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vid Myers 社會心理學 v8

第16章 　社會心理學與可持續發展的未來 [1]

那是最美好的時代，那是最糟糕的時代，那是智慧的年頭，那是愚昧的年頭，那是信仰的時期，那是懷疑的時期，那是光明的季節，那是黑暗的季節，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們擁有一切，我們一無所有，我們全都在直奔天堂，我們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

——狄更斯《雙城記》

隨 著世界步入新千年，好消息無所不在，撞踵而來：

• 儘管世界人口自1960年以來增加了一倍，但是糧食產量卻是以前的三倍，同時糧食價格也下降了。

• 通貨膨脹——“最殘酷的稅收”——保持30年來的較低水平，利率急劇下調，而證券市場，儘管剛剛經歷蕭條期，仍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繁榮。

• 汽車、機票、汽油和漢堡的價格都保持在通貨膨脹物價調整記錄上的最低水平。1919年生產半加侖牛奶平均起來需要每名美國工人花費39分鐘，而現在僅僅需要7分鐘。

• 酗酒率、酒精飲料的消費，以及酒後駕車所引發的事故都有所降低。

• 新藥物縮小了我們的腫瘤，增強了我們性愛的力量。

將今天和一個世紀以前的“美好舊日”相比

• 沒有室內抽水馬桶；

• 兒童在礦井中賣苦力，家庭常常因為死亡而破裂，窮人沒有社會安全保障；

• 大多數人教育程度有限，婦女擁有的機會有限，少數民族遭受歧視和排斥；

• 每年的發電量還不夠我們現在一天的消費；

• 輕微的傳染病有時也能奪走一條生命，那時人們害怕兩種主要致命的疾病——肺結核和肺炎。

1999年，喬伊絲和保羅——一對對過去生活方式懷有濃厚興趣的夫婦——從450名參加英國第四網絡頻道的申請人中脫穎而出，和他們的四個孩子一起花三個月的時間體驗1900年的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乍看起來這是一種下午茶生活與上班族生活的對比）。他們每天早上5:30起床；像維多利亞時代的人那樣準備食物；穿緊身胸衣；用雞蛋、檸檬、硼砂和樟腦的混合物洗頭；晚上，他們在煤油燈的照耀下，在起居室裡玩遊戲，但僅僅過了一個星期後，他們“幾乎要放棄”。不過這一家還是堅持下來了。由於缺乏其他的維多利亞時代的社區背景，真實的1900時期的生活並不能反映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電影所展示的那種浪漫和吸引力。

令人有些吃驚的是，經濟學家克魯格曼（Krugman，2000）談到“從純粹物質基礎的角度來說，幾乎可以肯定地說一個人寧可當今天的窮人，也不願成為一個世紀前的上層中產階級。”今天的工薪階層享受的豪華和奢侈——電、熱水浴、抽水馬桶、電視機及便捷的交通工具——都是幾個世紀前的皇室所難以想像的。的確，這是最美好的時代。即使是在不太發達的國家，人們也意識到了這種優越的生活，並渴望能共享。

然而，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我們最好的時代正讓我們面臨全球經濟危機。在瞭解了今天的消費所付出的環境代價後，我們將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思考物質和財富，以及邁向可持續性未來所採取的步驟。

什麼是全球危機及如何應對

隨著不斷增長的人口和能源消費，我們已經超出了地球長期的承載能力。因此，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未來需要控制人口，提高效率和生產力，以及適度消費。

但是，好消息僅僅是一半事實。在由聯合國、英國皇家協會和美國國家科學院共同舉辦的會議上，全世界的科學領袖們注意到，我們已經超出了地球生態的負荷能力。我們現在正在消耗我們環境的“資本”，而不是僅僅依靠“利息”來生活（Heap & Kent，2000；Oskamp，2000）。由於人口註定會繼續成倍增長，而且人類的消費也在日益遞增，我們正朝著生態毀滅的方向飛速前進。

地球超負荷

在200多年以前，馬爾薩斯預言洶湧的人口會超出地球的承載能力。多虧日新月異的科技進步和農業發展，馬爾薩斯關於人口增長速度超過糧食供應的預言還未兌現。只是暫時還沒有。但是請思考以下的一些問題：

世界人口繼續增長

好消息是：出生率正在不斷地下降。在40多個國家中，人口出生率已經下降到生育更替水平（平均一個婦女2.1個孩子），甚至更低。壞消息是：在發展中國家，出生率的下降甚微，並不能抑制人口的快速增長。而且，儘管出生率達到了生育更替水平，但因為存在一大批達到生育年齡的人口，所以總人口仍然會繼續增加。如圖16-1所示，1830年後，在100年的時間內全世界人口才增長到20億，然後接下來的30年時間內人口增長到30億，接著是在15年的時間內世界人口增長到40億，再接著只用了12年時間就猛增到50和60億。如果這個世界，特別是比較貧窮的國家例如巴基斯坦和印度，現在看起來十分擁擠的話，請當心：人口學家預測，世界人口將會在大部分讀者的有生之年增加到70、80甚至90億。

資料來源：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and United Nations，World Population Projections to 2100（1998）.

這樣的增長很明顯不可能無休止地持續下去。奧斯坎普（Oskamp，2003）指出，人口爆炸對世界的一半人口來說已經意味著貧窮、營養不良和疾病。“如果我們不能自發地控制人口增長，那麼最終可能需要用強力控制它。死亡率終將 趕上出生率——通過饑荒和飢餓，疾病（例如已經在非洲蔓延的艾滋病），或者通過戰爭和屠殺。”

經濟的增長刺激了消費的增加

地球正在遭受雙重的打擊——越來越多的人正在消耗越來越多的地球資源。1950年，地球支撐了25億人口和5千萬輛小汽車。而今天地球上有超過60億的人口和以往10倍之多的汽車。如果經濟發展使得所有的國家都可以達到美國現在的汽車數量的話，那麼全球汽車的數量會再增加13倍多（N. Myers，2000）。儘管這一假設並不成立，但發展中國家的汽車量的確正在迅速增加。現在亞洲人購買的新車數量已經超過了西歐和北美的總和（Heap & Kent，2000）。

這些汽車，再加上利用煤炭和石油來發電和送暖氣的機器，產生了大量會導致溫室效應的氣體，最終導致全球變暖（Hileman，1999）。看看這些有關全球變暖的殘酷數據吧：

• 世界氣象協會報告，歷史上最熱的10個年份（從1861年開始記載）中有9個出現在1990年之後。而其中最炎熱的三年出現在1998～2003年之間。

• 在北極，氣溫正在上升，永凍層正在融化，樹木和灌木正在向苔原地帶入侵，冰蓋正消融，冰川正變小，海水開始危及村莊（Sturm & others，2003）。

• 其他地區，鳥類在春天的繁殖期提前了，花草樹木開始在阿爾卑斯山上生長，蝴蝶開始遷徙到更北部的地區（Kennedy，2002）。

• 隨著氣候的變化，極端異常的天氣必然會增加。降水更多的是以雨水的形式而不是降雪的形式降落地面。雨季可能出現更多洪澇災害，而旱季則沒有足夠多的積雪和冰川可以融化，河流乾涸。據世界氣象組織報道，2003年，西歐正經歷著它有史以來最炎熱的天氣，僅僅法國就有14802人的死亡與氣候炎熱有關。2003年5月（世界歷史上最炎熱的一個五月），美國遭受了562次龍捲風襲擊，遠遠超過了之前的399次。

