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vid Myers 社會心理學 v8

第9章 　偏見：不喜歡他人 [1]

“偏見，一種沒有明顯依據的易變的觀點。”

——安布羅斯·比爾斯（Ambrose Bierce），《魔鬼詞典》，1911

偏 見以多種形式顯現——喜歡自己的群體，不喜歡其他一些群體，如：喜歡“東北部的自由主義者”（northeastern liberals）或“南部的山地人”（southern hillbillies），討厭阿拉伯“恐怖分子”或美國“異教徒”（infidels），討厭那些矮個子、肥胖，或者不好看的人。

“9.11”事件及其後果說明了仇恨和偏見的威力：

“我們的恐怖主義針對的是美國。我們的恐怖主義是神聖的恐怖主義。”——引自本·拉登在“9.11”事件之後的一段錄像講話。

“假如我看見某人進入（一個機場），他頭上戴著尿布似的東西，而且用風扇皮帶（帶動汽車等散熱器風扇的皮帶）將那玩意纏在腦袋上，那麼這傢伙就應該被逮起來。”——引自美國國會議員約翰·庫克西（John Cooksey）在“9.11”事件之後的一次電臺訪談節目。

“9.11”過後不久，對那些被認為具有阿拉伯血統的人的敵意情緒高漲起來。在紐約城郊，一位男士試圖（開車）撞倒一位巴基斯坦婦女，嘴裡還喊叫著他是“為了我的國家”（Brown，2001）。在得克薩斯州的丹頓市，一家清真寺受到燃燒彈的攻擊（Thomson，2001）。在波士頓大學，一位中東學生被人刺傷，在科羅拉多大學，學生們在圖書館用油漆噴寫“阿拉伯人滾回老家去。”這些事件並非孤立的。美國—阿拉伯反歧視委員會整理的清單列出“9.11”事件之後的一週之內，美國大學校園裡發生的250多起針對阿拉伯裔美國學生的暴力襲擊事件（cnn.com，2001）。對中東移民的負面看法根深蒂固。“9.11”事件6個月之後美國的一項調查表明，人們對巴基斯坦人和巴勒斯坦人的評價與對毒品販子的評價相當，非常負面（Fiske，2002）。

其他群體也同樣面臨著由來已久的偏見。在尋求愛情或工作時，肥胖者——尤其是超重的白人婦女——前途黯淡。在若干相關的研究當中，肥胖者結婚的更少，只能獲得初級的或不大好的工作，收入也更低。在實驗研究中（讓其中的一些人扮成肥胖者），他們被知覺為缺乏魅力、不太聰明、不太快樂、缺乏自我修養，不夠成功（Gortmaker & others，1993；Hebl & Heatherton，1998；Pingitore & others，1994）。人們甚至會貶低那些僅僅是站在或者坐在肥胖者周圍的人（Hebl & Mannix，2003）。事實上，體重歧視明顯超過了種族或性別歧視，它表現在職業的每一個階段中——僱用、安置、晉升、薪酬、獎懲和解僱（Roehling，2000）。

偏見的本質和作用是什麼

“偏見”與“刻板印象”、“歧視”、“種族歧視”、“性別歧視”等有何區別？刻板印象必然錯誤或懷有惡意嗎？偏見在今天以怎樣的形式呈現？

界定偏見

偏見、刻板印象、歧視、種族歧視、性別歧視——這些術語往往相互重疊。讓我們來澄清這些概念。上述的各種情況，正好都涉及到了對某些群體的負面評價。這正是偏見 （prejudice）的本質：對一個群體及其個體成員的負性的預先判斷。（有些偏見定義也包含了積極的 預先判斷，但在應用“偏見”一詞時幾乎都指負面 傾向——或如奧爾波特（Gordon Allport）在其經典著作《偏見的本質》（The Nature of Prejudice ）中所界定的那樣，“基於錯誤和頑固的概括而形成的憎惡感”。［1954，p.91］）偏見讓我們基於對某人所屬群體的認識而不喜歡這個人。

