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3 Jay Barney 戰略管理 獲取持續競爭優勢 v4
15.1.8 國際化戰略中的金融和政治風險
毫無疑問，對尋求國際化戰略的企業來說，實現表15-1所列的範圍經濟是其經濟價值的來源。然而，國際化戰略的本質就是極具風險的，因而不可能實現所有的範圍經濟。除了具體實施的問題外（將在本章的後面討論），金融環境和政治事件都會顯著降低國際化戰略的價值。
1.金融風險：匯率波動和通貨膨脹
當企業開始實施國際化戰略時，它們就面臨金融風險，這在單個國內市場並不明顯。特別是，匯率的波動會顯著影響企業國際化投資的價值。在匯率波動下，原本虧損的投資開始獲利（好消息），原本贏利的投資開始虧損（壞消息）。除了匯率波動外，各國家不同的通貨膨脹率也要求企業採取不同的管理方法、經營戰略和會計實務。當然，企業一旦開展國際化業務，這些金融風險都足以令人畏懼。
幸運的是，企業現在可通過各種金融工具和戰略來規避絕大多數風險。貨幣市場的發展以及在高通貨膨脹國家經營經驗的積累大大降低了實施國際化戰略企業的金融風險。當然，這些金融工具和積累的經驗並不會自動為企業帶來收益。實施國際化戰略的企業必須形成管理這些金融風險的資源和能力。此外，當企業進入國外市場時，規避戰略並不能降低企業的業務風險。例如，國外市場的消費者就是不想購買企業的產品或服務，這種情況下，企業就無法實現範圍經濟。同時，金融戰略無法管理企業實施國際化戰略時遇到的政治風險。
2.政治風險
政治環境是所有戰略決策都需要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政治遊戲規則的改變會增加某些環境威脅、降低其他威脅，進而改變企業資源和能力的價值。因此，政治環境會給尋求國際化戰略的企業帶來更多問題。
政治風險類型 政治能夠從微觀和宏觀兩個層面影響企業國際化戰略的價值。在宏觀層面，國家政治形勢的廣泛變革會改變投資價值。例如，二戰以後，許多中東國家的國民政府執政。這些政府對位於該國的石油和天然氣企業的資產徵收很少或不徵收補償金。當伊朗國王被推翻，智利新政府當選，安哥拉、埃塞俄比亞、委內瑞拉、玻利維亞的新政府上臺時，這些國家都沒收了國外企業資產。42
在一些國家，政治動盪和隨之而來的風險關乎國際化企業的生死。例如，盛產石油的尼日利亞。自從1960年獨立，尼日利亞經歷了幾次成功政變，1次內戰，2屆國民政府和6屆軍事政權。43對在尼日利亞開展業務活動的企業來說，謹慎的做法就是期待本屆政府能進行相應的變革和計劃。
政治風險評估 對實施全球化戰略的企業來說，現在已經有各種方法能系統地評估政治風險。這些方法在細節上有所不同，國際國家風險指南中所運用的標準被廣泛採納，該指南由PSR集團開發，見表15-4。在該方法中，政治風險是12項因素的函數，從政府穩定性到官僚組織特性。一個國家在這些維度上得分越高，說明在該國實施國際化戰略的政治風險越低。例如，2009年，海地具有很高的政治風險（42.5分），在社會經濟條件（0/12）、腐敗（1/6）和官僚組織特性（0/4）方面的得分都非常低。芬蘭的政治風險最低（92分），在投資概括（12/12）、腐敗（6/6）、軍事政治（6/6）、宗教緊張程度方面得分很高。美國的政治風險接近芬蘭，總分為82.5。[1]
政治風險管理 不同於金融風險，國際化戰略中政治風險管理工具相對較少。顯然，選擇之一就是在政治風險低的國家尋求國際化機遇。然而，重大的商業機遇往往存在於政治風險很高的國家。此外，企業也可以限制它們在政治風險環境中的投資。不過，制約性投資並不能使企業在該國業務中充分實現範圍經濟的優勢。
政治風險管理的另一個方法就是把政治風險的每個決定因素（見表15-4）看成企業進入該國市場的一個談判點。在許多情況下，企業試圖進入國外市場的收益與企業在已有市場中的業務收益一樣多。有時，國際化企業可以利用討價還價能力對準入條件進行談判，這樣能減少甚至消除一些國家政治風險來源。當然，無論企業在准入條件的談判中技能有多嫻熟，政府變革或法律的改變會立馬否認任何協議。
政治風險管理的最後一個方法就是把風險轉變為機遇。斯倫貝謝成功地運用了這一方式。斯倫貝謝是一家國際石油服務企業，在紐約、巴黎和加勒比地區都設有總部，是一家真正的國際化公司。斯倫貝謝管理者在與發展中國家的互動中，採取嚴格中立的政策。正是由於這個政策，斯倫貝謝能夠避免政治糾紛，並且能夠在被許多企業認為政治風險很大的地區開展業務。換句話說，斯倫貝謝已經在政治風險管理中形成了有價值的、稀缺的和難以模仿的資源和能力，並運用這些資源為企業帶來高水平的經濟績效。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