如果全球變暖已成為不爭的事實，如果它是可能帶來重大破壞的潛在武器，如果正如大多數科學家所推斷的那樣，它主要是由於溫室氣體所造成的，那麼為什麼全球變暖沒有得到進一步的關注呢？環境保護主義者質問道，為什麼美國願意花費超過一千億美金來抵制伊拉克可能存在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帶來的威脅，卻不願意來解決這個更有可能危及全球的問題？

此外，為什麼僅有28%的美國人對全球變暖問題表示“非常擔心”？難道真的像蓋洛普公司的調查員薩德（Saad，2003）認為的那樣，“對於一個寒冷的冬日，全球變暖聽起來挺不錯的”？或許，換種說法“全球加熱”，可能會得到更多人的關注？從前面幾章來看，不同的說法的確很重要。我們稱那些反對他國干涉自己內政的國家為“恐怖主義者”，或“非法武裝反抗者”，還是“為自由而抗爭的戰士”，會影響到我們的態度。我們描述某人對他人的反應是“順從”或“敏感”還是“直率”的，會影響到我們的知覺。語言塑造了思維。

世界上大部分的原始森林都已被人類砍伐殆盡，剩下的部分在熱帶地區也正為農業、畜牧業、伐木和住房所侵佔。可是，砍伐森林已經帶來了一系列惡果：對溫室氣體的吸收量降低，出現洪澇災害，土壤受腐蝕，降雨量和氣溫變化無常，以及大量動物物種滅絕。按現在對動物棲息地的破壞速度，生物學家雷文（Raven，2002）預測，地球上三分之二的物種都會在本世紀末消失。

人類對魚類的需求量越來越大，再加上生態系統的破壞，導致15個主要的海洋漁場中有11個漁場年捕獲量遞減，另有10個主要魚種中的7個魚種的捕獲量也逐年遞減（McGinn，1998；Karavellas，2000）。部分原因在於過度捕撈，致使野生的大馬哈魚、大西洋鱈魚、黑線鱈、鯡魚以及其他一些種群瀕臨滅絕。

誰應該為全球變暖和資源枯竭負主要責任呢？不幸的是，正是最有可能讀到這本書的我們。儘管不同的工業化國家存在差異——在荷蘭，30%的城市旅行是通過自行車完成的，而在美國卻只有1%——任何地方的工業化對生態系統都是有害的。最近聯合國的一項聲明（和英國皇家協會以及美國國家科學院共同完成）提供了以下證據（Herap & Kent，2000；N. Myers，2000）：

• 孟加拉國的人口平均每年增加240萬，英國大約是每年增長10萬。但是如果考慮人均釋放的二氧化碳，那英國人的人均釋放量是孟加拉人的50倍。因此10萬個英國新生兒每年的排氣量將會是240萬個孟加拉新生兒的2倍。

• 自從1950年以來，世界上最富有的15個國家，肉和木材的人均消費量增加了一倍，而最窮的15個國家在這些方面的消費量幾乎沒有變化。

• 最富有的15個國家擁有世界上87%的汽車，消費了85%的紙張，而最窮的15個國家在這些方面的消費只佔1%。

要點：如果有20億人口像今天的西歐和北美地區那樣消耗資源，那麼地球根本無力永遠滿足人們的需要（Pimental & others，1999；Willey，1999）。使用聯合國的統計數據，人們評估了所謂的“生態覆蓋區”——不同國家的人們各需要多少生態空間來生產他們所需的消費品並分解掉他們產生的垃圾（Wackernagel，2000）。加拿大人均需要10個足球場多一點的空間。美國人均所需的空間比加拿大人多30%；英國、瑞士和德國的人均需要空間比加拿大少30%。如果每個人的消費量都像今天的美國人和加拿大人一樣，那得需要三個地球那麼大的空間才能滿足人類的需求。然而，由於那些發展中國家的消耗量要小得多，所以，地球僅僅從1980年才開始出現“超載”的現象（圖16-2）。

人類對諸如土地、木材、魚類及能源的需求已經越來越超出地球的可再生能力。如果考慮到其他生物的需求，那麼使用量的曲線還會更高。

資料來源：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Wackernagel & others，2002）.

隨著全球人口突破60億，以及發展中國家對富裕的迫切追求，人類對可持續消費的需求呈現出“緊迫性和全球意義”（Heap & Kent，2000）。邁爾斯（Myers，2000）指出，現在並不是說發達國家的消費水平應該 降低，而是他們必須 降低，因為地球不可能無限制地支撐目前的消耗量，更不用說要維持未來持續增長的消耗量（p.13）。生態學家說，按照現在的態勢發展下去，我們會步入第13章中提到的“公有地困境”。

為了不再向子孫後代索取資源，我們應該為可持續發展和消費的目標做些什麼呢？承認這些問題是由人類行為造成的——正是我們駕駛著那些耗油量極大的運動型跑車，也正是我們在食用需要大量穀物餵養而成的牛肉，使用著那些砍伐森林的機器——那社會心理學能夠做些什麼呢？我們來看一些可能的解決方法。

促進可持續發展的生活方式

那麼，我們應該做些什麼呢？吃吃喝喝，然後愉快地等待世界末日的來臨？還是像許多參加囚徒困境遊戲的人一樣，每個人都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結果造成對整個集體的傷害？（“在全球範圍內，我的消耗量是無窮小的；這樣的消費給我帶來了快樂，但對於世界來說只是微不足道的一點點。）或者舉起我們的手，然後發誓永遠不會將我們的後代帶入到一個充滿傷痛的世界？生育與富裕相結合只能導致悲劇嗎？

那些對未來比較樂觀的人提出兩種可持續發展的生活方式：（1）提高科技效率和農業生產率；（2）控制消費量和減少人口數量。

提高效率和生產力

促進未來可持續發展的途徑之一是發展生態科技。現在我們已經用散熱的熒光燈替代了許多白熾燈，用電子郵件和電子商務替代了需要打印和寄送的信件和目錄，而且還發明瞭環保型汽車。今天的中年人所開的汽車與他們的第一輛汽車相比，行駛的路程增加了一倍，而產生的汙染量僅為以前的1/20。

未來可能出現的科技包括：二極管，它不需要燈泡就可以發光20年；超聲波洗滌器，它不需要水、熱量和肥皂；可循環使用的塑料，同時還可以當肥料；汽車使用由氫和氧製成的燃料，而它們燃燒時只會排出水汽；一種極輕的材料，但其硬度卻可以和鋼鐵相媲美；屋頂和路面可以當成太陽能吸收器來使用（N. Myers，2000）。此外，科技革命正在加速發展。在美國，電被四分之一的人認同和接受了46年，電話35年，電視機26年，個人電腦16年，網絡7年（United Nations，1998）。

農業也正在經歷一場革命。不管是倍受爭議的轉基因技術，還是已達成共識的植物雜交技術都已經提高了產量。此外，人們還生產出了抗枯萎的土豆、營養成分更高的大米，同時農產品對乾旱和鹽度的耐受性，對昆蟲、病毒和細菌的抵抗力都提高了。

儘管我們還需要時間來評估這些科技和農業革新的安全性和可行性，但效率和生產力的提高必將是一條通向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如果科技以現在的速度發展——誰能在一個世紀前想像出今天世界的面貌呢——未來一定能提出我們現在所無法想像的解決方案。所以，樂觀地講，未來一定會給人們提供更多的物質和福利，同時卻只需要很少的原材料，帶來較少的汙染。

