃和競爭中進行自我投資。

羅傑·布朗（Brown，1965，1987；Kroger & Wood，1992）提出另一種一致性的規範。無論在什麼地方，人與人之間不僅僅形成某種等級地位，而且人們在對地位比自己高的人說話時通常會採用較為尊敬的語氣，就好像是和陌生人聊天一樣。而他們對地位較低的人說話則更像是和熟人聊天。病人會叫醫生“某某醫生”，而醫生往往會以病人的名字來回答。學生和老師之間也以這種熟悉的非對等的方式稱呼彼此。［在 《女太監 》（The Female Eunuch ）一書中，傑曼·格里爾 （Germaine Greer）提到語言是如何將女性降低到食物及小動物層次的——蜂蜜、羊羔、糖、甜派、小貓、小雞 ］

很多語言有兩種第二人稱：尊敬的形式和隨意的形式（例如，德語中的Sie 和du ，法語中的vous 和tu ，西班牙語中的usted 和tu ）。人們通常對熟人和下屬採用隨意的形式（不僅對親密朋友和家人，還包括對小孩和小狗說話）。當陌生人用“Sie”而不是用“du”稱呼一個德國小孩時，這個小孩會受到極大的鼓舞。

布朗的一致性規範的第一部分——強調溝通的形式不僅反映社會距離也反映社會地位 ——與第二部分緊密相關：親密關係的發展往往由處於較高地位的人控制 。在歐洲，大部分個體之間的交往都從禮貌的正式稱謂“您”開始，逐漸向親密的隨便稱謂“你”發展，很明顯有人會控制這種親密感的發展。你認為誰有這樣的權力呢？在多數情況下，年長者、富人或更傑出的人會提出：“為什麼我們不用du稱呼彼此呢？”

這一規範也可以超越語言，擴展到每一種形式的親密關係發展中。向別人借筆或者把手搭在別人肩膀上的行為，最好還是跟自己的熟人或者下屬做，而不要對陌生人或者自己的上司這樣做。同樣，大學校長會首先邀請老師們到他家裡去。總體上，地位更高的人是親密關係發展的設定者。

因此，有些規範是帶有文化特色的，而另一些規範是比較普遍的。文化的力量會使社會規範和人們所扮演的角色有所差異。各地的文化都會規定人們的角色並對其產生影響。第4章揭示了一個重要的現象：扮演某種角色通常會使人們內化自己的行為。行動就變成了信念。所以讓我們來考察社會角色在文化內和文化間有何差異吧。

社會角色

世界是一個大舞臺，
所有的男男女女不過是舞臺上的演員；
他們都有上場的時候，也有下場的時候；
一個人一生中會扮演許多角色。

——威廉·莎士比亞

就像莎士比亞說的那樣，角色理論假定，社會生活就像一部舞臺劇，有場景、面具和臺詞。就像雅克在《因為你喜歡》中說的這幾句話一樣，社會角色比角色扮演者具有更長久的生命力。父母、學生、朋友的角色在我們不存在之後仍然會繼續。這些社會角色允許扮演者有一定的自由發揮空間，優秀的表演是由角色扮演的方式決定的。然而我們還必須 要限制角色的某些方面。學生最起碼要參加考試和交論文，並有最低成績的限制。

當只有很少的社會規範與一個社會分類（比如行人靠右行走，不要隨意橫穿馬路）有關的時候，我們不會將其看做一種社會角色。定義一種角色需要一系列的社會規範。我很容易就可以列出做一名教授或父親的一系列要求。儘管我可能會違反一些不太重要的規則形成自己的獨特風格（考慮到效率問題，我很少提前上課），但如果我違反了一些重要規則（比如沒來上課，體罰孩子），那麼我可能會被解僱或者不得不失去我的孩子們。

社會角色具有強大的影響力。在第4章中，我們提到我們傾向於接納自己的角色。在第一次約會或者第一天上班時，你的角色可能會扮演地不自然，但當你將角色內化以後，你就會感到很隨意自然了。以前覺得尷尬的事情現在會覺得很真實自然。

這是很多難民、移民、傳教士、和平組織成員、留學生以及執行官的經歷。當到一個新國家生活時，需要花很多時間學習如何在新的環境中交談並做出適當的行為。一旦適應了，再回到自己家鄉時可能又會感到不適應了（Sussman，2000）。以前美好的家鄉現在似乎沒有那麼美好了。在一些人們沒有意識到的方面，其行為、價值觀和認同都已經適應了另一個地方的角色。於是人們不得不重新來適應自己的文化。

被綁架的報業巨頭女繼承人帕特里夏·赫斯特的案例充分顯示出了角色扮演的力量。1974年，赫斯特被一些自稱是SLA的年輕革命者綁架了。她隨後選擇宣佈脫離自己原有的生活，放棄她富有的父母和未婚夫，並加入綁架她的組織。她要人們“試著理解她的變化”。12天后，一臺銀行攝像機拍攝下她參與SLA的搶劫活動。

19個月後，赫斯特被捕並經歷了長達兩年的禁閉和“重塑”，她重新接受了自己作為家族繼承人的角色。後來在一個偏遠的名為康涅狄格的小鎮，她成了一位母親和作家，她將大部分時間都投入到慈善事業中（Johnson，1988；Schiffman，1999）。如果赫斯特真的是一個虔誠的革命者或者只是假裝配合綁匪，人們似乎可以理解她的行為。但人們無法理解的是（這也成為20世紀70年代最轟動的新聞故事），這正如布里克曼寫道：“她可以成為一名家族繼承人，但曾經卻做過革命者，而後又重新成為了一名家族繼承人。”這很令人費解。當然，這是不可能發生在你我身上的，對吧？

可能，也不可能。正如在這一章的最後一節我們將會看到，我們的行為不僅僅取決於社會情境，也受我們自己傾向性的影響。並不是每個人都以相同的方式應對壓力。在赫斯特所處的困境中，你我可能會有不同的反應。然而某些社會情境卻可以讓絕大多數“正常”人以“不正常”的方式行動。在一個實驗中，讓善良的人們處於一種困難的環境中，以觀察正邪之間的較量，令人沮喪的是，最終是邪惡獲勝了。善良的人最終沒能堅持到底。

高—低社會地位角色

在喬治·奧韋爾（George Orwell）的《動物莊園》一書中，家畜推翻了人類的統治，建立了一個“所有動物都平等”的王國。然而那些負責管理角色的豬很快就違反了規定，享受安逸，他們認為這與自己的身份相符。他們強調“所有動物都平等，但有些動物要更平等一些。”

勞倫斯·梅塞等人（Messe，Kerr，& Sattler，1992）提到地位對自我知覺的影響不僅僅限於奧韋爾筆下的豬。在很多日常或實驗室情境下，地位更高的人認為自己更應該受到優待或者應該有能力做出更好的表現。羅納德·漢弗萊（Humphrey，1985）設計了一個模擬的商業辦公室以證實這一現象。以抽籤的方式決定其中一些人扮演經理，而另一些人則扮演僱員。和在真正的辦公室裡一樣，經理給僱員發佈命令，自己負責較高級的工作。結果，僱員和經理認為同等能力的經理（隨機任命的）更有智慧、自信和樂於助人——就好像真的是領導者一樣。

同樣，扮演一個屬下 的角色會產生降低自我感覺的效果。埃倫·蘭格和安·比尼圖（Langer & Benevento，1978）在讓紐約市的女性解答數學問題時發現了這一現象。在她們獨立完成後，讓她們一起工作，再指派其中一位女性為“老闆”，另外一位為“助手”。最後她們重新獨立解答，結果發現扮演老闆的人成績比最初一輪的成績好，而扮演助手的人成績比最初的差。在一些初中生中也發現了被任命的地位對成績表現的類似影響（Jemmott & Gonzalez，1989；Musser & Graziano，1991）。較低下的角色會削弱個體的自我效能感。

角色互換

角色扮演同樣也會產生積極的作用。特意地去扮演某個新角色，人們會有意改變自己或者重視那些與自己角色不同的人。在蕭伯納的《窈窕淑女》一書中，杜利特爾是一個賣花女，當她扮演一個淑女的角色並得到他人認可的時候，她就真的成為了一位淑女。

