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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社會信念與判斷

“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想什麼。”

——喬納森·斯威夫特，《禮貌會話》（Polite Conversation ），1738

1997 年8月的一個夜晚，亨利·保羅駕車從麗茲酒店的後門駛出，隨後駛上沿塞納河方向的巴黎高速公路。車上的乘客是戴安娜王妃和她的伴侶法耶德以及他們的保鏢，汽車越駛越快，進入一條隧道。車子突然失去控制併發生傾斜，進而撞向一根柱子，奔馳車隨即被擠壓為一堆廢鐵，除了保鏢外，車上所有人都命喪黃泉。

隨後的幾周裡，人們無休止地分析和爭論著。是什麼導致了這次車禍呢？是因為司機喝酒了嗎？還是歸咎於尾隨他們並不斷對他們進行拍照的狗仔隊？“我已經厭惡透了，”法國電視臺晚間要聞節目的主持人說道，他將那些狗仔隊比喻為“老鼠”。然而流行刊物卻對這種解釋表示憤慨，上面這樣說：“那個司機根本就酩酊大醉，而這才是本次事故的關鍵所在。”

1999年4月的一天，哈里斯和科萊博德殘殺了他們在科羅拉多科隆比納中學的13名同學。對於持槍襲人者痛心不已的父母、同學以及他們的國家來說，其中的原因令人費解。我們應當將他們的殺人行為歸因於精神問題嗎？或者歸因於“其父母或其他人的疏忽”，就像後來一樁訴訟中所斷言的那樣？歸因於兩人沉迷其中的充斥暴力的遊戲，如《世界末日》，及觀看暴力電影《天生殺人狂》和《籃球日記》中瘋狂的屠殺場面嗎？歸因於二人在同學中飽受的奚落和排斥嗎？還是歸因於哈里斯近期約會被拒，以及入學申請被某些大學以及海軍陸戰隊拒絕呢？

我們將9.11事件歸結於什麼呢？是什麼驅使那19個人做出了那種自殺性的暴行？是他們特有的邪惡？瘋狂？精神問題嗎？（就算我們是他們的鄰居，我們會發現他們有顯著的惡魔或是發瘋行為嗎？）還是他們有著仇恨的歷史，並且以襲擊那些他們厭惡的人為己任（這樣的情境又會培養出更多這樣的人）？

正如這些案例所示，我們對人們的判斷基於我們如何解釋他們的行為。根據我們的解釋，我們可能判斷一樁殺人行為為謀殺、一般殺人罪、自衛，或者愛國主義行為。根據我們的解釋，我們可能將一個無家可歸的人看做一個懶漢或者是工作及福利緊縮的受害者。我們還可能將別人對我們友好的態度看做是情感的體現抑或逢迎討好之舉。

本章論述了這些觀點：

• 我們如何歸因他人的行為？

• 我們怎樣感知和回憶我們的社會生活

• 我們通過什麼方式來判斷他人？

• 我們什麼時候會傾向於實現他人對我們的期望？

我們如何解釋他人

人們將對他人做出解釋視為自己的事情，而社會心理學家將如何解釋人們的解釋視為自己的任務。那麼，人們是如何、並且能夠多麼確切地解釋他人的行為呢？歸因理論可以就此提供一些答案。

人類努力想使自己面對的世界合乎情理。如果工人的生產率下降，我們會認為是工人們變得懶惰了嗎？還是他們使用的機器變得不好用了呢？一個攻擊自己同學的男孩是真的具有敵對的個性？還是他只是在對無理的嘲弄做出迴應？當一個銷售員說：“那套衣服穿在你身上真得很不錯。”這話究竟反映了他真實的感受，抑或僅僅是他的銷售策略呢？

歸因因果關係：歸因於個人還是情境

我們無休止地分析和討論事情為什麼發生，特別是當我們經歷一些消極事件或者預期之外的事件的時候（Bohner & others，1988；Weiner，1985）。霍爾茨沃思-芒羅和雅各布森（Holtzworth-Munroe & Jacobson，1985，1988）報告，已婚人士經常分析自己伴侶的行為，特別是他們的消極行為。冷淡敵對的態度比溫暖的懷抱更容易讓伴侶思考“為什麼會這樣？”

配偶的回答與他們的婚姻滿意度相關。婚姻關係不愉快的人常常對伴侶的消極行為做出“維持痛苦”的解釋（“她遲到是因為她不在乎我”）。而愉快的夫妻則通常做出客觀的解釋（“她遲到是因為交通堵塞”）。對伴侶積極行為所做出的解釋在維持痛苦上（“他送花給我是因為他有性的需要”）或者在促進關係上（“他送花給我是因為他愛我”）也會起到類似的作用（Hewstone & Fincham，1996；Weiner，1995）。

阿比（Abbey，1987，1991，1998）和她的合作者多次發現，男性比女性更喜歡將女性的親密行為歸結於溫柔的性挑逗。而這種對熱情等同於性誘惑的錯誤理解（稱為錯誤歸因 ），常常引發被女性（尤其是美國的女性）指控為性騷擾或者強姦（Johnson & others，1991；Pryor & others，1997；Saal & others，1989）。許多男性認為頻繁的約會邀請會使女性非常開心，而事實上這種行為通常會被女人認為是騷擾（Rotudo & others，2001）。

當男性位高權重時，這種錯誤歸因尤其容易發生。一個老闆也許會曲解屬下女職員的順從或友善的行為，並完全從自己的角度出發，認為女性做出這樣的行為僅僅是從性的角度出發（Bargh & Raymond，1995）。男人比女人更容易想到性（見第5章）。男人也通常假定其他人，包括女人，和他們有著同樣的感覺（見第2章“虛假普遍性效應”）。因此，男人很容易會將女人友善的微笑誇大為性的要求（Nelson & LeBoeuf，2002）。也就是說簡僅僅想要“笑一下”，就會讓約翰產生錯誤的念頭。

如此的錯誤歸因可以用來解釋全世界範圍內的男性所表現出的大男子主義，以及不同文化中，無論是波士頓還是孟買，男性通過責備受害者的行為將強姦行為合理化（Kanekar & Nazareth，1988；Muehlenhard，1988；Shotland，1989）。而女性則通常將上述行為理解成為罪犯開脫罪名或是審判陷入僵局（Schutte & Hosch，1997）。錯誤歸因也可以很好地解釋為什麼23%的美國女性報告說她們曾經被強迫進行性行為，3%的男性報告說他們曾強迫女性與之發生性關係，由此可以看出，男性報告的比例僅佔女性的八分之一（Laumann & others，1994）。具有性攻擊性的男性更容易誤解女性所表達的信息（Malamuth & Brown，1994）。他們“實在就是難以理解”。

歸因理論 （attribution theory）描述了我們怎樣來解釋人們的行為。不同的歸因理論都具有一些共同的假設。像吉爾伯特和馬隆（Gilbert & Malone，1995）解釋的那樣，“可以將人類的皮膚看做是將一種形式的‘作用力’同另一種形式區分開的特殊的邊界。外表皮上的就是外力或者說是情境的力量，其方向是指向內部的；而內表皮上的則是內力，它們竭盡全力地向外施壓。有時這兩種力的作用是聯合的，而有時則是相反的，它們之間這種動態的相互作用表現出來的就是可觀察到的行為。”

海德（Heider，1958）被公認為是歸因理論的始創人，他指出人們都是以“常識心理學”的方式來解釋日常生活事件的。海德認為人們通常試圖將個體的行為或者歸結為內部原因（例如個人的性格），或者歸結為外部原因（例如人們所處的情境）。舉例來說，當老師發現一名學生成績不好時，那麼他可能想知道這是由於他本身缺乏動機和能力不足［性格歸因 （dispositional attribution），還是由於身體情況和社會環境造成的［情境性歸因 （situational attribution）］。

內因（性格）和外因（情境）的界限通常是很模糊的，因為外部的環境因素會影響個體內部的改變（White，1991）。我們一般認為“學生害怕了”和“學校讓學生感到害怕”的含義是一樣的，只不過看起來前者是後者的簡單表達而已。然而，社會心理學家卻發現，通常情況下我們不是將他人的行為歸因於性格就是 歸因於外在情境。因此，當賽蒂科德斯和安德森（Sedikides & Anderson，1992）在一項調查中詢問美國學生美國背叛前蘇聯的原因時，80%的人將其歸於一時的“糊塗”、“忘恩負義”或者“背叛”等個性特徵 。而當詢問俄羅斯學生同樣問題時，則有十分之九的學生將其歸因於迫於當時蘇聯的國內形勢。

推斷特質

瓊斯和戴維斯（Jones & Davis，1965）指出，我們常常可以通過別人的行為來判斷他們的目的和意圖。如果我發現瑞克經常嘲笑琳達，那麼我就會推斷瑞克是一個不友好的人。瓊斯和戴維斯的“對應推論理論（theory of correspondent inferences）”具體描述了在什麼樣的條件下這種歸因更容易發生。例如，正常的和預料中的行為只能讓我們瞭解一個人很有限的一些方面，而其不尋常的行為則能讓我們更多地瞭解這個人。在面試中應聘者通常應該很和悅，而如果薩曼莎在一次面試中表現得很尖刻，比起她對朋友的尖刻，我們似乎可以更深入地瞭解她。

我們可以很輕易地推斷出個體行為背後的特質。在紐約大學的一項實驗研究中，烏爾曼（Uleman，1989）讓學生們記憶類似下列的陳述語句，“那個圖書管理員幫一個老婦人將雜貨送到了馬路對面。”參與實驗的學生會立即不經意地推斷出圖書管理員的一種特質。當後來給這些學生提供一些線索以幫助他們回憶記憶過的句子時，發現最有效的線索不是“書”（提示圖書管理員），也不是“揹包”（提示雜貨），而是“樂於助人”——自發推斷出的圖書管理員所具有的一種特質。

常識性歸因

像上面的例子所講到的那樣，歸因通常情況下都是比較理性的。歸因理論家哈羅德·凱利（Kelley，1973）描述了在我們試圖解釋行為時，我們怎樣利用“共同反應”、“區別性”和“一致性”三種信息（圖3-1）。當解釋為什麼當大部分人都能適當地使用×××牌電腦，而埃德加卻總是出問題時，其中所包含的信息有：共同反應 （埃德加經常都無法使其電腦正常工作嗎？），區別性 （埃德加是僅僅不能使用×××牌電腦還是其他品牌的也不能使用？）和一致性 （其他人在用×××牌電腦時也會出現問題嗎？）。當我們瞭解到埃德加在使用所有品牌電腦都會遇到麻煩時，那麼我們往往會將原因歸結於埃德加，而不是×××牌電腦本身的問題。

三種因素——共同反應、區別性和一致性——會影響我們將某人的行為歸結為內因還是外因。你要試著建立起自己的判斷標準，就像：如果瑪麗和其他許多人都批評史蒂夫（一致性），而瑪麗沒有受到其他人批評（較高的區別性），那麼我們就可以做出外部歸因（一定是史蒂夫有些問題）。但如果只有瑪麗一個人批評史蒂夫（較低的一致性），同時她又批評許多其他人（較低的區別性），那麼我們就可以做出內部歸因（瑪麗有些問題）。

因此，我們的常識心理學通常可以理性地解釋行為。然而凱利還發現，在對日常行為的解釋中，如果出現了其他似是而非的因果關係，我們就會對已經做出的歸因大打折扣。正如麥克盧爾（McClure，1998）說的那樣：如果我能詳細地指出一條或兩條能夠充分說明學生在考試中表現得很差的原因，那麼我們通常就會忽略或很少去考慮其他可能性。

基本歸因錯誤

就像我們在下一章將要闡述的那樣，對社會心理學家而言，最重要的研究課題是我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會受到社會環境的影響。每時每刻，我們內部的心理活動和由此發出的言語和行為，都取決於我們所處的情境（以及我們給情境所帶來的改變）。研究表明，兩種情境下的微小的差異有時會對人們的反應產生很大的影響。對於這一點我深有體會。同樣是講課，但在上午8:30和晚上7:00我會得到不同的待遇。上午8:30會有無言的注視向我問候，而在晚上7:00時，我卻不得不拆散一個聚會。在每一種條件下都會有人比其他人更健談，與其說這是個體的差異，還不如說是由不同的環境造成的。

歸因理論的研究者發現人們在歸因時存在一個普遍性的問題。當我們解釋他人的行為時，我們會低估環境造成的影響，而高估個人的特質和態度所造成的影響。因此，儘管知道在一天的不同時間上課會對課堂討論產生不同的影響，我還是禁不住下結論說晚上7:00上課的學生比上午8:30上課的學生更加外向。

這種個體在歸因時低估情境因素作用的傾向，被李·羅斯（Ross，1977）稱為基本歸因錯誤 （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這已在許多實驗中得以證實。在有關這方面的第一個研究中，瓊斯和哈里斯（Jones & Harris，1967）讓杜克大學的學生們閱讀評論家有關支持或者攻擊A國領導人C的演講稿。當告訴學生該演講的立場是評論家自己選擇的時侯，學生們有充分的理由認為這是評論家個人態度的反映。然而當告訴學生該演講的立場是被指派給評論家的，那麼他們又會有什麼樣的歸因呢？結果大大地超出了人們的預料（Allison & others，1993；Miller & others，1990）。儘管學生們知道評論家是以被指派的親C的立場進行演講，但這並不影響他們認為評論家本人具有一定的親C傾向（圖3-2）。人們似乎認為，“對，我知道他是被指派的，但他一定在某種程度上有這方面的信念。”

當被試讀到評論家關於支持或者反對C的演講時，他們通常將其立場歸結於評論家的個人態度，即使評論家是被迫站在該立場的。

資料來源：Data from Jones & Harris，1967.

迪特等人（Ditto & others，1997）讓男性被試和一名女性（事實上是實驗人員）進行約會實驗也得出了上述結論。實驗中，女性實驗人員對每一名男性被試寫出了自己假定的印象，之後要求被試根據這些印象的描述來猜測這名女性在多大程度上喜歡他。當她僅僅列出消極的陳述時，如果告訴男性被試她是在別人要求下表現出消極的態度時，他們不會介意她的批評。但當那名女性僅列出積極讚賞的印象時，男性被試會堅定地認為她確實 喜歡自己，而不管她是真正發自內心地表達還是被迫而表現出積極的評價。當歸因涉及到我們自己的個人利益時，基本歸因錯誤會表現得更為明顯。

這種歸因錯誤是難以避免的，即使人們清楚地意識 到某人的行為反應是受自己的影響，他們仍然低估外在因素的影響。如果某個人自己所持的觀點被其他人反覆表達，他會認為其他人確實也持有這種觀點（Gilbert & Jones，1986）。如果要求人們在面試中既表現出自信又表現出自謙，那麼他們非常清楚自己為什麼要這樣做，卻不 知道自己這樣做會對別人產生什麼影響。如果胡安在面試中表現得很謙恭，那麼作為他的同伴，鮑伯儘管不知道實驗的目的，但也傾向於表現出謙恭。胡安十分清楚自己為什麼表現出這樣的行為，但他卻不知道鮑伯為什麼也這樣做，甚至會認為可憐的鮑伯可能是自尊心太弱了（Baumeister & others，1988）。簡言之，我們通常認為他人的行為就是 其內在性格意圖等內部特點的直接反映。仔細分析一下即可得出，當灰姑娘畏縮在她那個難以忍受的家裡時，人們會認為她非常溫順；而在舞會上和王子跳舞的灰姑娘，則會被人們認為是自信而有魅力。

羅斯等人（Ross & others，1977）的一個令人深思的實驗深刻地揭示了人們會低估社會約束的影響作用，這個實驗重現了羅斯從畢業生到成為一名教授的親身經歷。因為那些著名的教授用他們自己所精通的專業題目來考察他，這令羅斯的博士生入學口試成為一次令他感覺恥辱的經歷。6個月後，羅斯親自作為一名施測者，提出了自己 擅長領域的一些尖銳的問題。羅斯那些倒黴的學生後來承認他們幾乎就和羅斯半年前的感覺一樣——對自己的無知和對施測者擺出的臭架子極為不滿。

在這項實驗中，羅斯和阿瑪比爾以及斯坦梅茨（Teresa Amabile & Julia Steinmetz）一起，進行了一項模擬測驗遊戲。他隨機指定了一些斯坦福大學的學生扮演考官，一些學生扮演考生，其他一些學生作為旁觀者。研究者要求那些作為考官的被試編制一些能夠證明自己知識面豐富的難題。我們所有人都能想像到那些從個人專長領域出發而提出的問題會是什麼樣子：“班布里奇島在那裡？”“蘇格蘭女王瑪麗是怎麼死的？”“歐洲和非洲誰擁有更長的海岸線？”如果僅僅是這幾個問題就使你覺得自己很無知，那麼你就可以想像到這個實驗的結果了。 [1]

所有人都知道考官是佔優勢的。但考生和旁觀者（不是提問者）都會錯誤地認為那些考官確實 比自己懂得更多（圖3-3）。後續的研究表明，這些錯誤印象決不是較低社會智力的反映。如果有什麼區別的話，那就是聰明的人和有社會地位的人更容易 犯歸因錯誤（Block & Funder，1986）。

所有參加模擬測驗遊戲的考生和旁觀者都認為那些被隨機安排到考官組裡的學生都要比自己懂得更多的知識。事實上，考官和考生的隨機安排只不過從表面看上去好像考官顯得更有知識而已。這種錯誤認識的確證明了基本歸因錯誤。

資料來源：Data from Ross，Amabile，& Steinmetz，1977.