減少消費

第二條通向可持續發展的道路要通過減少消費來實現。美好的未來不是越來越多的人消耗得越來越多，汙染得越來越多，而是一個穩定的人口，而消耗和汙染都越來越少。

多虧家庭計劃的努力，今天世界人口的增長速度已經大大減緩，特別是發達國家。在生活有保障、婦女可以接受教育並有較多權利的地方，出生率已經下降了。但是，就算世界各地的出生率立即降到生育更替水平，考慮到人口結構中的青年人部分，所以人口增長勢頭還會持續幾年。

假設我們已經超出了地球的承載能力，現在要求個人必須節制消費。隨著我們對物質生活質量的需求越來越高——人們追求更多的CD，更多的空調，更多的假期旅行——我們應該如何節制消費量呢？

一種方法是通過公共政策來限制強烈的購買慾望。按一般規則來講，如果對一件事情要納稅，我們就會少做一點；而對一件事情有獎勵，我們就會多做一些。如果高速公路堵塞，空氣遭到汙染，我們可以用快車道來鼓勵合夥駕駛汽車，同時懲罰單獨開車的人。我們可以設立自行車通道，資助公共交通工具，從而鼓勵人們使用汽車的替代物。我們可以像歐洲那樣對汽油收取重稅，對飲料罐頭和瓶子以可償還押金的形式來鼓勵重複利用（見“聚焦：為環保而創新機制”）。

弗蘭克（Frank，1999），一位非常精通社會心理學的經濟學家，提出一種為人類社會負責任的市場經濟不僅能夠獎勵成功，還應該可以促進更多可持續性的消費。他提出一種累進制的消費稅，這種方法是通過提高對非必需的奢侈品（例如，一種叫漫遊者的兒童玩具車的價格是18500美元）的價格來鼓勵儲蓄和投資。他的建議很簡單：並非對人們的收入，而是對人們的支出進行稅收——也就是說對收入減去存款和慈善投資的那一部分進行徵稅。累進制是這樣發揮作用的：完全免除對受贍養者徵稅，同時加大對揮霍者的稅收比率。弗蘭克認為累進制的消費稅（如果一個四口之家每年消費超過30000美元，則稅率為20%，而消費超過50000美元的家庭，稅率則增長到70%）能有效地調節消費。本來打算購買價值30000美元的寶馬汽車者，現在可能會作出調整，同樣高興地去購買23000美元的馬自達汽車。

這樣的政策可以將個人利益的驅動力導向對地球更有利的方向，不過這種法律的制定需要得到公眾的支持。如果皇家協會、國家科學院和聯合國的科學專家嚴正聲明我們已經超過了地球的承載水平，那麼公眾和政府的態度最終都將因為氣候變暖和激烈的資源競爭而改變。我們是否有理由希望公眾的態度也有可能在短期內改變——20世紀末的個人主義和物質主義是否可能在21世紀初被公共利益的價值觀所取代？

伴隨著20世紀60年代的民權運動和20世紀70年代的婦女運動，大眾觀念得到了迅速改變，這些都證明公眾意識確實能在歷史的瞬間發生改變。在美國，20世紀60～90年代的社會環境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離婚率翻倍，自殺率則是3倍，青少年犯罪率是4倍，監獄人口5倍，非婚生子女數量呈6倍增加。20世紀60年代後期美國生活的變化是以不斷上升的個人主義和不斷下降的公共參與為標誌的。與那個年代相比，就像帕特南（Putnam，2000）證實的那樣，今天的中年人和青年人更習慣於“獨自打保齡球 ”（而相應地更少參加選舉、旅行、娛樂、共用汽車等活動，更少相互信任、參加公共活動、會面、到鄰居家串門、參加志願活動以及付出）。作為對這些現實的迴應，在這個世紀之交，人們發起了一個社會生態運動，倡導公共的思維方式，鼓勵學校的個性化教育，促進婚姻的復甦以及共同養育孩子——同時振奮人心的是青少年的自殺、暴力和未婚懷孕行為都有所減少，而且志願活動的數量正在增加。瞧，不管是朝好的還是壞的方向，文化都是可以改變的 。所以，我們是否有理由相信物質主義的風潮將會很快萎縮呢？

聚焦　為環保而創新機制

2000年8月，有一封寫給蘇格蘭人的信——這封信是來自歐洲的某一個國家，在那裡人們要為10加侖的燃料多付出30英鎊（摺合45美元）的稅收，稅率達到了四分之三。來信者對此十分稱讚，認為稅收的運用和獎勵政策刺激了汽油的可持續消費：

儘管如果一年內每行駛12000英里，就意味著每年收入減少18000英鎊，我還是對提高私人駕車成本表示贊同。首先，事情看起來很可能這樣，在汽油上徵稅少的話，在其他地方的稅收同樣會增加，所以任何省錢的想法都是一種幻想。

對燃料徵稅簡單易行，按比例收稅，而且不容易作弊。幾乎所有的駕車者都清楚全球變暖部分是因為化石燃料的使用。幾乎沒有一個駕車者會自私到一點也不關心他（她）的行為可能會導致的自然界的失衡，主要表現為目前全球範圍的異常季節、天氣和不斷上升的海平面。

如果人們選擇住在遠離自己工作的地方，選擇開快車，選擇駕駛高能耗的汽車，選擇去更遠的商店購物或者允許縮減公共交通，那麼他們必須承受這些代價。

弗林（Tim Flinn ）
聖安德魯斯（St. Andrews）

小結

這是一個美好的時代。我們從沒像今天這樣生活得健康而長壽，擁有更多的繁榮景象，更多的人權和更多的先進科技。但是，全世界的科學領袖都指出，我們正面臨一場全球性的災難。迅速增長的人口和不斷上升的消費量都使得地球嚴重“超載”。今天地球上的汽車數量是半個世紀前的10倍，我們燃燒更多的石油和煤炭來產生電和熱，溫室氣體越來越多，同時這個星球也變得越來越熱。要點：今天地球已經不能支撐那些發達國家的消費量，更不用說進一步增長的消費量。因此持關注態度的科學家和公民們都在考慮我們人類怎樣才能建立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未來。如果我們提高科技的效率和農業生產力結果會如何？如果我們通過引發刺激，以及改變行為和態度來控制人口節制消費結果又會怎樣？在過去40年中，文化發生了快速地變化，作為對全球危機的迴應它還會再次發生。

什麼是社會心理學眼中的物質主義和財富

要改變我們對物質主義的理解，社會心理學能給我們哪些幫助？在多大程度上金錢和消費可以買來快樂？為什麼物質主義和經濟的增長不能給人類帶來持久而強烈的滿足感？

金錢可以買來快樂嗎？我們幾乎沒有人會同意。但是如果是另一個問題——“再多一點 錢會讓你更快樂一點 嗎？”——這時大部分人都會微笑和點頭。這就是，我們認為在財富和幸福之間必然存在著某種聯繫。這種信念符合肖爾（Juliet Schor，1998）所說的“工作和消費的循環”理念——工作量越多買得就越多。

日漸盛行的物質主義

心理學家卡塞（Tim Kasser）認為，當人們感到不確定、不安全和貧困時，物質主義，即崇尚金錢和財富的觀念，會比較流行。當缺乏安全感時，人們在得到一些新的佔有物時常常能獲得暫時的情緒提升。但是，這種滿足是很短暫的。

