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 Mankiw 經濟學原理 全 v7

第22章
微觀經濟學前沿

經濟學研究人們做出的選擇以及由此而引發的人們相互之間的影響。正如我們在前面章節中所看到的,這種研究包括許多內容。但你要是認為前面所學的內容組成了一個已然完備的知識寶庫,完美而恆久,那就錯了。正如所有科學家一樣,經濟學家總是關注著新的研究領域,解釋著新現象。本章,也是微觀經濟學的最後一章,提出了經濟學前沿中的三個主題,以說明經濟學家如何努力擴展他們對人類行為和社會的理解。

第一個主題是 不對稱信息 經濟學。在很多不同情景中,一些人往往擁有比其他人更多的信息,而且,這種擁有信息的不平衡會影響他們做出的決策以及他們如何相互影響。考慮這種不對稱性可以闡明現實中的許多事情,從二手車市場到送禮物的習慣均有涉及。

第二個主題是 政治經濟學 。在本書中,我們說明了許多市場失靈和政府政策可以潛在地改善現實問題的例子。但“潛在地”是需要加以限定的:這種潛力能否實現取決於政治制度良好運行的程度。政治經濟學學科運用經濟學工具去理解政府的職能。

第三個主題是 行為經濟學 。這個學科把一些心理學觀點用於研究經濟問題。它提供了一種關於比傳統經濟理論中更微妙、更復雜的人類行為的觀點,這種觀點可能更接近於現實。

本章包括了許多領域的內容。為了做到這一點,本章對這三個主題的介紹並非面面俱到,而是淺嘗輒止。本章的一個目的是表明經濟學家為了拓展對經濟如何運作的理解,正在著力研究的幾個方向;另一個目的是激發你對經濟學的更多課程的興趣。

22.1 不對稱信息

“我知道一些你不知道的事。”這是在孩子們中常聽到的一句嘲弄人的話,但它包含了人們有時如何相互影響的深刻真理。在生活中的許多時候,一個人對正在發生的事情知道得比另一個人多。人們在獲得與相互影響相關的知識上的差別被稱為 信息不對稱

信息不對稱的例子有很多。一個工人對自己會把多少精力用於工作比他的僱主知道得多;一個二手車的賣者對車況的瞭解比買者多。第一個是 隱蔽性行為 的例子,而第二個是 隱蔽性特性 的例子。在每種情況下,沒有信息的一方(僱主、買車者)都想知道相關信息,但有信息的一方(工人、賣車者)都有掩蓋這些信息的激勵。

由於不對稱信息如此普遍地存在,因此,經濟學家近幾十年中把許多精力用於研究它所產生的影響。下面我們來討論這種研究已經提出的一些觀點。

22.1.1 隱蔽性行為:委託人、代理人及道德風險

道德風 (moral hazard)是在一個人,即所謂的 代理 (agent)代表另一個人,即所謂的 委託 (principal)完成一些工作時出現的問題。如果委託人不能完全監督代理人的行為,代理人就傾向於不會像委託人期望的那樣努力。 道德風險 這個詞指代理人從事不適當或“不道德”行為的風險或“危險”。在這種情況下,委託人就要試圖用各種方法鼓勵代理人更負責地行事。

僱傭關係是經典的例子。僱主是委託人,而工人是代理人。道德風險問題是工人在沒有受到充分監督時責任心下降的現象。僱主可以用各種方法對這個問題做出反應:

更好的監督 。僱主可能安裝隱蔽錄像機,以便記錄工人的行為。其目的是抓住在監督者不在時的不負責的行為。

高工資 。根據 效率工資理論 (在第19章中討論的),一些僱主會選擇向其工人支付高於勞動市場供求均衡水平的工資。賺到這種高於均衡水平工資的工人不太可能會怠工,因為如果他被抓住並被解僱,他就可能無法再找到另一份高工資工作。

延期支付 。企業可以延遲支付工人的部分報酬,因此如果工人被抓住怠工並被解僱,他就會遭受較大的懲罰。延期報酬的一個例子是年終獎金。類似地,一個企業可能會選擇在工人生命的後期進行支付。因此,工人的工資隨著年齡而增加可能不僅反映經驗帶來的利益,也是對道德風險的一種反映。

僱主可以將這些用於減少道德風險問題的各種機制組合起來使用。

在工作場所之外,也有許多關於道德風險的例子。投保了火災保險的房東可能購買過少的滅火器,因為房東要承擔滅火器的費用,而保險公司卻得到了滅火器帶來的大部分利益。家庭可能選擇住在洪水風險較高的河邊,因為家庭要享受美景,而洪水之後災難補貼的成本則由政府承擔。許多管制的目的正是要解決這個問題:保險公司會要求房東買滅火器,而且,政府禁止在洪水風險較高的土地上安家落戶。但是,保險公司並沒有關於房東謹慎程度的完全信息,政府也沒有關於家庭選擇住所時有多大風險的完全信息。因此,道德風險問題就不可避免。

參考資料 公司治理

現代經濟中許多生產是在公司內進行的。公司和其他企業一樣,在生產要素市場上購買投入品,並在物品與服務市場上出售它們的產品。它們也與其他企業一樣,在決策中受利潤最大化目標的指引。但大公司要解決一些小企業(如小型家庭企業)中沒有出現的問題。

大公司的特點是什麼呢?從法律的角度看,公司是被授予許可證,並被認為是權利與責任與其所有者和僱員分開的獨立法律實體的一種組織。從經濟的角度看,公司這種組織形式最重要的特點是所有權與控制權的分離。一個稱為股東的群體擁有公司並分享利潤,另一個稱為管理者的群體受僱於公司並做出如何配置公司資源的決策。

所有權與控制權分離引起了委託—代理問題。在這種情況下,股東是委託人,而管理者是代理人。CEO和其他管理者處於瞭解企業可獲得的商業機會的最有利地位,並承擔為股東實現利潤最大化的任務。但要確保他們執行這個任務並不總是一件容易的事。管理者可能有自己的目標,例如,使生活更輕鬆,有豪華的辦公室和私人飛機,舉行豪華宴會,或者統治一個大企業帝國。管理者的目標可能並不總是與股東利潤最大化的目標一致。