日常生活中的基本歸因錯誤

當我們解釋他人 行為的時候，我們會犯基本歸因錯誤。而對於我們自己的行為，我們卻通常用情境因素來解釋。因此約翰會將他自己的行為歸因於情境（“事情全都變得很糟，這令我很生氣”），但艾麗斯卻認為，“約翰是一個脾氣暴躁的人，因此他總是不友好”。當涉及到我們自己的時候，我們通常使用描述行為和反應的詞語（“當……的時候我會感到很苦惱”）。涉及到他人的時候，我們更經常用“那個人怎麼怎麼樣”之類的語言（“他真是一個令人討厭的人”）（Fiedler & others，1991；McGuire & McGuire，1986；White & Younger，1988）。那些將妻子的批評歸因為“吝嗇和冷淡”的丈夫更容易成為家庭暴力的實施者（Schweinle & Ickes，2003）。當妻子指出他們之間的關係出現危機時，他們會非常憤怒。

在實際生活中，那些有權勢的人常常會主動提起一個話題並控制談話內容，這往往會使其下屬過高地估計他們的知識和能力。例如醫學博士常常會被認為在其他許多與醫學無關的領域也是專家。同樣地，學生們也常高估老師的能力（就像前面講述的實驗一樣，老師就是在他那所擅長的領域中的提問者）。然而當這些學生中的一部分人也成為老師後，他們會驚奇地發現，其實老師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有才氣。

要進一步舉例說明基本歸因錯誤，我們只需仔細看看自己的經歷就不難發現。為了結識一些新朋友，比弗強裝笑臉，並且小心翼翼地參加了一個聚會。在聚會上，別人都談笑風生，大家都顯得輕鬆愉快。比弗很奇怪，“為什麼其他人那麼輕鬆自在，而我卻緊張害怕呢？”實際上，其他人也與比弗一樣，自己內心緊張得要命卻認為比弗和其他人就像 他們所表現 的那樣——輕鬆愉快。

責任歸因是許多法院判決的核心內容（Ficcham & Jaspars，1980）。1994年，在辛普森因被指控謀殺前妻和另外一個男人而被捕後的一週裡，格雷厄姆（Sandra Graham，1997）領導的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研究小組，對洛杉磯市一些確信辛普森有罪的市民做了調查。那些認為辛普森的行為是在特定環境下無法控制的市民提議減輕對他的懲罰，而那些認為他是主動犯罪的市民則主張對他施以重罰。該案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許多司法審判中存在的爭議：起訴人說，“你犯了罪，應該被判刑”；而被告則辯護說，“那不是我的錯，我只是環境的犧牲品”；或者“在那種情境下我別無選擇，只能那麼做。”

我們為什麼會犯歸因錯誤

現在，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人們在解釋他人行為時存在一種偏見：我們通常忽略情境所起的重要作用。我們為什麼會低估環境對他人行為的影響而不是對自己行為的影響呢？

認知和情境意識

行動者和觀察者的不同 　歸因理論學家指出當觀察他人和我們自己的親身經歷時，我們的觀點會有所不同（Jones & Nisbett，1971；Jones，1976）。當我們成為行為的執行者時，環境 會支配我們的注意；而當我們觀察別人的行為時，作為行為載體的人 則會成為我們注意的中心，而環境變得相對模糊。儘管魯道夫·霍斯（Rudloph hoss，1959）對自己的行為會表達出內心的痛苦，“我是如此的可憐以至於我都期盼自己能夠從這個環境中消失”，但這位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指揮官依然是一個殘忍的工作人員，從來沒有表現出一點點悔恨的意思。他推斷說猶太人是不值得關愛的——這是他們的種族特質，這些特質使得他們被趕進了毒氣室。

如果我們用知覺來分析圖形和背景，那麼人就是突出於周圍環境背景之外的圖形。所以作為圖形的人看上去似乎就是所有事情發生的根源。如果這個理論成立的話，那麼這種觀察反過來又會是什麼樣呢？如果我們像他人觀察我們那樣觀察自己，我們會看到什麼？如果我們通過別人的眼睛看世界又會是什麼樣子呢？這種反轉是典型的歸因錯誤嗎？

來看看你是否能預期到斯托姆斯（Storms，1973）做的一個巧妙的實驗結果。想像你自己是斯托姆斯實驗的一個被試。你坐在一個將要和你談話的學生的對面。你的旁邊有一架攝像機，用於拍攝你對面的學生。在那個學生旁邊面對著你的是另一架攝像機，然後要求你自己和那名觀察者來判斷你的行為更多是由環境引起還是由你的個性引起。

問題 　你們中的哪一個——被試還是觀察者——會認為環境最不重要？斯托姆斯發現是觀察者（另一個基本歸因傾向的例證）。如果我們讓你和觀察者分別觀察自己對面的攝像機拍攝的錄像，那又會出現什麼現象？（現在你看到的是你自己，而觀察者看到的則是實驗時你所看到的。）這種做法正好將歸因也翻轉了過來：觀察者將你的行為更多地歸因於你所面對的環境，你卻將自己的行為歸因於自己的個性。弗蘭克和吉洛維奇（Frank & Gilovich，1989）做的另一個從觀察者角度出發的實驗——從外部觀察自己的行為——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

聚焦觀點偏見 （the camera perspective bias）　在一些實驗中，要求實驗者觀看審訊過程中嫌疑犯認罪的錄像。如果他們從聚焦在嫌疑犯身上的攝像機的角度觀看認罪過程，他們會認為罪犯的認罪是真誠的；如果他們從聚焦在審訊員身上的攝像機的角度觀看，他們就會認為嫌疑犯是被迫認罪的（Lassiter & Irvine，1986）。儘管在審訊過程中要求審訊員禁止對嫌疑犯進行不公正的審訊，但聚焦理論仍然會影響審訊。

在法庭上，大部分的錄像都是聚焦在疑犯身上的。就像我們所預見的那樣（Lassiter & Dudley，1991），將這樣的錄像帶播放給陪審團，幾乎會造成百分之百的宣判有罪。拉絲特（Lassiter）報告，根據這項研究，新西蘭在國內頒佈了一項新政策，這項政策規定，審判的錄像必須同時對審訊員和嫌疑犯做出同樣多的關注，即都從側面進行拍攝。

觀點在隨時變化 　當觀察者回顧自己的記憶內容時，通常會分配給情境更多的權重。在聽到某人以某一指定的立場辯論後，如果要求聽眾立刻做出歸因，那麼人們會假定那個立場就是辯論者自己真正的立場。而一週後再讓他們做出歸因時，他們會更多關注情境的限制（Burger，1991）。總統選舉結束後的第二天，伯格和帕維裡希（Burger & Pavelich，1994）詢問投票者為什麼會出現這種選舉結果，大部分人認為該結果恰恰說明這個候選人很有個人魅力及其特殊的地位和身份（來自執政黨的勝利者更可能如此）。當一年後詢問另一些投票者同樣的問題時，卻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將結果歸因於候選人的人格特質。大部分人更加重視當時的環境因素，例如國家良好的狀態和繁榮的經濟。

從1964年到1988年六屆美國總統選舉的相關評論中，我們可以發現與上述研究相同的趨勢——隨著時間的變化，人們越來越重視社會環境的影響（Burger & Pavelich，1994）。1978年總統選舉之後，評論家特別關注了候選人的選舉活動和人格特點。而兩年後，環境的影響卻逐漸變大，就像《紐約時報》的一篇評論報道的那樣，“水門事件……為卡特成為總統掃清了道路。”

對將來的預期也很重要。預期某人最近某一天的行為——“塔米卡這個週末會來參加我的生日宴會嗎？”——當前的情境就顯得尤為重要。預期某人很遠的將來行為——“塔米卡明年會參加我的生日宴會嗎？”——這種情況下她的性格似乎更重要。

自我覺知 　環境可以改變我們對自己的認識。當我們從電視中看到自己時，我們的注意力會集中在自己身上。當我們照鏡子時，聽我們自己聲音的錄音帶時，照相時，或者填寫個人傳記性質的問卷時，都會將注意集中到自己身上，這更多地是靠自我 意識而不是環境 意識。當我們回顧類似泰坦尼克號 那樣的厄運時，我們很容易就會想到冰山（Berscheid，1999）。

威克倫德和杜瓦爾（Wicklund & Duval）與其合作者們發現了自我覺知 （self-awareness）效應（Duval & Wicklund，1972；Wicklund，1979，1982）。當我們把注意聚焦在自己身上時，我們更可能將原因歸結到自我。費內格斯騰和卡弗（Fenigstein & Carver，1978）通過讓學生想像自己處於一種假定的情境中證實了上述效應。實驗中，要求一部分學生傾聽自己的心跳聲，以這種方法使這部分學生進行“自我覺知”，結果發現這些學生更多地將這種想像的結果歸因於自我，而另一部分僅僅是被要求聽外部噪音的學生則很少將這種想像的結果歸因於自我。

有些人通常具有非常強的自我意識。在實驗中，那些自我報告非常關注自己（這些人同意這樣的表述：“我通常注意自己的內部感覺”）的人的行為表現和通過鏡子觀察自己的人的行為很相似（Carve & Scheier，1978）。因此，當人們把注意聚焦在自己身上時——無論是在實驗期間還是一個具有自我意識的人——會比觀察者更傾向於將原因歸於自我而不是情境（但是存在這樣一種例外，人們經歷了失敗後，自我意識會激活防禦機制）。

上述所有實驗都可以揭示人們犯歸因錯誤的原因：我們在自己關注的地方尋找原因 。這可以從你的個人經歷中發現這一點，你可以思考這樣一個問題：你認為你的社會心理學老師是一個健談的人還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

我猜你一定認為他（她）是一個非常外向的人。但請進一步仔細考慮一下情境吧：你的注意可能僅僅聚焦於老師在公眾場合的行為，而這種情境要求一名老師必須具備這種健談的能力。而老師本人所觀察到的自己則是在許多不同環境中的——在教室，在會議中，在家中。“我很健談？”你的老師也許會說，“嗯，那都取決於環境。當我上課或者和好朋友在一起時確實會表現得很外向。當我參加會議時或者處於一個陌生的環境中時，我會覺得很害羞。”因為我們可以看到自己的行為在不同情境中變化，所以與從別人的角度相比，我們更認為自己是多變的（Baxter & Goldberg，1987；Kammer，1982；Sande & others，1988）。“奈傑爾很緊張，菲奧娜很放鬆。而我是跟隨情境變化的。”

我們越是缺乏在不同情境下觀察人們行為的機會，就越容易將其行為歸因於他們的人格使然。吉洛維奇（1987）通過讓被試聽某個人的錄音帶並要求被試向其他人描述磁帶中人的行為的實驗證實了上述假設。二手的印象通常很極端，那可能是因為個體多次將注意集中在人而不是環境上（Baron & others，1997）。同樣，人們通過從朋友那裡聽說而獲得的關於某個人的印象通常比那個朋友親自獲得的第一手印象極端得多（Prager & Cutler，1990）。對於一個我們很熟悉並且在多種環境下相處過的人，在歸因時我們會對其所處的環境更加敏感（Idson & Mischel，2001）。只有當我們描述陌生人時，我們才會更穩固地貼上內在特質的標籤。

文化差異

文化同樣會影響歸因錯誤（Ickes，1980；Watson，1982）。一個持有西方式世界觀的人，更可能認為是人本身而不是環境導致了事件的發生，在這種文化下，用內部原因解釋人的行為更加受社會所讚許（Jellison & Green，1981）。“你能做到！”我們更多受西方積極思維文化中的通俗心理學支配。

在此我們提出一個假設，具備適當的特質和態度，幾乎任何人都會解決任何問題：你努力去獲取你應該得到的，而你也應該得到你所努力獲取的東西。因此我們通常喜歡給他人貼上“不正常”、“懶散”或者“有虐待傾向”等標籤以解釋那些不好的行為。在西方文化下成長起來的孩子也學會根據他人的人格特點來解釋個體的行為（Rholes & others，1990；Ross，1981）。作為一個一年級學生，我兒子給了我這樣一個例證：他將零散的單詞，“gate the sleeve caught Tom on his ”組合成這樣一句話：“The gate caught Tom on his sleeve 。”由於老師將西方文化觀應用於課堂中，所以老師認為這句話是錯誤的。老師認為，正確的答案應該將原因歸在湯姆身上：“Tom caught his sleeve on the gate。”

在所有被研究過的文化中都存在基本歸因錯誤（Krull & others，1999）。但是東亞文化下的人們通常對環境的作用格外敏感。因此，當意識到社會環境的影響作用時，他們很難想像到他人的行為還與他們的內在特質相關（Choi & others，1999；Farwell & Weiner，2000；Masuda & Kitayama，2003）。

1990年的“流氓商人”醜聞（由於某些僱員私下進行未被授權的交易，結果造成了許多銀行和投資公司的重大損失）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這件事情誰該負責任呢？美國報紙將這種混亂歸結於個人（“所羅門流浪的牛仔，”就是《紐約時報》對其中一個交易者的描述）。而日本的報紙則將該問題歸因於缺乏組織監控（Menon & others，1999）。

某些語言也有利於做出外部歸因。“我遲到了”，用西班牙的俗語可以說成“鬧鐘使我起晚了。”在集體主義的文化下，人們幾乎不會根據個人的人格傾向來進行歸因（Lee & others，1996；Zebrowitz-McArthur，1988）。他們並不認為一個人的行為是其內在特質的反映（Newman，1993）。當談及某人的行為時，印度教信徒不像美國人那樣做出內在傾向的解釋（“她是友好的”），而更願意做出情境解釋（“因為她朋友和她在一起”）（Miller，1984）。

基本歸因錯誤的原理是什麼

就像許多引發爭論的觀點一樣，我們都會犯基本歸因錯誤這一假設一直受到人們的批評。我們承認自己確實在某種程度上存在一種歸因偏見 。但在所有給出的例子中，這種偏見不見得就是“錯誤”，就像父母傾向於相信自己的孩子不會吸毒也不見得是正確的（Harvey & others，1981）。我們傾向於相信真實的事物。

而且，在某些日常生活環境中（如去教堂或者參加面試）和我們先前提到的實驗幾乎是一樣的：都有一些明確的規範限制。行動者比觀察者更能意識到這些限制——因而也就容易產生歸因錯誤。但在其他環境中——在家中或是在公園裡——人們可以很自由地表現自我。在這樣的環境中，人們比旁觀者更容易認為環境較少 約束自己的行為（Monson & Snyder，1977；Quattrone，1982；Robins & others，1996）。所以並不是在任何時間任何情況下人們都會低估情境的影響作用。因此，許多社會心理學家都支持瓊斯對基本歸因錯誤的解釋——行為是內在傾向的相應反應——對應偏見 （correspondence bias）。

然而實驗發現，即便我們清楚地意識到環境的作用我們仍會出現這種偏見——儘管我們知道在辯論中被指定某一立場並不代表辯論者的真實觀點（Croxton & Morrow，1984；Croxton & Miller，1987；Reeder & others，1987）以及在測驗遊戲中的考官是有優勢的（Johnson & others，1984）。我們清楚地知道，有一種社會加工會扭曲我們的思維，但我們仍然受其影響。這或許是因為要評價社會環境對個體行為的影響比起僅僅將行為歸結為個人的內在傾向需要花費人們更多的腦力（Gilbert & others，1988，1992；Webster，1993）。就好像一個繁忙者想的那樣，“這也許不是做決定的最好依據，但這樣做很容易，也讓我有點時間去觀察它。”