物質主義在現代西方文化中同樣很流行。儘管地球要求我們在它上面生活得更“輕”一點，但物質主義似乎勢頭強勁，這在美國體現得最為明顯。根據一份蓋洛普的民意調查顯示，二分之一的女性、三分之二的男性和五分之四年收入超過75000美元的人們都希望自己越來越富有。這正是所謂的“美國夢”：生活、自由和購買快樂。

這樣的物質主義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期間最為盛行。最富有戲劇性的證據來自於美國加州大學洛山磯分校、美國教育委員會對將近25萬剛入學的大學生所做的年度調查。同意走進大學的最重要原因是“掙更多的錢”的人，從1971年的二分之一，上升到2003年的接近四分之三（如圖16-3所示）。實際上，伴隨著這一比例變化的卻是，認為“形成一個有意義的生活理念”是非常重要的人數卻在急劇減少。也就是說，物質主義膨脹，精神信仰卻在消退。

物質主義的變化歷程，來自於對超過200000人的剛入學的美國大學生的年度調查（全部的樣本量接近700000名學生）。

資料來源：Data from Dey，Astin，& Korn，1991，and subsequent annual reports.

價值觀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列出的19個目標中，現在新入學的美國大學生將“經濟上非常充裕”列為第一位。這不僅高於“發展一套生活的哲學體系”，還位居“成為我自己領域內的權威”、“幫助困難中的他人”和“供給家庭”等目標之上。

並不只有大學生崇尚物質主義。弗蘭克報告，隨著越來越多的人們擁有更多的金錢去消費，奢靡之風正在蔓延。20世紀90年代末期，在奢侈品上的花銷增長速度是全部消費品增長的四倍。棕櫚海灘的四季飯店中每晚一千美金的套房早在一個月前就被預訂用於舉辦婚禮，白楊飯店每晚5000美元的套房也是如此。美國500萬英尺的遊艇數量在過去十年中翻了一番，而且可能每小時的租金超過10000美元。價值超過30000美元（1996）的小汽車在過去十年中數量暴漲，在售出的交通工具中所佔的比例從7%增長到12%。

財富與幸福感

地球無法維持的巨大消費量真的能給人類帶來“美好的生活”嗎？富裕是否會產生（至少是與之相關）心理上的幸福感呢？如果人們可以用一種簡樸的生活方式取代另外一種奢華的生活——包圍在富麗堂皇的環境之中，去阿爾卑斯山滑雪度假，總裁級別的旅行——那麼人們是否會更快樂呢？如果人們中了頭等大獎，並且可以選擇任何一種放縱的生活：一艘40英尺的遊艇，考究的家庭電器，由設計師專門設計的全套服裝，豪華汽車以及私人管家，那麼他們是否會更快樂呢？一些社會心理學理論和證據為此提供了答案。

富裕國家的人們更快樂嗎

就像迪納（Diener，2000）所報告的那樣，存在著這樣一種趨勢：發達國家中有更多感到滿意的人們。例如，瑞士人和斯堪的納維亞人，他們通常都是富裕和滿意的。在貧窮的國家，人們經常缺乏食物和住房的保障。而且，將他們和發達國家的有錢人相比，可能會更強調他們的貧窮感。但是，在人均GNP超過8000美元的國家中，國家的財富和幸福感之間的關係就不存在了（圖16-4）。愛爾蘭人比保加利亞人活得更好（包括快樂和生活滿意度）。但是，其收入是否是愛爾蘭人、挪威人或美國人的一般水平並不重要。在20世紀80年代，愛爾蘭人所報告的持續增長的生活滿意度超過了富裕程度是其兩倍但滿意程度更低的聯邦德國人（Inglehart，1990）。不論如何，迪納和他的同事（1995）注意到國家的財富與公民權利、文化程度，以及民主制持續的時間相關。為了更好地瞭解金錢與快樂之間的關係，研究者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在排除了個人和時間的因素之後，人們的幸福感是否會隨著他們財富的增加而上升。

主觀幸福感指數是快樂和生活滿意度的結合物（將他們自己描述為（a）“非常快樂”或者“快樂”的百分比的平均值減去“不是很快樂”和“不快樂”的百分比，（b）在生活滿意度的10點量表上，7或者以上，減去4或者以下）。

資料來源：From Ronald Inglehart，1997，p.62.

富有的人們更快樂嗎

在貧窮的國家裡，例如印度，低收入往往意味著基本生活需要會受到威脅，所以相對富有確實可以預測更強的幸福感（Argyle，1999）。不論是在心理層面還是物質層面，位於高等級總是好於低等級。但是在富有的國家，大部分人都可以負擔日常生活需要，但其富裕的重要性卻低的令人驚奇。英格爾哈特（Inglehart，1990，p.242）注意到，在美國、加拿大和歐洲，收入和個人的幸福快樂之間的關係“弱得讓人吃驚（實際上是可以忽略的）”。非常窮困的人們的快樂感往往比較低。但是一旦生活變得充裕了，再增加同樣多的錢時，它所能帶來的回報卻變得越來越小。萊肯（Lykken，1999，p.17）通過總結他自己對快樂的研究發現，“一般而言，那些穿著工作裝，乘公車上班的人和穿著西服駕駛自己的奔馳去上班的人一樣快樂”。

甚至是非常有錢的人們——例如《福布斯》雜誌上最富有的100個美國人，根據迪納，霍維茨和埃蒙斯（Horwitz & Emmons，1985）的調查——其幸福感僅僅比平均水平高一點。儘管他們擁有足夠多的金錢可以買很多自己既不需要也不在意的東西，但49個接受調查的超級富翁中的五分之四同意以下觀點：金錢既能增加快樂也能減少快樂，這主要取決於它的使用方法。而且其中的一些富人確實並不快樂。一個擁有驚人財富的富翁根本想不起自己任何快樂的回憶。一位女性報告說，她認為金錢無法化解由孩子的問題所帶來的痛苦。當在泰坦尼克號航行的時候，就算住在頭等艙也不能將你帶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經濟的增長是否可以提高民眾的信心

隨著時間的流逝，快樂是否隨著富裕而增強呢？弗蘭克和卡帕西（Shirley Mae Capaci）在1998年贏得價值1.95億美金的勁球彩票後能否一直感到幸福快樂呢？可能不像他們最初設想地那樣快樂。贏得彩票、獲得一筆遺產，或者經濟增長帶來的意外之財的確能夠提升幸福感（Diener & Oishi，2000；Gardner & Oswald，2001）。彩票贏家的通常表現是隻能從他們的成功中獲得一種短暫而強烈的愉悅感（Brickman & others，1978；Argyle，1986）。儘管為成功感到異常高興，但這種歡樂最終很快消退了。同樣，那些收入比前十年有所增加的人們並不比那些收入沒有增加的人們更快樂（Diener & others，1993）。就像瑞安（Ryan，1999）所解釋的那樣，這種滿意感有一個“非常短暫的生命期”。［後來的一些報告表明，弗蘭克的一些老朋友不再與他談話，他買了一部粉碎機來處理自己不想看到的信件，有一段時間他還躲藏了起來（Annin，1999）。 ］