偏見是一種態度。正如我們在第4章中所見的，態度是感情、行為傾向和信念的某種獨特結合物。這一結合物是態度的ABC理論：情感（感情）［affect（feelings）］，行為傾向（behavior tendency），認知（信念）［cognition（beliefs）］。一個存有偏見的人，可能不喜歡 那些與自己不同的人，以歧視性的方式行為 ，並相信 那些人無知並且危險。與許多態度一樣，偏見非常複雜，而且可能包含某種傲慢的情感成分，這種情感起到了使對方總是處境不利的作用。

負面評價是偏見的標誌，它可能根源於情緒性的聯想，根源於行為辯解的需要，或者源自被稱為刻板印象 （stereotypes）的負性信念。刻板印象就是概括。為了簡化世界，我們概括出：英國人保守；美國人開朗；教授則心不在焉。下面列舉了近期研究中所揭示出的廣泛存在的刻板印象：

• 在20世紀80年代，與那些以“小姐”（Miss）或“夫人”（Mrs.）自稱的女子相比，採用“女士”（Ms.）作為頭銜的女子顯得更為自信，志向更為遠大（Dion，1987；Dion & Cota，1991；Dion & Schuller，1991）。現在“女士”一詞的使用更加普遍，因此刻板印象也變化了。那些保留自己姓氏的已婚女子被認為更加自信，志向更為遠大（Crawford & others，1998；Etaugh & others，1999）。

• 公眾輿論調查顯示，歐洲人對其他歐洲國家的人具有明確的觀念。他們認為德國人相對勤勞，法國人喜歡安逸享樂（pleasure-loving），英國人淡漠並且不易激動，意大利人多情，荷蘭人可靠。［來自阿姆斯特丹大學的威廉·庫門和米基爾·巴爾（Koomen & Bähler，1996），人們覺得這些發現是可靠的。］

• 歐洲人還認為歐洲南部的人比歐洲北部的人更易動感情，效率比較低（Linssen & Hagendoorn，1994）。甚至很多國家都存在“南方人更善於表達”這樣的刻板印象。詹姆斯·潘尼貝克及其同事（Pennebaker & others，1996）報告說，20個北半球國家（不包括南部的6個國家）的人們都認為同一國家的南方人比北方人更善於表達。

這樣的概括或多或少是真實的（而且並不總是負性的）。北半球靠南部的國家暴力事件發生率的確更高。有報告說，這些國家中生活在南方的人的確比北方人更善於表達。就不同性別、種族和階層背景學生的成績差異，老師們的刻板印象往往能真實地反映現實（Madon & others，1998）。“刻板印象”，正如賈西姆等人（Jussim，McCauley，& Lee，1995）指出的那樣，“可能是積極的，也可能是消極的；可能準確，也可能不準確。”準確的刻板印象甚至是我們所期望的。我們稱其為“差異敏感性”或“多元世界中的文化覺知”。形成英國人比墨西哥人更關心準時的刻板印象，就是理解使摩擦最小化情況下，在每一種文化下該期望什麼以及該如何行動。

當刻板印象是過度概括 或明顯不對的時候就會出問題。假如說美國享受福利的人大多數是非裔美國人，這一概括就有些過度，因為事實並非如此。大學生對特定的大學生聯誼會成員持有不同的刻板印象（例如，更喜歡外語課而不是經濟學，或者說更喜歡壘球而非網球），它們包含了一定的事實，但卻被過分誇大了。被刻板化的群體中，個體間的差異要比想像的更大（Brodt & Ross，1998）。

偏見 是一種負面態度 ；歧視 （discrimination）是一種負面行為。歧視行為的根源往往在於偏見態度（Dovidio & others，1996）。但是，正如在第4章中所強調的那樣，態度和行為常常是鬆散地聯結在一起的。偏見性的態度並不一定滋生出敵意行為，同樣道理，並非所有的壓迫都來源於偏見。種族歧視 （racism）和性別歧視 （sexism）是制度上的歧視活動，即使在沒有偏見意圖的時候也如此。在一家清一色為白人的公司裡，假如從結果來看，面試招聘活動確實剔除了潛在的非白人僱員，那麼，即使僱主並無歧視之意，但這種活動也可以稱為種族歧視。