在許多情況下，這種過程是與環境相適應的（心理學家認為我們的偏見是為某一目的服務的，因為自然選擇保留了那些歸因偏見者）。將行為歸因於個體的內在特性而非環境是一種有效率的行為。此外，我們的特性通常會引導我們選擇自己的環境。像吉爾伯特和馬隆（Gilbert & Malone，1995）提到的那樣，銀行家如果穿得很保守，可能是這種職業的要求，也可能是保守的人通常會選擇這種職業。做出銀行家比藝術家更保守的推斷時，你正確的可能性很大。

歸因錯誤的根本性 在於它在本質上影響著我們的解釋。英國、印度、澳大利亞和美國的研究者都發現人們的歸因傾向可以預測他們對窮人和失業人員的看法（Furnham，1982；Pandey & others，1982；Skitka，1999；Wagstaff，1983；Zucker & Weiner，1993）。那些將貧窮和失業歸因為個人特質（“他們就是太懶、太沒有追求了”）的人通常贊成政府的立場，並不同情這些人（圖3-4）。這種特質歸因 將行為歸因於人們的性格傾向和特質。這與那些做出外部歸因的人有所不同（“如果你和我也住在那樣擁擠的環境中，得不到良好的教育，經常受到歧視，我們會富裕嗎？”）。法國的研究者比弗斯和杜波依斯（Beauvois & Dubois，1988）報告，那些相對來說享有特權的中產階級比起那些處境不利的人們更容易對人們的行為做出內在的解釋。（他們通常會認為“你得到了自己所應得的”）。這也被稱為情境歸因 ——認為行為是由環境造成的。

我們對他人消極行為的解釋決定了我們對這種消極行為的感受

如果我們意識到歸因錯誤，這會對我們有所幫助嗎？我曾經參加過一些招聘職員的面試。每一位應聘者同時接受我們六個人的面試，我們中的每一個人都有機會提問兩到三個問題。面試結束後我想，“這個人太呆板、太笨拙了。”第二個應聘者是我在喝咖啡時單獨會見的，談話不久我就覺得我們就像一對親密的朋友。在我們談話的過程中，我逐漸形成了她是一個“熱情、有魅力、有意思的人”的印象。過後我才意識到基本歸因錯誤，並且重新評價了我對這兩個人的分析。我將他的呆板和她的熱情歸結到了他們的人格特點上；而後來我才發現，事實上，他們的行為差異更多的是因為他們所處的不同面試環境造成的。

研究歸因錯誤的必要性

本章和前一章解釋了我們社會思維過程中出現的一些怪僻和謬誤。正如我的一個學生說的那樣，看到這些你也許會想到“心理學家以取笑人們來獲得滿足。”事實上，這些實驗並不是為了證明“這些錯誤多麼愚蠢”（儘管有些實驗確實很有趣），其目的只是想揭示人類怎樣思考自身與他人。

如果我們具有驚人的幻想和自欺能力，那麼請記住我們的思維模式總的來說具有一定的適應性。幻想通常是我們將複雜的信息簡單化策略的副產品。這有點類似我們的知覺機制，一般情況下會帶給我們有用的信息，但有時又會帶來錯覺。

另一個關注諸如基本歸因錯誤這類思維偏見的原因就是出於人道主義的考慮。吉洛維奇和艾巴赫（Eibach，2001）寫道：這是社會心理學家所傳遞的“人道主義信息”，即人們不應該總是因為自己的問題而被責備。“人們更願意承認失敗、殘疾和不幸是現實環境造成的結果。”

第三個原因是我們通常意識不到這種思維偏見。我的拙見是，與一系列關於人類邏輯思維能力和智力成績的研究相比，這種對歸因錯誤和偏見的研究會給人類帶來更多的驚喜、挑戰和好處。這也是為什麼全世界的文學作品通常都會描述人類的驕傲和失敗。自由主義的教育讓我們瞭解自己思維荒謬的地方，以期我們變得更理性，更加貼近現實。

希望並不是沒用的：學心理學的學生在解釋行為的時候，就不像那些同樣聰明的學自然科學的學生那樣單純（Fletcher & others，1986）。所以請記住這個最重要的目的——發展我們批判性思維的能力 ——讓我們期待能夠改善我們社會推理的有關社會思維內容新研究的出現。

小結

歸因研究者研究了我們怎樣解釋行為，我們什麼時候會將人們的行為歸結於個人的特質，什麼時候該將其歸結為環境的影響？基本上我們都會做出合乎情理的歸因。然而，在解釋他人的行為時，我們卻常犯基本歸因錯誤（也叫對應偏見）。我們會把他人的行為更多地歸結為內在的特質和態度，而很少考慮環境的影響限制，即使它們是很顯著的。如果一個氣球的運動是由我們看不見的風的推動所造成，我們不會認為它是有內在動力的。但人不是無生命的物體，因此當一個人在活動時，我們通常輕視“環境的風”而集中考慮內在的動力。我們會犯這種歸因錯誤，部分原因是當我們觀察某個人的表現時，那個人就是我們注意的中心，而環境相對是不可見的。但當我們觀察自己的行為時，我們的注意力通常是放在需要做出反應的情境上，這個時候，情境就是可見的了，因此我們會對環境的影響更加敏感。

我們怎樣感知和回憶我們的社會生活

有十分明確的實驗結果向我們揭示出預先做出的判斷在多大程度上會使我們的知覺和解釋產生偏見，以及錯誤的信息在多大程度上會影響我們的回憶。

第1章提到了關於人類思維的一個明顯的事實——我們的預期會引導我們對信息的知覺和解釋。我們透過“有色眼鏡”去觀察和解釋世界。人們承認預期會影響社會評價，但卻沒有想到這種影響會有那麼大。

讓我們來看看有關這一方面的一些研究，第一組實驗研究預先的 判斷怎樣影響人們對信息的知覺和解釋，第二組實驗研究在給人們提供信息後 再向他們灌輸某一種判斷方式，以觀察接受事實之後的判斷如何對回憶產生影響。總的結論是：我們並不是如實地對現實進行反應，而是根據我們對現實的解釋做出反應。

知覺和解釋事件

預先判斷和期待效應是心理學導論中的基本知識。讓我們回憶第1章大麥町狗的照片或者思考一下下面的短語：

A
BIRD
IN THE
THE HAND

你發現裡面有什麼錯誤了嗎？這不僅需要眼睛觀察，更需要知覺參與。這在社會知覺中也是同樣的道理。因為社會知覺主要產生於旁觀者的眼中，即使一個很小很簡單的刺激也會對兩個人造成不同的影響。我們說加拿大的保羅·馬丁是“一個還算過得去的總理”，對於他的那些熱情擁護者來說似乎在貶低他，而對不尊敬他的人來說卻像是在表揚他。當社會信息受到多重解釋的影響時，先入為主就很重要了（Hilton & Von Hippel，1990）。

沃倫、羅斯和萊珀（Vallone，Ross，& Lepper，1985）做的一個實驗解釋了先入為主到底有多重要。他們向分別支持以色利和阿拉伯的學生提供6段從網絡上下載的關於1982年在黎巴嫩兩所難民營屠殺難民的新聞片斷。像圖3-5解說的那樣，每一組被試都將新聞看成是反對自己觀點的。［1995年的蓋洛普民意測驗發現，78%的黑人贊成辛普森沒有犯罪的裁決，而白人的贊成者僅佔42%。在兩年後的一項民意調查中，71%的白人基本相信或確信對其謀殺的指控是真實的，而黑人的贊成者僅佔28%。 （Gallup Poll Monthly，October，1995；Newport & Saad，1997）。］這種現象很常見：

• 馬西森和杜森（Matheson & Dursun，2001）發現，波黑塞族和穆斯林對薩拉熱窩市場爆炸事件進行報道的時候，雙方的出發點都是自己帶有偏見的角度。

• 總統候選人和他們的擁護者幾乎總認為媒體對他們的理由無動於衷。

• 球迷們認為裁判在偏袒另一方。

• 衝突中的人們（已婚夫婦、勞動者和管理者、敵對的種族）認為公平的仲裁者在偏袒敵對的一方。

親以色列和親阿拉伯的學生在看了網絡上描述“貝魯特大屠殺”的新聞後，都認為這些報道是在極力反對自己的觀點。

資料來源：Data from Vallone，Ross，& Lepper，1985.

每個地方的人都認為媒體和調解人站在對方的立場。“人總是主觀的，”一家媒體評論這樣說道（Poniewozik，2003）。事實上，可以利用人們對偏見的知覺來評價他們的態度（Saucier & Miller，2003）。告訴我你從哪裡看到了偏見，我就能獲得有關你所持態度的線索。

我們關於世界的假定有時候甚至會使矛盾的事情看起來是有利於自己的。例如，羅斯和萊珀協助洛德（Charles Lord，1979）調查學生們對兩種假想的研究結果的評價。這些學生中有一半支持死刑，而另一半學生則反對死刑。其中一項研究支持了死刑具有威懾力量的觀點，而另一項研究的結果是反對死刑。研究結果發現：支持和反對死刑的學生都較容易接受與他們觀點相同的證據，而極力批評和反對與其觀點相背的證據。即使同一 個證據同時擁有兩種觀點也不會降低學生們對自己信念的支持，反而更起了促進 作用。在隨後的研究中，給人們提供由爭論性的證據所組成的混合信息，這種特殊的情景會引發被試對信息更仔細的思考，然後促使其猛烈批駁相反的觀點（Edwards & Smith，1996；Kuhn & Lao，1996；Munro & Ditto，1997）。最後，雙方都將證據知覺為支持自己的信念，之後對自己信念的堅持會變得更加強烈。

這是否就是為什麼政治、宗教和科學中模糊的信息通常會引起衝突的原因呢？美國總統競選的電視辯論很大程度上會使辯論觀點得到更多支持。那些明確支持某一個候選人的人在觀看1960、1976和1980年的辯論後就認為自己支持的候選人已經贏得了競選（Kinder & Sears，1985）。芒羅（Geoffrey Munro）與其合作者們（1997）在1996年總統競選的第一次辯論中發現了同樣的現象，他們發現雙方的支持者在觀看完辯論後都更加支持自己的候選人。對於同樣的混合性信息，對立的雙方都會將其吸收同化為支持自己並更加堅持自己的觀點。

其他的實驗控制了先入為主，結果發現它在影響人們解釋和回憶自己所觀察到的內容時會產生令人驚奇的效應。羅斯巴特和比勒爾（Rothbart & Birrell，1977）讓俄勒岡大學的學生評價圖3-6中那個男人的面部表情。有一部分學生被告知他是蓋世太保的領導人，二戰中對在集中營難民身上實施野蠻的生化實驗負有重要的責任。這部分學生很自然地將他的表情知覺成“冷酷無情”。（你能僅僅從平靜的輕蔑表情中看到這些嗎？）而另一部分學生被告知他是反納粹組織地下運動的領導者，並勇敢地拯救了數以千計的猶太人。這些學生則認為他的表情充滿了熱情和慈善。（進一步考慮後，注意到那富有同情心的眼神和微笑的嘴角。）

你也來判斷一下：這個人到底是冷酷還是慈善？如果告訴你他是一個納粹分子，你會不會覺得他的臉有什麼不同？

電影製片人可以通過操縱人們看一張臉的背景來控制人們對情緒的知覺。他們稱其為“庫勒喬夫效應”。俄羅斯電影導演庫勒喬夫能夠巧妙地通過操縱觀眾的假設來引導他們做出推論。庫勒喬夫製作了三個短片：第一個短片呈現的是一個死亡的女人，第二個短片呈現的是一盆湯和一個玩耍的女孩子，第三個短片呈現的是一個演員的中性表情的面孔，最後要求觀眾判斷他們所知覺到的這個演員的表情是什麼樣的。在三個短片中，觀眾所知覺的表情依次為：悲傷、沉思和高興。庫勒喬夫通過這種方法證實了“庫勒喬夫效應”。它的意義在於：儘管事實擺在那兒，但我們的思維卻積極地去解釋它。人們會對這一事實做出不同的解釋然後據此做出不同的行為。

解釋的過程也會左右他人對我們的知覺。當我們說某人的好話或者壞話時，人們會試圖將那些特質和我們聯繫在一起（Mae，Carlston，& Skowronski，1999）。如果我們到處說某個人的閒話，人們就會不知不覺地將“說閒話”與我們聯繫在一起。如果稱某個人為傻子或者怪人，那麼過後人們可能就會認為你也一樣。如果我們將一個人描述為敏感的、迷人的、富有同情心的，我們自己也會被認為具有這樣的特點。這些都印證了一句古語中所體現出來的智慧，“我是橡膠，你是膠水，你所說的從我這裡彈出去粘住了自己。”

那裡存在著一個客觀現實，但我們都透過我們的信息、態度和價值觀去看待它。我們的信息之所以那麼重要是因為：它們形成了我們對各種事件的解釋。

信念固著

假設深夜一個小嬰兒不斷地哭鬧，而一個保姆認為這時給孩子喂牛奶會讓他肚子痛：“仔細考慮一下，比起嬰兒來顯然小牛更適合喝牛奶。”如果嬰兒被診斷為發高燒，這會使保姆更加堅信是瓶裝牛奶造成了嬰兒的絞痛嗎（Ross & Anderson，1982）？為了證實這一假設，羅斯、安德森與其合作者事先給被試灌輸了一條錯誤的信息，然後試圖讓這些被試來否定它。

他們的實驗結果表明，一旦人們為錯誤的信息建立了理論基礎，那麼就很難再讓他們否定這條錯誤的信息。每一個實驗首先都給被試灌輸了一種信念 ：或者直接宣稱某個結論是正確的或者向人們出示一些軼事式的證據。然後，要求被試解釋為什麼 該結論是正確的。最後，研究者會告訴被試真相以期讓他們徹底否定 最初的結論：那個結論是為實驗目的而人為捏造的，而且在實驗中給一半的被試提供相反的信息。然而，只有25%的人接受了新結論，大部分人仍然堅持對他們已經接受的結論的解釋。這種現象被稱為信念固著 （belief perseverance），它證明了信念可以獨立存在，並且當支持其的證據被否定時仍會存在下來。

例如，安德森等人（Anderson，Lepper，& Ross，1980）首先要求被試分析兩個具體的事例，然後詢問他們有關喜歡冒險的人是合格或者不合格的消防隊員的觀點。其中一組的被試認為喜歡冒險的人會是一個成功的消防隊員，而謹慎的人不適合做消防隊員。另一組的被試則持有完全相反的觀點。在被試們形成他們自己關於有冒險傾向的人是否適合做消防隊員的信念後，他們需要寫下自己這樣認為的理由——例如，有冒險傾向的人比較勇敢，而謹慎的人太過小心。當形成一種解釋後，它會獨立於最初推論出它的信息而存在。即使那最初的信息被證明是虛假與錯誤的，被試們仍然會堅持他們自己歸納出的解釋，堅信有冒險傾向的人確實像自己想像的那樣會成為一名很棒的或者糟糕的消防隊員。

這些實驗給我們揭示了這樣一種現象，我們越是極力想證明我們的理論和解釋是正確的，我們就對挑戰自己信念的信息越封閉。一旦我們確信一個被指控的人犯了罪、一個令人討厭的陌生人的確會表現出那樣的行為，或者某一股票的市值一定會有所上升，那我們的解釋即使遇到了相反的證據也仍會保持不變（Davies，1997；Jelalian & Miller，1984）。

證據是有說服力的：我們的信念和期待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我們對事件的心理構造。就像科學家從創造某一個理論中獲益，引導他們觀察並解釋事件一樣，通常情況下我們的信念和預期也會使我們有所收益。但這種收益在某些時候是以一定的付出為代價的；我們成了自己思維方式的囚徒。由此，才會出現認為在火星上發現的“運河”其實是一種智慧生物的創造物這樣的謬誤。

有什麼方法能夠糾正我們的信念固著嗎？惟一的方法是：解釋相反的觀點 。洛德等人（Lord，Lepper，& Preston，1984）重複了對死刑的研究，並新增加了兩種實驗條件。首先他們要求被試“儘可能客觀無偏見 ”地評價事件。結果表明，這條指導語是無效的，不管是那些死刑支持者還是反對者，在這條指導語下的被試與那些沒有得到該指導語的被試一樣存在偏見。