如果個人的持久幸福感並不隨其個人財富的增長而增強，那麼集體幸福感是否會隨著經濟的增長而得到提升呢？今天的美國人是否比1940年的人們更快樂呢，那時五分之二的家庭還沒有淋浴設備或浴缸，而暖氣常常是意味著生一個木頭的或炭的爐子，而且35%的家庭沒有洗手間（人口普查局，1994）？還是讓我們來看看1957年，經濟學家加爾佈雷思（John Galbraith）在這一年將美國描述為富裕的社會 。那時美國人的人均收入，換算為今天的金額是大約9000美元。而今天，人均收入超過了20000美元。與1957年相比，美國應該算是“兩倍富裕的社會”——金錢所能購買的東西是以前的兩倍。當然並不是每個人都經歷了這種迅速的財富增長——潮水對遊艇和小舟的推動效果是不同的，遊艇提升得更高——而且巨大的貧富差距是不健康社會的標誌。不過，幾乎所有的船都有一定程度的上升。今天的美國人人均汽車擁有量是以前的兩倍，去飯店的頻率是以前的兩倍，而且一般都擁有微波爐、大屏幕的彩色電視機、家庭電腦和空調。生活在其他工業化國家的人們也經歷了類似的變化。

所以，人們認為在經濟上非常充裕是最重要的，而且我們已經看到在過去的40年中他們的財富正在一點一點地增加，呈現出了一種不可逆轉的上升趨勢，美國人現在真的更快樂嗎？

他們沒有。如圖16-5所示，那些報告自己是“非常快樂”的人們的比例，如果存在變化的話，就是在1957年和2002年之間有減少的趨勢，具體地說，比例從35%下降到了33%。富有程度是以前的兩倍，但人們並沒有感到更快樂。同時，抑鬱的比率劇增，特別是在青少年和青年人群中（Seligman，1989；Klerman & Wiessman，1989；Cross-National Collaborative Group，1992）。與他們的祖父母相比，今天的年輕人在更加富裕的環境中成長，但其幸福感卻稍低，患抑鬱和各類社會病的風險更高。

經濟增長是否提高了民眾的士氣呢？雖然對通貨膨脹進行調整後，收入確實有所增加，但是個體自我報告的幸福感卻沒有增強。

資料來源：Happiness data from General Social Surveys，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University of Chicago. Income data from Bureau of the Census（1975）and Economic Indicators .

這樣就得出了一個震驚的結論：在過去40年中我們快速增加的財富並沒有給我們帶來哪怕極小的主觀幸福感的增強。埃斯特林（Easterlin，1995）報告，歐洲一些國家和日本也是如此。例如，在英國，擁有汽車、中央供暖系統和電話的家庭百分比急劇增長，但這並未伴隨著幸福感的增強。結論之所以令人吃驚是因為它對現在的物質主義提出了挑戰：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沒有帶來明顯的民眾信心的提高。

為什麼物質主義未能讓我們滿意

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居然不能讓人們滿意！更令人驚訝的是越是為財富努力奮鬥的個體的幸福感可能越低，這是瑞安“在他所關注的每一個文化中都強烈地感受到”中發現的。他的合作者卡塞（Tim Kasser，2000），從他們的研究中總結出以下結論：那些轉而追求親密感，個人成長，和為社會事業而奮鬥的人會體驗到更高質量的生活。卡塞和瑞安（1993，1996）的研究（還有德國的施繆克）重複了早期珀金斯（H. W. Perkins）的發現：對800個學院的男畢業生的調查中，那些擁有“雅皮士價值觀”——喜歡高收入和追求事業上的成功，以及很高的聲望，勝於希望有親密的朋友和穩固的婚姻關係——的人在描述他們自己“相當”或者“非常”不 快樂方面比他們以前的同學多一倍。另一個研究訪問了13000個大學校友。那些中等收入者——而在20年前將“擁有極大財富”評價為非常重要或者非常必需的人，往往比那些之前並不是非常崇尚物質主義但現在也屬於中等收入的人顯得更不快樂（Nickerson & others，2003）。

暫停一下同時思考：在上個月中，哪件事是你所體驗到的最滿意的一件？謝爾登（Sheldon，2001）及其同事向大學生群體提出了這個問題（還有類似的關於上個星期和上個學期的問題）。接著他要求這些學生評價令人滿意的事件在多大程度上滿足了十種不同的需求。學生認為自尊、親近感（感覺和他人聯繫在一起）和自主（控制的感覺）是伴隨著滿意的事件而體驗到的最強烈的幾種情感需求。排在所有可以預測滿意度的因素項目中最底層的是金錢和奢侈品。

索爾伯格（Emily Solberg），迪納和羅賓遜（Robinson，2003）報告，那些認為自己擁有極大財富的人往往體驗到更少的積極情緒。這類物質主義者常常報告在他們所渴望和所擁有的之間存在較大的差距，同時，享受到的親密而滿意的人際關係更少。特別是那些為了消除自我疑惑而趕超他人者，他們不是為了提升家庭的安全感、享受自由和慷慨救助他人而追求財富，這類人顯得尤為不快樂（Srivastava & others，2001）。迪納和塞利格曼（Seligman，2002）同時報告說，那些非常 快樂的大學生往往具有“豐富而令人滿意的親密關係”而不是有較多金錢。因而，對於一個健康國家的挑戰在於，我們要在提高生活水平的同時遏制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的風潮，因為它們會與人類歸屬的深層需要發生錯位。

我們已經清楚地瞭解到物質主義可能會給生態環境和個人帶來什麼樣的危害。在一個全國性且具代表性的調查中，普林斯頓的社會學家沃斯諾（Wuthnow，1994）發現2000多美國被試中有89%的人認為“我們的社會過於物質化了。”換句話說就是，其他 人太過於物質至上了。不過還是有84%的人希望自己有更多的錢，78%的人說擁有“一棟漂亮的房子，一輛新車和其他美好的東西”是“非常或相當重要的”。

但是為什麼我們在得到漂亮的房子和嶄新的汽車後沒有變得更快樂呢？為什麼41%的美國人——與1973年的13%相比有所上升——現在將汽車、空調看成是日常必需品呢（Schor，1998）？而且昨天的奢侈品——CD播放器，彩色電視機，寬帶上網——是如何迅速地變成今天的必需品和明天的紀念品的呢？（我們家中的第一臺將信息儲存在盒式磁帶中的臺式電腦，起初看起來十分不凡，直到我們擁有了處理速度更快的硬盤驅動的機器，但是一旦擁有了奔騰處理器的芯片後，它就變得簡陋起來，不過芯片似乎也很快就看起來有點軟弱無力了。）

兩個原則驅動了這種消費心理。第一是我們人類的適應能力。第二是我們的社會比較傾向。

適應水平現象

適應水平現象 （adaptation-level phenomenon）意味著成功與失敗、滿意與不滿的情感都是相對於先前的狀態而言的。如果我們目前的成就降到我們先前所達到的水平之下，我們就會產生不滿和挫敗感；如果成績超過了先前的水平，我們就會體驗到成功和滿意感。

如果我們不斷地取得成功，那麼，我們將會很快適應成功。從前讓我們感覺良好的事件現在卻變成了中性事件，以前讓我們感覺中性的事件現在很可能體驗到一種失落感。這能夠幫助我們解釋為什麼人類在過去的幾十年裡實際收入雖然持續快速地增長而多數人並沒有更幸福的感覺。