公司董事會負責僱用與解僱高層管理人員。董事會考察管理者的業績並設計其工資福利。這種工資福利通常包括旨在使股東利益與管理人員利益一致的激勵,它可能會根據業績給予管理者獎金或給予其公司股票的期權,如果公司業績好,這種股票的價值就更大。

但是,要注意的是,董事本身是股東的代理人。監督管理者的董事會的存在僅僅是轉變了委託—代理問題。這個問題變成如何確保董事會履行按股東的最大利益行事的法律責任。如果董事們與管理者足夠友好,他們可能就不會提供所規定的監督。

2005年,公司的委託—代理問題成了一個大新聞。安然、泰科、世通等幾個著名公司的高管人員被發現從事以損害股東利益為代價使自己致富的活動。在這些案例中,高管人員的行為如此過分,以至於被認定有罪,公司管理者不僅被解僱,而且還被判入獄。一些股東由於董事會沒有充分監督管理者而向其提起訴訟。

幸運的是,公司管理人員的犯罪活動是很少見的,但從某種角度來說,這只是冰山一角。只要所有權與控制權分離,像在大多數大公司中那樣,股東利益和管理者利益之間的衝突就是不可避免的。

22.1.2 隱蔽性特徵:逆向選擇和次品問題

逆向選 (adverse selection)是在賣者對所出售物品的特徵瞭解得比買者多的市場上產生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買者要承擔物品質量低的風險。這就是說,從無信息買者的角度看,所出售物品的“選擇”可能是“逆向的”。

逆向選擇的經典例子是二手車市場。二手車的賣者知道自己汽車的缺陷,而買者通常並不知道。由於最破舊的二手車的車主比那些擁有最好的二手車的車主更可能出售自己的車,買者就擔心得到一個“次品”。結果,許多人都不去二手車市場上買車。這個次品問題可以解釋為什麼只使用了幾周的二手車比同一種型號的新車賣得低幾千美元這個現象。二手車的買者可能會推測,賣者這麼快把車出手是因為他知道買者不知道的一些情況。

逆向選擇的第二個例子出現在勞動市場上。根據另一種效率工資理論,工人的能力有差別,而且,他們比僱用自己的企業更瞭解自己的能力。當企業降低其支付的工資時,能力較強的工人就會離去,因為他們知道自己能找到其他更好的工作。因此,企業會選擇支付高於均衡水平的工資,以此吸引更好的工人組合。

逆向選擇的第三個例子出現在保險市場上。例如,購買醫療保險的人比保險公司更瞭解自己的健康問題。由於有較多隱蔽性健康問題的人比其他人更可能購買醫療保險,因此,醫療保險的價格反映的是病人的成本而不是普通人的成本。結果,高價格可能會阻止擁有正常健康水平的人購買醫療保險。

當市場受逆向選擇困擾時,看不見的手就不一定能發揮其魔力。在二手車市場上,好的二手車的車主可能選擇留下這些車,而不是以持懷疑態度的買者願意支付的低價格出售;在勞動市場上,工資會處於高於使供求平衡的水平之上,這就會引起失業;在保險市場上,低風險的買者可能選擇不買保險,因為向他們提供的保險單沒有反映他們的真實特徵。支持政府提供醫療保險的人有時把逆向選擇問題作為不相信私人市場能自行提供合適醫療保險數量的一個原因。

22.1.3 為傳遞私人信息發信號

雖然不對稱信息有時是公共政策的動因,但它也激勵了一些用其他理由很難解釋的個人行為。市場以多種方式對不對稱信息問題做出反應,發信號就是其中之一。 發信 (signaling)是指有信息的一方僅僅為了獲得信任而披露自己私人信息所採取的行動。

在前幾章中,我們已經說明了一些發信號的例子。我們在第16章中看到,企業會花錢做廣告,來向潛在顧客發出它們有高質量產品的信號;我們在第20章中看到,學生通過獲得大學學歷向潛在僱主發出他們能力強的信號,而不是為了提高他們的生產率。有關發信號的這兩個例子(廣告、教育)看來似乎是非常不同的,但在表面現象之下它們有許多相同之處:在這兩種情況下,有信息的一方(企業、學生)都用信號讓無信息的一方(顧客、僱主)相信有信息的一方正在提供高質量的東西。

怎樣才能使一項行動成為一種有效信號呢?顯然,其成本必然是很高昂的。如果信號是免費的,任何人就都可以使用它,它也就傳遞不了信息。由於同樣的原因,還有另一個要求:對有高質量產品的人來說,信號必須是成本更低或是更有利的。否則,每一個人都有使用信號的同樣激勵,信號也就不能說明什麼了。

再來考慮我們的兩個例子。在廣告的例子中,有好產品的企業從廣告中得到了更大的利益,因為嘗試過一次這種產品的顧客更可能成為經常性顧客。因此,有好產品的企業為信號(廣告)付費是理性的,而且,顧客把信號作為一條有關產品質量的信息也是理性的。在教育的例子中,有能力的人會比沒有能力的人更容易從學校畢業。因此,有能力的人為信號(教育)付費是理性的,而且,僱主把信號作為一條有關個人能力的信息也是理性的。

世界上充滿了發信號的例子。雜誌的廣告有時包括“正如在電視上看到的”這樣的短語。為什麼在雜誌上出售產品的企業會強調這個事實?一種可能性是,企業力圖傳遞它支付昂貴信號(電視上的廣告時間)的意願,希望你由此推斷出它的產品是高質量的。由於同樣的原因,精英學校的畢業生總是很有信心地在他們的簡歷上強調此類事實。

案例研究 作為信號的禮物

“現在讓我看看他到底有多愛我。”

圖片來源:wavebreakmedia/Shutterstock. com

一個男人正為女朋友的生日送什麼禮物而發愁。“我知道了,”他自言自語“,我認為我應該給她現金。我畢竟不像她自己知道自己的喜好;有了現金,她可以買她想要的任何東西。”但是,當他把錢給她的時候,他把這位女孩得罪了。女孩覺得他並不是真正愛她,於是跟他分手了。

這個故事的背後有什麼經濟學道理呢?