實驗要求第三組被試從相反的角度考慮問題——問自己：“假設我是一個持相反 觀點的人，我是否會在這個研究中同那些與我觀點不同的人得出同樣的結論呢？”當從相反的角度考慮這些問題後，這些被試不再像以前那樣不客觀地固執己見了。在安德森（1982；Anderson & Sechler，1986）的研究中發現，通過解釋與自己相左的觀點也可能是正確的——為什麼謹慎的人比愛冒險的人更適合做消防員——可以降低甚至消除信念固著。事實上，對各種可能結果的解釋，並不一定就是相反的觀點，會促使人們仔細考慮各種不同的可能性（Hirt & Markman，1995）。

構建關於我們自己和身邊世界的記憶

你是否同意下面的這段陳述？

記憶就好比大腦中的一個儲物箱，我們將各種材料儲存在其中，日後需要時可以再從中拿出來。偶爾，有些東西也會從“儲物箱”中丟失，那時我們就說我們忘記了。

大約85%的大學生同意這種觀點（Lamal，1979）。像一則雜誌廣告中說的那樣，“科學證實生活中積累的經驗可以非常完美地保存在記憶中。”

事實上，心理學的研究卻得出了相反的結論。在我們將信息存儲在大腦的同時也就構建了記憶，因此記憶會引入許多事後的推理。它反映了當時的情況以及我們現在的信念或者知識。就像古生物學家能夠根據化石推斷出恐龍的實際樣子，我們也可以用我們現在的感覺和解釋將許多不連貫的信息整合起來重構我們的過去（Hirt，1990；Ross & Buehler，1994）。因此我們可以很輕易地（無意識地）修正自己的記憶使其更符合我們現在的知識水平。

當研究者或者臨床醫學工作者操縱人們對自己過去的假設時，相當多的人會虛構自己的記憶。當要求被試生動地想像他們小時候的奔跑、被絆倒、摔倒，然後被玻璃劃破了手，或者在一次婚禮中摔碎了一個碗，大約有四分之一的人在過後會認為這些虛構的事件真的發生在自己身上（Garry & others，1996；Hyman & others，1995，1996；Loftus & Pickrell，1995）。因此，我們的心靈有時候會虛構記憶。

重構我們過去的態度

五年前，你對核能源持有什麼觀點？你又是怎樣看待布什總統和布萊爾首相的？你是怎樣看待你的父母的？如果你的觀點改變了，你知道這種改變的程度有多大嗎？

一些研究者已經嘗試去回答這些問題，但發現實驗的結果很令人洩氣。那些態度經常改變的人堅持說自己過去的感覺和現在的感覺沒有什麼差別。貝姆和麥康奈爾（Bem & McConnell，1970）在卡內基-梅隆大學的學生中做了一項調查。調查暗含的一個問題是學生對大學課程的控制。一週之後，那些學生同意寫一篇短文以反對學生對課程的控制。這樣做之後，他們的態度朝著反對學生控制課程的方向改變了。當詢問他們在寫那篇短文前填寫問卷時的態度時，他們回憶說當時自己堅持的是與現在 一樣的觀點，並且否認是實驗對他們的態度產生了影響。在觀察到克拉克大學的學生類似地也否認他們在實驗之前的態度之後，研究者威克森和萊爾德（Wixon & Laird，1976）發表評論，“那些學生改變自己態度的速度、程度和確定性真的非常令人震驚”。正如瓦利恩特（Vaillant，1977，p.197）在對一批成年人進行追蹤研究後得出如下結論，“當那些毛毛蟲變成蝴蝶的時候，它們認為自己‘小’時候是小蝴蝶而不是毛毛蟲那是很正常的，成熟對我們所有的人撒了謊”。

積極的記憶構建的確可以美化我們的回憶。米切爾和湯普森（Mitchell & Thompson，1994，1997）及其同事指出人們經常會給回憶 蒙上一層玫瑰色 ——他們把一些細小的令人愉快的事件回想得比實際所經歷的要美好得多。在澳大利亞經歷了為期三週的自行車旅行之後，無論是帶隊的成年人還是參加旅行的本科生都報告說自己在旅行中的經歷非常令人愉快。但是，之後他們在回想 這段經歷的時候，覺得它更加美好，而且將一些不愉快的或者無聊的事情最小化並最終將令人高興的事情留在了腦海中。因此，現在回想起我在愛爾蘭逗留的那段愉快的時間（而在辦公室裡則要面對許許多多的最終期限和干擾）感覺就像極樂世界一樣美好。對於任何積極的經歷，那些愉快的感覺保留在我們的期望裡，有一些在實際的體驗當中，還有一些留在玫瑰色的回憶中。

麥克法蘭和羅斯（McFarland & Ross，1985）發現我們同樣會改變同其他人關係的回憶。研究者讓大學生評價他們的約會伴侶。兩個月後，他們再一次評價先前的約會伴侶。那些更加相愛的人傾向於認為他們是一見鍾情，而那些已經分手的人則傾向於把自己的約會伴侶回憶成自私的或者是脾氣不好的。

霍姆伯格和霍姆斯（Holmberg & Holmes，1994）發現了同樣的現象。在393對新婚夫婦中，絕大部分的人報告說感到非常幸福。當兩年之後再次對他們進行調查時，那些婚姻已經變質的人回憶了他們經歷的一些事件。霍姆博格和霍姆斯提到，結果非常“恐怖”，“這種偏見導致了一種惡性的循環。你對伴侶的看法越糟糕，你的回憶就越差。這將促使你更加堅定你現在的消極態度。”

並不是說我們對過去的感覺毫無意識，只是當記憶模糊的時候，現在的感覺主導了我們的回憶。每一代的父母都在哀嘆下一代的價值觀，部分原因是他們錯誤地回想起自己年輕時候的價值觀與現在的價值觀很接近。每一代的年輕人都根據他們當前的感受將自己的父母描述成令人愉快或令人悲傷。

重構我們過去的行為

記憶的重構使得我們能夠改變自己的過去。布蘭克與其合作者（Blank & others，2003）就德國出現的令人驚訝的選舉結果，邀請萊比錫大學的學生回憶他們兩個月之前對投票結果的預測。他們發現大學生們表現出事後聰明式偏差，傾向於回憶自己的預測與後來實際的投票結果比較接近。

我們的記憶也會重構過去的其他行為。羅斯、麥克法蘭和弗萊徹（Fletcher，1981）對滑鐵盧大學的學生傳達一種信息，使他們相信刷牙的必要性。之後，在一個完全不同的實驗裡，這些學生回憶起在此之前的兩週內他們刷牙的次數比那些不知道那條信息的學生要多。同樣，美國人報告他們抽菸的數量比實際上銷售出去的煙支要少得多（Hall，1985）。人口普查局的調查發現，人們回憶自己投票的數量要比實際記錄的投票數量多（Klein & Kunda，1993）。

社會心理學家格林沃爾德（Anthony Greenwald）提出的這些結論與喬治·奧韋爾的小說《1984》裡的那些發現很相似——小說認為事情是按照期望的方式發生的。格林沃爾德的確提到，我們都有一個極端的自我，它改變我們的過去使其符合我們現在的觀點。

有時候，我們現在的觀點是已經改善過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能將自己的過去回憶得與其實際情況更加不同。這種傾向可以解釋令人困惑的一組比較一致的發現：那些參加心理治療、減肥項目、戒菸和鍛鍊的人實際上只是在平均的水平上表現出適度的改善。但是他們通常報告說有很明顯的收益（Myers，2004）。康韋（Michael Conway）和羅斯（1985，1986）解釋了為什麼人們花了那麼多的時間精力和金錢在自我發展上，因為他們可能這樣想：“我現在可能不是完美的，但是我在此之前更糟糕，而且這些投資對我大有好處。”

重構我們的經歷：誤導信息和啟動

在一個20000多人蔘加的實驗中，洛夫特斯（Elizabeth Loftus）發現我們往往對自己的記憶力非常自信，儘管有些時候並不能很準確地重構我們的記憶。在這個經典的實驗中，人們目擊了一個事件，然後獲得了關於這個事件的誤導性信息（或者沒有），之後參加一項記憶測驗。研究一致發現了誤導信息效應 （misinformation effect），人們將誤導性的信息整合在他們的記憶當中：他們把一個轉彎的標誌回憶成停車的標誌，把錘子回憶成螺絲起子，把《時尚》雜誌回憶成《小姐》雜誌，把亨德森大夫回憶成戴維森大夫，把早飯的穀物回憶成雞蛋，把一個修過臉的男士回憶成一個有鬍子的小夥子（Loftus & others，1989）。洛夫特斯（1993）認為錯誤的信息甚至可能導致兒童時期的性虐待的錯誤記憶。

這一過程不但影響我們對社會事件的回憶，也影響對物理事件的回憶。克羅克斯頓等人（Croxton & others，1984）讓學生花15分鐘的時間跟另外一個人交談。那些隨後被告知這個人說過喜歡他們的學生將該人的行為回憶為放鬆、自在和開心。那些被告知這個人不喜歡他們的學生將該人回憶為緊張、拘束和不那麼開心。

為了解釋其原因，請將記憶想像為存儲在一個相互連接的網絡中，為了提取其中的一份記憶，我們需要激活某個引導線索，這個過程便被稱為啟動 （priming）（Bower，1986）。啟動就是哲學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所描述的“連接的激活”。

某一事件可能在我們毫無意識的情況下被喚醒，或者說連接得以啟動。一個人在家裡看恐怖片會啟動我們的思維，它將激活令人恐懼的記憶，這些記憶甚至會令我們將爐子發出的聲響錯誤知覺為有人闖入。對很多學心理學的學生來講，閱讀有關心理異常方面的書籍會啟動他們對自身的焦慮和憂鬱的情緒。在實驗中，植根於被試頭腦中的觀念被當成先入之見：它們會自動不經意地、毫不費力地、無意識地啟動被試對事件的解釋和回憶（Bargh & Chartrand，1999）。如果人們先前看到了諸如“敢作敢為”和“充滿自信”這樣的詞，在隨後一個不同的情境中，人們就會對一個假想的登山者或大西洋上的水手形成積極的印象。而一旦他們的思維受到諸如“魯莽的”這樣的消極詞彙的啟動，他們就會對這個人形成相對消極的印象（Higgins & others，1977）。［在這個場景中你看到自己了嗎？假如看到了，你的記憶一定是一個重構，因為實際上你並沒有看到你自己 。］

小結

我們的先入為主會強烈地影響我們對事件的解釋和記憶。在許多實驗中，人們事先的判斷會強烈影響他們知覺和解釋信息的方式。其他一些實驗在給被試提供信息之後會在他們的頭腦中根植下判斷或錯誤信念。這些實驗揭示出，正如事前判斷會扭曲我們的知覺一樣，事後判斷也會扭曲我們的回憶。

在第15章中我們將看到，精神分析學家和臨床心理學家也具有這些傾向。我們都會選擇性地注意、解釋和回憶某些事件以支持自己的觀點。我們的社會判斷 （social judgment）是一個融觀察、期望、推理和熱情為一體的混合體。

我們怎樣才能做出準確的判斷

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那樣，我們的認知機制是有效和富於適應性的，然而也容易犯錯誤。通常情況下它們運作得很好，但有時醫生會對病人誤診，僱主會對僱員評價不公，某個種族的成員會歧視另一個種族的成員，夫妻一方也會錯怪另一方。其結果將導致誤診、罷工、種族歧視和離異。因此，我們應如何有效地做出社會判斷呢？

當歷史學家描述社會心理學的第一個世紀的時候，他們肯定會將最後30年看做社會認知時代。通過描繪認知心理學的進展——涉及人們如何知覺、表徵和記憶事件——社會心理學家已經對我們的評價機制有了初步的瞭解。讓我們看看該領域研究向我們揭示出的社會直覺的奇妙之處吧。

直覺判斷

我們直覺的力量是什麼呢？是指不經過推理和分析就迅速瞭解事情的能力嗎？直覺管理的擁護者認為，我們應該轉向直覺以尋求解釋。他們認為評價別人的時候，我們應該藉助右腦的非邏輯智慧。當我們要聘用或解僱某人，或者進行一項投資時，我們應該傾聽預感給我們提供的建議。在做出判斷的過程中，我們應該像影片《星球大戰》中的天行者盧克學習，不去理睬計算機系統的指揮，而相信自己心中的力量。

直覺主義者認為，重要的信息即使不經有意識的分析也是可以獲得的，這種觀點對嗎？懷疑論者則認為，直覺只不過是“我們認為自己是正確的，而不管實際上是不是那樣”，這兩種觀點哪一種正確呢？

啟動實驗表明無意識確實控制我們的大部分行為。正如巴奇和沙特朗（Bargh & Chartrand，1999）解釋的那樣：“對絕大部分人來說，其日常生活不是由有意識的目標和經過深思熟慮的選擇決定的，而是受內部心理過程的控制，它通過對環境特徵的主觀加工影響人們的行為反應，並控制意識的覺察和導向作用。”例如，被試會非常迅速地將“美麗”知覺為一個好詞，但當眼前閃過一幅覺察不到的小狗圖片（而非蟑螂圖片）時，他們能更迅速地作出判斷（Giner-Sorolla & others，1999）。這樣的啟動在日常生活中很常見。例如當交通燈變為紅色時，我們下意識便做出反應，踩下剎車。確實，麥克雷和約翰斯頓（Macrae & Johnston，1998）便認為：“幾乎對每一件事情（例如開車、約會、跳舞）來說，要想做好它，我們的行為在起始時就必須和效率低下的（如緩慢，序列處理，耗用心理資源）受意識控制的工作方式相分離，否則我們就什麼也幹不了。”

直覺的力量

17世紀的哲學數理學家帕斯卡爾指出：“心靈的活動有其自身的原因，而理性卻無法知曉。”三個世紀後，科學家們證實了這一觀點的正確性。我們知道的比我們意識到自己知道的要多得多。對我們的無意識信息加工過程的研究確證了這一點，即我們對在自己頭腦中正在發生的事情所知甚少（Bargh，1994；Greenwald & Banaji，1995）。我們的思維只有一部分是受控制的 （controlled）（反應性的、深思熟慮的和有意識的），而還有很大一部分則是自動化的 （automatic）（衝動的、無需努力的、無意識的）。自動化的思維不是發生在屏幕上，而是發生在屏幕外，我們的視線外，在那裡沒有理性。請想像一下這些自動化思維或者我們經常稱之為直覺的例子：

• 圖式 ——心理模板——自動地和直覺性地我們對經驗進行知覺和解釋。我們是否會聽到某個人談論宗教教派 或性 的問題不僅取決於他所說的話，而且取決於我們對所聽內容的自動解釋方式。

• 情緒反應 通常是即刻的，在我們進行深思熟慮之前就已表現了出來。神經通路的捷徑是將從眼睛和耳朵那裡收集到的信息傳送到腦區的感覺交換臺（丘腦），並且下傳至它的情緒控制中心（杏仁核），而這些過程都發生在與思維活動有關的皮層以任何形式的介入之前（LeDoux，1994，1996）。
  　　簡單的喜歡、不喜歡和恐懼通常並不涉及分析的過程。儘管我們的直覺反應有時並不符合邏輯規則，但是從適應角度講它們可能還是非常有效的。我們的祖先會出於直覺被灌木叢中不知名的聲響嚇住，而實際上那裡可能並沒隱藏什麼動物。但是與那些思維更縝密的族人相比，他們倒更有可能生存下來並將這種基因傳遞給後代。

• 如果人們能夠擁有足夠多的專業知識 ，他們就可能利用直覺獲得問題的答案。那些有關情境線索的信息儲存在人們的記憶中。打電話時我們只需聽到第一個詞便可以辨別出這是哪一位朋友的聲音，儘管我們對自己如何做到這一點一無所知。國際象棋大師憑直覺便可以抓住有意義的棋形，而一個新手只會讓它從眼前溜走。

• 我們對一些事物——事實、名字和過去的經驗——的記憶是外顯的（有意識的）。而對其他一些事物——技能和條件特徵——的記憶則是內隱的 ，無需也無從為意識所知曉。我們每個人都是如此，而這一點在那些無法形成外顯記憶的腦損傷病人身上表現得更明顯。這樣的病人永遠無法學會辨認自己的醫生，醫生不得不每天握手和她再次認識。一天醫生在手上粘了枚針，當醫生和她握手時，她由於疼痛跳了起來。當醫生再次回來時，她依然無法認出他/她（外顯的）。但是這個病人保存著內隱記憶，不願意再次握手（LeDoux，1996）。

