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 Mishkin 貨幣金融學 v2
8.6.2 總結
金融市場中存在的信息不對稱導致了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從而影響了市場的有效運行。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包括：由私人來生產和銷售信息，旨在增加金融市場信息的政府監管、債務合約中抵押品和淨值的重要作用，以及使用監督措施和限制性條款等。從我們的分析中可以得到一個關鍵結論：諸如股票和債券等可流通證券所存在的搭便車問題，意味著金融中介機構尤其是銀行在企業融資活動中發揮了比證券市場更為重要的作用。對於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的經濟分析，有助於解釋金融市場的基本特徵，也解釋了本章開篇所提到的八個金融結構謎團。
應用8-1 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
近期的相關研究發現，導致某些發展中國家和俄羅斯等轉軌國家的經濟增長處於較低水平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這些國家的金融體系處於欠發達狀態（即“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狀態）。[1]對於金融結構的經濟分析有助於解釋欠發達的金融體系會導致經濟發展水平低下和經濟增長緩慢的原因。
發展中國家和轉軌國家的金融體系面臨著諸多困難，導致其無法有效地運行。如前所述，有助於解決信貸市場中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的兩種重要方法是抵押品和限制性條款。由於某些發展中國家的產權體系（法治體系、對於政府徵用行為的限制以及一些腐敗現象）效率低下，導致它們難以有效地使用這兩種方法。在這些國家中，破產過程通常極度冗長、煩瑣。例如，在許多國家中，貸款者（債權的所有者）必須首先對違約的負債者未清償款項提起訴訟，這一過程也許會持續數年。如果獲得的是有利的判決結果，貸款者必須為獲得抵押品的所有權而再次提起訴訟。這個過程一般會持續五年以上的時間，等到貸款者獲得抵押品所有權的時候，這些抵押品很可能由於缺乏良好的維護而喪失其大部分價值。此外，政府部門經常會阻止貸款者取消那些來自農業等具有強大政治權勢部門的借款者對於其抵押品的贖取權。由於貸款者需要有關借款者的更多信息來辨別這項貸款的品質，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市場難以有效運用抵押品（這一工具），導致了逆向選擇問題更為嚴重。這種情況增加了從貸款者向具有生產性投資機會借款者的資金轉移過程的難度，從而減少了生產性投資數額，降低了經濟增長的速度。同樣，落後腐敗的法律體系將會極大地提高貸款者強制執行其限制性條款的難度。因此，貸款者控制借款者道德風險的能力受到嚴重的限制，故而貸款者不願意發放貸款，其結果是再次導致生產性投資減少和經濟增長率降低。在提高經濟增長速度過程中高效法律體系的重要意義表明，與提供貸款相比，律師能夠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參見參考資料專欄“我們應該消滅所有的律師嗎”）。
參考資料 我們應該消滅所有的律師嗎
律師是人們經常取笑的一個天然對象。很多笑話都是嘲笑那些唯利是圖的律師和毫無意義的法律糾紛中那些難以捉摸的文件。對於律師的敵視是一個長期存在的現象：在16世紀晚期莎士比亞創作的《亨利六世》（Shakespeare’s Henry VI）中，屠戶迪克提議道：“我們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消滅所有的律師。”那麼，莎士比亞筆下的屠戶迪克說的對嗎？
實際上，絕大多數的法律事務與那些唯利是圖的法律案件、刑事案件以及毫無意義的法律糾紛是毫不相關的。它們主要涉及的是合約的制定和強制執行的活動，從而建立起產權機制。對於保護投資而言，產權至關重要。由於缺乏強制執行力的產權毫無意義，所以僅僅憑藉一個完備的法律體系是難以為投資活動提供有效的激勵的。這就構成了律師存在的原因。如果有人侵佔了你的土地或者未經你的允許而使用你的財產，那麼律師就能夠阻止他們的此類行為。如果沒有律師，那麼你可能不會願意進行投資活動。進而，如果投資的數額很低或者為零，那麼就不會出現經濟增長。