在某些方面,送禮是一種奇妙的習慣。正如我們故事中的男人所指出的,人們通常比其他人更知道自己的偏好,因此,我們可以預期每個人對現金的偏好都大於實物。如果你的僱主要用商品代替你的工資支票,你很可能拒絕這種支付手段。但是,當(你希望是)愛你的某個人做同樣的事時,你的反應會完全不同。

送禮的一種解釋是,禮物反映了不對稱信息和發信號。我們故事中的男人擁有女朋友想知道的私人信息:他真的愛她嗎?為她選擇一件好禮物是他的愛的信號。可以肯定,挑選一件禮物而不是直接給現金的行動才能成為一個適當的信號。其代價是高昂的(需要時間),而且,它的代價取決於私人信息(他多愛她)。如果他是真的愛她,選擇一件好禮物就不難,因為他時刻在想著她。如果他並不愛她,找到適當的禮物就較為困難。因此,送一件適合女朋友的禮物是他傳遞自己愛她這種私人信息的一種方法。送現金表明他甚至懶得去試一試。

送禮物的發信號理論與另一種觀察是一致的:在感情的多少最受到質疑時,人們最在乎這一習慣。因此,給女朋友或男朋友送現金是一個很糟糕的舉動。但是,當大學生收到父母的支票時,他們通常並不感覺被得罪了。父母的愛不容置疑,因此,接受者也許並不會把現金禮物理解為缺乏感情的信號。

22.1.4 引起信息披露的篩選

當有信息的一方採取披露自己私人信息的行動時,這種現象稱為發信號。當無信息的一方採取行動以引起有信息的一方披露私人信息時,這種現象稱為 (screening)。

一些篩選是常識。一個買二手車的人會要求這輛車在出售之前經過汽車技師的檢驗。拒絕這個要求的賣者披露了他的車是次品的私人信息。買者會決定出一個低價或去尋找另一輛車。

篩選的另一個例子較為微妙。例如,考慮一個出售汽車保險的企業。這個企業想向安全駕駛的司機收取較低的保險費,而向愛冒險的司機收取較高的保險費。但是,如何才能把這兩種司機區分開呢?司機知道他們自己是習慣安全駕駛的還是愛冒險的,但愛冒險的司機不會承認這一點。司機的歷史記錄是一種(保險公司實際上在使用的)信息,但由於汽車事故固有的隨機性,歷史記錄是預期未來風險的一種不完美的指標。

即問即答

■某個人購買了一份人壽保險,他每年要支付一定數量的保費,在他死時,他的家人會得到比保費多得多的賠付。你預計購買人壽保險的人的死亡率是高於還是低於普通人?這如何成為一個道德風險的例子呢?如何成為一個逆向選擇的例子呢?人壽保險公司會如何處理這些問題?

保險公司通過提供能使司機自行分開的不同保險單來區分兩類司機。一種保單保險費較高,但補償所發生的任何一次事故的全部費用;另一種保單保險費較低,但要免賠1000美元(就是說,司機要對事故的第一個1000美元負責,而保險公司只補償剩餘的風險)。要注意的是,對於愛冒險的司機,有免賠條款的保單會帶來更大的負擔,因為他們更可能發生事故。因此,在免賠額足夠大時,含有免賠條款的低保險費保單將吸引安全駕駛的司機,而沒有免賠條款的高保險費保單將吸引愛冒險的司機。面對這兩種保單,兩類司機就會通過選擇不同的保險單而披露自己的私人信息。

22.1.5 不對稱信息與公共政策

我們已經考察了兩種不對稱信息——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而且,我們也說明了個人如何用發信號和篩選對這個問題做出反應。現在我們考慮研究信息不對稱對於公共政策的適當範圍的意義。

市場成功和市場失靈之間的緊張關係是微觀經濟學的中心。我們在第7章中知道了,從使社會可以在市場上實現總剩餘最大化的意義上說,供求均衡是有效率的。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似乎是至高無上的。這個結論被外部性(第10章)、公共物品(第11章)、不完全競爭(第15—17章)和貧困(第20章)的研究弱化了。在這些章節中,我們發現政府有時可以改善市場結果。

關於不對稱信息的研究給了我們一個警惕市場的新理由。當一些人知道的比另一些人多時,市場也不能使資源得到最好的利用。由於買者擔心買到次品,那些擁有高質量二手車的人會在賣車時遇到麻煩。由於保險公司把那些很少生病的人與那些有大病(但隱瞞起來了)的人放在一起,前者將很難得到低成本醫療保險。

儘管不對稱信息可以在一些情況下要求政府有所作為,但以下三個事實使這個問題複雜化了:第一,正如我們已經說明的,私人市場有時可以用發信號和篩選的組合,從而依靠自己解決不對稱信息問題。第二,政府也並不比私人各方擁有更多信息。儘管市場的資源配置不是最優的,但它可能是可以達到的最好的。這就是說,當存在信息不對稱時,決策者會發現很難改善所普遍承認的市場的不完美結果。第三,政府本身也是一種不完善的制度——我們將在下一節討論這個主題。

22.2 政治經濟學

正如我們已經說明的,市場依靠自身並不總能實現合意的資源配置。當我們斷定市場結果無效率或不平等時,可能就需要政府介入並改善這種狀況。但是,在引入一個積極干預的政府之前,我們需要再考慮一個事實:政府也是一種不完善的機構。 政治經濟 (political economy)學科(有時稱為 公共選擇 學科)運用經濟學的方法來研究政府如何運作。

22.2.1 康多塞投票悖論

大多數先進的社會依靠民主原則來決定政府政策。例如,當一個城市決定在兩個地方中選一個建一個新公園時,就有一種簡單的選擇方法:多數獲勝。但是,對大多數政策問題來說,可能的結果往往會超過兩個。例如,新公園可以建在許多可能的地方。在這種情況下,正如18世紀法國政治理論家馬奎斯·康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的著名論斷所指出的那樣,民主在試圖選出最好的結果時會遇到一些問題。

例如,假設有三種可能的結果,分別記為A、B和C,而且有三類具有表22-1所示偏好的選民。市長想把這些個人偏好整合為整個社會的偏好。他應該怎麼做?