• 有關盲視 的例子同樣令人驚奇。當人們由於手術或中風失去一部分視皮層時，他們某一部分視野可能會功能性地失明。當在他們失明的區域內呈現一系列的細棒時，他們會報告說什麼也沒有看到。而當要他們猜測剛才的細棒是水平呈現還是豎直呈現的時候，他們猜測得完全正確，當得知這一結果後他們本人也大吃一驚。這再一次表明，人們知道的比他們意識到自己知道的還要多。看起來這似乎存在著難以察覺的無意識加工成分（平行加工單元）。

• 試想一下你自己認為理所當然的直覺性識別面孔的能力。正如你看相片時那樣，你的大腦首先將視覺信息分割為例如顏色、深度、運動和形狀這樣的附屬維度，並同時對它們進行加工處理，然後再將這些成分整合起來。最後，你的大腦以某種方式將知覺到的影像與之前儲存下來的影像進行對比。瞧，多麼迅速並且不費一點力氣，你就認出了你的祖母。假如直覺是指不經過推理分析就立刻明白某件事的能力，那麼知覺過程可以100%的算是直覺。

• 閾下 刺激可能反而會起著令人意想不到的作用。如果以小於0.01秒的時間間隔向被試呈現幾何圖片，他們將除了一陣閃屏外什麼也看不見。但是在隨後的測試中，他們對剛才看到的圖形表現出較高的反應傾向。有時我們就是直覺地感受到了我們無法做出解釋的某種東西。同樣地，不可見的閃屏詞彙也可以啟動我們對隨後問題的反應。如果“麵包”這樣的詞語閃屏呈現的時間短到被試無法看見，在隨後的實驗中我們很可能發現，被試對閃屏呈現的例如“黃油”這樣的相關詞語的反應要比對如“瓶子”這樣的無關詞語容易得多。

所以，許多習慣化的認知功能是在沒有覺察的狀態下自動和無目的地發生的。我們的心理機能很像一個大公司，首席執行官——我們的控制意識——處理著最重要或者是最新異的事件，而將日常事情分配給各個子系統處理。這種資源分配方式使我們能夠對許多情況做出快速、有效和直覺的反應。這就是“日常生活的自動化”。

直覺的侷限性

現在的研究者承認無意識的信息加工可以產生瞬間的直覺。巴奇（1997）指出，無意識並不像一些研究者認為的那樣思維簡單和缺乏理性。Gigerenzer和託德（Todd，1999）也同意這種觀點，認為自動化思維使我們在犯錯的同時也可以使我們變“聰明”。由於經驗的緣故，一個網球選手自動地——聰明地——就知道應該移動到哪裡，以怎樣的球拍角度去截擊來球。正如網球冠軍大威廉姆斯的擊球，有意識注意和無意識知覺以及二者天衣無縫地結合，結果就是她接近完美的直覺動作。

洛夫特斯和克林格（Mark Klinger）在談到當代一些認知心理學家對直覺的懷疑觀點時指出：“學術界大多數人都認為無意識過程可能沒有先前研究者所認為的那樣敏銳。”例如，儘管閾下刺激可以激發個體做出微弱的快速反應——即使達不到有意識喚醒水平也足夠產生某種感覺——但並沒有任何證據表明，用磁帶播放包含商業內容的閾下信息能夠“重構你的無意識心理活動”以幫助你贏得成功。［很多的新證據表明這些閾下信息做不到這一點（Greenwald，1992）］。

社會心理學家發現，我們往往容易做出導致錯誤的事後聰明判斷（當事情發生後，會覺得自己早就預料到它會如此）。其他領域的心理學研究者發現了我們在錯覺上的潛能——即基於知覺的錯誤解釋、想像和建構性的信念。米歇爾·加扎尼加（Gazzaniga，1992）指出，那些在手術中被切斷了左右半腦聯繫的患者會立即虛構出——並且確信——對自己迷惑不解的行為的解釋。如果研究者將“四處走動”的指示通過屏幕呈現在這些患者非言語性的右腦半球，然後患者起身並走了幾步，這時主管言語的左腦半球將會立刻形成一個聽起來非常合理的解釋（“我想要喝點東西”）。

錯覺思維 （illusory thinking）這個概念最近也出現在論述我們如何感知、存儲和提取社會信息的許多文章中。正如知覺研究者試圖通過對視錯覺現象的探索，以揭示出一般的知覺機制一樣，社會心理學家試圖通過對錯覺思維的研究揭示出我們一般的信息加工過程。這些研究者想要給我們描繪一幅日常社會思維的地圖，並清楚地標出可能存在的危害。

當我們考察某些有效的思維模式時，一定要記住：關於人們如何創造出錯誤信念的例證並不能支持一切信念都是錯誤的這種觀點。儘管如此，對錯誤信念的瞭解有助於我們弄清楚它是怎樣產生的。所以讓我們來探索一下我們高效的信息加工過程是怎樣伴隨我們的自我認識被扭曲的。

過度自信傾向

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看到我們的認知系統在加工大量信息方面是自動而且高效的。但我們的效率卻存在一種權衡現象，當我們解釋自己的經歷和構建記憶時，我們的自動化直覺經常出錯。通常，我們意識不到這些缺點。對過去知識進行的判斷中存在一種“智力自負”現象（“我早就知道了”），這種現象會影響對目前知識的評價和對未來行為的預測。儘管我們知道自己過去出過錯，但我們對於未來的預期——我們會在截止日期前完成任務、很好地維持婚姻關係和遵守鍛鍊計劃——仍然相當樂觀（Ross & Newby-Clark，1998）。正如我們會解釋自己的過去和將來一樣，我們也會努力解釋不同的自我。

為了探討這種過度自信現象 （overconfidence phenomenon），卡尼曼和特韋爾斯基（Kahneman & Tversky，1979）對被試提出一些實際問題，並要求他們填寫在下面的空白處：“我有98%的把握確信新德里到北京的空中航線距離要大於_____英里但是小於_____英里。”大部分被試都顯得過度自信。大約30%的正確答案都在他們98%的自信判斷區間之外。［新德里到北京的空中航線距離為2500英里 。］

為了證實過度自信傾向是否擴展到了社會判斷領域，鄧寧等人（Dunning & others，1990）設計了一個小小的遊戲，他們要求斯坦福大學的學生猜測一個陌生人對一系列問題的回答，如：“你是一個人準備一次很難的考試還是和同學一起準備？”和“你認為自己的筆記是整齊的還是凌亂的？”被試清楚問題的類型但並不知道實際的問題，他們先要通過訪談了解目標個體的背景、愛好、學業興趣、願望、星座——任何他們認為有用的內容。接著，要求目標個體單獨回答20個二選一的問題，然後這些訪談者對目標個體的答案做出預測並對自己預測的確信度進行評定。

在63%的情況下，訪談者猜對了答案，超過概率水平13%，但從總體來看，他們對自己的猜測有75%的確信度 。而當猜測自己室友的回答時，他們猜對了68%，但卻自認為有78%的確信度。除此之外，那些自信度最高的人恰恰最有可能過度自信。人們在判斷他人是否講真話、估計約會對象的性史或室友的活動偏好上表現出明顯的過度自信（DePaulo & other，1997；Swann & Gill，1997）。

具有諷刺的是，能力不足反而會促進過度自信傾向。克魯格和鄧寧（Kruger & Dunning，1999）指出，對能力的認識也是需要能力的，那些在語法、幽默以及邏輯測驗中得分最低的學生反而最有可能高估他們在這些方面的才能。那些不知道何謂好的語法和邏輯的人通常也不知道自己缺乏這些東西。假如無知可以產生自信的話，那麼我們可能會問，我們怎麼會有無法察覺的缺陷呢？

在第2章中我們曾注意到人們很容易過度估計自己對好事和壞事的長期情感反應。人們更善於估計自己的行為嗎？為了搞清楚這一點，沃倫等人（Vallone & others，1990）在9月份時讓大學在校生估計明年自己會不會有一門課不及格，申報一個專業，或者選擇搬出校園居住等等事情。儘管平均起來學生們對自己的預測有84%的確信度，但他們實際出錯的比率幾乎是預測率的2倍。即使那些對自己的預測具有100%的確信度的學生也出現了15%的錯誤。

為估計人們完成一個任務的可能性，例如一次學位考試，有研究發現，當人們遠離“真相”時，他們的確信度最高。臨近考試的時候，失敗的可能性逐漸顯露，而其確信度則明顯下降（Gilovich & others，1993）。比勒等人（Buehler & others，1994）報告說：大部分學生同樣很自信地低估論文和其他學位作業所需的時間。這並不是個別現象：

• 計劃者通常會低估工程所需的時間和費用。1969年，蒙特利爾市市長瓊·德拉波自豪地宣稱，他們將耗資1.2億美元建設一個屋頂可以伸縮自如的體育場以供1976年奧運會使用。結果，這個屋頂在1989年才完工，並且僅屋頂便花費了1.2億美元。1985年，官方人員估計波士頓的“大坑”高速公路工程將花費26億美元，1998年完工。而到2003年，造價飆升至146億美元，而工程仍未完工。

• 投資專家在將自己的服務投入市場時常伴隨著一個自信的假設，那就是他們能夠獲得超過股市的平均回報率，他們忘記了對於每一個股票經紀人和股民來說，在某一個價格上喊“賣出”的同時會有另一個聲音喊“買入”。而股價正是這種雙向信心判斷的平衡點。因此，這看起來可能令人難以置信，經濟學家馬爾基爾（Malkiel，1999）因此得出結論認為，由投資分析師選出的共同基金組合的表現並不比隨機選出的股票更好。

• 編輯對稿件的評價也顯示出驚人的錯誤。作家羅斯（Ross，1979）利用一個筆名將Jerzy Kosinski的小說《腳步》（Steps ）的打印稿郵寄給了28家大型出版社和文學代理機構。他們都拒絕出版這部作品，其中包括蘭登書屋，而該出版社曾在1968年出版過這本書，並見證了它贏得國家圖書大獎且銷量突破40萬冊的歷史一幕。這本書差點被霍頓·米夫林出版公司（Houghton Mifflin）接受，而它是Kosinski另外三部小說的出版者：“我們中的一些人拜讀了你未命名的作品，很欣賞你的語言文字和風格。我們彷彿看到了Kosinski的手筆……但事實是這樣，貴稿的缺陷在於未能結合成為一個令人滿意的整體。”

• 過度自信的決定者可能會帶來一場浩劫。充滿自信的阿道夫·希特勒在1939～1945年間對整個歐洲發動了戰爭。充滿自信的約翰遜在20世紀60年代將武器和士兵投入越南，試圖挽救那裡的民主政權。充滿自信的薩達姆·侯賽因在1990年揮軍侵入科威特，並在2003年宣稱要打敗入侵者。充滿自信的布什宣稱和平與民主將遍佈解放的伊拉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被銷燬。

個體為什麼會過度自信呢？為什麼經歷無法使我們的自我評價更客觀一些呢？這其中存在著不少原因。一方面，人們傾向於在他們幾乎完全正確的時刻回憶自己的錯誤判斷。泰特洛克（Tetlock，1998，1999）通過對許多學術界和政府專家的採訪發現了這一點，他要求這些人為——從20世紀80年代末的角度——蘇聯、南非和加拿大的未來政府管理做一個規劃。五年之後，前蘇聯解體了，非洲變成了各種族和睦相處的民主政體，而加拿大繼續維持著完整統一。這些專家對自己對這些轉折性事件的預測有80%的確信度，但這些預測的實際正確率不足40%。然而，在重新思考自己的判斷之後，那些出錯的人仍然相信他們基本上是正確的。“我基本上是正確的，”許多人說，“強硬派幾乎已經取得了反戈爾巴喬夫政變的勝利。”“魁北克分離主義者幾乎已贏得了關於分離的公民投票權。”“要不是德克勒克和曼德拉達成了一致，黑人佔多數的南非在上臺執政的轉型中肯定會有更多的流血事件發生。”在政治問題專家這個群體中——還有股評家、心理健康工作者和體育預言家——過度自信似乎是難以克服的。

驗證性偏見

人們往往會去尋找那些支持自己信念的信息。你也可以試一下，沃森（P.C. Wason，1960）通過給人們呈現符合某個規律的由三個數組成的系列——2，4，6——從而證實了這一點（規律只不過是任意三個以升序排列的數 ）。為了保證人們能夠發現這一規律，沃森鼓勵每個人生成一系列由三個數組成的數字組。每一次沃森都告訴他們數字組是否符合他的規律。當人們確信自己已經發現了這個規律時，就可以停止並宣佈出來。

這會出現什麼結果呢？幾乎沒有人猜對但他們卻又個個確信不疑：29個人中的23個發現了一個錯誤的規律。他們一般會形成關於這個規律的錯誤信念（例如，逐次加2），然後試圖尋找支持性 的例證（例如，嘗試8，10，12），而並非嘗試去證明自己的直覺不成立 。與尋找證據證偽自己的信念相比，我們更願意證實它們。我們把這種現象叫做驗證性偏見 （confirmation bias）。

驗證性偏見有助於解釋為什麼我們的自我意像是如此不同尋常的穩定。在奧斯丁（Austin）的得克薩斯大學做的一些實驗中，斯旺和裡德（Swann & Read 1981；Swann & others，1992a，b，1994）發現學生們常常尋找、引出並回憶那些能確證其自我信念的反饋。他們尋找那些支持他們自我觀點的人作朋友和配偶——即使他們對自己評價很低（Swann & others，1991，1992，2000）。斯旺和裡德把這種自我驗證 比作是一個擁有支配性的自我意像的人在聚會上的表現，從來的那一刻起，這個人便在尋找著那些她知道會承認自己支配地位的客人。在交談中，她以能夠引發別人尊敬自己的方式表達自己的觀點。在聚會後，她很難回憶起那些自己在聚會上影響微乎其微的談話，而很容易便可回憶起在聚會中自己的能言善辯。這樣她在聚會上的經歷就證實了她的自我意像。

對過度自信的矯正

我們可以從對過度自信的研究中得到什麼啟發教訓呢？一個教訓是要對別人獨斷性的陳述保持謹慎。即便當人們看起來十分確信自己是正確的時候，他們也可能是錯的。自信和能力之間沒有什麼必然一致的關係。

兩種技巧可以成功地降低過度自信。一種是即時反饋（Lichtenstein & Fischhoff，1980）。在日常生活中，天氣預報員和那些設定賭馬賠率的人每天都會得到清晰的反饋信息。因此，這兩個群體中的專家在預測自己的準確率時都做得十分出色（Fischhoff，1982）。

當人們開始思考為什麼一個觀點可能 是正確的時候，該觀點就開始看起來像是正確的了（Koehler，1991）。因此，另一種降低過度自信的方法就是讓人們去設想自己的判斷可能出錯的原因 ：迫使他們去考慮無法證實自己信念的信息（Koriat & others，1980）。經理們可以堅持要求所有的提案和建議都必須涉及導致它們可能無效的原因，以鼓勵更多合理現實的判斷。

儘管如此，我們在任何一點上都不應該低估人們的自信，即便是當自我懷疑成為削弱決斷力的陷阱的時候，它也很有價值。在那些需要他們表現出智慧的時刻，那些缺乏自信的人無法毫不猶豫地說出或做出堅定的決定。雖然過度自信會讓我們付出代價，但基於現實的自信是有適應意義的。

直覺： [2] 心理捷徑

有時需要在十分有限而寶貴的時間內同時加工眾多的信息，所以我們的認知系統形成了專門化的心理捷徑。我們很容易就可以形成印象，做出決定和生成解釋。我們通過直覺 （heuristics）可以做到這一點，它是一種簡單、快速而有效的思維策略。在許多情形中，我們倉促間做出的概括——“那是危險的”——是有適應意義的。這種直覺判斷的速度增加了我們生存的機會。思維的生物目的首先是使我們能夠生存下去，其次才是保證我們的正確性。儘管如此，在某些情形中，快速會帶來一系列錯誤。

代表性直覺

幾個心理學家對一個由30位工程師和70位律師組成的樣本進行了訪談，然後用非常簡短的描述歸納出對他們的印象。下面的描述是從這30個工程師和70個律師組成的樣本中隨機抽出來的：

經歷兩次離婚之後，弗蘭克將他的大部分空閒時間消磨在鄉村俱樂部裡。他在俱樂部酒吧裡的話題老是集中在他悔恨自己總是試圖追隨自己尊敬的父親的足跡。他將大量的時間花費在做學問這一苦差事上，而他本可以利用這些時間學會如何在與他人的交往中變得不那麼爭強好勝。