我們中的大部分人都曾經體驗過適應水平現象。更多的生活消費品，更好的學業成就或者更高的社會聲望，最初能給我們帶來強烈的愉悅感。但是，這一切都讓我們感覺消逝得太快。接著我們會需要更高的水平來讓我們體驗另一個快樂的高潮。布里克曼和坎貝爾（Brickman & Campbell，1971）指出，“正當我們沉浸在某種成就所帶來的滿足感時，它會迅速地消退，最終取代它的是一種冷漠和更高的努力程度。”［帕金森的第二定律：支出增長以適應收入的增加 。］

也許你會回想起第2章中我們提到，人們總是低估自己的適應能力。人們在預測他們未來的情感強度和持久性方面存在困難，這種現象被稱為“持久性偏見”（durability bias，Wilson & Gilbert，2003）。達到我們所渴望的目標——財富、測驗最高得分、芝加哥隊贏了全美職業棒球冠軍賽——所體驗到的狂喜的消散速度比我們想像的要快得多。我們有時會產生“錯誤的渴望”。當大一新生在搬進大學宿舍之前，對種種住宿條件的滿意程度進行預測時，他們都將注意力集中於外在物質條件。“能住在一個漂亮而出入方便的寢室我將感到最開心。”很多學生都是這麼想的。但是他們錯了。當一年之後對其進行重新調查時，鄧恩及其同事（Dunn & others，2003）發現，反而是社會性因素，如團體歸屬感等能很好地預測個體的幸福感。如果我們集中關注於短期效果而忽略我們適應速度的話，那麼也許我們會認為物質生活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給我們帶來幸福。事實上，博文和吉洛維奇（Boven & Gilovich，2003）經過調查和實驗發現，積極的體驗 （常常是與社交有關的體驗）能使我們感到更幸福。生命中最重要的東西並不是物質。

社會比較

我們大部分的生活是以社會比較為中心的，正如那個有關兩個徒步旅行者遭遇狗熊的笑話所說的那樣。一個徒步旅行者從他的揹包中拿出一雙運動鞋。另一個問：“為什麼要穿上運動鞋？你不可能比一隻熊跑得還快！”“我不需要比那隻熊跑得還快，”第一個人回答說，“我只需要跑得比你快就夠了。”

快樂同樣也是如此，不僅取決於我們與自己過去的體驗相比較，而且還取決於自己與他人進行比較（Lyubomirsky，2001）。我們感覺到好或者不好依賴於我們和誰相比較。只有當別人思維敏捷、靈活時，我們才是思維遲緩的或者笨拙的人。當一個棒球選手以年薪1千萬美元簽約時，那麼他年薪7百萬美元的隊友可能會感覺不滿。比較研究者馬斯魏勒（Mussweiler，2003）指出：“人類的判斷是由比較得出的。”［進化論心理學家推斷，男性追求積累和展示比他人更多資源的原因與雄孔雀爭相展示自己的羽毛是一樣的：為了贏得女性的注意力 。］

日漸盛行的奢靡之風可以歸因於人們具有向上比較的傾向：我們在攀登成功和財富的階梯時，我們通常將自己與和我們水平相當或者之上的同輩相比較。那些住在同一個社區收入不同的人們，當他們與非常富有的階層進行向上比較時，他們的認知就扭曲了，很容易體驗到不滿。哈格蒂（Hagerty，2000）觀察到，貧富差距越來越大，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富裕程度的增加不能帶來更多的幸福感。一般來說，當收入更均等而且很少有人明顯超過自己時，人們會覺得自己更幸福。

常見的向上社會比較 （upward social comparison）的結果就是第10章中所謂的相對剝奪 。例如，觀看電視可以引起相對剝奪的感覺，讓我們意識到其他人擁有而自己沒有的東西。人們觀看的電視劇越多，越會將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其他相對富裕的人們做比較，那麼他們的物質慾望就會不斷地上升而自己卻越來越不滿意（Schor，1998）。

社會心理學如何有助於創建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未來

我們人類是不是總會適應新的歡樂，是不是在與其他人的比較中會促使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的持續盛行？是否物質主義有可能會讓位於一種更簡樸的“後物質主義”？是否光有知識並不意味著具有說服力，就像瞭解吸菸危害的人並不能擺脫煙癮一樣？又或者讓人們意識到財富和幸福之間的關係會有利於其建立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未來嗎？

調整適應與社會比較

適應水平現象和社會比較可以深深地啟迪我們：通過物質成就來追求滿足感要求財富不斷地擴展，但這卻僅僅只能維持 這種滿足感。柏拉圖說，“貧困並不是因為一個人的財產減少了，而是因為他的貪婪增加了。”

幸運的是，適應同樣可以使我們向下調整自己，我們需要或者應該選擇去簡化自己的生活嗎？如果我們的購買能力縮減，最初我們會感到有些痛苦。但是，我們最終會適應這一新的現實。20世紀70年代汽油價格飛速增長的結果是，北美洲的人們成功地降低了對耗油量大的汽車的需求。弗蘭克（Robert Frank，1996）就有一段適應節儉生活的經歷：

那時我剛剛大學畢業，作為和平團的志願者，我來到尼泊爾的鄉村。我所居住的一居室的房子，沒有電，沒有暖氣，沒有配套的廁所，也沒有自來水。當地的飲食一成不變，幾乎沒有肉……儘管起初我對自己在尼泊爾的生活條件感到相當吃驚，但是這份經歷中最突出的特點是，那一切如此迅速地就變得正常起來。僅僅在幾周之內，我就不再有任何貧困的感覺。事實上，我每個月有四十美金的補助，而這已經超過了我所在的村莊中大多數人的收入。我體驗到一種富裕的感覺，而這種感覺直到近年來才又再次體驗到。

就像新西蘭心理學家坎曼（Richard Kammann，1983）20年前所認識的那樣，“在快樂原理中，客觀生活的經濟狀況所發揮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住在人人都生活在4000平方英尺的房子中的人們很可能並不比大家都住在2000平方英尺房子中的人們更快樂。

甚至是遭遇致人癱瘓事故的受害者，盲人和其他患有嚴重殘疾的人們通常也能鼓起勇氣，用樂觀的態度來面對不幸。他們適應了自己的殘疾，取得了正常或者接近正常水平的生活滿意度（Brickman & others，1978；Chwalisz & others，1988；Schulz & Decker，1985）。災難性事故的受害者無疑希望自己是健健康康的，同時我們中的大部分人都會羨慕那些贏得彩票大獎的人們。但是，經過一段時期的調整，我們發現了一個令人驚奇的事實：這三組中，任何一組在與他人相比時都不存在明顯的區別。人類擁有巨大的適應能力。

心理學對於可持續發展的貢獻，部分是通過對適應和社會比較的認識理解來實現的。那些低於我們比較標準的體驗能夠冷卻我們對奢靡的狂熱追求，並恢復滿足的狀態。要感覺更好一些，就跟那些處境更差的人——那些受病痛折磨、處於更差的人際關係之中的人，那些擁有更少財富的人相比吧（Affleck & others，2000；Buunk & others，2001；Locke，2003）。德默及其同事（Dermer & others，1979）所做的一個實驗揭示了向下社會比較 （downward social comparisons）的積極效應。他們將威斯康星-密爾沃基大學的女生置於一個假想的剝奪情景中。看完了對1900年密爾沃基市人民悲慘生活的描繪之後，或者是想像並寫下有關自己被焚燒、被毀容的情景之後，那些女生報告對自己的生活感到更為滿意。在另一個實驗中，克羅克和加洛（Crocker & Gallo，1985）發現，與那些在實驗中完成以“我希望我是……”開頭的句子的被試相比，那些完成五句“我很高興我不是……”的句子被試在之後的測驗中，表達出更少的抑鬱跡象而表示對自己的生活更滿意。