表22-1 康多塞悖論

首先,他會試著用一種兩兩投票的方式。如果他問選民在B和C中首先選什麼,類型1和類型2選民將投B的票,B得到了多數票。然後,如果他讓選民在A和B中選擇,類型1和類型3選民將投A的票,A得到了多數票。觀察到A擊敗了B,B擊敗了C之後,市長可能會得出結論,A是選民的明確選擇。

但是等一等,假設市長讓選民在A和C中選擇呢?在這種情況下,類型2和類型3選民將投C的票,C得到多數票。這就是說,在兩兩多數投票的方式之下,A擊敗了B, B擊敗了C,而C又擊敗了A。按常規來說,我們期望偏好表現出所謂 傳遞性 的特徵:如果A優於B,而B優於C,那麼,我們應該期望A會優於C。 康多塞悖 (Condorcet paradox)是指民主的結果並不總是遵照這個特性。兩兩投票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會產生有傳遞性的社會偏好,但正如我們的例子所表明的,不能期望它總可以這樣。

康多塞悖論的一個含義是,投票的順序會影響結果。如果市長建議先在A和B中選擇,然後將贏家與C相比較,該市最終會選擇C。但是,如果選民先在B和C之間選擇,然後將贏家與A相比較,該市最終會選擇A。而且,如果選民先在A和C之間選擇,然後將贏家與B相比較,該市最終會選擇B。

從康多塞悖論中可以得出兩個結論。狹義的結論是,當有兩種以上的選擇時,確定議程(也就是決定對事項進行投票的順序)會對民主選舉結果有重大影響。廣義的結論是,多數投票本身並沒有告訴我們社會真正想要什麼結果。

22.2.2 阿羅不可能性定理

自從政治理論家最早注意到康多塞悖論以來,他們花費了大量精力研究投票制度並提議了一些新制度。例如,作為對兩兩多數投票的一種可供選擇的替代,市長可以讓每一個選民對可能的結果進行排序。對每一個選民,我們可以給排在最後的1分,排在倒數第二的2分,排在倒數第三的3分,以此類推。總分最高的獲勝。在表22-1中,結果B是贏家(你可以自己計算)。這種投票方法稱為 博達計算 ,以紀念提出這種計算方法的18世紀法國數學家和政治學家博達(Borda)。在為運動隊排序的投票中常使用這種方法。

有沒有一種完美的投票制度?經濟學家肯尼思·阿羅(Kenneth Arrow)在他1951年的著作《社會選擇與個人價值》中探討了這個問題。阿羅從定義什麼是完美的投票制度開始。他假設,社會中的個人對各種可能的結果A、B、C等都有偏好。他又假設,社會想設計出一種能在這些結果中選出滿足以下幾個特徵的結果的投票方案:

確定性 :如果每個人對A的偏好都大於B,那麼,A就擊敗了B。

傳遞性 :如果A擊敗了B, B擊敗了C,那麼,A一定擊敗C。

不相關選擇的獨立性 :任何兩個結果A和B之間的排序不應取決於是否還存在某個第三種結果C。

沒有獨裁者 :沒有一個人總能獲勝,無論其他每個人的偏好如何。

所有這些看來都是一種投票制度具有的合意特徵。但是,阿羅證明了,從數學上可以毫無疑問地說, 沒有一種投票制度能滿足所有這些特徵 。這個令人驚訝的結果被稱為 阿羅不可能性定 (Arrow s impossibility theorem)。

證明阿羅定理所需的數學知識超出了本書的範圍,但是我們可以從兩個例子中理解這個定理為什麼是正確的。我們已經說明了多數原則方法的問題。康多塞悖論表明,多數原則並不能產生一個總滿足傳遞性的排序結果。

作為另一個例子,博達計算不能滿足不相關選擇的獨立性。回想一下表22-1中的偏好,用博達計算,結果是B勝了。但是,假設作為另一種可能的C突然消失了。如果博達計算僅僅用於A和B,那麼A就將獲勝(你還是可以自己計算)。因此,消除了可供選擇的C,就改變了A和B之間的排序。這種變化的發生是因為,博達計算的結果取決於A和B得到的分數,而分數又取決於是否還有不相關的選擇,即C。

阿羅不可能性定理是一個深刻而又使人不安的結果。它並沒有說,我們不應該把民主作為政府的形式。但是,它認為,無論社會在把其成員的偏好加總時採用哪一種投票方案,作為一種社會選擇機制,它在某些方面都是有缺陷的。

22.2.3 中值選民說了算

儘管有阿羅定理,但投票仍然是大多數社會選出領導人和公共政策的方式,其中通常是使用多數原則。研究政府的下一步是要考察採取多數原則的政府如何運作。這就是說,在一個民主社會裡,誰來決定選擇什麼政策?在某些情況下,民主政府理論也產生了一個驚人的簡單答案。

我們考慮一個例子。設想一個社會正在決定把多少錢用於一些公共物品,比如說軍隊或國家公園。每個選民都有他自己最偏好的預算,而且,他對離自己最偏好的值較近的結果的喜愛總是大於離自己最偏好的值較遠的結果。因此,我們可以按偏好最少預算到偏好最大預算將選民排序。圖22-1是一個例子。這裡有100個選民,而且,預算規模從0到200億美元不等。在這些偏好既定的情況下,你預期民主會產生什麼結果呢?