問題： 弗蘭克是一個律師而不是一個工程師的概率是多少？

要求被試猜測弗蘭克的職業，結果80%以上的大學生猜測他肯定是一個律師（Fischhoff & Bar-Hillel，1984）。但是當被告知樣本中工程師佔了70%時，你估計他們的猜測會怎樣變化？毫無變化。學生們根本不考慮工程師和律師的基礎比率，在他們的思維中，弗蘭克更具有律師的特徵，而這似乎就是所有起作用的因素了。

代表性直覺 （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是指對某個事物進行評價時，在直覺的引導下，將其與某一類別的心理表徵進行比較。與大部分直覺類似的是，表徵性（典型性）通常是真實情形的一個合理指導。但並不總是如此。設想一下琳達，她31歲，單身，性格坦率，並且很聰明。她在大學時主修哲學。學生時代她對歧視和其他社會問題十分關注，並且參加過反核武器示威遊行。以這些描述為基礎，你覺得以下哪一種表述的可能更大：

a：琳達是一個銀行出納員。
b：琳達是一個銀行出納員並且在女權運動中很活躍。

大部分人認為b更有可能，部分原因是由於琳達更好地表現 出了他們心目中女權主義者的形象（Mellers & Others，2001）。設想一下：琳達是一個銀行出納員兼 一個女權主義者的概率會比僅是一個銀行出納員的概率更大嗎（無論是不是女權主義者）？正如特韋爾斯基和卡尼曼（1983）提醒我們的那樣，兩個事件同時發生的概率不可能比一個事件單獨發生的概率更大。

易得性直覺

設想一下：問題1：字母K在單詞中更多地是以第一個字母還是第三個字母出現？問題2：柬埔寨和坦桑尼亞哪個國家的人口更多？

你很可能會根據映入頭腦中的現成例證來做出回答。假如例子在我們的記憶中是現成可得的——就像以k開頭的字母或柬埔寨人一樣——那麼我們就會假定該事件是經常發生的。通常是這樣的，所以我們經常運用這一認知規則進行判斷，我們將其稱為易得性直覺 （availability heuristic）（表3-1）。

表3-1　快速而簡單的直覺

直覺	定義	例證	但可能導致
代表性	對某人或某事屬於某個類別的快速判斷	確定卡洛斯是圖書館管理員而非司機，因為他更符合圖書管理員的形象	忽視其他重要信息
易得性	對事件發生概率的快速判斷中（從記憶中提取的可得性有多高？）	校園槍擊案後估計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可能性	過度重視生動鮮明的例證，並因此對錯誤的對象產生不恰當的恐懼心理

但有時這個規則會欺騙我們。假如給人們聽由某一性別的名人（特雷莎修女，簡·方達，蒂娜·特納）和另一性別的非名人組成的一系列混合名字序列（唐納德·斯卡爾，威廉·伍德，梅爾·賈斯珀），那些名人的名字在隨後的認知活動中更容易被人們識別。因此大部分人會回憶說剛才聽到了更多的女性名字（Mc-Kelvie，1995，1997；Tversky & Kahnman，1973）。那些鮮明的更容易形象化的事件，例如那些具有很容易形象化症狀的疾病，與那些較難形象化的事件相比可能同樣會被認為是較容易發生的（MacLeod & Campbell，1992；Sherman & others，1985）。甚至那些小說、電影和電視中的虛構情節也會給人們留下印象，深深地影響我們隨後的判斷（Gerrig & Prentice，1991；Green & others，2002）。讀者越是全神貫注和“情緒激動”（“我可以很容易地描述這些事件”），故事對他隨後信念的影響越大（Diekman & others，2000）。例如被浪漫的愛情故事吸引的讀者更可能提取影響他們性態度和行為的語句段落。

易得性直覺的運用可以揭示出一條基本的社會思維規律：人們從一條一般公理演繹出一個具體例證是很慢的，但是他們從某一個鮮明的例證歸納出一般公理則是非常迅速的。毫無疑問，在聽到或讀完關於強姦、搶劫和毆打的故事之後，加拿大人十有八九會高估——通常幅度很大——與暴力有關的犯罪率（Doob & Roberts，1988）。

易得性直覺可以解釋為何生動的奇聞軼事通常會比統計信息更引人注目，以及為何感知到的風險和真實的風險間總是非常不匹配（Allison & others，1992）。因為飛機失事的場景對我們大多數人的記憶來說都是更容易聯想起來的，尤其是9.11之後，所以我們通常認為乘商用飛機旅行要比乘小汽車旅行風險更高。實際上，20世紀80年代美國的旅行者在出行同樣距離的情況下，發生汽車事故死亡的概率是飛機失事的26倍（聯邦安全委員會，1991）。對大多數空中旅行者來說，旅行中最危險的一段便是飛機在機場降落的時候。

反事實思維

容易想像（具有認知易得性）的事件也會影響我們對負罪、遺憾、挫敗和寬慰的體驗。假如我們隊以一分之差輸掉（或贏得）了一場重要的比賽，我們可以很容易想像出這場比賽結果的另一種方式，因此我們會感到更大的遺憾（或寬慰）。設想更壞的可能情形會讓我們感覺好受一些。設想好的可能發生的情形，並且考慮我們該怎樣在下次做得更好，有助於為未來的出色表現做好準備（Boninger & others，1994；Roese，1994，1997）。

在奧運會比賽中，銅牌獲得者（他們很容易設想比賽結束後自己沒有獲得獎牌）比銀牌獲得者（他們很容易設想自己獲得金牌時的情景）顯得更快樂（Medvec & others，1995）。類似的是，學生在某一個評分等級（例如B+）內得分越高，他們的感覺就會越糟糕（Medvec & Savitsky，1997）。同樣是獲得B+，一個只差一分就可以得A-的學生就會比一個實際上做得更差一些，而剛好以多出一分獲得B+的學生感覺更糟糕。

這種反事實思維 （counterfactual thinking）——對將要發生事情的心理模擬 ——通常出現在我們可以很容易想像出可能結果的時候（Kahneman & Miller，1986；Markman & McMullen，2003）。假如我們剛剛錯過了飛機或公共汽車，我們就會想像假如 我們能在通常的時間從家裡出發，走通常的路線並且路上不聊天的話，那麼就能趕上那班飛機或汽車。假如我們誤了半個鐘頭或者走了通常的路線，那就很難設想一個不同的結果，所以我們體驗到的挫敗感要小一點。只差一點就能獲勝的球隊或競選者會反反覆覆地回想如果當時那樣做可能就會獲勝（Sanna & others，2003）。要是……就好了。

反事實思維是構成我們幸運感的基礎。如果我們剛剛好逃過了一場災難——避免了因為最後一分鐘的失球而敗北或者站在離一根墜落的冰柱非常近的地方——我們很容易想像一種負面的反事實情景（輸掉比賽，被擊中）並因此而感謝自己的“好運氣”（Teigen & others，1999）。從另一方面講，“壞運氣”則與那些本來可以不發生但卻發生了的糟糕的事情緊密相連。

事件本身越重要，反事實思維的強度就越大（Roese & Hur，1997）。那些因一場交通事故而失去愛人或孩子，或者自己的孩子被嬰兒猝死症奪去生命而受痛苦煎熬的人，通常會報告說正在重演這一悲劇而自己卻無能為力（Davis & others，1995，1996）。我的一位朋友在一場與醉酒駕車的司機相撞的事故中失去了妻子、女兒和母親。他說：“那幾個月，我將那天的那場事故在腦海中一遍又一遍地重演。我不斷地重演那一天，試圖改變事情發生的順序以避免那場事故”（Sittser，1994）。

儘管如此，絕大部分人對已做的事情的悔恨比對沒有做的事情的悔恨要小。例如：“我真希望我上大學的時候能夠更嚴肅一些”或者“我應該在爸爸去世之前就告訴他我有多麼愛他”（Gilovich & Medvec，1994；Gilovich & others，2003；Savitsky & others，1997）。（在一項針對成年人的調查中，最常見的悔恨是未能更嚴肅地對待自己的學業。）如果我們敢於更經常地在超出我們感到舒適的範圍外做出反應——去冒險，面對失敗，至少曾經嘗試過，我們是否能夠因此而少些悔恨呢？［儘管如此，人們更經常地為做為而非不做為感到歉意 （Zeelenberg & others，1998）。］

錯覺思維

另一種影響我們日常生活的思維方式是我們試圖在隨機事件中尋找規律，這種傾向會令我們誤入歧途。

錯覺相關

要在沒有相關的地方看到相關很容易。當我們期待發現某種重要的聯繫時，我們很容易會將各隨機事件聯繫起來，從而知覺到一種錯覺相關 （illusory correlation）。沃德和詹金斯（Ward & Jenkins，1965）向人們報告了一個假想的50天造雲試驗的結果。他們告訴被試在這50天中的哪幾天造了雲，哪幾天下了雨。這些信息只是一堆隨機信息的混合，有時造雲之後下了雨，而有時並沒有下。儘管如此，人們仍然確信——與他們對於造雲效應的觀點相一致——他們確實在人造雲和下雨之間發現了相關。

另一些實驗也證實了人們很容易將隨機事件知覺為對自己信念的支持（Crocker，1981；Jennings & others，1982；Trolier & Hamilton，1986）。假如我們相信事件之間存在相關，我們更可能注意並回憶出某些支持性的證據。假如我們相信前兆與事件本身有聯繫，我們就會有意注意並記住前兆和稍後相繼出現的一些事件。我們很少能注意到並記住一直以來不尋常的事件之間其實並無一致關係。假如在我們想起某個朋友之後，恰好他打來電話給我們，我們就會注意並記住這個聯繫。我們並不會去注意一直以來當我們想起某個朋友時並不會接著聽到他打來電話，或者我們接到的並不是我們所想念的朋友打來的電話。

人們不僅僅想看到他們期待的結果，而且還想看到他們想要 的聯繫。在一個實驗中，伯恩德森等人（Berndsen & others，1996）給阿姆斯特丹大學的學生展示虛構的學生言論，其內容為支持或反對在荷蘭大學中將荷蘭語課改為英語課，並且告訴他們這項政策將在獲得最高支持率的大學試點。接下來會讓學生們看到阿姆斯特丹大學和另外一所大學的觀點分佈情況相同。對於有著既定傾向的學生來說，該結果是一種虛假的相關；反對語言轉換的學生更可能將自己所在大學學生的言論知覺為比其他任何一所大學更反對這項政策。

控制錯覺

將隨機事件知覺為有聯繫的傾向往往容易產生一種控制錯覺 （illusion of control）——認為各種隨機事件受自己影響 。這是驅使賭徒不斷賭博的動力，也是令我們其餘的人為許多不可能完成之事努力拼搏的原因。

賭博 　蘭格（Langer，1977）對賭博行為的實驗證實了控制錯覺的存在。與那些由別人分配彩票號碼的人相比，自己抽彩的人，當要求他們出售彩票的時候，其要價是前者的四倍。當和一個笨拙而緊張的人玩隨機遊戲時，他們會比和一個精明而自信的對手玩時下的注要多得多。擲骰子和轉動輪盤都會增加人們的信心（Wohl & Enzle，2002）。通過這些和其他一些方法，50多個實驗都一致發現人們行動時往往認為他們能夠預測並控制隨機事件（Presson & Benassi，1996；Thompson & others，1998）。

對真實生活中賭博行為的觀察驗證了這一實驗發現。擲骰子的人希望擲出小點時出手相對輕柔，而擲出大點時則出手相對較重（Henslin，1967）。賭博產業正是依靠這一賭徒錯覺而興旺發達起來。賭徒一旦賭贏了就歸因於自己的技術或預見力。如果輸了就是“差一點就成了”或者“倒黴”——也可能（對體育賭徒來說）是由於裁判的一個錯誤的判罰或足球的一次奇怪的反彈所致（Gilovich & Douglas，1986）。

股票交易者同樣喜歡由自己選擇和控制股票交易所帶來的“權力加強感”，就好像他們的控制比一個“有效率的市場”做得還要好。一個廣告宣稱網上投資“就是和控制有關的”。唉，控制錯覺導致人們過度自信，同時，在考慮了交易成本後也會給人們帶來經常性的損失（Barber & Odean，2001）。

趨均數迴歸 　特韋爾斯基和卡尼曼（1974）發現了另一條可能產生控制錯覺的路徑：我們沒有認識到趨均數迴歸 （regression toward the average）這一統計學現象。由於測驗分數部分地由於隨機影響而上下波動，所以絕大部分上一次考試得分很高的人下一次的考試分數將稍有下降。因為他們第一次的分數達到了最高值，所以其第二次的分數更可能下降（“迴歸”），趨向其自身的均值而並非將最高值推向更高。（這就是為什麼一個每次作業都完成得很出色的學生，即使並非每次都是最好，也很可能會在課程結束時在班級內成績名列第一的原因。）反過來講，在第一次考試中得分最低的學生很有可能在以後的考試中會提高成績。如果那些得分最低的學生在第一次考試後去老師那裡尋求幫助，當其成績提高時，老師可能會認為自己的輔導是有效的，儘管實際上它並沒起任何作用。

事實上，當事情處於最低谷時，我們會嘗試任何行為，而無論我們嘗試什麼——去看心理治療師，開始一個新的節食-鍛鍊計劃，閱讀一本關於自助的書——都更可能發生改善而非進一步惡化。有時我們會認識到事情不會持續停留在某一個極好或極壞的點上。經驗告訴我們，當所有事情都非常順利時，一定會在什麼方面出點問題。當生活給我們沉重打擊時，我們通常都期望事情會變得好起來。儘管如此，我們還是無法認識到這種迴歸效應。我們經常困惑於為何棒球年度新人的第二個賽季總會相對平庸——是他過於自信了嗎？我們似乎都忘記了異乎尋常的表現總要回歸到正常狀態。

通過模擬運用獎勵和懲罰的結果，沙夫納（Schaffner，1985）演示出控制錯覺可能會怎樣滲透到人們的交往中。他邀請鮑登學院（Bowdoin College）的學生來訓練一個想像中的四年級生“哈羅德”在早晨8:30來到學校。在三週內的每一個上學日，一臺計算機顯示出“哈羅德”到校的時間，通常在8:20～8:40之間。接著學生們選擇一個針對哈羅德的反應，該反應在強烈表揚和批評之間。你可能已經料到了，通常當哈羅德在8:30之前到校時他們會表揚他，而如果哈羅德8:30以後才來，他們會批評他。由於沙夫納編制的使計算機演示到校時間的程序是隨機的，在受批評之後哈羅德的到校時間通常會有所改善（向8:30迴歸）。例如，如果哈羅德8:39分才來到學校，他肯定會被批評，而他隨機選擇的第二天的到校時間很可能會早於8:39，因此，儘管他們的批評不起任何作用 ，絕大部分學生在做完實驗後仍相信自己的批評是有效的。

這個實驗證實了特韋爾斯基和卡尼曼的富有挑戰性的結論：自然就是如此這般運作的，我們經常因為別人受到獎勵而感到自己受懲罰，卻因為懲罰別人而感到自己受獎勵。在現實中，正如每一個學心理學的學生都知道的那樣，對完成某事的積極強化通常更有效並且會有較少的負面效應。

情緒和判斷

社會判斷既包括有效但也容易出錯的信息加工過程，也包括我們的感覺：情緒會影響我們的判斷。我們並不是冷冰冰的計算機，我們是有感情的生物。一些最新的研究通過比較幸福和悲傷的個體揭示出了情緒在多大程度上會影響認知活動（Myers，1993，2000）。不幸的人，尤其是失去了親人或抑鬱病人，傾向於顯得無精打采，社會行為退縮，甚至變得很脆弱。他們也更傾向於自我關注和陷於冥想。只要沒有完全絕望，抑鬱的情緒會激發強烈的思索——尋找那些使個體的生存環境更可以被理解和控制的信息（Weary & Edwards，1994）。

快樂的人正好相反，是異常的精力充沛、果斷、有創造力和合群。與不快樂的人相比，他們更信任他人，更可愛也更有責任心。如果人們在商場購物時獲贈禮品，從而一時覺得心情愉快，那麼在一段時間之後的一個不相關的調查中，他們將報告說自己的車和電視都十分正常——如果你相信他們說的話，你會誤以為他們的車和電視真的比那些沒有獲贈禮物者的更好。