角色通常按照某種關係成對出現——父母和孩子，丈夫和妻子，老師和學生，醫生和病人，僱主和僱員，警察和市民。角色互換可以幫助人們更好地理解對方。La Rochefoucauld發現，人類大部分的衝突和爭論都源於人們過於關注自己的意見而並非去尋找問題的正確答案。“即使是最有魅力和最聰明的人往往也意識不到，因為過於緊張而侷限在自己的觀點上”（1665，No.139）。談判者或者領導者可以通過角色互換來營造更好的交流氣氛。或者要求雙方從對方的利益出發重新考慮對方的觀點。下次當你和朋友、父母吵架時，嘗試一下中途停止，如果你們每個人都重新考慮他人的觀點和感受，而後再思考自己的觀點，就會增進雙方之間相互的理解。

到目前為止，本章證實了我們作為人類大家庭成員之間的生物親緣關係，承認文化的多樣性，並探討了社會規範和角色在文化內和文化間的差異。請記住，社會心理學最重要的任務不是對差異進行編目，而是去尋找行為的統一原則。我們的目標如同跨文化心理學家沃爾特·朗納（Lonner，1989）提出的：“一個統一的心理學是——在奧馬哈和大阪，以及在羅馬和博茨瓦納都有效而有意義的心理學。”

態度和行為總會因文化而產生差異，但態度影響行為的過程卻差異不大。尼日利亞和日本人對少年的角色定義與歐洲人和北美人不同，但在所有的文化背景下角色期待都影響社會關係。切斯頓（G. K. Chesterton）在一個世紀前就提出：“當人們發現邦德街的男人戴黑帽子時，他們同時也會理解為什麼廷巴克圖（Timbu Ctoo，非洲古地名）的男人戴紅色羽毛。”

小結

我們人類有哪些地方相似？又有哪些地方不同？為什麼？進化心理學家研究自然選擇如何使那些有利於基因延續的特性保留下來。儘管人類在學習和適應能力方面有一定的差異（因此我們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但進化的觀點仍然強調人類天性中共有的親緣關係。

文化的觀點則強調人類的差異性——那些有助於界定一個群體，並代代相傳的行為、思想、傳統等。不同文化在態度和行為上的顯著差異表明，在一定程度上，人類其實是社會文化規範和角色的產物。

然而，跨文化心理學家也試圖尋找人類“內在的統一性”。儘管不同的文化存在著差異，但是它們也有一些相同的社會規範。一個非常普遍的社會規範是關於地位不平等的人們之間如何進行交流。

所有的文化都會賦予個體一定的角色。扮演一定的角色常常會使人們內化自己的行為。改變角色也能夠改變我們的觀點。

如何解釋性別的相似性和差異性

進化心理學家和跨文化的心理學家都試圖解釋性別差異。在考察他們的觀點之前，讓我們先來看一些基本的問題：男人和女人之間，哪些是相同的？哪些是不同的？為什麼？

人類的差異表現在很多維度上——身高、體重、髮色等等。但是對於個體意識和社會關係而言，最重要的是兩個維度：種族和性別（Stangor & others，1992）。身高和髮色可能會影響我們的自我意識和個體識別，影響我們對朋友或伴侶的選擇，影響他人如何評價與對待我們。但是種族和性別似乎更為重要。當你出生時，人們最先問的問題往往是“男孩還是女孩？”當一個同時帶有男性和女性特徵的雙性兒童誕生時，醫生和家庭都迫切地選擇為孩子確定一種性別，並通過手術去除性別的模糊性。簡單說來，每個人必須 擁有某一種性別。在白天與黑夜之間可以有黃昏黎明，但是從社會意義上講，男性與女性之間沒有任何其他選項。

在第9章，我們會探討種族和性別如何影響他人評價和對待我們的方式。現在，讓我們來看一下性別 （gender）——與男人、女人有關的特徵。哪些行為是 典型的男性行為？哪些行為是典型的女性行為？

哈里斯（Harris，1998）提到：“人類共有46條染色體，其中有45條與性別無關。”因此在很多身體特徵上，男性和女性沒有什麼差異，比如開始坐立、長牙和行走的年齡。同樣，男女在很多心理特徵上也極其相似，包括詞彙量、創造性、智力、自尊、幸福感等。女人和男人都有相同的情感和渴望，都喜歡小孩，都有相似的大腦結構（儘管男性有更多的神經元，女性有更多的神經連接）。事實上，異性與你有很多相似之處。

那麼我們是否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男人和女人除了生理解剖特徵以外，其本質完全相同？事實上，男女之間仍然存在著一些差異，正是這些差異而非相似性吸引了人們的注意並引發了許多相關研究。在日常生活和科學研究中，差異總是會引發人們的興趣。與男性相比，女性的脂肪含量高出70%，肌肉含量少40%，而且女性平均比男性矮5英寸。女性對味覺和聲音更為敏感。女性更容易焦慮失調和沮喪。而與女性相比，男性進入青春期時間較晚（晚2年），但是死亡時間較早（早5年）。男性的自殺率是女性的3倍，服用利他林以治療多動症的男性高出女性4倍。男性酒精成癮者是女性的5倍。死於電擊的男性是女性的6倍。而且男性比女性會轉動自己的耳朵。

在20世紀70年代，很多學者擔心這樣考察性別差異會增加對性別的刻板印象。性別差異是否可以解釋成女性的缺陷呢？社會學家傑西·伯納德（Bernard，1976，p.13）警告說，對性別差異的關注很可能為攻擊女性者提供武器。確實，對差異的解釋往往聚焦在被認為有所不同的那個類別。例如，探討選舉中的兩性差異時，與男性經常選擇保守派相比，學者們更奇怪的是為什麼女性常常支持民主黨。人們會問為什麼亞洲學生在數學和自然科學方面勝過其他種族，而不會問為什麼其他的種族群體沒有如此優秀。在每種情況下，人們總會根據某一個群體制定標準，而驚奇於其他的群體為什麼會如此不同。人們常常奇怪為什麼會有同性戀而不去思考異性戀的原因（或者性取向的決定因素）。人們奇怪為什麼亞裔學生在數學等科學領域表現優異，而不去思考為什麼其他種族表現較差。在上述每個例子中，人們以某一群體為標準，同時奇怪為什麼其他群體是“如此不同”。“不同”與“不正常”或“低水平”之間只有一個短暫的跨越。［甚至在身體特徵方面，男性與女性各自的個體差異也遠遠超過了兩性之間的平均差異。斯科蘭德1964年創下的男子400米自由泳世界記錄——4分12秒，如果放到2000年的奧林匹克運動會上，也不過是女子比賽的第7名，比那年的冠軍貝內特慢了7秒 。］

從20世紀80年代起，學者們較多地考察性別的多樣性。最初，性別差異的研究支持兩性無差別的假設，希望能減少對不同性別的刻板印象。然而，根據伊格利（Eagly，1995）的研究報告，80～90年代，很多研究發現性別差異——這差異與心理學其他領域中的重要行為差異一樣大。這些發現支持了原有的對女性的印象——更少攻擊性，更多關心他人，更敏感——這些正是女權主義者與絕大多數人所欣賞的特性（Prentice & Carranza，2002；Swim，1994）。因而，對於許多人在評價他們的信念和感受時認為“女人”比“男人”更受歡迎 就不足為奇了（Eagly，1994；Haddock & Zanna，1994）。

接下來讓我們比較一下男人和女人在社會關係、支配性、攻擊性和性特徵等方面的異同。描述了這些區別後，我們可以思考進化和文化觀點是如何對此進行解釋的。性別差異是否反映了自然選擇的確定趨勢？這是由文化造成的嗎——即反映的是男人、女人通常扮演的角色與其所處的情境？還是說基因和文化共同造成了這種性別差異？

獨立性與聯繫性

從激烈的競爭到養育關愛都可以表現男性不同的見解和行為。對女性個體也是如此。但是南希·霍多羅夫等人（Chodorow，1978，1989；Miller，1986；Gilligan & others，1982，1990）提出，從總體上來說，女性比男性更重視親密關係。

與男孩相比，女孩之間的談話更加親密，而且遊戲也更少攻擊性，埃莉諾·麥科比（Maccoby，2002）經過數十年對性別的研究作出了這樣的總結。而由於他們各自和同性別的人交往，所以男女之間的差異就會逐漸顯現出來。