圖22-1 中值選民定理:一個例子

根據稱為 中值選民定 (median voter theorem)的著名結論,多數原則將產生中值選民最偏好的結果。 中值選民 是正好處在分佈的中間的選民。在這個例子中,如果你按選民所偏好的預算給他們排序,而且,無論從這個隊列的哪一頭數50個選民,你將發現,中值選民想要100億美元的預算。與此相比,平均偏好的結果(把偏好的結果相加再除以選民的數量)是90億美元,而多數結果(最多選民偏好的結果)是150億美元。

中值選民決定了投票結果,因為他偏好的結果戰勝了兩邊任何一種其他主張。在我們的例子中,有一半以上的選民想要100億美元或更多的預算,有一半以上的選民想要100億美元或更少的預算。如果有人建議80億美元而不是100億美元,每一個偏好100億美元或更多的選民就將與中值選民一起投票。同樣,如果有人建議120億美元而不是100億美元,每個偏好100億美元或更少的選民就將與中值選民一起投票。在這兩種情況下,中值選民這邊都有一半以上的票數。

這與康多塞投票悖論有什麼關係呢?結果是,當選民沿著一條線尋找一點,而且,每個選民的目的都是自己最偏好的一點時,康多塞悖論就不會產生了。中值選民最偏好的結果擊敗了所有的挑戰者。

中值選民定理的一個含義是,如果兩個政黨各自努力使自己當選的機會最大化,它們就要使自己的立場接近中值選民。例如,假設民主黨主張150億美元的預算,而共和黨主張100億美元的預算。從150億美元的支持者多於其他任何一種選擇的意義上說,民主黨的立場更受歡迎。然而,共和黨將得到50%以上的選票:它們吸引了20位想要100億美元的選民、15位想要50億美元的選民以及25位想要零預算的選民。如果民主黨想獲勝,也要使其立場向中值選民靠近。因此,這種理論可以解釋為什麼兩黨制下各黨是相互類似的,因為它們都向中值選民靠近。

“這不就是民主的真正精神嗎?最終該批評的是選民。”

圖片來源:www.Cartoonstock. com/Chris WiIdt.

中值選民定理的另一個含義是,少數人的觀點不會被過多重視。設想40%的人想把大量的錢用在國家公園上,而60%的人不想花錢。在這種情況下,中值選民的偏好是零,而無論少數人的觀點有多強烈。這是民主的邏輯。多數原則並不是達到考慮到每個人偏好的一種折中,而是隻關注正好處在分佈中間的那個人。

22.2.4 政治家也是人

當經濟學家研究消費者行為時,他們假設消費者購買一組能給他們帶來最大滿足水平的物品與服務的組合。當經濟學家研究企業行為時,他們假設企業生產能帶來最高利潤水平的物品與服務量。當他們研究捲入政治活動的人時,他們應該假設什麼呢?政治家也是有目標的。最好假設政治領導人總是追求整個社會的福利,即他們的目標是效率與平等的最優結合。這也許是最好的,但並不現實。利己是政治活動者的強大動機,正如它是消費者和企業所有者的動機一樣。一些政治家的動機是想再次當選,為了加強他們的選民基礎而願意犧牲國家利益。另一些政治家的動機只是貪婪。如果你對此有疑問,你就應該看看世界上的窮國,在這些國家,政府官員的腐敗普遍制約了經濟發展。

本書並不想提出某種政治行為理論。但是,在考慮經濟政策時要記住,這種政策並不是由仁慈的國王(甚至是仁慈的經濟學家)制定的,而是由具有所有人類慾望的真實的人所制定的。有時他們的動機是增進國家利益,但有時他們的動機是自己的政治和金錢野心。當經濟政策並不像經濟學教科書中得出的那麼理想時,我們不應該大驚小怪。

22.3 行為經濟學

經濟學是研究人類行為的,但它並不是研究人類行為的唯一學科。社會心理學也可以說明人們在他們生活中做出的選擇。經濟學和心理學通常獨立進行研究,這部分是因為它們解決的是不同範疇的問題。但是,最近出現了一個稱為 行為經濟 (behavioral economics)的學科,在這個學科中,經濟學家運用了心理學的基本觀點。下面我們來討論其中某些觀點。

22.3.1 人們並不總是理性的

經濟理論植根於一種特定的“物種”,有時稱為 理性經濟人 。這個物種的成員總是理性的。作為企業所有者,他們使利潤最大化;作為消費者,他們使效用最大化(或者也可以說,在最高的無差異曲線上選一點)。在他們面對的約束為既定時,他們理性地評價所有成本與收益,並總是選擇儘可能好的行為過程。

但是,現實的人是人類。雖然在許多方面他們類似於經濟學中假設的理性的、精明計算的人,但他們要複雜得多。他們可能是健忘的、衝動的、困惑的、有感情的和目光短淺的。人類理性的這些不完善是心理學家的主要研究對象,但直到最近,經濟學家才對這些不完善給予重視。

第一位從事經濟學和心理學邊緣研究的社會學家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提出,不應該把人作為理性最大化者,而應該作為 滿意者 。他們並不總是選擇最好的行為過程,而是做出僅僅足夠好的決策。同樣,其他經濟學家也提出,人僅僅是“接近理性”,或者他們表現出“有限理性”。

對人類決策過程的研究力圖查明人們犯下的系統性錯誤。下面是幾個發現:

人們過分自信 。設想有人向你請教一些數字問題,比如,聯合國有多少非洲國家,北美最高的山有多高,等等。但是,不是要你給出一個單個的數字,而是要你給出90%的置信區間,即你有90%的自信真實數字會落入其中。當心理學家進行這類實驗時,他們發現,大多數人給出的範圍是極小的:真實數字落入其區間的概率大大小於90%。這就是說,大多數人過分相信自己的能力。

人們過分重視從現實生活中觀察到的細枝末節 。設想你正在考慮買一輛X牌的小汽車。為了瞭解這種車的可靠性,你閱讀《消費者報告》( Consumer Reports ),這個報告調查了1000位X牌汽車的車主。然後你找有X牌汽車的朋友,而且,他告訴你他的車不怎麼樣。你如何看待你朋友的意見呢?如果你理性地思考,你將認識到,他僅僅使你的樣本從1000個增加到1001個,這並沒有提供更多新的信息。但是,由於你的朋友的故事就發生在身邊,在你做出決策時,你給予它的重視就會比你應有的更大。

● 。人們傾向於用證據來堅定自己已有的信念。在一項 人們不願改變自己的觀念 研究中,讓被試者閱讀並評價一份死刑能否制止犯罪的研究報告。在閱讀了這份報告後,那些本來就支持死刑的人說,他們更加堅信自己的觀點;而那些原來就反對死刑的人也說,他們更加堅信自己的觀點。這兩組人用完全相反的方法解釋同一個證據。

考慮一下你在自己的生活中所做出的決策。你表現出了一些這類特點了嗎?