種族偏見

普天之下，每個種族都是少數民族。例如，非西班牙裔的白人僅佔全世界人口的1/5，不到半個世紀之後，該比例將會變成1/8。感謝過去兩個世紀裡的遷徙和移民，世界各民族現在互相融合，有時彼此敵對，有時又友好相處。

對於一個分子生物學家而言，膚色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人體特徵，它受種族之間微小的基因差異所控制。而且，自然界並不按整齊界定的類別來區分種族。是我們人類而非自然界，將伍茲（Tiger Woods）標定為“非裔美國人”（他的祖先是25%的非洲人），或“亞裔美國人”（他也是25%的泰國人和25%的中國人），或者甚至是土著美國人或荷蘭人（各有1/8的血統）的。

多數人看到其他人身上的偏見。在1997年蓋洛普的一項調查中，美國白人估計他們的同伴中有44%的人偏見很深（在10點量表上得分為“5”，甚至更高）。有多少人給自己也打高分呢？只有14%（Whitman，1998）。

種族偏見正在消失嗎

一方面是感受到每一角落無所不在的頑固偏見，另一方面是認為自我沒有什麼偏見，到底哪種認識正確？種族偏見正在成為歷史嗎？

種族態度可以非常迅速地發生改變。1942年，大部分美國人贊同“應該在公共汽車和電車上為黑人設置隔離區”（Hyman & Sheatsley，1956）。事到如今，這樣的問題會顯得稀奇古怪，因為如此明目張膽的偏見差不多已經銷聲匿跡了。1942年，不到1/3的白人（南部只有1/50）支持學校合併；到1980年，支持學校合併的佔到90%。自1942年以來的歲月是多麼的短暫，即使自實施奴隸制的日子開始算，經歷的也不過是歷史長河中的瞬間，有鑑於此，這種變化確實是天翻地覆的。加拿大也是如此，近幾十年來人們對於種族多樣性及各種移民群體的接受程度都有所提高（Berry & Kalin，1995）。

自19世紀40年代以來，非洲裔美國人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雖然在40年代如同克拉克等人（Clark & Clark，1947）所指出的那樣，許多人都懷有反黑人的偏見。（美國）最高法院在1954年做出了歷史性的決定，宣佈隔離學校違背憲法。法院當時發現了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當非洲裔美國兒童有機會在黑人玩偶和白人玩偶之間做出選擇時，多數人選擇的是白人玩偶。在20世紀50～70年代所做的研究中，黑人兒童喜歡黑人玩偶的可能性一直在增加。同時，成年黑人開始認為在諸如智力、懶惰和可靠等特質方面，黑人與白人非常相似（Jackman & Senter，1981；Smedley & Bayton，1978）。

埃米塔·埃齊奧尼（Etzioni，1999）指出，不同種族的人們具有很多相同的態度和志向。每10名黑人和白人當中，有9人以上表示他們願意投黑人總統競選者的票。兩個群體中，10人有8人以上都贊同“要高中畢業，學生必須瞭解將美國人民聯繫在一起的共同歷史和思想”。兩個群體中大約有類似比例的人追求“公正對待所有人，毫無偏見或歧視。”兩組人當中都有約三分之二的人認為道德和倫理標準在淪喪。埃齊奧尼指出，多虧了這些共同的想法，才使得美國和西方大多數民主國家避免了種族部落制的傷害，導致科索沃和盧旺達分裂的正是種族部落制。［心理學家通常使用大寫的“黑”（Black）和“白”（White），以強調這些是社會意義上的種族標籤，並非是對有非洲和歐洲祖先的人所做的膚色標籤。 ］

那麼，我們是否可以就此得出結論，種族偏見已經在美國和加拿大這樣的國家裡消失了呢？2002年一年當中，在有記錄的仇視犯罪案件裡，7314名犯罪者顯然仍持有偏見（FBI，1997）。如圖9-1所示，極少數白人也存有偏見，他們不願意投黑人總統候選人的票。這些人有助於解釋為何有半數美國黑人認為在近30天裡遭遇過歧視——10次有3次是在購物時遇到，2次是在外出就餐或工作時遇到（Gallup，1997）。

資料來源：Data from Gallup polls（gallup.com）.