情緒會滲入到我們的思維中。對那些正在享受自己的球隊在世界盃上的勝利的西德人（Schwarz & others，1987）或者剛看完一部溫馨電影的澳大利亞人（Forgans & Moylan，1987）來說，人們似乎個個都是熱心腸，生活簡直好極了。在1990年阿拉巴馬和奧本的一場橄欖球賽後（而非賽前），獲勝的阿拉巴馬球迷與心情鬱悶的奧本球迷相比，前者認為爆發戰爭的可能性更低，潛在的破壞性也更小（Schweitzei & others，1992）。在愉悅情緒的感染下，世界顯得更友好，做決定似乎也很簡單，人們也更樂意回憶那些好消息（Johnson & Tversky，1983；Isen & Means，1983；Stone & Glass，1986）。

而如果心情陰鬱低落的話，思維將會轉向另一條截然不同的軌道。摘下玫瑰色的眼鏡，換上深色的眼鏡。這時，壞心情將會啟動我們對消極事件的記憶（Bower，1987；Johnson & Magaro，1987）。我們的人際關係變質了，我們的自我意像驟然下降，我們對未來的希望變黯淡了，別人的行為看起來似乎更包含惡意了（Brown & Taylor，1986；Mayer & Salovey，1987）。

新南威爾士大學的社會心理學家約瑟夫·福格斯（Joseph Forgas）被抑鬱者的“記憶和判斷跟隨情緒色調而變化”現象所震驚。為了解釋這種“情緒浸入”，他開始做實驗。想像你自己正在這樣一個實驗當中。通過催眠，福格斯與其同事（1984）引發你愉悅或抑鬱的心情，然後讓你看一盤你與別人談話的錄像帶（前一天製作）。如果你正處於快樂的情緒中，你會對自己看到的感到十分滿意，並且能從中證實自己的自信、興趣和社會技能。如果你被置入了糟糕的情緒中，同一盤錄像帶好像揭示出的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你——總是那麼拘謹、緊張和口齒不清（圖3-7）。考慮到你的情緒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你的判斷，所以在實驗結束前，研究者將把你喚回到歡樂的情緒下，你將為事情變得光明而感到安心。令人驚奇的是，羅斯和弗萊徹（Ross & Fletcher，1985）指出，我們並不將這種認知的轉變歸因於情緒的改變，而寧可相信世界確實看起來不同了。

暫時性的好或壞情緒會強烈地影響人們對錄像帶中自己行為的評價。那些在壞情緒下的個體發現自己的積極行為明顯少得多。

我們的情緒部分地是通過將與其相關的經驗帶入頭腦來給我們的所見所聞著色。在糟糕的情緒下，我們的思維也更抑鬱。與情緒有關的思維可能會將我們從對其他事情的複雜思維引開。因此，當某種情緒被喚起——生氣或好心情，我們似乎更可能在倉促間做決定或者根據刻板印象來評價別人（Bodenhausen & others，1994；Paulhus & Lim，1994）。（除此之外，為什麼要冒事後大動感情的風險去深入地思考一些事情，例如戰爭爆發的可能性？）

情緒對簡單、“自動化”的思維的影響比對複雜、“有意控制”的思維要小（Hartlage & others，1993）。因此，福格斯在1993年就注意到，當我們評價與眾不同的人而非普通人、解釋複雜而非簡單的人際衝突時，我們的思維更可能受到情緒的影響。我們思考得越多，思維就越會受情緒的浸染。

小結

心理學研究者一直以來都在探索大腦信息加工方面的驚人能力。我們在自動、有效和直覺思維方面擁有巨大的能力。我們的認知效率儘管在通常情況下適應良好，但偶爾也會以出錯為代價。既然一般情況下我們意識不到這些進入我們頭腦中的錯誤，那麼明確我們形成並維持錯誤觀念的途徑——“非理性的原因”——對我們就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我們經常高估自己的判斷。這種過度自信現象部分來源於我們更容易描繪自己正確而非錯誤的緣由。另外，人們更有可能去尋找那些支持而非否定自己的信息。

其次，當別人給我們提供很有說服力的軼聞或甚至是毫無價值的信息時，我們經常會忽視有用的基準信息。部分原因是由於我們更容易回憶起（易得性）生動的信息。

第三，我們經常在相關錯覺和個人控制之間搖擺。在不存在相關的地方知覺到相關（錯覺相關）和認為自己可以預測並控制隨機事件（控制錯覺）聽起來很誘人。

最後，情緒會影響判斷。好的和壞的情緒會激起個體對與之相關的經歷的回憶。情緒會給我們對當前經歷的解釋著色。通過分散我們的注意力，情緒還會影響我們做判斷時思考的深度和效率。

我們的信念傾向於自我實現嗎

在考慮過我們如何解釋和評價別人——高效、適應但有時會出錯——最後讓我們來思考我們的社會判斷結果。我們的社會信念起作用嗎？它們會改變現實嗎？

我們的社會信念和判斷是起作用的，因為它們確實起一定的影響作用。它們會影響我們的感覺和行動，並通過這樣做改變自己的現實。當觀念引導我們以證實自己的方式行動時，這就成為社會學家羅伯特·默頓（Robert Merton）所說的自我實現預言 （self-fulfilling prophecies）——錯誤的自我實現信念。默頓指出，如果人們相信銀行即將倒閉，紛紛排隊去提款，他們錯誤的直覺便可以創造出事實。如果人們相信股票會上漲那麼它們可能真的會上漲（參看“聚焦：股市的自我實現心理學”）。

在一個著名的關於“實驗者偏見”的研究中，羅伯特·羅森塔爾（Rosenthal，1985）發現研究中的被試會堅持等候他們期待結果的出現。在一個研究中，研究者要求被試判斷照片中出現的不同人的成功。研究者給所有被試讀相同的指導語，並給他們看同樣的照片。儘管如此，那些被引導期望做出較高評價的研究者比那些認為被試會把照片中的人看做失敗者的研究者獲得的評價更高。更為令人吃驚且富有爭議的是，報告指出老師對學生的信念會產生類似的自我實現的預言。如果老師相信一個學生數學很好，他/她會真的做得很好嗎？讓我們來檢驗一下。

老師的期望與學生的表現

老師確實對一部分學生的期望比對其他學生更高。如果你在學校有一個成績比你好的兄弟或姐妹，如果你獲得老師諸如“很有才華”或“學習能力不足”這樣的評語，或者被認為是“能力很高”的或“能力一般”的學生，那麼你可能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可能和老師在辦公室的談話帶給你超出自己實際水平的名聲，也可能你的新老師仔細翻閱了你的學籍檔案或發現了你的家庭有較高的社會地位，老師的這種期望會影響學生的表現嗎？很顯然老師的評價和學生的成績的確有相關：老師對那些做得好的學生的評價也高。那主要是由於老師準確地知覺到了學生的能力和成就（Jussim & others，1996；Smith & others，1998，1999；Trouilloud & others，2002）。

但是老師的評價是否真的是學生行為的原因 而不僅僅是結果呢？威廉·卡拉諾和菲莉絲·梅隆（Crano & Mellon，1978）對4300名英國學齡兒童做的一項相關研究給出了肯定的答案。並不僅僅是良好的表現會伴隨老師的更高評價，相反的過程也同樣存在。

我們能用實驗的方法檢驗這種“教師期望效應”嗎？假如我們有意讓老師產生這樣的印象，達娜、薩莉、託德和曼紐爾——四個隨機選擇的學生——能力超常。老師是否會給這四個學生特殊的關照，引導他們做出更好的行為表現？在一個著名的研究中，羅森塔爾和雅各布森（Rosenthal & Jacobson，1968）的確發現了這個現象。從舊金山的一所小學中隨機選擇幾名被試並告訴他們智力超常，而這些人真的在隨後的IQ測驗中出現了飛躍。

聚焦　股市的自我實現心理學

1981年1月6日的晚上，佛羅里達一個著名的投資顧問約瑟夫·格蘭維爾拍電報給他的客戶：“股價將暴跌，明天拋出。”格蘭維爾的話不久就傳開了，1月7日成為紐約股市交易所建市以來交易量最大的一天。所有人都說，市值損失了400億美元。

在大約半個世紀之前，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將這樣的股市心理學比作當時由倫敦報界舉辦的選美競賽。為了獲得勝利，一份報紙必須在一百張面孔中選出六張，這六張同時也要被其他參賽報紙選中最多次數。因此，正如凱恩斯所寫的那樣：“每一個參賽者都不是要選出他自己認為最漂亮的面孔，而是要選出那些最可能滿足其他參賽者偏好的面孔。

同樣投資者不是要試圖選出滿足自己偏好的股票，而是選擇滿足其他投資者偏好的股票。這個遊戲的名稱叫做預測他人的行為。正如華爾街一位基金經理的解釋：“你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格蘭維爾的觀點，但那根本不是關鍵所在。”如果你認為他的建議會使其他人賣出，那麼你會想在股價下跌更多之前儘快出手。如果你預測別人會買進，你現在就會快速買進以趕上股價的上漲。

股市的自我實現心理學在1987年10月19日星期一表現到了極點，此時道瓊斯工業股票指數下跌了20%。在這個大跌的過程中，媒體和各種謠言比較關注對這一壞消息的解釋。一旦報道出來，解釋性的新聞故事可能會進一步降低人們的預期，使正在下降的價格跌得更低。當然這個過程也可以完全反過來，即在股價上漲時進一步強化這一好消息。

在2000年4月，動搖的技術股市再次驗證了自我實現心理學，現在被稱為“動力投資。”在連續兩年熱情高漲地買進股票後（因為股價在上漲），人們開始瘋狂地拋售（因為股價正在下跌）。經濟學家羅伯特·席勒（Robert Schiller）指出，股市如此瘋狂地搖擺——“非理性繁榮”之後緊跟著暴跌——主要是自我造成的。

這個引人注目的結果好像顯示出學校中“差生”的問題可能折射出老師對他們較低的期望。這個發現很快在國家媒體上公佈於眾，同時也進入了許多大學的心理學和教育學的教材。進一步的分析揭示出這種“教師期望效應”並不像最初的研究那樣有說服力和可靠。事實上，後來發現這些研究“異常難以重複驗證”（Spitz，1999）。根據羅森塔爾的統計，在500個左右發表的研究中只有五分之二確實可以驗證期望顯著地影響行為（Rosenthal，1991，2002）。但是較低的期望並不會毀掉一個有能力的孩子，同樣較高的期望也不會魔術般地將一個學習吃力的孩子變成在畢業典禮上致告別詞的畢業生代表。人類的天性不是如此易變的。

較高的期望確實會影響成就低的人，對他們來說老師的正面態度可能是一縷帶來希望的清新空氣（Madon & others，1997）。期望是如何傳達的呢？羅森塔爾和其他研究者指出，老師對那些“潛力較高的學生”施以更多的關注、微笑和點頭。老師也有可能花更多的時間教導這些有才華的學生，給他們設定更高的目標，更多地對他們家訪，並給他們更多的時間回答問題（Cooper，1983；Harris & Rosenthal，1985，1986；Jussim，1986）。

在一個研究中，巴巴德等人（Babad，Bernieri，& Rosenthal，1991）錄製了一段老師與學生談話或者談論學生的錄像，老師看不到這些學生，老師對這些學生報以較高或較低的期望。一段隨機10秒的有關老師聲音或面孔的畫面已經足以告訴觀眾們——既有兒童也有成人——這是一個出色的學生還是一般的學生以及老師在多大程度上喜歡這個學生。（你看到的完全正確，只需要10秒。）儘管老師認為他們能夠掩飾自己的感情，但是學生卻對老師的面部表情和肢體動作非常敏感（圖3-8）。

教師的期望會變成自我實現預言。

看完關於老師對學生期望的實驗讓我也很想知道學生 對老師的期望效應情況。毫無疑問在課程開始之前你就已經聽說了“史密斯教授很有趣”和“約翰教授是一個乏味的傢伙”。費爾德曼等人發現（Feldman & Prohaska，1979；Feldman & Theiss，1982），這樣的期望對學生和老師都有影響。在一個學習實驗中，那些期望自己被一個出色的老師所教的學生比對老師期望較低的學生覺得老師更出色和有趣。此外，學生實際上學到的東西也更多。在一個後繼實驗中，費爾德曼和普羅哈斯卡錄製了一些老師的錄像並且讓觀看者評價他們的表現。當給某個老師分派的學生通過非言語行為傳達出積極的期望時，該老師被評價為最有能力。

為了看一看是否在實際的課堂上也存在這種效應，一個由戴維·賈米森（Jamieson，1987）領導的研究小組對安大略省的四個高中班進行了實驗研究，這四個班的一門課程由一位新調來的老師來教授。在個人訪談中，他們告訴其中兩個班的學生其他所有學生和研究者都對這位新老師評價很高。研究發現，與對照班級相比，被賦予了更好期望的學生在上課時聽得更專心。在學期末，他們也獲得了更好的成績並評價老師講得更清楚。看起來，一個班裡的學生對老師的態度和老師對學生的態度同樣重要。

從他人那裡獲得我們的期望

雖然我們可以比較準確地測量研究者和教師的期望，而且偶爾這種期望會表現為自我實現預言。但這種效應的可推廣程度如何？我們能從別人那裡獲得我們的期望嗎？研究表明自我實現的預言在工作情境中（擁有較高或較低期望的經理）、法庭上（指導陪審團的法官）和模擬的警務情境中（認為嫌疑犯有罪或無辜的審訊者）也同樣存在（Kassin & others，2003；Rosenthal，2003）。

自我實現的預言會影響我們的人際關係嗎？要對我們懷有消極預期的人表現得友好並引起他們的善意回應是需要時間的，這種迴應會證偽 我們的預期。但在社會互動中另一個更為普遍的發現是：是的，我們確實可以在某種程度上獲得我們預期的結果（Olson & others，1996）。

在實驗室遊戲中，敵意幾乎總是招致敵意：那些將對手知覺為不合作的人很容易變得不合作（Kelley & Stahelski，1970）。在有衝突的地方，會存在許多自我驗證的錯誤信念。如果每一個團體都將其他團體知覺為攻擊性的、怨恨的和報復性的，那會招致其他團體表現出這樣的行為以進行自我防衛，從而形成一個不間斷的惡性循環。我猜想妻子心情很差還是心情舒暢而可愛會影響我對她的行為方式，從而引發她的某些行為以驗證我的信念。

那麼當伴侶理想化對方時是否更容易保持親密關係呢？對伴侶品質的積極錯覺會導致其自我實現？還是他們更經常表現出自我挫敗，一次次地製造自己無法實現並最終會破滅的期望？桑德拉·默裡等人（Murray & others，1996，2000）對滑鐵盧大學戀人進行追蹤研究，發現對伴侶積極的理想是好的預兆。理想化有助於減緩衝突，保持滿意度，將自我知覺的青蛙變為王子和公主。當某人真愛並崇拜我們時，這有助於我們成為他或她想像中的那個人。愛有助於創造出想像中的真實。

在夫妻之間同樣如此，那些擔心伴侶不愛和不接受自己的人將微小的傷害解釋為拒絕，導致他們貶損並疏遠伴侶。那些對伴侶的愛和接受抱有信心的人表現出較少的自我保護，與伴侶的關係也更親密（Murray & others，2003）。愛的確有助於創造出想像中的真實。

馬克·斯奈德（Snyder，1984）在明尼蘇達大學進行的一系列實驗揭示出，一旦形成錯誤的社會信念，就可能引發他人做出某些行為反應以支持這些信念，這種現象叫做行為確證 （behavioral confirmation）。在一個經典的實驗中，斯奈德等人（Snyder，Tanke，& Berscheid，1977）讓男學生和他們認為有吸引力和沒有吸引力的女性通電話（通過給他們呈現一張圖片）。對根據通話過程中女性聲音的分析假想為有吸引力的女性比假想為無吸引力的女性，男學生與之交談時要熱情得多。男性錯誤的信念會引導他們的行動，形成符合他們認為美麗的女人會悅人心意的刻板印象，從而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

當人們與抱有錯誤信念的同伴交往時也會發生行為確證現象。那些被別人認為孤獨的人表現出更少的社會化行為（Rotenberg & others，2002），被認為大男子主義的男性對女性表現出更少的親善行為（Pinel，2002），被認為熱情的面試者會表現得更熱情。