一個爭議激烈的問題是,背離理性對於理解經濟現象是不是很重要。在研究401(k)計劃,即一些企業向工人提供的享受稅收優惠的退休金儲蓄賬戶時,出現了一個令人感興趣的例子。在一些企業,工人填一個簡單的表就可以參與這個計劃。在另一些企業,工人們被自動加入該計劃,並可以通過填一個簡單的表而退出這個計劃。結果,在第二種情況下參與的工人比第一種情況下多得多。如果工人是完全的理性最大化者,無論他們的僱主提供的計劃是否為默認的,工人都應該選擇最優量的退休金儲蓄。實際上,工人的行為似乎表現出相當大的慣性。一旦我們放棄了理性人模型,理解他們的行為似乎就容易多了。

你會問,為什麼當心理學和常識都懷疑理性假設時,經濟學卻仍要建立在這個假設之上呢?一種回答是,即使這一假設不是完全真實的,也仍然足夠接近於真實以至於能夠建立合理準確的行為模型。例如,當我們研究競爭企業和壟斷企業之間的差別時,企業理性的利潤最大化假設就得出了許多重要而適用的觀點。將一些複雜的心理偏差加入分析之中,可能會增加其現實性,但也可能把水攪渾,使我們難以得出上述洞見。回想一下第2章,經濟模型並不意味著複製現實,只是要說明所涉及問題的本質,以有助於理解。

經濟學家經常做出理性假設的另一個原因可能是經濟學家本身也不是理性的最大化者。與大多數人一樣,他們也過分自信,而且,他們也不願改變自己的觀念。他們在可供選擇的人類行為理論中做出的選擇也表現出巨大的慣性。而且,經濟學家也會滿足於並不完美但足夠好的理論。理性人模型可能是社會科學家所選擇的令其感到滿意的理論。

案例研究 左位偏差

你可能已經注意到了,價格通常以0.99結尾。在某些情況下,這種現象是奇怪的。為什麼收4.99美元,而不是5.00美元?如果人確實是理性的,賣者就沒什麼充分的理由去關注以0.99結尾的價格。但實際上,事實證明賣者用這種方法定價是聰明的。各種研究表明,買者對價格的最左邊的數字是極為敏感的。儘管4.99美元只比5.00美元少一分錢,但買者不會這樣看它。由於再多加一分錢使最左邊的數字從4增加到5,這種變化可能對消費者的行為有出乎意料的相當大的影響。一種對最左邊位置的非理性關注被稱為左位偏差。

在一項研究中,讓參與者選擇購買兩種不同的筆,一種便宜,另一種好一些,也貴一些。當筆標價2.00元和3.99元時,44%的人購買更貴的筆。當價格是1.99元和4.00元時,只有18%的人買更貴的筆。對如此小的價格變動的重大行為變化看起來很難與標準的理性模型一致。但如果設想消費者過度關注最左邊的數字,就很容易理解這種情況。對這種消費者來說,在第一次看到的價格像是2元和3元,而在第二次看到的價格像是1元和4元,所以從第一次到第二次的變動可能看起來比實際的大。

左位偏差的另一項研究是考察汽車里程錶的里程數目如何影響二手車的價格。該項研究考察了拍賣市場上銷售的幾百萬輛二手車的數據。毫不奇怪,行駛里程多的汽車賣出的價格低,但影響並不平均。例如,當里程錶上的數字從78000英里增加到79000英里(最左邊位置的數字相同)時,汽車的價格下跌10美元。但是,當里程錶的數字從79000英里增加到80000英里(最左邊的數字增大)時,價格下跌了210美元。在每個10000英里的節點(即里程錶最左邊的數字變動時),二手車的價格都大跌。

為什麼不在這個價格上加一分錢?

圖片來源:Vector Department/Shutterstock.

無論是在看價格還是在看里程錶時,買者看來都受到了最左邊數字的非理性影響。

22.3.2 人們關注公正

關於人類行為的另一種觀點可以用一個稱為 最後通牒博弈 的實驗來作最好的說明。實驗如下進行:兩位志願者(他們相互不認識)被告知,他們將要去進行一個實驗並可以賺到100美元。在玩之前,他們要了解規則。實驗從擲硬幣開始,硬幣用來將兩位志願者分配到玩家A和玩家B的角色。玩家A的工作是在他自己和玩家B之間分100美元獎金。在玩家A提出他的建議後,玩家B決定是接受還是拒絕。如果他接受了,兩個玩家根據這個建議得到錢。如果玩家B拒絕了建議,兩個玩家都空手離開。無論在哪一種情況下,實驗都結束了。

在繼續進行之前,停下來並想想在這種情況下你會怎麼做。如果你是玩家A,你會建議如何分這100美元?如果你是玩家B,你會接受什麼建議?