對成年人而言，生活在個人主義文化中的女性經常用更富有關係性的詞彙來形容自己，樂於接受更多別人的幫助，體驗更多與關係有關的情感，並努力使她們自己與他人的關係更加協調（Addis & Mahalik，2003；Gabriel & Gardner，1999；Tamres & others，2002；Watkins & others，1998，2003）。男性在談話時常常關注任務以及與大群體的關係，而女性則更多關注個人關係（Tannen，1990）。打電話時，女性和朋友的聊天時間更長（Smoreda & Licoppe，2000）。在電腦面前，女性花費更多的時間發送電子郵件以表情達意（Crabtree，2002；Thomson & Murachver，2001）。在群體中，女性之間會相互分享她們各自的生活，為他人提供更多的支持（Dindia & Allen，1992；Eagly，1987）。當面臨壓力時，男性傾向於以搏鬥迴應，通常以反抗來應對威脅。謝利·泰勒（Shelley Taylor，2002）指出，幾乎在所有的研究中，遭遇壓力的女人更多的是需要他人的照顧和幫助。她們向家人和朋友尋求幫助。在大學一年級學生中，10個男生中有5個認為“幫助有困難的人是非常重要的”，而女生每10個裡面就有7個人具有同樣的想法（Sax & others，2002）。

費利西亞·普拉圖及其同事（Pratto & others，1997）報告說，總體上，男性總是會被那些增強性別之間不平等的工作所吸引（公訴律師，廣告策劃者等）；女性則被那些減少性別之間不平等的工作所吸引（公訴人，慈善工作的宣傳者）。對64萬人的工作偏好的研究發現，男性更傾向於看重報酬、提升機會、挑戰和權力，而女性則更看重合理的時間安排、私人關係、幫助他人的機會（Konrad & others，2000）。確實，北美大多數需要關注他人的職業，比如社工、教師、護士等，女性從業者都比男性要多。此外，女性似乎更加仁慈，在所有資產超過500萬美元的人中，48%的女性做了慈善捐款，而男性的比例只有35%。女子學院很少得到男校友的支持（女性研究的國家理事會，1994）。

作為母親、女兒、姐妹、祖母身份的女性可以很好地維繫家庭（Rossi & Rossi，1990）。女性會花更多的時間照顧孩子和老人（Eagly & Crowley，1986）。與男性相比，女性會花3倍的時間購買禮物和賀卡，用2～4倍的時間處理私人信件，給朋友和家庭打的長途電話要多10%～20%（Putnam，2000）。當要求被試提供可以描繪自己的照片時，女性提供的照片更多地包含了父母和其他人（Clancy & Dollinger，1993）。尤其對於女性來說，相互支持的感覺對於女性的婚姻滿意度是極為關鍵的（Acitelli & Antonucci，1994）。

當然，在不同的情境下，微笑也會有所不同。但在400多項研究中，女性較高的聯繫能力表現在更高頻次的微笑上（LaFrance & others，2003）。比如，瑪麗安娜·拉弗朗斯（LaFrance，1985）分析了9000張學校畢業冊中的照片，哈伯斯塔特和塞塔（Halberstadt & Saitta，1987）考察了1100張雜誌和報紙的照片，觀察了超市、公園、街道上的1300個人，均發現女性的微笑次數更多。

接受調查時，女性更傾向於將自己描述為能夠“共情” （empathy），能夠感受他人的感覺——為他人的喜悅而高興，為他人的悲傷而哭泣。儘管在實驗室條件下，共情的性別差異沒有那麼顯著，但的確存在。在觀看幻燈或者聽完故事以後，女孩會有更多共情的反應（Hunt，1990）。在實驗室的模擬情境或實際生活中令人沮喪的情境下，女性比男性更可能為他人遭受相似的經歷而表現出共情的反應（Batson & others，1996）。女性更容易哭泣，也更多地報告為他人的悲傷而難過（Eisenberg & Lennon，1983）。12%的美國男性和43%的美國女性報告說因為伊拉克戰爭而哭泣（Gallup，2003）。而自閉症，一種缺乏共情能力的障礙，也多發於男性。

所有這些都有助於解釋與男性的友誼相比，為什麼男性和女性都報告說和女性的友誼更加親密、愉悅並容易維持（Rubin，1985；Sapadin，1988）。當需要別人共情和理解時，男性和女性都傾向於向女性傾訴自己的快樂或者傷痛。

對男性和女性共情差異的一種解釋是女性具有更強的理解他人情緒的能力。朱迪思·霍爾（Judith Hall，1984）對125項考察男女對非言語線索敏感程度的研究分析發現，總體而言，女性更善於發覺他人的情緒線索。例如，呈現一個2秒鐘的無聲影片，內容是一個悲傷女性的面孔，女性被試在猜測她究竟是在批評某人還是在考慮離婚的問題上表現出更高的準確性。女性對非言語線索的敏感性有助於解釋她們在積極、消極情境下更強的情緒反應（Grossman & Wood，1993；Sprecher & Sedikides，1993；Stoppard & Gruchy，1993）。女性也能根據某些情境更準確地預測複雜而細微的情緒［比如與你一起工作的一個朋友，因為工作獲得了嘉獎，你心情如何？你的朋友心情如何？（Barrett & others，2000）］。

為了考察人們“共情的準確性”，威廉·伊克斯（Ickes，2003）及其同事們對兩個人之間的互動進行錄像（包括陌生人之間，朋友或夫妻之間，病人與醫生之間）。而後他們要求每個談話者觀看錄像，在任何一個產生想法或感受的時刻停止播放，並記錄自己的想法或感受。而後再次播放錄像，要求觀看者（有時候是談話的另一方）猜測在這些時候，另一個人在想什麼或感受如何。

結果發現，理解朋友的感受比理解陌生人的感受，其共情的準確性更高。但確實有些人具有更好的共情能力。有些人是較好的共情者。而女性共情的準確性，總體來說，比男性的準確性要高（Thomas & Fletcher，2003）。此外，也發現女性在記憶面部特徵和其他外表特徵方面更為準確（Horgan & others，2004）。

霍爾報告說，女性非言語地表達 情緒能力同樣非常出色。根據科茨和羅伯特·費爾德曼（Erick Coats & Robert Feldman，1996）的報告，這個特點在積極情緒下更為明顯。他們要求被試談論令自己感到快樂、悲傷和生氣的情境。而後給觀察者呈現5秒鐘有關這些陳述的無聲影片。結果發現在快樂情境中，觀察者對女性情緒的推測更加準確。相反，男人在傳達憤怒時似乎更加出色。［你是否認為：西方女性應該更自立，以適應西方社會的個體主義文化？還是說她們應該藉助女性注重關係的傾向來改變西方社會的權力導向（以較多的兒童被忽視、孤獨感和抑鬱為代表），使其成為充滿關懷的社會。 ］

不管是對女性還是對所有人類，像溫柔、敏感和溫情這類的特性都對親密關係的維繫有重要作用。在悉尼，約翰·安蒂爾（Antill，1983）對已婚伴侶的研究發現，如果丈夫或者妻子其中一方擁有上述這些傳統上屬於女性的特點的話——雙方 都有則更好——他們的婚姻滿意度會更高。如果配偶很有教養並且會給對方提供情感上的支持，他們會體驗到較高的婚姻滿意度。

社會支配性

想像一下有這樣兩個人：一個“喜歡冒險，獨裁，粗心，控制慾強，堅強，獨立，強壯”，而另一個“感情豐富，依賴性強，愛幻想，情緒化，服從，弱小”。如果你覺得前者更像男人，而後者更像女人，那麼按照約翰·威廉斯和德博拉·貝斯特（Williams & Best，1990a，p.15）所講，你和很多人的想法一樣。從亞洲到歐洲到澳洲，人們對男人的評價離不開富有控制慾、積極進取和攻擊性。

這些觀點、期望與事實是相符合的。幾乎在所有社會中，都是 男性處於統治地位。而已知的社會中，沒有一個是女性統治男性的（Pratto，1996）。正如我們將看到的，在不同的文化中性別差異會有所不同。如果女性更多處於管理者和領導者的位置，那麼這種性別差異就會縮小。但是我們還要看到：

• 2002年，在全世界所有的立法者中，女性只佔14%；在所有的首相和總統中，女性只佔5%（CIA，2002；IPU，2002）。而世界500強企業中的首席執行官中，女性僅僅佔1%（Eagly & others，2003）。

• 男性比女性更關心社會統治問題，更傾向於支持保守的政治候選人和維持男女不平等的措施（Eagly & others，2003；Sidanius & Pratto，1999）。

• 在陪審員團體中男性大約佔一半，但在被選舉的陪審團領袖中卻佔到90%，並且主要的實驗室小組負責人都是男性（Davis & Gilbert，1989；Kerr & others，1982）。