有關種族之間親密接觸的問題，仍然能夠檢測出偏見。同“與黑人一塊乘坐公交車可能會令我感到不適”這個問題相比，“與黑人在公共場合跳舞我可能會感到不適”能在白人身上檢測出更多的種族體驗。許多人歡迎不同的人做自己的同事或同學，但他們仍然在自己的種族之內與人交往、約會以及結婚。這有助於解釋在一項針對390所學院和大學的大學生所做的調查中為什麼會有53%的非裔美國大學生感到被排除在社會活動之外（Hurtado & others，1994）。這種多數—少數的關係不僅僅停留於種族問題上。在NBA的籃球隊中，少數派球員（在這裡是白人）有著被隔離於隊伍社交圈之外的類似感受（Schoenfeld，1995）。

最親密的社交領域中出現最大的偏見 ，這種現象似乎十分普遍。在印度，接受世襲等級制度的人，通常會允許某個來自底層階級的人到他們家裡來，但卻不會考慮與這種人結婚（Sharma，1981）。在美國一項全國性調查中，75%的人表示他們願意“在同性戀者開的商店購物”，但只有39%的人願意“找同性戀醫生看病”（Henry，1994）。

偏見的微妙形式

回憶第4章的例子，佩戴上假定的謊言探測器後，當白人大學生表明他們的種族態度，並且男士們表明他們對女性權利的同情時，他們承認持有偏見。其他實驗評估的則是人們對於白人和黑人的行為 。正如我們將在第13章看到的，白人對於任何需要幫助的人都是同樣樂於提供幫助的，除非需要幫助的人太不相干（比如說，有一位打錯電話的人，明顯帶有黑人口音，要求轉達一個消息）。同樣的，當要求人們採用電擊來“教授”某個任務時，白人給黑人的電擊並不比給白人的多——除非他們被激怒了，或對方無法報復，或者不知道是誰幹的（Crosby & others，1980；Rogers & Prentice-Dunn，1981）。［在美國的一些州，黑人摩托車手代表了州際高速路上少數的駕駛者和違章超速者，然而他們卻是最容易被州警察阻擋下來接受檢查的人（Lamberth，1998；Staples，1999a，1999b）。在針對新澤西收費公路的一項研究中，黑人佔駕駛者的13.5%，超速者的15%，被阻攔檢查者的35%。 ］

因此，偏見態度或歧視行為一旦能隱身於某些其他動機之後，便可能浮出水面。在法國、英國、德國、意大利及荷蘭，微妙的偏見（誇大種族差異、對少數民族移民不那麼尊重和有好感，以想像的非種族原由拒絕他們）正在替代公開的偏見（Pedersen & Walker，1997；Pettigrew，1998）。一些研究者把這種微妙的偏見稱為“現代種族歧視”（modern racism）或“文化種族歧視”（cultural racism）。現代偏見通常以微妙的形式表現在我們對那些熟悉、相似以及感覺舒適的事物的偏好上（Dovidio & others，1992；Esses & others，1993a）。

在紙筆問卷中，珍妮特·斯溫（Janet Swim）和她的合作者（1995，1997）發現與微妙（“現代”）的種族歧視並存的還有微妙（“現代”）的性別歧視。兩種形式的歧視都表現為否認歧視、反對努力增進平等（例如，“黑人在爭取平等權益方面要求太多了”）。

我們還能覺察到行為層面的偏見。由伊恩·艾爾斯（Ian Ayres，1991）領導的研究小組做的正是這類研究。小組成員走訪了芝加哥地區90多家汽車銷售商，採用統一的策略討價還價，就銷售商的一款成本價約為11000美元的新車，詢問最便宜的售價。給白人男性的最終售價平均為11362美元；給白人女性的平均售價為11504美元；給黑人男性的平均售價為11783美元；給黑人女性的平均售價為12237美元。為了檢驗勞動力市場可能存在的歧視現象，麻省理工學院的研究者針對1300份不同的招聘廣告發送了5000份簡歷（Bertrand & Mullainathan，2003），隨機分配的白人姓名（如Emily、Greg）的應聘者，每發送10份簡歷收到一個回覆，而那些取了黑人姓名（如Lakisha、Jamal）的應聘者，每送出去15份簡歷才收到一個回覆。