傳統的經濟理論假設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是理性的財富最大化者。這個假設得出了一個簡單的預期:玩家A應該建議他得99美元,而B得1美元;而且,玩家B應該接受這個建議。畢竟,一旦提出了建議,玩家B只要從中得到點什麼,他接受建議狀況就會改善。此外,由於玩家A知道,接受建議符合玩家B的利益,所以,玩家A給他的錢就沒有理由多於1美元。用博弈論(第17章中討論的)的語言說,99-1分配是納什均衡。

但是,當實驗經濟學家讓現實的人玩最後通牒博弈時,結果與這種預期差別很大。充當玩家B角色的人通常拒絕只給他1美元或類似的少量錢的建議。由於預料到這一點,扮演玩家A角色的人通常建議給玩家B的錢遠遠多於1美元。一些人將提出50-50的分法,但更經常的是,玩家A建議給玩家B 30美元或40美元這樣的量,並把大部分留給自己。在這種情況下,玩家B通常會接受建議。

這說明了什麼呢?合理的解釋是人們部分受天生的公正觀念的驅使。99-1的分法在許多人看來如此之不公正,以至於即使自己一無所獲也要拒絕。與此相反,70-30的分法雖然仍不公正,但沒有不公正到使人們放棄正常的利己。

在我們對家庭和企業行為的整個研究中,天生的公正觀念沒有起到任何作用。但是,最後通牒博弈的結果表明,也許應該考慮這一點。例如,在第18章和第19章,我們討論了勞動供求如何決定工資。一些經濟學家提出,應該把企業支付給工人的工資的可觀察到的公正性也包括在內。因此,當企業某一年獲利特別豐厚時,工人(和玩家B一樣)可能期望得到一份公正的獎金,儘管標準的均衡並沒有給出這樣的結果。企業(和玩家A一樣)也可能由於擔心工人會用降低努力、罷工甚至惡意破壞來懲罰企業而決定向工人支付高於均衡水平的工資。

22.3.3 人們是前後不一致的

設想有一些枯燥的工作,比如,洗衣服、掃自己門前路上的雪,或填寫你的所得稅表。現在考慮以下幾個問題:

(1)你偏好A(立即花50分鐘做完這些事),還是B(明天花60分鐘做這些事)?(2)你偏好A(在90天內花50分鐘做這些事),還是B(花60分鐘在91天內做這些事)?

當提出這類問題時,許多人對問題(1)選B,而對問題(2)選A。當預期未來時[正如問題(2)那樣],他們使用於枯燥工作的時間最小化。但面對立即做這些事的情況時[正如問題(1)那樣],他們又選擇了拖延。

在一些方面,這種行為並不令人驚訝:每個人都時常會拖一拖。但是,從理性人理論的角度看,這令人困惑。假設,對問題(2)的回答,一個人選擇在90天內花50分鐘。然後,當第90天到來時,我們允許他改變自己的主意。實際上,這時他就面對問題(1),因此,他選擇在明天做這件事。但是,為什麼僅僅是時間的流逝就會影響他做出的選擇呢?

生活中人們經常為自己制訂計劃,但他們並沒有遵守計劃。一個吸菸者答應戒菸,但在吸完最後一支菸的幾小時裡,他又要求再吸一支並違背了諾言。一個想減肥的人答應不再吃甜點,但當侍者端來甜點盤時,他又把諾言忘了。在這兩種情況下,即時滿足的慾望使他們放棄了自己過去的計劃。

一些經濟學家認為,消費—儲蓄決策是人們總是表現出這種不一致性的重要例子。對許多人來說,支出提供了即時滿足。儲蓄,如同放棄香菸和甜點一樣,要求為遙遠未來的報酬而做出現時的犧牲。而且,也正如許多吸菸者希望自己戒菸和許多超重的人希望自己吃得少一點一樣,許多消費者希望自己儲蓄更多的收入。根據一份調查, 76%的美國人說他們的儲蓄將不夠退休後使用。

這種前後不一致性暗含著人們應該努力用一些方法使自己忠於未來並按計劃行事。想戒菸的吸菸者可以把他的煙扔掉,想減肥的人可以鎖住電冰箱。一個儲蓄太少的人該怎麼做呢?他應該找到某種方法在他花錢之前把錢鎖起來。一些退休金賬戶,如401(k),正是起到了這一作用。一個工人可以同意在他看到錢之前就從他的工資支票中劃出一些錢。在退休之前可以使用存入這個賬戶的錢,但需要交罰金。也許這就是這些退休金賬戶如此受歡迎的原因之一:它們制止了人們自己即時滿足的慾望。

即問即答

■描述人的決策不同於傳統經濟理論中理性人決策的至少三個方面。

In the news

【新聞摘錄】腦科學能改善經濟學嗎

一些學者認為,研究大腦生物學能改善我們對經濟行為的理解。

神經經濟學革命

Robert J. ShiIIer

經濟學正處於一次革命的開端,這場革命的源起出人意料:醫學院及其研究設備。神經科學——研究大腦這種物質器官如何實際運行的科學——正開始改變我們對人是如何做出決策的認識。這些發現將不可避免地改變我們思考經濟如何運行的方式。簡言之,我們正處在“神經經濟學”的開端。

努力把神經科學與經濟學聯繫起來僅僅是最近幾年的事,神經經濟學的發展仍處於初級階段。但它的開端遵循了一個模式:科學的革命往往來自完全不可預測的地方。如果一門科學沒有徹底的新研究方法進入視野,這門科學就會死氣沉沉。學者仍會陷入他們的方法之中——用大家取得共識的語言與方法來研究其學科原理——從而使科學研究變得單調乏味,瑣碎平庸。

一位神經經濟學家正在工作。

圖片來源:Andrew Rich/RichVintage/iStockphoto.com

然後,某一天某個完全沒有在這些研究方法中浸淫過的人帶來了令人振奮的東西—— 一種新想法,這種新想法吸引了年輕學者和極少數叛逆的老學者,他們願意學習一門不同的科學及其不同的研究方法。在這個過程的某一點上,一場科學革命就誕生了。

就在最近,神經經濟學經歷了幾個關鍵的里程碑,尤其是去年神經科學家保羅·格利姆徹(Paul Glimcher)的《神經經濟學分析基礎》( Foundations of Neuroeconomic Analysis )的出版——書名直指保羅·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 1947年出版的經典著作《經濟分析基礎》(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 ),後面這本書奠定了經濟理論早期革命的開始。格利姆徹現在任教於紐約大學經濟系(他也在紐約大學神經科學中心工作)。

但是,在大多數經濟學家看來,格利姆徹好像來自外太空。畢竟,他的博士學位來自賓夕法尼亞大學醫學院的神經科學系。而且,像他這樣的神經經濟學家之所以進行這些遠遠超出了他們傳統同事們所習慣的範圍的研究,是因為他們通過把經濟學與特定腦結構聯繫在一起來試圖改進某些經濟學的核心概念。