• 在工業化國家中，女性的平均工資是男性的77%。這樣大的工資差距中，僅有1/5可以被男性和女性在受教育程度、工作經驗和工作特性等因素加以解釋（世界銀行，2003）。

雖然男性佔據較高的社會地位，但是首先發出約會邀請的大多是男性，最後負責駕車和買單的也多為男性（Laner & Ventrone，1998，2000）。

男性交流的方式可以加強他們的社會權力。在某些情境中，並沒有清晰地界定領導的角色，但男性傾向於採取指示性的領導方式，而女性則傾向於採取民主化的方式（Eagly & Johnson，1990）。在領導角色中，男性傾向於做那種指示性的、強調任務的領導，而女性則擅長變革型的領導方式，這種領導方式受到越來越多的組織歡迎，主要採用靈活的社會技巧建立團隊精神（Eagly & others，2003）。男性比女性更強調勝利、超前以及控制他人（Sidanius & others，1994）。他們也更愛冒險（Byrnes & others，1999）。如果領導方式是民主型的，那女性領導和男性領導同樣受歡迎。如果領導方式是獨裁型的，則男性領導更受歡迎（Eagly & others，1992）。人們通常更容易接納男性“強硬、獨裁”的領導而不是女性“壓迫性的、攻擊性的”領導。

在寫作方面，女性更多使用聯繫性介詞（比如with）以及現在時態，更少使用數量性名詞。一個根據詞彙使用和句型結構來判斷性別的程序，正確地確認了920本英國小說及非文學作品中作者的性別，其準確率高達80%（Koppel & others，2002）。

男性談話的方式可以反映出他們對獨立的關注，而女性更重視關係。男性更可能表現出權力慾——自信地談話，直接打斷他人，相互握手，更多地注視對方，很少微笑（Anderson & Leaper，1998；Carli，1991；Ellyson & others，1991）。從女性角度考慮，她們更多采用間接方式影響他人——較少打斷他人，更敏感，更禮貌，較少驕傲。

那麼這是否可以斷言（就像20世紀90年代一本暢銷書的名字一樣）男人來自火星，女人來自金星呢 ？事實上，如同凱·杜克斯和瑪麗安娜·拉弗朗斯（Deaux & LaFrance，1998）提到的那樣，男女之間不同的交談方式可能與社會背景有關。我們賦予男性的大多數特徵往往是屬於那些處於更高社會地位的人的特性（不論男女）。而且，個體差異十分顯著。有些男性相當的猶豫和恭敬順從，而有些女性則相對自信而專斷。很顯然，認為男性和女性來自不同行星的說法過於簡單。

意識到男女兩性之間這種不同的交流方式，南希·亨利（Henley，1977）呼籲女性不要再假裝微笑、低眉順眼或者忍氣吞聲了，相反她們應該注視別人的眼睛，自信地講話。瓊·吐溫（Twenge，2001）從1931年以來一直研究女性的果斷性問題，她發現，在女性的社會地位提高的年代，她們確實 會變得更加果斷。然而，霍爾（1984）則重視女性那種平易的交流方式，他說：“不論什麼時候，如果假定女性的非言語行為是不好的，那麼就等於承認男性的行為是正常的，而女性的行為是不正常且需要解釋的”（p.152-153）。

攻擊性

心理學家把攻擊性 （aggression）定義為想要給他人造成傷害的行為。在全世界，捕獵、打鬥、戰爭等主要是男性的行為活動。調查顯示，男性承認自己比女性有更多的攻擊行為。在實驗中，男性確實表現出更多的身體攻擊，比如實施具有傷害性的電擊等（Knight & others，1996）。在加拿大，犯有謀殺罪的被捕男女比例為8:1（加拿大統計，2001）。在美國，92%的罪犯是男性，犯謀殺罪的男女比例為10:1（美國聯邦調查局，2001）。但是，性別差異隨著情境的不同而不同。在挑釁情境下，幾乎不存在男女性別差異（Bettencourt & Miller，1996）。而且在一些傷害性較小的攻擊形式中——比如說毆打家庭成員、摔東西，或者言語攻擊等——女性的攻擊行為並不比男性少（Björkqvist，1994；White & Kowalski，1994）。確實，約翰·阿徹（Archer，2000，2002）根據數十項研究的統計分析指出，女性似乎會發起更多的攻擊行為。但是男性更容易造成傷害；其中62%的受害者是女性。

性特徵

在有關性的態度和主張方面，男女之間也存在差異。儘管男女在面對性感刺激時的生理和主觀反應的相似性大於差異性（Griffitt，1987），但是，請思考：

• “我可以想像自己正愉悅地享受與不同伴侶的‘偶爾’性關係。”澳大利亞的一項調查顯示，48%的男性和12%的女性對此表示同意（Bailey & others，2000）。

• 美國教育委員會最近調查了25萬個大一新生也發現了類似的結果。“如果兩個人真的彼此喜歡，那就可以發生性關係，即使他們認識的時間很短暫。”其中53%的男生表示贊成，而女生只有30%表示贊成（Sax & others，2002）。

• 在一項調查中，隨機抽取3400個美國人，年齡在18到59歲之間，48%的女性和25%的男性認為情感是他們發生第一次關係的原因。在對性活動頻率問題的回答上，19%的女性和54%的男性回答“每天”或者“一天幾次”（Laumann & others，1994）。

男女在性態度上的差異也反映在行為層面上。跨文化心理學家馬修·西格爾及其同事（Segall & others，1990，p.244）報告說：“在全世界各個地方，幾乎無一例外，男性比女性更可能發動性活動。”與女同性戀相比，男同性戀更多報告說對無婚姻關係的性愛感興趣，且對視覺刺激的反應更強烈，更關心伴侶的性魅力（Bailey & others，1994）。史蒂文·平克（Pinker，1997）觀察說，“並不是說男同性戀性愛次數更多，他們只是表現了正常男性的性需求，只不過對象也是男人罷了。”

確實，鮑邁斯特和凱塞琳·沃斯（Baumeister & Vohs，待發表；Baumeister & others，2001）觀察到，男性不僅進行更多的性幻想，態度也更開放，而且會試圖尋找更多的性伴侶，也更容易引發性喚醒，更多的要求性愛，更多手淫，不習慣獨立生活，很少拒絕性愛，更容易冒險並花費更多的資源以便獲得性愛，且更偏愛形式各異的性愛。一個考察了52個國家16288個人的調查要求人們回答在未來一個月中，他們需要幾個性伴侶。結果發現在未婚群體當中，29%的男人和6%的女人報告說需要一個以上的性伴侶（Schmitt，2003）。這些結果在同性戀個體中也是類似的（29%的男同性戀和6%的女同性戀需要兩個以上的性伴侶）。

人類學家唐納德·西蒙（Symons，1979，p.253）指出，“在世界各地，性都被理解成為女性所擁有的、男性想得到的東西。”難怪鮑邁斯特和沃斯說，各地的文化都更重視女性的性行為，正如在賣淫與求愛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性別不對稱。男人一般提供金錢、禮物、稱讚和承諾以暗示與女性進行性交易。他們注意到，在人類的性經濟中，女性很少進行性交易。就像工會反對“不罷工的工人”一樣，他們認為這種人會毀壞他們自身的勞動價值，大多數的女人反對其他的女人提供“廉價的性”，這會降低她們自身性行為的價值。在185個國家中，男人越稀少，懷孕的比率就越高 ——因為當男人稀缺時，“女人們會以低價提供性的方式相互競爭”（Barber，2000；Baumeister & Vohs，待發表）。當女人稀少時，女性性行為的市場價值就會提升，她們會要求更高的價格。

性幻想也表現出兩性差異（Ellis & Symons，1990）。在以男性為觀眾的言情劇中，女性通常未婚且充滿慾望。以女性為主要市場的浪漫小說中，一個溫柔的男性總是會全身心地愛自己的心上人。看來並不是只有社會學家才注意到了男女兩性的這種差異。幽默評論家戴夫·巴里（Barry，1995）觀察說“女人們可以為一部長達4個小時的電影而著迷，儘管整個情節就是一男一女嚮往發展出一段戀情，甚至有時候最終都沒有什麼結果。而男人極其憎恨這樣的事情。男人的嚮往一般只能持續45秒，而後就希望大家都開始脫衣服。然後再來一場汽車追逐的戲。一部命名為‘車戰中的裸身男女’的影片會很符合男人們的需求。”