當我們認為他人為我們所吸引時，也會出現這種行為確證現象。將你自己想像為羅伯特·裡奇和傑夫瑞·雷伯（Ridge & Reber，2002）最近所做的一個實驗中的60名年輕男性或60名年輕女性中的一位。每一位男性都將見到一位女性並評估她在多大程度上適合教師的職位。在做這些之前，要告訴他對方被他吸引（根據他對自陳問卷的回答）或未被吸引（想像一下你被告知那個將要見面的人很想了解你，和你約會，或者對你一點興趣也沒有）。結果確實存在行為確證：應聘者認為感覺到了一種表現出更多輕佻的吸引（並且根本沒有意識到這一點）。裡奇和雷伯認為這一過程可能是性騷擾的根源之一。如果一位女性的行為看起來好像在確證一位男性的信念，他可能接著逐步將他的追求升級，直到足夠明顯使那位女性覺察並將這些行為解釋為不恰當或騷擾。

期望也會影響兒童的行為。在觀察了三個教室的垃圾量之後，理查德·米勒等人（Miller & others，1975）讓老師和其他人反覆在某一個班級講教室應該保持整潔和乾淨。這一行為使廢紙簍的垃圾量增加了15%～45%，但這只是暫時的。另一個班級，同樣只將15%的垃圾放進了廢紙簍，對這一行為進行反覆的表揚，稱讚他們保持很整潔和乾淨。連續表揚8天，在兩週後，這些兒童將80%的垃圾放進了廢紙簍，符合了老師對他們的期望。反覆告訴兒童們他們刻苦努力和真誠善良（而不是懶惰和自私），接著他們可能真的這樣行事。

這些實驗有助於我們理解社會信念，例如對殘疾人或某一種族或某一性別的人的刻板印象，如何促使個體進行自我確證。我們幫助建構我們的社會現實。別人怎樣對待我們可以反映出我們和別人怎樣對待他們。

像任何一種社會現象一樣，確證他人期望的傾向確實有其侷限性。期望常可以預測行為僅僅是因為它們很準確（Jussim，1993）。並且，如果個體預先被告知別人對他的期望，則可能引發他做出行動去克服它（Hilton & Darley，1985；Swann，1987）。假如查克知道珍妮認為他是一個愚蠢的傢伙，他肯定會去證明她的印象是錯的。假如珍妮知道查克認為她對人冷淡，她可能會主動地去反駁他的想法。

威廉·斯旺和羅賓·埃利（Swann & Ely，1984）報告了一種我們可能不會確證他人期望的例外情況：當他的期望與我們清晰的自我概念相矛盾時。例如，斯旺和埃利發現，假如一個相當外向的人被一個認為她很內向的人所採訪，這時採訪者的態度而非被採訪者的行為會發生變化。與此相反，對自己並不確定的受訪者會更經常地去迎合採訪者的期望。

個體對於自我的信念也存在自我實現。在一系列實驗中，斯蒂文·舍曼（Sherman，1980）發現人們通常會實現他們對自己行為的預測。當打電話要求布盧明頓和印第安那的居民為美國一個癌症團體做3小時駕駛志願服務時，只有4%的人同意這樣做。當打電話要求一個由其他居民組成的對照組預測如果自己接到這樣的一個請求將如何反應時，幾乎一半的人預測他們會提供幫助——並且當癌症團體和他們聯繫時，大部分人確實答應這樣做。在特定的情境中，當我們闡釋自己行動計劃時，我們似乎更可能會那樣做。

小結

我們的信念有時會產生重要的作用。通常，我們對別人的信念是建立在現實的基礎之上。但是對研究者偏見和教師期望的研究顯示，認為某些人的能力超常（或能力不足）的錯誤信念會引導教師和研究者給予那些人特別的關照。這可能會引發他們做出更出色（或平庸）的表現，並且因此看起來似乎會確證一個實際上錯誤的假定。與此相類似，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經常會獲得對自己期望的行為確證。

結論

社會認知研究揭示出我們的信息加工能力的確有很高的效率和適應性（“具有上帝的理解力！”莎士比亞筆下的哈姆雷特驚呼），然而卻難以避免可預測性的錯誤和誤判（“頭腦裡裝滿了稻草”，艾略特說）。那麼從這種研究中我們可以學到什麼實用性的知識和對人類本性的洞見呢？

我們已經回顧了人們有時相信那些不正確的信念的原因。我們很難對這些實驗置之不理：因為其中的大部分被試是高智商人群，而且通常是頂尖大學的學生。除此以外，為保證他們做出正確的回答，即使用報酬激勵被試以最理想化的方式思考，仍然存在某些偏見和扭曲。正如斯洛維克指出，這類錯覺“有一種持久的性質，與知覺錯覺並無不同”（Slovic，1972）。

社會認知心理學的研究因此可以映照出文學、哲學和宗教等領域對人性的各種不同的反思。許多心理學研究者花費畢生的心血去探索人類心理的神祕力量。我們足夠聰明去破解自身的遺傳密碼，發明可以與人對話的電腦，以及將人類送上月球。為人類理性而三次歡呼。

兩次歡呼是因為對於高效判斷的偏向使我們的直覺難以避免誤判。我們相當容易形成和保持錯誤信念。我們容易受先入之見和過度自信引導，被鮮活的軼聞、甚至不可能存在的虛假相關和控制所說服，我們建構起自己的社會信念並繼而影響他人去確證它們。正如小說家馬德琳·恩格爾所言：“裸露的智力是一件十分不準確的工具。”

但是，這些實驗是否僅僅是在倒黴的被試頭上玩弄的把戲，使他們看起來比實際上更糟糕？尼斯比特和羅斯（Nisbett & Ross，1980）主張，實驗程序高估了我們的直覺能力。實驗通常給被試呈現清楚的證據，並告知他們要對其認知能力進行測驗。生活從不會告訴我們：“這裡有一些證據，下面請將你的智力調整到最佳狀態來回答這些問題。”

通常我們的日常失誤無關緊要，但也並不總是如此。錯誤的映像、解釋和信念有時會產生嚴重的後果。當我們要做出重大的社會判斷時，有時甚至很小的偏見就可以造成相當大的社會效應：為什麼如此多的人無家可歸？遭遇不幸？行凶殺人？我的朋友喜歡的是我本人還是我的錢？認知偏見甚至會潛入到複雜的科學思維。自從舊約的作者提出“沒有人能夠看出自己的錯誤”以來，人類的天性在過去三千年中幾乎沒有什麼改變。

為避免得出所有的信念都是荒謬的偏激結論，我趕緊平衡一下自己的描述。對我們思維不完美性的出色分析本身就是對人類智慧的一大貢獻（假如有人爭論說人類的所有思維都是錯覺，那麼該斷言必然是自相矛盾的，因為這句話本身也是一個錯覺。用邏輯語言可以這樣表述：“所有的概括都是錯誤的，這一個也不例外。”）

正如醫學假設任何器官都具有一定的功能一樣，行為學家發現，假設我們的思維和行為模式在通常情況下是具有適應性的似乎很有用（Funder，1987；Kruglanski & Ajzen，1983；Swann，1984）。某些思維規則會令人們產生錯誤信念，而且導致了直覺思維中的缺陷，而它們在人類生活中卻運轉得很好。通常情況下，這些錯誤是我們對複雜信息進行簡化加工的心理捷徑的副產品。

諾貝爾獎獲得者心理學家赫伯特·西蒙（Simon，1957）第一次提出了人類理性的有限性。西蒙指出，為了應對現實，我們會簡化思維過程。設想一盤國際象棋遊戲的複雜性：其中可能的局數比整個宇宙中的粒子數還要多。那麼我們應該如何應對呢？我們可能會採用某些簡化的規則——直覺。這些直覺有時會使我們誤入歧途，但是它們確實可以幫我們做出高效而迅速的決定。

錯覺思維同樣可以產生於有利於我們生存的直覺。直覺以許多方式“使我們更聰明”（Gigerenzer & Todd，1999）。相信我們具有控制事件的能力有助於我們保持希望和努力。如果事情有時可以控制而有時卻無法控制，我們會通過積極的思維將成果最大化。看來樂觀主義是有益的。在某種程度上我們甚至可以說信念像科學理論——雖然有時會出錯但總的說來卻十分有用。正如社會心理學家蘇珊·菲斯克（Fiske，1992）所說，“思維是為了行動。”

當我們一直在試圖改進某種理論時，難道我們不能同樣試圖減少這種錯誤的社會思維嗎？在學校中，數學老師可以一直教學、教學、教學，直到大腦最終被訓練成可以自動而準確地加工數字信息。我們假定這種能力並非來自先天；否則，我們為什麼還為這許多年的訓練而煩惱呢？心理學研究者道斯（Dawes，1980）——他為一個接一個的研究所揭示出的人們在意識層面加工信息、尤其是社會信息的加工能力十分有限而感到沮喪——建議我們同樣應該教授、教授、教授自己如何加工社會信息。

尼斯比特和羅斯（1980）認為教育確實可以減少我們犯特定類型錯誤的可能性。他們建議：

• 我們可以訓練人們在其自身的社會直覺中識別錯誤的可能來源。

• 我們專門設計有關邏輯和社會判斷的日常問題的統計學課程。受過這樣的訓練之後，人們確實能夠更好地對日常事件進行推理 （Lehman & others，1988；Nisbett & others，1987）。

• 我們列舉日常生活中大量豐富而具體生動的趣事和例證來進行教學，其效果會更為明顯。

• 我們以令人印象深刻且實用性的話語進行講授，例如：“這是個經驗方面的問題。”或者“你可以用統計數字編造，但選擇一個有代表性的樣本似乎可以更好地做到這一點。”

聚焦　記者的思維方式：新聞製作中的認知偏見

“那就是這樣，”CBS的新聞節目主持人在每次播報後都如此總結。這就是新聞的理想——呈現事實的本來面目。《華爾街日報》記者手冊十分清楚地闡明瞭這一理想：“一個記者永遠不能固守於自己的先入之見，費盡心力地尋找幾乎不可能存在的證據，忽略矛盾的事實……事件而非個人的先入之見才應該構成事件的本來面目”（Blundell，1986，p.25）。

我們可能會期望它是如此。但記者也是人，印第安那大學新聞學教授斯托金（Holly Stocking）和紐約心理學家兼律師格羅斯（Paget Gross）在其《記者的思維方式》一書中總結道，記者像外行人和科學家一樣“建構現實”。在這一章中涉及到的認知偏見因此在如下6個方面影響著新聞製作。

1. 先入之見可能會影響解釋 。記者通常“緊跟某個觀點”，這會影響其對信息的解釋。一名記者如果一開始便認為無家可歸反映出這部分人的心理健康存在問題，那麼他可能在解釋模糊信息的同時忽略其他複雜的因素。

2. 確證偏見可能引導他們趨向能確證自己先入之見的信息來源和問題 。由於希望報道放射物洩漏會導致新生兒殘疾這樣的新聞故事，記者可能去採訪某個同意這一觀點的人，並且接著採訪由第一個人推薦的其他人。

3. 堅定不移的信念可能會以懷疑的面目支持先入之見 。當“貪婪的”伊萬·伯斯基在1987年華爾街內部交易醜聞中等待宣判時，他一直在尋找志願者工作，這似乎是“很多白領詐騙犯企圖給法官留下深刻印象的慣用伎倆，”一個記者輕蔑地說。而另一方面，一名因說謊而被捕的政治家，假如受人尊敬的話，便被報道為“被迷惑”或者“忘記了”。

4. 生動的軼聞趣事看起來可能比統計信息提供更多的信息 。像他們的讀者一樣，記者可能更容易被有關超感知覺的生動故事和其他心理現象而非客觀真實的研究所打動。他們可能更容易被新的治療方法治癒了某個患者而非該療法成功率的統計信息所吸引。在一場空難之後，他們可能描述“現代空中旅行存在令人恐懼的危險因素”，而毫不關注它實際的安全記錄。

5. 實際上並不存在相關的事件可能看起來具有相關性 。在缺乏有說服力證據的情況下，一個令人震驚的偶發事件——講述了三位少數族裔的田徑選手存在服藥問題——可能會引導記者在種族和藥物使用之間建立聯繫。

6. 事後聰明使事後分析變得非常容易 。卡特總統試圖營救伊朗大使館中美國人質的失敗行為“從一開始便受到了詛咒”，記者們在得知這一失敗事件後 如此說。在事實發生之後，最終被證明很糟糕的決定似乎看起來格外 愚蠢。

斯托金和格羅斯猜測，確實所有的信息都需要記者和編輯進行快速加工，那麼他們應該如何避免在這一過程中滲入人類思維中的錯覺思維傾向呢？但從積極的一面來看，這些偏見的暴露可能提醒記者注意那些減少這種偏見的方法——考慮相反的結論，尋找信息來源並提出可能反駁自己觀點的問題，或者首先尋找統計信息，然後尋找有代表性的事實，或者牢記善意的人在做出決定時不摻雜自己對結果的預期認識。

小結

對社會信念和判斷的研究揭示出：我們怎樣形成和維持通常運作得很好但有時會令我們誤入歧途的信念。正如視錯覺是幫助我們組織感覺信息的認知機制的副產品一樣，我們的錯誤判斷也是運作得很好的思維策略（直覺）的副產品。但是它們依然是錯誤，會扭曲我們對現實的知覺並削弱我們對別人的判斷。因此社會心理學同時關注社會思維的優勢和不足。

個人後記：反思直覺的力量和侷限性

對驕傲和錯誤的研究是否會令人感覺不快？的確我們不但承認人類具有某些侷限性這一確定的事實，而且贊同人類並不僅僅是機器這一更深一層的訊息。我們的主觀體驗是構成人性的材料——我們的藝術和音樂，我們對友誼和戀愛的享受，我們的神祕性和宗教體驗。

那些研究錯覺思維的認知和社會心理學家並不是要使我們成為毫無感情的邏輯機器。他們知道情感可以豐富人們的體驗和直覺，而且它還是創造性想法的一個重要來源。儘管如此，他們的發現卻可以提醒人們，我們容易犯錯誤，這也正好說明我們接受嚴格思維訓練的必要性。諾曼·卡曾斯（Norman Cousins）將其稱為：“關於學習的最大真理：其目的是開啟人們的頭腦並將它發展為思維的器官——概念思維、分析思維、序列思維。”

對社會判斷中的錯誤和錯覺的研究提醒我們去“判斷不”——帶著少許謙遜，牢記我們出現錯誤判斷的可能性。它同樣鼓勵我們不被那些看不到自己的偏見和錯誤的人的自大嚇住。我們人類是一種了不起的智慧和錯誤的混合生物，具有高貴的自尊，但並不是神。

這種對人類能力的自謙和懷疑是科學和宗教的核心所在。許多現代科學的奠基者是宗教信徒，他們虔誠地在自然和對人類能力的懷疑面前保持謙卑的態度也就不足為奇了（Hooykaas，1972；Merton，1938）。科學同樣包括直覺和嚴格檢驗的互相影響。從錯覺中尋找現實需要開放的好奇心和冷靜的頭腦。這種觀點被證明是對待生活的正確態度：批判而不憤世嫉俗，好奇而不受矇蔽，開放而不被操縱。

你的觀點是什麼

在閱讀本章時，你是否對人類行為產生某種假設或直覺？可能你會回想起自己或你知道的某人曾經置身其中的情境。那次經驗是否告訴你別人解釋自己所處情境的方式？是否告訴你別人如何判斷評價他人？現在，請你設計一個研究去檢驗你的假設。換句話說，在你擁有的關於人類的假設（理論）的基礎上設計一個研究——運用你自己的經驗。

聯繫社會

這一章建立在李·羅斯（Lee Ross）提出的基本歸因錯誤理論的基礎之上，這是一個你在以後的章節中會不斷看到的概念。例如，我們怎麼解釋少數民族的行為（第9章：偏見）？什麼樣的錯誤知覺會導致衝突（第13章：衝突與和解）？當你在閱讀以後的章節時，不妨留意一下基本歸因錯誤，並看看人們是怎樣解釋他人行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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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譯者注：班布里奇島從西雅圖橫穿普吉灣（Puget Sound）。瑪麗是被伊麗莎白一世下令砍頭的。儘管非洲的陸地面積是歐洲的兩倍還多，但歐洲的海岸線更長。（歐洲的海岸線更加曲折，擁有許許多多的海港和水灣，這樣的地理條件使歐洲在海上貿易中佔有重要的地位。）

[2] 譯者注：此處的直覺英文原文為heuristics，而第78頁所提及的直覺英文原文為intuition，從文中論述來看，heuristics的意思與直覺很相似，譯為直覺比譯為啟發法更便於讀者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