現代偏見甚至表現為種族敏感性，它致使人們對被隔離的少數民族人士反應過度——包括對他們的成功讚揚過度，對他們的過失批評過度（Fiske，1989；Hart & Morry，1997；Hass & others，1991）。它同時也表現為某種憐憫姿態。例如，肯特·哈伯（Harber，1998）將一篇寫得很糟糕的文章給斯坦福大學的白人大學生，請他們做出評價。相對於被引導認為作者是白人的情形而言，當大學生認為這篇文章的作者是黑人時，評定的分數相對較高 ，他們很少發表嚴厲的批評。這些評定者，或許是為了避免表現出偏見，他們採用不大嚴厲的標準，對黑人作者更寬容。哈伯指出，這種“讚揚過度和批評不足”，可能會阻礙少數民族學生取得好成就。

多維達、卡韋凱姆和蓋特納（Dovidio，Kawakami，& Gaertner，2002）讓白人大學生與白人或黑人同伴交流互動。他們發現，大學生在種族量表上的反應，能夠預測他們在互動時言語當中的種族偏見。但是，他們對黑人的自動的情緒反應能預測他們的非言語行為。

自動偏見

這類現代偏見再次說明了我們的“雙重態度 ”體制（dual attitude system）（參閱第2章）。針對同一對象，我們可以有不同的外顯（意識）和內隱（自動）態度。因此，對於那些我們目前表示尊重和欣賞的人，我們可能保留源自孩提時代的習慣性的、自動的恐懼或者厭惡。儘管外顯態度可以隨教育而發生巨大的變化，內隱態度則徘徊不去，除非我們通過練習而形成新的習慣（Kawakami & others，2000）。

耶魯大學（Banaji & Bhaskar，2000）、印第安那大學（Fazio & others，1995）、科羅拉多大學（Wittenbrink & others，1997）、華盛頓大學（Greenwald & others，2000）以及紐約大學（Bargh & Chartrand，1999）的研究者進行了大量的實驗，確認了自動刻板化和偏見的現象。這些研究通過快速閃現詞語或面孔來“啟動”（自動激活）有關某類種族、性別或年齡群體的刻板印象。參與者在毫無覺察的情況下，他們被激活的偏見可能隨後會引起他們行為的偏差。例如，針對令人厭惡的主試要求，人們如果受到與非裔美國人有關的圖像啟動，他們對主試煩人的要求可能會產生更加具有敵意的反應。在安東尼·格林沃爾德和他的同事（Greenwald & others，1998，2000）所做的巧妙實驗中，當結合黑人面孔而非白人面孔的時候，10名白人中有9人要用更長的時間來認定愉快的單詞（例如“和平 ”和“天堂 ”）是“好的”。你會注意到，參與者一般幾乎或沒有明確表示出偏見，只有無意識、非故意的反應。不僅如此，休根伯格和博登豪森（Hugenberg & Bodenhausen，2003）報告說，這種內隱偏見表現得越強烈的人，越容易從黑人面孔中感知出憤怒（參閱圖9-2）。

憤怒到哪裡就不見了？休根伯格和博登豪森向大學生展示一系列從憤怒到快樂的面孔變體。同看白人的面孔相比，那些（在內隱種族態度測驗中）根據得分被認定為最有偏見的人，他們在模稜兩可的黑人面孔系列中更容易看到憤怒的影子。