小結

男孩和女孩，男人和女人，在很多方面都非常相似。然而他們之間的差異卻更為引人注目。儘管男性和女性各自的個體差異遠遠超過了性別差異，但是社會心理學家仍然考察了在獨立性與關聯性之間的性別差異。女性通常更關心他人，表達更多的共情和情緒反應，用更多關係性的詞彙描述自己。男女兩性似乎表現出不同的社會支配性，攻擊性和性特徵。

正如偵探對犯罪比對美德更感興趣一樣，心理學家對差異的興趣遠遠超過了相似性。讓我們牢記這一事實：個體差異遠遠超過性別差異。女性和男性並不是完全相反的兩種性別，他們更像一個人的兩隻手，相似但卻不完全一樣，彼此非常協調，但當他們緊緊相握時卻有所差異。

進化與性別：什麼樣的行為是天生的

在解釋性別差異時，人們通常關注兩點：進化和文化。

“你認為是什麼因素造成了男女兩性的不同人格、興趣和能力？”這是蓋洛普公司（1990）在一項全國調查中的一個問題。“主要是由男女不同的成長方式？還是由其生理差異所導致？”在99%的回答中，認為養育和生物因素起作用的人幾乎各佔一半。

當然，兩性之間的確有明顯的生物意義上的差異。男性有更發達的肌肉以便進行狩獵活動；而女性能夠哺乳。這種生物意義上的差異是否僅僅侷限在生殖和運動系統呢？還是男女兩性的基因、荷爾蒙以及腦機制的差異導致了上述的行為差異？

性別與擇偶偏好

意識到世界範圍的兩性間普遍具有的攻擊性、支配性和性特徵的差異後，進化學派心理學家道格拉斯·肯裡克（Kenrick，1987）認為，“我們無法改變自己種群進化的歷史，我們彼此之間的一些差異毫無疑問受這段歷史的影響。進化學派的心理學家預測，如果兩性面對完全相同的適應挑戰，那麼兩性之間就不會有任何差異（Buss，1995b）。兩性都通過分泌汗液調節體溫，在口味上都偏好那些有營養的食物，皮膚磨損時會起老繭。但是進化學派心理學家同時預言，兩性在約會、婚配以及繁殖行為等方面會存在差異。

比如，讓我們來思考一下男性在性活動中更高的主動性。正常的男性在其一生中會產生億萬個精子，所以相對於卵子來講精子要便宜很多。（如果你是一個正常的男人，在讀到這些文字的時候，你會產生1000多個精子。）而且，當女性孕育一個受精卵時，男性還可以與其他女性性交來增加自己基因的傳播機會。於是，進化學派心理學家認為，女性會更加小心地考察男性的身體健康及資源狀況的信號，以便謹慎處理自己的繁殖機會。男性則需要與其他人競爭，以便將自己的基因遺傳下去。男人尋求廣泛的繁殖，而女性則需要明智的繁殖。男性尋找的是能夠播種的肥沃土壤，而女性則尋求那些能幫助她們整理花園的男人——擁有資源且比較專一的父親，而不是朝三暮四的花花公子。

此外，進化學派心理學家提出，在身體運動能力方面處於優勢的男性會獲得更多機會以得到女性，於是人類漫長的演化歷程增強了男性的攻擊性和支配性。那些使Montezuma二世成為阿茲臺克國王的基因特性很自然地通過他的4000個女人遺傳給了他的後代（Wright，1998）。如果我們的祖先母親通過讀懂自己孩子和求婚者的情緒情感而獲得益處的話，那麼自然選擇就會同樣賦予女性情感理解能力。在所有這些假設之下的原則是自然會選擇那些有助於基因遺傳的特性。（Secretariat ，現代最成功的種馬，留下了400只馬駒。）

這些影響過程幾乎是無意識的。很少有人會在痛苦的情緒之下停下來思考，“我要把我的基因遺傳給後代。”甚至更少有人會思考“哦，我多想有一個孩子，能夠養育他，而且還想有外孫。”通過精心的設計，男人不會讓自己排列在基因庫之外。而是像進化學派心理學家說的那樣，我們天生追求那種增加基因遺傳性的生活方式。情緒負責執行這種進化機制，就像飢餓促使人體攝取營養物質那樣。

劉易斯·托馬斯（Thomas，1971）在描述雄蛾對雌蛾釋放蠶蛾性誘醇（bombykol）的反應時想到了隱性進化選擇的理論。蠶蛾性誘醇是一種很小的分子，它可以刺激雄蛾的毛髮使之從幾英里以外的地方逆風而上尋找雌蛾。但雄蛾是否意識到受某種化學物質的驅使是令人懷疑的。相反，它可能只是突然覺得那天天氣很好，該活動活動翅膀逆著風向去玩玩。

戴維·巴斯（1995a）說，“人類是有生命的化石——是先前應對壓力時產生的諸多機制的集合。”而且進化學派心理學家認為這不僅有助於解釋男性的攻擊性，也可以解釋男性和女性的性態度和性行為的差異。儘管男性把女性的微笑解釋為性愛的信號常常被證明是錯誤的，但是萬一猜對了，那他就會在繁殖機會上獲益。

進化學派心理學家也預測男性會努力為女性提供她們所需要的——外界資源和身體保護。雄孔雀會炫耀它們的羽毛，男性人類也會顯示他們的財富。在一個實驗中，如果一位年輕的男性和一位年輕的女性單獨在一間房間裡，他會把“擁有很多金錢”看得更加重要（Roney，2003）。“男性的成就最終會變成求愛本錢”格倫·威爾遜（Wilson，1994）認為。女性也可能會隆胸、去皺紋、抽脂以提供男性需要的年輕、健康的外表等。巴斯和艾倫·範戈爾德（Buss，1994a；Feingold，1992）十分肯定女性和男性的擇偶偏好可以證實上述假設。請思考一下：

• 從澳大利亞到贊比亞的37種文化背景下，進行的研究顯示，那些暗示生殖力旺盛的外表，比如年輕的臉孔等等會使女性對男性更加富有吸引力。而女性則被那些富有、有權力和資源的男性所吸引，因為他們可以為後代提供足夠的保護和撫養條件（圖5-2）。男性對外表的興趣使他們成為世界上色情產品的主要消費者。但兩性同樣也存在相似性：不論是定居在印度尼西亞群島還是聖保羅的市郊，男女都渴望親善、愛情和雙方的相互吸引。

• 各地的男性都傾向於娶更年輕的女性。而且越老的男性，他選擇伴侶時偏好的年齡差距越大。在男性二十多歲的時候，他們喜歡娶比自己年輕一點點的女性。但到了六十多歲，從總體來看，男性會娶比自己小十歲左右的女性（Kenrick & Keefe，1992）。各個年齡階段的女性都偏愛比自己大一點的男性。進化學派心理學家再次強調，我們可以看到是自然選擇令男性偏愛與生殖能力有關的女性特徵。

基於這些發現，巴斯（1999）報告說對此感到有點意外：“各地的男性和女性在擇偶偏好上的差異如此精確地符合進化學派的預測。就像我們對蛇、高度和蜘蛛的恐懼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窗口以瞭解進化過程中祖先們遭遇的生存危機一樣，我們的擇偶偏好同樣為我們提供了用以瞭解祖先繁衍所需資源的線索。今天的我們都帶有在競爭中獲勝的祖先的需求。”

戴維·巴斯和50位同事調查了各個種族、宗教、政治體制下的1萬多人，包含6個大陸和5個島嶼。發現各地的男性都偏愛那些顯示出年輕健康——適於繁殖的女性，而女性則偏愛有財產和地位的男性。

資料來源：From Buss，1994b.