人們似乎天生就懂得向下比較的優勢。那些在困境中的人們總是試圖在黑暗中尋找一線光明，通過與那些更不幸的人相比較來提升自尊（Gibbons & others，2002；Reis & others，1993；Taylor，1989）。意識到他人的境遇更糟糕能使得我們更看重自己的幸福，並意識到自己也許並不需要那些“東西”。一則波斯諺語是這樣說的：“我因為沒有鞋穿而感到沮喪，直到我發現還有人沒有腳。”

後物質主義的態度與行為

在第4章我們注意到行為受態度的影響，但是同時也受其他外部因素的影響，而且態度經常依從行為。因此更多對地球有利的行為將會從多種來源中產生——來自於鼓勵環保的公眾政策，來自於對個體承諾行為強有力的呼籲，以及來自於從對“我”的思考到對“我們”的思考和從對目前問題的思考到對未來問題思考的轉變（Stern，2000；McKenzie-Mohr，2000；Winter，2000）。教育——本章的目標——同樣也佔有一席之地，例如霍華德（George Howard，2000）提出所謂的“對於有限世界的致命觀念”（請看“聚焦：對於有限世界的致命觀念”）。

就像我們所看到的，20世紀末期是以不斷增長的物質主義和消費量為標誌的，這在美國表現得最為明顯。羅珀（Roper）的民意調查要求人們選擇哪些事物能帶來“美好生活”，1975年時38%的美國人和1996年時63%的美國人選擇“許多許多的錢”（Putnam，2000）。39%年收入在75000～100000美元的美國人同意這樣的說法：“我無力負擔起所有我真正需要的東西”（Schor，1998）。

但是，有跡象表明一種向後物質主義價值觀轉移的趨勢已經出現，因為人們：

• 面臨著人口增長，氣候變化，動植物的棲息地和物種毀滅的現實；

• 認識到對財富的追求和奮鬥可能意味著更不快樂的生活；

• 意識到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並不能帶來滿足感。

對財富的追求通常體現在一大堆沒有聽過的CD，滿滿一衣櫃很少穿的衣服，擺放在車庫裡的豪華汽車，所有這些都不能賦予我們美好的生活。我們有更大的房子和更多破裂的家庭，我們有更高的收入和更多的問題少年，我們有更多心理健康的專業人士和更多需要他們服務的人們。既然顯著的消費量是20世紀社會地位的標誌，那麼在這個新的世紀它會發生偏轉嗎？

作為一名社會科學家，英格爾哈特（1990）追蹤調查了西方社會的價值觀，他是第一批覺察到物質主義價值觀開始減弱的人中的一個。在歐洲和北美，他看到一些跡象，表明新一代開始成熟起來，他們對經濟增長和堅固國防關注在減少，同時對人際關係、保護自然完整性以及生活的意義性等問題的關注在增加。

民意測驗專家蓋洛普（George Gallup，Jr.，1998）認為，期望與比自己更重要的東西相聯繫的願望正在增長：“今天社會生活中的兩大主流趨勢之一是［另一個趨勢是對更深入、更有意義關係的追求］尋找精神的港灣。”蓋洛普報告（1998），從1994年到1998年的後期，感到自己需要“體驗精神上的成長”的美國人的百分比從58%增長到82%。伴隨當代精神性追求而來的是一種人們對“服務”地球的關注。

聚焦　對於有限世界的致命觀念

1. 消費會帶來幸福 。“當我得到那棟度假別墅時我就會很幸福。”

2. 忽視未來 。“未來的世界自然而然會好的。我的生活就是現在當前。”

3. 增長是好的 。“越多越好。”

4. 貪婪是好的 。“我們都應該盡我們所能地去索取。”

5. 支付得越少越好 。“不應該通過對汽油徵稅來促進資源保護——我想要便宜的汽油。”

6. 如果它還沒有出故障，就不要去修理它 。“全球變暖的預測可能是個錯誤。”

資料來源：Adapted from George S. Howard（2000），“Adapting Human Lifestyles for the 21st Century，”American Psychologist 55，509～515.

關於提高生活質量的研究

社會心理學還通過它對美好生活的研究來對可持續的未來有所貢獻。如果物質主義不能提高生活質量，那麼什麼能夠做到這一點？

• 親密、支持性的關係 。正如我們在第11章所看到的那樣，我們最深層次的需求只有通過親密的支持性的關係才能獲得滿足。那些被親密的友情和忠貞的婚姻所支持的個體非常有可能宣佈他們自己是“非常快樂”的人。

• 團體信仰 經常是這些聯繫的來源，同時還包含其意義和希望。這有利於我們解釋自從1972年以來全國民意調查研究中心對42000個美國人的調查發現：那些很少或從未參加過宗教禮拜的人當中有26%宣佈自己非常快樂，但是那些多次參加禮拜的人們中有47%宣稱自己非常快樂。

• 積極的特質 。樂觀、自尊、知覺到的控制感和外向性也是幸福體驗和幸福生活的標誌。

• 全神貫注 。表現個人技能的工作和休閒經歷也是幸福生活的標誌。塞克斯密哈里（Csikszentmihalyi，1990，1999）指出，在絕對性的緊張焦慮與興趣全無的無聊冷漠之間還存在著一個區域，在這裡人們可以體驗到全神貫注 的感覺，這是一種最佳狀態，即沉浸在一種活動中，我們失去了對自己和時間的知覺。當使用電子尋呼機來抽樣調查人們的體驗時，人們所報告的最快樂的享受並不是在無意識安靜的時候，而是在全身心地投入一種忘我的精神挑戰的時候。實際上，一種休閒活動越不昂貴（而捲入程度越深），人們在這項活動中會感覺自己越快樂 。很多人在從事園藝活動時，會比玩汽艇更快樂，和朋友談話會比觀看電視更高興。低消費的娛樂活動通常被證實是令人滿意的。

這的確是個好消息。那些有助於真正美好生活的東西——親密牢固的友誼，一個充滿希望的信仰，積極的特質，全身心投入的活動——是經久不衰的。而這種觀點與不丹國王萬查克（Jigme Singye Wangchuk）的核心思想不謀而合。他認為“國民的總體幸福感要比國民生產總值更重要。”不丹研究中心的泰德曼（Tideman，2003）這樣解釋：“國民幸福值，旨在促進真正的發展和可持續性，是通過測量生活質量獲得的，而不僅僅是產品和消費的總和。”

小結

物質主義和消費能否帶來積極的情緒體驗呢？從大學生所表達的價值觀和20世紀末美國奢靡的生活方式中推斷，美國人——以及其他西方國家的人們，程度相對較低——生活在一個物質主義的時代。

財富真的能增進幸福感嗎？生活在發達國家的人們與生活在貧困國家的人們相比，確實報告了更強烈的幸福感和更高的生活滿意度（儘管一個人從中等發達的國家搬到到非常發達的國家時提高的幅度有所下降）。在某一個國家內，是否有錢人就比工薪階層更幸福呢？在某種程度上的確是這樣，雖然越來越多的錢所帶來的滿意度的提高幅度越來越小（對富豪和彩票贏家的研究可以作為證據）。隨著時間的流逝，經濟的增長是否能讓人們更幸福呢？不，根本不是這樣，在1960年以後的幾十年裡，儘管財富在不斷增長，但是個體自我報告的幸福感甚至有所降低，同時抑鬱的比率上升了。