與世界上的任何國家相比，美國人均律師佔有量最高。在世界上一些最為富裕的國家，它們的金融體系能夠有效地將資本轉移到諸如技術部門等具有較高生產效率的新項目中去，而這些國家的人均律師佔有率也很高。這些現象僅僅是一種巧合嗎？或者說，美國的法律體系確實能夠為其經濟發展帶來好處嗎？近期的研究成果表明，基於盎格魯-撒克遜法律體系的美國法律系統是美國經濟的一個優勢。[2]
通過對特定類型的貸款人為規定較低的利率、建立政策型金融機構來發放特定類型的貸款，以及指導現有金融機構向特定經濟主體提供貸款等途徑，某些發展中國家和轉軌國家的政府經常利用其金融體系為其自身或者在經濟體系中其所偏愛的部門直接提供貸款。如前所述，私人機構具備瞭解決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的動力，從而將資金轉移到那些具有最佳生產性投資機會的借款者手中。由於政府部門缺乏盈利動機，所以它們解決上述問題的動力就很微弱，從而導致政府的直接信貸計劃無法將資金轉移到那些能夠促進經濟高速增長的部門中去。其結果依然是投資效率低下，經濟增長緩慢。
此外，許多發展中國家和轉軌國家的銀行是歸其政府所有的。由於缺乏盈利動機，這些國有銀行（state-owned banks）就會缺乏將其資金分配給那些具有最高生產效率項目中的動力。顯然，這些國有銀行的主要貸款客戶通常是政府機構，而後者很難實現資金的有效使用。
我們已經知道，政府的監管活動能夠增加金融市場中的信息數量，從而提高金融市場的運行效率。某些發展中國家和轉軌國家的監管體系落後，形成了對金融市場獲得充足信息過程的阻礙。舉例來說，某些國家的會計準則通常不夠完善，從而導致難以確認借款者資產負債表的質量。結果是，信息不對稱問題更加嚴重，從而導致金融體系在將其資金轉移到具有最高生產效率項目的過程中遇到巨大的障礙。
由落後的法律體系、不完善的會計準則、政府監管的缺失、通過指導性信貸計劃實現的政府幹預以及銀行的國家所有制等因素形成的制度環境有助於解釋國家之間存在貧富差異的原因。
應用8-2 中國是金融發展重要性的一個反例嗎
雖然中國正在向成為一個經濟強國的方向前進，但是其金融發展水平依然處於初級階段。中國銀行體系的監管活動依然處在形成階段。然而，在過去的20年中，中國經濟的增長率一直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在其金融發展處於較低水平的條件下，中國經濟是如何實現高速增長的呢？
如前所述，中國依然處於發展的初級階段，其人均收入仍然低於5000美元。中國的儲蓄率極高，在過去20年中平均為40%左右，因此中國能夠迅速彙集起資本存量，並且將大量的剩餘勞動力從農業部門轉移到那些需要使用資本的具有更高生產率的生產活動中。雖然可供使用的儲蓄資金沒有能夠分配到具有最高生產效率的項目中去，但是由於資本的急劇增長，加上勞動力從生產效率較低的農業部門中轉移出來所獲得的收益，這些因素足以實現高速的經濟增長。
為了達到新的發展階段，中國必須提高其資本配置效率，也就必然要進一步完善其金融體系。中國的領導層已經充分認識了這一挑戰：中國政府已經宣佈，將會對國有銀行實施私有化改革。此外，中國政府還致力於提高金融合約強制執行效率的法律體系改革。
[1]參見World Bank,Finance for Growth：Policy Choices in a Volatile World（World Bank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和Frederic S.Mishkin,The Next Great Globalization：How Disadvantaged Nations Can Harness Their Financial Systems to Get Rich（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它們提供了一個討論經濟增長和金融發展之間聯繫的文獻綜述以及一個附帶的參考文獻清單。
[2]參見Rafael La Porta,Florencio Lopez-de-Silanes,Andrei Shleifer,and Robert W.Vishny.“Legal Determinants of External Finance，”The Journal of Finance 52，3（July 1997），1131-1150；and Rafael La Porta,Florencio Lopez-de-Silanes,Andrei Shleifer,and Robert W.Vishny，“Law and Financ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6，6（December 1998），1113-1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