性別與荷爾蒙

如果基因預先設定了與性別有關的特性，它們肯定會通過對我們身體的影響表現這一點。男性生殖細胞中，影響睪丸形成的基因也會指導分泌睪丸素，一種刺激肌肉表層的激素（Berenbaum & Hines，1992；Hines & Green，1991）。性激素的差異是否也會影響心理層面的性別差異呢？

攻擊性方面的性別差異似乎受到睪丸素的影響。給很多動物注射睪丸素都會增加其攻擊行為。人類中，極端暴力的男性罪犯往往有高於正常水平的睪丸素含量；國家橄欖球聯隊的運動員和狂歡兄弟會的成員也同樣如此（Dabbs，2000）。此外，人類和猴子的兩性攻擊差異在生命早期就表現出來了（在文化發生影響作用之前），並且在成年後隨著睪丸素水平的下降而趨於消失。當然這些證據都不是結論性的。總體來講，這令多數學者相信性激素確實有影響。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文化同樣也是如此。

隨著人類進入中年甚至老年期，出現了一種很奇怪的現象。女性變得更加獨斷和自信，而男性則更多地與他人共情，更少地支配他人（Lowenthal & others，1975；Pratt & others，1990）。激素變化可能是性別差異減小的一種解釋。角色需要是另一方面原因。另外有一些學者推測在求愛階段和為人父母的最初階段，社會期待會使兩性強調那些能增強他們角色的特性。在求愛、提供資源和保護的過程中，男性會更強調自己的男人氣質，放棄自己對相互依賴和養育的需要（Gutmann，1977），而年輕的女性在求愛和撫育孩子的時候則會控制自己獨立和專斷的傾向。隨著男性和女性逐漸適應了成年早期的角色，他們會更多地表現原先受到限制的特性，他們都變得更加中性 ——兼具獨斷性和養育的能力。

對進化心理學的反思

並非批評自然選擇一說——自然選擇的身體、行為特徵確實增加了基因生存概率——評論家們指出了進化解釋可能存在的兩個問題。第一，進化心理學家通常從一個結果出發（比如兩性在性活動主動性方面的差異）去構建一種解釋。這種方法是倒推的機能主義，在20世紀20年代曾是心理學的主流理論。“為什麼會出現那樣的行為？因為那樣的行為具備這樣的功能。”生物學家保羅·埃利希和費爾德曼（Ehrlich & Feldman，2003）指出，這種事後的解釋確實很有說服力，但是正像古生物學家斯蒂芬·古爾德（Gould，1997）諷刺的那樣，這種方法不過是“雞尾酒式的投機性的猜測”。

防止事後推測偏見的方法是想像一下可能出現的其他發展方式。我們不妨來試試。想像一下女性更加強壯而且更富有攻擊性畫面。有些人會解釋說：“當然啦，這樣有助於保護她們的孩子。”而且如果男性從來沒有婚外情的話，我們是否很難發現這種忠誠背後的進化意義呢？多蘿西·艾尼恩（Einon，1994）認為，如果說女性在整個經期甚至懷孕和哺乳時都可以交配，這就意味著，一個忠誠的已婚男性較之於具有相似性活動水平的不忠誠的男性而言，也很有可能讓一位女性多生育後代。而且由於養育後代比交配更重要，所以如果男女共同投入來養育孩子的話，那麼雙方都會受益。那些對伴侶和後代忠誠的男性會更具有適應性，以確保他們可以成功地撫養後代，使之繁衍生息。一夫一妻制可以增加男性父權的確定性。（事實上，對於那些後代需要更多的雙親投資的人類和其他物種傾向於配對生活，實行一夫一妻制，對此進化學派提供瞭解釋。男女之間的愛情如此普遍是因為它在基因傳遞上的優勢：那些忠誠男性的後代在掠奪者面前不會那麼脆弱。）

進化學派心理學家認為這些批評“坦率但不正確”。他們認為，倒推法在文化的解釋中也有使用：為什麼男女會有差異？因為他們的文化塑造 了他們的行為！當人們的角色隨著時間地點有所變化的時候，“文化”更多地描述 那些角色而不是解釋它們。而且進化學派心理學家認為他們的學說遠遠超越了倒推式的臆測，是一門利用動物行為的數據、跨文化的觀察以及激素、基因研究來檢驗進化學派假設的實證性科學。正像很多學科一樣，觀察激發了理論的靈感從而產生新的可以檢驗的預測（圖5-4）。這些預測不但可以使我們對未注意到的現象有所警覺，而且可以證實、反駁或是修正某理論。

預測的樣例摘自進化心理學（Buss，1995a）。

然而批評者也擔心進化學派關於性和性別的解釋會增強對男女兩性的刻板印象（Small，1999）。進化學派的解釋會不會使黑社會暴力行為，傷人事件以及強姦罪由於男性天生的攻擊性而使其成為正當合理行為呢？而且如果進化學派心理學家使越來越多的人相信這就是自然天性所致，那麼我們是不是都應該購買家庭保安系統呢？但是進化學派心理學家回答說，這種進化意義是屬於過去 的理性選擇，它只是告訴我們在過去什麼樣的行為有用。至於這些行為現在是否仍然具有適應性，那就是另一個問題了。比如說，儘管人們傾向於被那些符合典型男性或女性形象的人所吸引，但實際上，他們卻報告說和那些相對中性的人在一起更滿意（Ickes，1993）。

進化心理學的批評者承認進化確實有助於解釋我們人類的異同之處（一定程度的多樣性有利於生存）。但是他們強調我們的進化遺傳無法預測同時受文化影響的人類婚姻行為（從一夫一妻到一夫多妻或者一妻多夫還有交換夫妻的行為），而且它也無法解釋為什麼文化能夠在短短幾十年的時間內就可以影響人們的行為。看起來自然賦予我們的最重要的特徵似乎就是適應的能力——學習和改變。因而，實際上我們贊同的是文化的塑造力量。

小結

進化學派心理學家提出進化如何決定兩性在行為上的差異的理論，比如攻擊性和性活動的主動性。他們認為，自然界中的擇偶行為要求男性對女性——尤其是那些具有較強生殖力的生理特徵的女性——更加主動，而且要求男性通過攻擊和支配來與其他男性競爭。女性由於不會輕易放棄自己的生殖機會，所以會仔細考慮男性保護和撫育後代的能力。批評者認為進化學派的解釋是從事實倒推出的，而且無法解釋文化差異。達成一致的觀點是自然賦予了我們適應各種不同環境的能力。

文化與性別：我們的行為是由文化影響的嗎

文化的影響可以通過不同時間和地點的性別角色生動地體現出來。

正如我們在前幾章就提到的那樣，文化是由一個大群體共享的並代代相傳的東西——思想、態度、行為和傳統。我們可以看到文化是如何塑造男女兩性的行為觀念以及當人們違反社會期待時將會遭受社會輿論的譴責（Kite，2001）。在各個國家，女孩會花更多的時間做家務和照顧孩子，而男孩則把時間花在自由遊戲上（Edwards，1991）。即使在當代，北美的雙職工家庭中，也是男性做大多數的家務修理工作，而女性負責照看孩子（Bianchi & others，2000；Biernat & Wortman，1991）。

據說，性別社會化給了女孩子“根”，給了男孩子“翅膀”。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在獲得考爾德科特獎（Caldecott Award）的兒童書裡面，拿著家務用具（比如掃帚，針線，鍋，碗等）出現的女孩形象是男孩的4倍。而拿著生產用具（比如乾草叉，犁，槍等）出現的男孩形象是女孩的5倍（Crabb & Bielawski，1994）。而成人的結果是這樣的：聯合國1991年報告說：“世界各個地方，都是女性負責多數的家務勞動。而且在夫妻共同做的家務中，烹飪和洗盤子是最少被分享的家務活。”這些對男女的行為期待界定了性別角色 （gender role）。

在對普林斯頓大學的女大學生所做的一項實驗中，馬克·贊那和蘇珊·帕克（Zanna & Pack，1975）發現了性別角色期待的重要影響作用。要求女大學生填寫一份問卷，要她們向一位即將見面的高大、未婚的高年級男生形容她們自己。那些被告知男方更偏愛家庭型女性的被試比那些被告知男方偏愛強壯有進取心的女性更多地把自己形容為傳統女性。而後者則在隨後的問題解決測驗中表現出更高的智力水平：她們解答的問題比前者多出18%。如果男性是一個不太受歡迎的形象，比如矮小的已婚新生，那麼這種迎合男性期待的行為就會有所減弱。在迪安·莫里爾和卡拉·塞羅（Morier & Seroy，1994）合作的一實驗中，男性同樣讓自己的表現與女性的性別角色期望相符合。［你是否在同性面前表現一個自己，而在異性面前表現另外一個自己呢 ？］

那究竟是不是文化構築了性別角色呢？還是性別角色只是反映了男女的自然行為？不同文化不同時代的性別角色差異表明，文化確實會影響性別角色。

不同文化下的不同性別角色

夫婦兩人一起工作共同照顧孩子，或者丈夫外出工作而妻子呆在家裡照顧孩子，這兩種生活哪一種更令人滿意？這是皮爾（Pew）全球態度調查（2003）向38000人提出的一個問題。44個國家中有41個國家，其大多數人都認為夫婦兩人一起工作共同照顧孩子更令人滿意。但如圖5-5顯示，國家之間的差異十分明顯。埃及人不贊成世界觀點的比例是2:1，而越南人贊成的比例則高達11:1。在工業化國家，婦女的地位也有很大差異。日本女性中只有1/10可以做經理，而德國、澳大利亞和美國做經理的女性則高達1/2（ILO，1997；Wallace，2000）。在北美，大多數的醫生和牙醫都是男性；在俄羅斯，大多數的醫生是女性；同樣丹麥大多數的牙醫是女性。

資料來源：Data from the 2003 Pew Global Attitudes survey.