兩個原理有助於我們解釋為什麼物質主義不能使我們滿意：適應水平現象和社會比較。當收入和消費量增加的時候，我們很快就會適應。而且同其他人相比我們可能發現自己的相對狀況並沒有發生變化。

個人後記：個體如何在現代世界承擔自己的責任

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們是人類大家庭中的一員，共同生活在地球這個社區裡，同呼吸共命運。我們必須聯合起來，為打造一個以尊重自然、普及人權、經濟公平與和平為基礎的可持續發展的全球社會而努力。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我們，地球上的人類，都必須對彼此、對更廣大的生命群體、對未來的後代宣告我們的責任。

——前言，《地球憲章》，www.earthcharter.org

閱讀和寫作有關人口增長、全球變暖、物質主義、消費、適應、社會比較和可持續發展等問題，引發了我的眾多思考：我是這些問題的一部分還是答案的一部分？我可以滔滔不絕地講述這些大道理。但是，我自己都做到了嗎？

坦率地說，我的行為有時是互相矛盾的。

我全年都騎車上下班，但去年我仍然乘坐耗油量極大的飛機飛行了8萬英里。

我們對有105年曆史的老房子進行了隔熱處理，安裝了一個高效的暖氣爐，並在冬日將自動調溫器調整到華氏67度。但隨著夏日溫度的升高，我很難想像如果不使用空調該如何度過炎炎夏日。

為了減少二氧化碳，當我離開辦公室時，我習慣性地關上電燈和電腦顯示器，並在房子周圍栽種了樹木。但是，我又食用進口牛肉、飲用紅酒，這間接援助了南美的森林砍伐行為。

當1973年美國在全國範圍內設定55英里的時速限制以節省能源消耗時，我大加贊同，而當這一法令在1995年被廢除時，我感到失望。但是，既然周圍的高速公路允許時速達到70英里，我也駕駛著時速70英里的汽車——即使視野範圍內沒有其他車輛（羞愧）。

我家的所有紙張、罐頭容器和瓶子都是重複利用的。但是，每星期我們都會收到眾多的書信、報紙和雜誌，足以裝滿一個3立方英尺的回收箱了。

不錯了，我這樣告訴自己。但是，對於迫在眉睫的危機，這樣的反應，力度是不夠大的。如果今天的60多億的人口都企圖在生態環境中留下類似的痕跡，我們的曾曾曾子孫將無法在地球上生存，更不用說未來某一天人口將達到90億。

那麼，我們如何能在現代生活中，既享受著所有的美好與便利，同時對我們的環境遺產保持警覺呢？即使是一位倡導節儉生活方式的領導者——他也會乘坐耗油量大的飛機到華麗的會場去參加各種會議——也在掙扎著過一種對現代世界負責任的生活。

除了我們的個人選擇，我們還面臨著種種社會和政治問題。市場經濟如何能夠兼容兩種不同的動機，既要促進繁榮又要有所控制以便維持一個適宜人類居住的地球？我們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依賴諸如替代性的能源等技術創新，來降低我們對生態環境的破壞作用？同時，我們追求為我們的子孫後代維護一個適宜生存的地球的崇高目標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激發我們限制自己的放縱行為——我們隨心所欲地開車、焚燒和傾倒垃圾的自由？

你的觀點是什麼

你贊同哪些規則，又反對哪些規則？你贊成為汽車和卡車設立更高的燃料效率標準嗎？對汽車排汙量限制呢？為減少煙霧汙染而設立的焚燒樹葉禁令呢？如果你生活在一個為刺激人們駕駛低能耗的汽車而對燃料課以重稅的國家，你會希望燃料的賦稅更低一點、汽油的價格更便宜一些，以便美國人能駕駛大型汽車嗎？如果你是一名美國公民，為了保護環境資源並控制全球升溫，你會同意提高對汽油和石油的賦稅嗎？

人們控制全球溫室效應和資源告罄的可能性有多大？生物學家威爾遜（E. O. Wilson，2002）認為進化的結果使人們只對很小地域範圍內的、相同膚色、同一時代的人承擔責任，如果他的觀點是正確的，那麼我們還能期望人類會因為考慮到我們遙遠的子孫後代而表現出“擴大化的利他主義”嗎？今天的某些物件，比如10英里/加侖的蜂鳴器，會不會成為明天羞恥的遺蹟呢？今天令人羨慕的“富裕和體面的生活方式”會不會在可持續發展成為必需的明天而變成一種粗魯的行為方式？或者，人們對自己和對成功的關切程度總是要勝過他們對不在眼前的子孫後代的關注呢？

聯繫社會

本章中提到，即便在比他們的祖輩富裕得多的環境中成長，青少年的抑鬱比率仍然有大幅度提高。在14章中，我們討論了消極的思維方式與抑鬱之間的關係。

在第2章中有關自我和第8章中有關團體影響的論述中，我們提出了社會比較的概念——通過將自己與他人進行比較來評價自己。這一概念在討論本章的什麼因素會令我們感到幸福的問題時再次提到。通常，將自己與他人作比並不能增強我們的幸福感（鄰居的車比我的好）。

事實上，還有一個聯繫在於建立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未來與社會心理學之間。本章中提到向上社會比較通常的結果是相對剝奪，這一概念在第10章中也提到過。

結語

如果你讀完了這整本書，那麼你的社會心理學的入門課程就結束了。在前言中我提出了我的希望，我希望這本書“能夠既具有堅實的科學性，同時也是溫暖而人性化的，既是客觀真實的又是啟迪智慧的。”是你，而不是我，是判斷這個目標是否達到的評判者。但是我可以告訴你們，作為作者，傳播這門學科的知識對我來說是一件很快樂的事。如果我的禮物給你帶來了任何的愉悅、激勵和充實感的話，那麼我的快樂就會倍增。

我堅信，社會心理學的知識能夠借批判性思維來限制直覺思維，用理解來揭穿幻覺，以同情避免不客觀的審判。在這16個章節中，我們集合了社會心理學關於信仰和說服，愛與恨，順從和獨立的見解。我們探討了那些有趣問題的部分答案：我們的態度與行為之間是如何相互影響的？為什麼有時候人們會傷害別人，有時候又會彼此幫助？是什麼引發了社會衝突，以及我們如何能將緊握的拳頭轉換成願意互相幫助的雙手？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擴展了我們的思維視野。而且，溫德爾（Oliver Wendell）注意到“一旦思維得到擴展”，思想“就再也不會回到原本狹小的領域了”。我的經歷就是如此，也許你也會有相同的經歷，因為你應該通過學習本課程和其他的課程，成為一個有教養的人。

你的觀點是什麼

花幾分鐘時間來思考一下本書和你所上的社會心理學課程。寫下三到四個給你留下深刻印象的觀點。是什麼令你驚訝不已？如果有的話，哪些觀點已經影響到你或者你渴望的生活方式？

邁爾斯
Davidmyer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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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章的一部分內容改編自《美國悖論：物質豐富時代中的精神飢餓》（邁爾斯著，耶魯大學出版社，2000），可以在這本書中找到關於物質主義、財富、不平等和幸福感的更多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