現代經濟學和金融學理論主要根據的假設是,人是理性的,因此,他們有條理地使自己的幸福最大化,或者像經濟學家所說的,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當薩繆爾森在他的1947年的著作中論述這個問題時,他並沒有觀察人們的大腦,而是借用了“顯示性偏好”這個概念。人們的目標只能通過觀察他們的經濟活動顯示出來。在薩繆爾森的指引下,一代又一代經濟學家並沒有把他們的研究建立在構成思想和行為基礎的任何物質結構之上,而僅僅是建立在理性假設基礎之上。

因此,格利姆徹質疑流行的經濟理論,並要在大腦中尋找經濟理論的物質基礎。他想通過發現構成效用基礎的大腦機制,把“軟”的效用理論轉變為“硬”的效用理論。

格利姆徹特別想確定的是,當人們面對不確定性時,處理效用理論的關鍵因素的腦結構到底是怎樣的:(1)主觀價值,(2)概率,(3)主觀價值與概率的產物(預期主觀價值),以及(4)某種神經運算機制,這種機制可以把具有最高“預期主觀價值”的因素挑選出來……

雖然格利姆徹和他的同事發現了引人入勝的證據,但是,他們還沒有找到大部分基礎性的腦結構。也許這是因為這些結構根本不存在,效用最大化理論是錯誤的,或者至少需要徹底改造。如果是這樣的話,這個發現就可以動搖經濟學的基礎。

另一個讓神經科學家們激動的研究方向是大腦如何處理模糊的情形,比如不知道概率有多大,或者沒有其他高度相關的信息。科學家發現,當概率確定時和概率未明時用於處理問題的腦區域是不同的。這些研究有助於我們解釋人們如何處理不確定性和風險,比如說,危機時的金融市場。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認為,大多數經濟決策是在不知概率的模糊狀態下做出的。他得出結論說:我們的許多經濟週期是由“動物精神”的波動而引發的,這種頭腦裡的想法是經濟學家還無法做出解釋的。

當然,經濟學的問題是,對於任何一次危機,往往是有多少經濟學家就有多少種解釋。一個經濟體顯然是一個相當複雜的結構,如何弄清它的真相取決於對其法律、管制、商業實踐和慣例,以及資產負債表等許多細節的理解。

但有可能會有一天,我們能通過更好地理解構成腦功能基礎的物質結構來更深入地瞭解經濟如何運行——或者如何不運行。這些結構——通過軸突和樹突相互聯繫的神經網絡——使大腦可以與計算機——通過電流相互聯繫的晶體管網絡——相類比。經濟是下一個類比:通過電子設備和其他聯結相互交流的人的網絡。

大腦、計算機和經濟是三種設備,這三種設備的目的都是為了在協調個體的行為時解決關鍵的信息問題。大腦對應的個體是神經元,計算機對應的個體是晶體管,經濟對應的個體是獨立的個人。如果我們能夠對這三種設備之一能解決的問題——以及它是如何排除障礙的——有更深入的瞭解,我們就能學習到對這三者而言都有價值的東西。

ShiIIer先生是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

資料來源:Project Syndicate, November 21, 2011.

22.4 結論

本章考察了微觀經濟學的前沿問題。你可能已經注意到,我們只是簡述了思想,而沒有完全展開這些思想。這不是偶然的。一個原因是,你可能在高級課程中會更詳細地學習這些主題。另一個原因是,這些主題仍然是活躍的研究領域,因此,仍然在不斷更新。

為了說明這些主題如何適用於更廣泛的情況,回想一下第1章中的 經濟學十大原理 。其中一個原理是,市場通常是組織經濟活動的一種好方法。另一個原理是,政府有時可以改善市場結果。當你學習經濟學時,你可以更充分地領悟這些原理的真實性以及運用這些原理時應該注意的問題。不對稱信息的研究應該使你更謹慎地對待市場結果;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應該使你更謹慎地對待政府的解決方法;而行為經濟學的研究應該使你更謹慎地對待依靠人的決策的任何一種制度,既包括市場也包括政府。

如果說這些主題有一個統一的觀點,那就是:生活是雜亂的。信息是不完全的,政府是不完善的,人也是不完美的。當然,在你開始學習經濟學之前,你早就知道這些。但是,如果經濟學家要解釋,或者甚至要改善周圍的世界,就需要儘可能準確地理解這些不完善之處。

內容提要

◎ 在許多經濟交易中,信息是不對稱的。當存在隱蔽性行為時,委託人會關注因代理人道德風險問題引起的損失。當存在隱蔽性特徵時,買者會關注賣者中的逆向選擇問題。私人市場有時用 發信號 篩選 來應對不對稱信息。

◎ 雖然政府政策有時可以改善市場結果,但政府本身也是不完善的制度。康多塞悖論說明,多數原則並沒有產生可傳遞的社會偏好;而阿羅不可能性定理說明,沒有一種投票制度是完美的。在許多情況下,民主制度將產生中值選民想要的結果,而無論其他選民的偏好是什麼。此外,那些決定政府政策的人會受到利己而不是國家利益的驅動。

◎ 心理學和經濟學的研究表明,人的決策比傳統經濟理論所假設的要複雜。人們並不總是理性的,他們關心經濟結果的公正性(即使對他們自己有不利影響),而且,他們可能具有前後不一致性。

關鍵概念

道德風險

代理人

委託人

逆向選擇

發信號

篩選

政治經濟學

康多塞悖論

阿羅不可能性定理

中值選民定理

行為經濟學

複習題

1.什麼是道德風險?列出僱主為了降低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可能會做的三件事。

2.什麼是逆向選擇?舉出可能存在逆向選擇問題的一個市場的例子。

3.給發信號和篩選下定義,並各舉出一個例子。

4.康多塞發現的投票的非正常特徵是什麼?

5.解釋為什麼多數原則代表了中值選民的偏好,而不是平均選民的偏好。

6.描述最後通牒博弈。傳統經濟理論預期這個博弈的結果是什麼?實驗證實了這種預期嗎?解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