不同時代下的不同性別角色

在剛剛過去的半個多世紀中——歷史一頁——性別角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1938年，只有1/5的美國人支持“已婚女性可以去工作掙錢，即使她的丈夫有能力養家餬口。”到1996年，4/5的人都贊成這種觀點（Niemi & others，1989；NORC，1996）。1967年，美國57%的大學一年級學生贊同“已婚婦女的活動應該限制在家庭範圍內。”而到2002年，只有22%的人同意（Astin & others，1987；Sax & others，2002）。

行為的變化伴隨著態度的轉變。從1960年到1998年間，在職的40歲已婚婦女的比例上升了1倍——從38%到75%（人口調查署，1999）。在加拿大、澳大利亞和英國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大量婦女進入勞動市場。

1965年，哈佛商學院從沒有一個女性畢業生。到20世紀末，其30%的畢業生是女性。從1960年到20世紀末，醫學院的畢業生中女性比例由6%上升到43%，法學院則從3%上升到45%（Hunt，2000）。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美國已婚婦女花費在家務勞動上的時間是她們丈夫的7倍 ；而到90年代中期，該比例下降到了2倍（參見圖5-6）。如此顯著的跨文化、時間的差異表明，進化和生物學並不能解釋性別角色差異，而是文化塑造了性別。

從1965年到1995年，女性花在家務上的時間越來越少了，而男性所花費的時間卻有所增加。

資料來源：From Bianchi & others，2000.

民意調查：女孩打電話和男孩約會，是否恰當？

回答“是”的比率

1950年 　　29%

1999年 　　70%

同伴相傳的文化影響

文化，就像冰淇淋，有很多不同的口味。在華爾街，男性幾乎都穿西裝，女性幾乎都穿襯衫和裙子；在蘇格蘭，很多男人都穿著方格裙；在靠近赤道的一些地區，人們幾乎不穿什麼衣服。那麼這些傳統是如何代代相傳的呢？

影響比較大的是哈里斯（Harris，1998）的“教養論 ”：父母撫育孩子的方式決定孩子會成為什麼樣的人。弗洛伊德派和行為主義流派的許多學者以及很多普通人都支持這一觀點。比較那些受父母溺愛和打罵的孩子的極端例子，我們可以發現父母的養育方式確實 有影響作用。而且，孩子會接受父母的很多價值觀，包括他們的政治傾向和宗教信仰等。但是如果孩子的人格是在父母的榜樣示範以及撫育下形成的，那麼同一家庭長大的孩子應該差不多是相同的，對嗎？

這個理論被發展心理學近期一廣泛認可的令人震驚的研究結果所推翻。用行為遺傳學家羅伯特·普勞敏和丹尼斯·丹尼爾斯（Plomin & Daniels，1987）的話來說“兩個在同一家庭長大的孩子之間的差異和從眾多家庭中隨機抽取的兩個孩子之間的差異一樣大。”

由對雙生子及有血緣關係的家庭和收養家庭的研究發現，基因的影響大約可以解釋人格特性中50%的個體差異。共享環境影響——包括共享家庭影響——只能解釋0～10%的人格差異。那麼剩下的40%～50%由什麼來解釋呢？哈里斯認為，答案是同伴的影響 。孩子們比較關注的其實並不是父母怎麼想，而是他的同伴怎麼想。孩子們主要從同伴會那裡學習怎麼玩遊戲，音樂愛好，口音，甚至髒話也大部分來自於同伴群體。事後想想，這也很有道理。他們畢竟是和同伴一起玩耍，到最後可能會一起工作一起生活。請思考一下：

• 學前兒童經常會拒絕嘗試某一種食物，即使父母要求也不行。但是一旦他們和一組喜歡這種食物的孩子一起吃飯，他們就會有所改變。

• 儘管吸菸者的孩子更可能吸菸，但是最主要的影響仍然來自同伴。這些吸菸的孩子大多有一些吸菸的朋友，向他們介紹吸菸的快樂，並給他們提供香菸。

• 戴維·羅（Rowe，1994）提到，60年前納粹少年團的成員大多數來自給他們提供情感關懷的中產階級家庭。腐蝕他們的並不是家庭不良的教養方式，而是周圍環境變化導致的“更大”的影響。

• 移民家庭的孩子通常偏好新環境中同伴的語言與習慣。如果回到祖國，他們可能會轉換回國內的傳統文化，但是其內心深處仍然接受同伴的文化。同樣，父母正常的失聰兒童，如果被送到聾啞學校的話，通常都會放棄父母的文化，而被失聰者的文化所同化。

因此，如果我們讓一組兒童呆在相同的學校，社區和同伴關係中，只是把他們的父母換掉的話，如哈里斯（Harris，1996）預測的，他們“會成長為相似的成年人。”當出現這種情況的時候，這些成年人通常和父母很相似，但是她指出文化似乎很少從單個的父母傳遞給孩子，而是從父輩群體傳遞給後輩群體。父母會決定孩子所在的學校、社區和同伴關係，而這些環境反過來也會影響孩子們的違紀行為，使用毒品以及懷孕的機率。此外，孩子們常常會受比他們稍微大一點的同伴的影響，而這些孩子再從比他們大一點的孩子身上學習，直到那些和父母同屬一代的年輕人。

父母一代與孩子一代之間的聯繫相對鬆散以至於文化的傳承並不十分理想。而且在人類社會和靈長類的社會文化中，變化往往都來自年輕一代。當一個猴子發現一種更好的清洗食物的方式，或者當人們追求新的流行時尚或者性別角色時，這種創新大多來自年輕人，而且通常首先會被其他年輕人所接受。於是，文化傳統在延續中變化著。

小結

受到最多研究的社會角色——性別角色，反映了文化的重大影響。不同文化背景及不同時代的性別角色差異非常大。主要的文化影響並不是由父母直接帶來的，而是通過同伴的影響。

結論

生物和文化並不是截然對立的，因為文化是在生物因素的基礎上對個體施加影響的。那麼，生物和文化如何相互影響呢？而且我們自身的人格特點又如何與環境相互影響呢？

生物因素與文化因素

我們不需要把進化影響和文化影響看做是對立的成分。文化規範對我們的態度和行為有微妙而強大的影響，但是它並不能獨立於生物因素而起作用。所有的社會和心理因素歸根結底仍然是生物因素。如果他人的期待能影響我們，那這其實也是我們生物程序的一部分。此外，對於那些生物遺傳所引發的因素，文化則起到加強的作用。如果基因和激素預先設定男性比女性更加富有攻擊性，那麼文化可能會以那些期待男性堅強而女性親善的社會規範來強化這種設定。

生物和文化因素也有可能存在交互作用 （interact）。當今的遺傳科學顯示出經驗是如何運用基因改變大腦的（Quarts & Sejnowski，2002）。環境刺激能夠產生新的腦細胞以分化感受器。視覺經驗可以生成發展大腦視覺區的基因。父母的愛撫可以產生有助於後代應對未來壓力事件的基因。基因不只是限制我們，它還會根據我們的經驗做出適應性的行為反應。

生物因素和經驗因素可以相互作用，儘管生物特性會影響環境的反應方式。人們對貝克漢姆和木訥的伍迪·艾倫會有不同的反應方式。男性，身高比女性高8%，肌肉含量高一倍，因此他們可能會有不同於女性的經歷。或許應該考慮這樣一種情況：存在這樣一個非常強硬的文化規範規定，男性應該比他們的女性伴侶高。在一個研究中，720對夫婦中只有一對不符合上述規範（Gillis & Avis，1980）。我們可以推測出心理學的解釋：也許身高（或者年齡）優勢有利於幫助男性維護對女性的社會權力地位。但是我們同樣可以推測到這種社會規範深層的進化意義：如果人們偏好相同身高的伴侶，那麼高大的男性和矮小的女性就可能找不到合適的伴侶了。進化要求男性趨向於比女性更高，而文化也會做類似的設定。於是選擇伴侶時的身高規範就是生物和 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艾利絲·伊格利和溫迪·伍德（Eagly & Wood，1999；Eagly，1987）提出了生物與文化因素的交互作用理論（圖5-7）。他們認為存在許多不同的因素，包括生物影響，兒童期的社會化經歷，導致了男女兩性不同的社會分工。成年以後，直接影響社會行為性別差異的是反映兩性勞動方式的社會角色 。男性由於他們的力量和速度，似乎被放置在需要身體力量的角色中。而女性由於其生育和撫育孩子的能力使得她們更多地屬於照顧者的角色。於是男女兩性就各自傾向於表現那些符合角色期待的行為，同時進一步塑造自己的技能和信念。因而自然和養育構成了一張“彼此纏繞的網”。

各種影響因素，包括童年經歷等，使得男女兩性具有不同的角色。正是這些不同角色的期待和信念影響了男女兩性的行為。

資料來源：Adapted from Eagly，1987，and Eagly & Wood，1991.

對185個社會的分析表明男性大多從事狩獵和伐木工作，女性負責90%的洗衣做飯等工作，而在種植、收割和擠牛奶的工作中兩性比例相似。隨著性別角色變得越來越平等，伊格利預測說性別差異“將會逐漸縮小”。

確實如伊格利和伍德（1999）提到的，那些性別角色相對平等的文化中，男女選擇伴侶方面的偏好差異（即男性追求年輕女性及打理家務的能力，女性要求男性的社會和經濟地位）就會更小。同樣，隨著在傳統男性崗位中工作的女性越來越多，自我報告的男性特徵/女性特徵中的性別差異也越來越小（Twenge，1997）。由於男性和女性開始扮演越來越相似的角色，他們的心理差異也越來越小。儘管生物因素將男性設定為從事力量型工作，而女性從事照顧孩子的工作，但是伍德和伊格利（2000）總結說，“男性和女性的行為是可塑的，以至於兩性個體都能夠在各種水平上有效扮演社會角色。”除了現在對於高社會地位角色所需要的男性能力和進取性的重要性逐漸降低以外，低出生率意味著女性較少地受懷孕和撫育後代的束縛。伴隨著反種族歧視法的出臺和僱用最優秀人才（不論性別如何）的競爭壓力，結果將會不可避免地提高兩性地位的平等性。

生物和社會化對人們所扮演的社會角色的影響到目前為止似乎都很重要，因為我們扮演的角色會直接影響我們的行為。如果男性更加專斷而女性更加關懷他人，這可能是由於他們各自分別扮演的是強有力的角色和提供關懷的角色。當工人（不論男女）從與上司談話轉向與下屬談話時，他們會變得更加自信（Moskowitz & others，1994）。

環境與人的力量

物理學家尼爾·玻爾（Niels Bohr）說：“有微不足道的事實，也有偉大的真理髮現。微不足道事實的反面很顯然是錯誤的，而偉大真理的反面依舊是事實。”這一部分關於社會影響的各個章節都揭示出這樣一個偉大的事實：社會環境具有巨大的力量。這種關於外部強大壓力的事實可以很好地解釋：為什麼有時我們像牆頭草那樣做出被動的行為。但是，我們並不像牆頭草那樣完全被環境操縱。我們行動，我們反抗。我們對環境做出反應，並獲得環境的應答。我們可以抗拒社會情境，甚至有時候可以改變環境。因此，關於“社會影響”的每一個章節都會在結論中呼籲人們關注重要事實的對立面：人的力量。［請思考：如果玻爾的陳述是一個偉大的真理，那麼其對立面是什麼 ？］

也許對文化力量的強調會令我們有些不舒服。多數人不喜歡聽到外部力量決定我們行為的解釋；我們把自己視為自由的生靈，是我們自己行動的主宰（至少是我們比較好的行為）。我們意識到相信社會決定論會引發如哲學家讓-保羅·薩特所稱的“錯誤信念”——以指責其他人或事物來逃避責任。

事實上，社會控制（環境的作用）和個人控制（個人的作用）並不是相互對立的。社會因素和個人因素對行為的解釋都是有效的，在任何時候我們都是社會的產物和創造者。我們更可能是基因和環境交互作用的產物。但事實是未來即將到來，我們的任務就是決定未來的方向。我們今天的選擇將會決定明天的環境。

社會情境的確會強烈地影響個體。但是個體也會影響社會情境。二者相互影響，相互作用 。追問到底是外部情境還是內部傾向（文化或進化）決定了行為就好像是追問到底是長還是寬決定了矩形的面積一樣。

這種交互作用至少是以三種方式進行的（Snyder & Ickes，1985）。首先，某一種特定的社會情境通常會對不同人產生不同的影響 。由於我們的心靈並不會以完全相同的方式來理解現實，所以每個人都會按照自己對情境的解釋進行反應。有些人比其他人相對更加敏感，更容易對社會環境做出反應（Snyder，1983）。比如日本人對社會期待就比英國人更敏感（Argyle & others，1978）。

第二，由於人們通常會選擇自己所處的環境 ，於是人的因素就會和環境因素髮生交互作用（Ickes & others，1997）。假如面臨一種選擇，社交型的人會選擇能引發社會交往的情境。當你選擇某一個大學時，你也在選擇將自己放置在什麼樣的社會影響中。激進的自由主義者不太可能定居在加利福尼亞的Orange縣，也不太可能參加商業會議。他們更傾向於住在多倫多並參加綠色和平組織的活動（或者閱讀《曼徹斯特衛報》，而不是《倫敦時報》）。換句話說，他們會選擇一個強化自身傾向的社會環境。

第三，人們會創造自己的環境 。回想一下我們先前對自我實現的定義：如果我們期待某人特別外向，富有敵意，很女性化，或非常性感，那麼我們就會引導那個人按照我們的期待來行動。除了置身於環境中的人以外，還有什麼因素會決定社會情境呢？一個自由的環境往往是由自由主義者創造的。婦女聯誼會的活動也是由其成員決定的。社會環境和天氣不一樣——僅僅發生在我們周圍。環境更像我們的家園——一個我們自己創造的地方。

小結

生物和文化解釋並不是相互對立的。實際上它們是相互影響的。生物因素在文化背景下起作用，而文化因素則在生物因素基礎上施加影響。

如果不考慮人的力量的話，有關社會影響的重要事實就只是半個事實而已。個人和情境至少通過三種方式相互影響。首先個體對某一個特定情境的解釋和反應有差異。其次，人們會選擇對自己有影響的環境。第三，人們會創造自己的社會環境。因此力量根植於個人和環境之中。所以我們既創造我們的世界，也被我們的世界所塑造。

個人後記：我們應該把自己看做社會的產物還是社會的建築師

情境與個人之間雙向的聯繫使我們與環境之間存在互動 。我們既是環境的產物也是環境的建築師，兩種說法都是正確的。那麼是不是哪一種說法更為明智呢？從某種角度講，把自己看做環境的產物（否則我們一方面會因為自己是社會的建築師而過分驕傲，另一方面會為自己的問題而過分指責自己），同時把他人視為自由的行動者（否則我們會變得過於集權而專斷）比較明智。

也許我們按照相反的方式理解會更好——把自己看做自由者，同時關注他人受到的環境影響。這樣我們看待自己時會更強調自我效能，同時在看待他人時更多地理解他們的處境（如果我們認為他人是受自己所處環境的影響，這樣我們就會更可能理解他人，而不是簡單地把其不良行為歸因於“不道德”、“殘酷”、“懶惰”）。但多數的宗教都鼓勵我們對自己負責同時儘量少地評價他人。這難道是因為我們人類的天性就是更多地給自己的失敗尋找藉口而同時卻會責怪他人？

你的觀點是什麼

請閱讀上面喬治·阿爾比（George Albee）的引言。你見過一些類似引言中所提到的具有某種問題的人嗎？如果你認為他們的問題是由於其自身的無能或可以避免的疏忽所造成的，你將對他們說些什麼以表示支援？

如果你認為這些問題是由他們所處的情境導致的，你又將對他們說些什麼？

現在思考一下人與環境相互作用的三種方式，描述一下這些人是如何與他或她的環境相互作用的？

聯繫社會

性別和文化遍及社會心理學的研究中。例如，文化可以預測人們的順從行為嗎（第6章：從眾）？文化在人們看待愛情的方式上有何不同？男性和女性的愛情觀有何不同（第11章：吸引和親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