科雷爾及其同事（Correll & others，2002），格林沃爾德及其同事（2003）在他們各自的實驗中，邀請人們快速按鈕“射擊”或者“不射擊”那些在屏幕上突然出現的人，這些人或者手握槍械，或者手持諸如閃光燈或瓶子之類的無害物品。參與者（其中一個研究中既有黑人也有白人）更容易誤擊黑人目標。在一個相關的系列研究當中，佩恩（Payne，2001），賈德及其同事（Judd & orhers，2004）都發現，當用黑人而非白人面孔啟動時，人們想到的是槍：他們更快辨認出槍，他們更多地將扳手之類的工具誤認為是槍。這些研究有助於解釋為什麼阿馬都·戴羅（Amadou Diallo）（紐約市的一名黑人移民）被警察開槍射擊了41次，就因為他將錢包從後面口袋中拿出來。

格林沃爾德和舒（Greenwald & Schuh，1994）指出，即使是那些研究偏見的社會科學家似乎也容易有偏見。他們選定了一些非猶太人姓名（Erickson，McBride，& others）和猶太人姓名（Goldstein，Siegel，& others），分析這些人的社會科學文章引文中的偏見。他們分析了近30000條引用，包括了17000條關於偏見研究的引用，發現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結果：與猶太裔作者相比，非猶太裔作者引用非猶太裔姓名的概率要高出40%。（格林沃爾德和舒不能確定是否猶太裔作者過度引用他們的猶太裔同行的文章，還是非猶太裔作者過度引用非猶太裔同僚的文章，或者兩者兼而有之。）

性別偏見

對女性的偏見有多普遍？我們在第5章中考察了性別角色規範——人們有關女性和男性應該 如何言行舉止的觀念。這裡我們關注性別刻板印象 ——人們有關女性和男性事實上 如何言行舉止的信念。規範帶有約定 性質，而刻板印象則是描述 性的。

性別刻板印象

從有關刻板印象的研究中，有兩個結論是毫無疑義的：存在很強的性別刻板印象，並且正如常常發生的那樣，刻板化群體的成員也接受這種刻板印象。男性和女性會一致認為你可以 根據書的性感封面來判斷一本書。在一項調查中，傑克曼和森特（Jackman & Senter，1981）發現性別刻板印象要比種族刻板印象更強。例如，認為兩性同樣“易動感情”的男性只有22%。剩餘的78%的男性中，認為女性比男性更易動感情的人數遠遠多於認為男性更易動感情的人數，其比例是15:1。那麼女性如何看這個問題呢？她們的答案是一樣的，差異不超過1個百分點。

再來看看波特、蓋斯和沃爾斯德（Porter，Geis，& Walstedt，1983）的一項研究。他們向學生展示一些照片，上面是“一組研究生，他們作為一個研究項目團隊而一起工作”（圖9-3）。隨後他們讓學生做一個“第一印象”測試，要求他們猜測其中誰對小組的貢獻最大。除了位於桌子首席的那位女士之外，圖9-3中的每位男士被選為領導者的次數比3位女士的總和還多！這種視男性為領導的刻板印象不僅真實地存在於女性以及男性當中，同時也存在於女權主義者以及非女權主義者當中。新近的研究表明，如果由女性來實施領導行為，那麼她們相對就不被人們看好（Eagly & Karau，2000）。斬釘截鐵的風格，在女性身上就不如在男性身上顯得那麼適宜（這使得女性更難成為領導或者取得成功）。性別刻板印象有多普遍？非常普遍。

在這些人當中，你猜測哪一位對小組的貢獻最大？大學生看到這張圖片的時候，他們通常猜測為兩位男士當中的一位，儘管那些看到由同一性別構成的小組圖片的人多數會猜測坐在桌子首席的人。

要記住，刻板印象是有關一群人的概括，它們可能正確，也可能錯誤，或者過度概括偏離了真理的核心。（它們也可能帶有自我實現的性質。）我們在第5章中提到過，普通男性和普通女性之間在社會聯繫、移情、社會權力、攻擊性和性愛主動性（然而並不包括智力）等方面確實存在某些差異。那麼據此我們能否得出結論認定性別刻板印象準確呢？刻板印象有時會誇大差異，但據珍妮特·斯溫（1994）的觀察，並非總是如此。她發現賓州州立大學的學生有關男性和女性在不安分性、非言語敏感性、攻擊性等方面的刻板印象有其合理性，比較接近於真實的性別差異。而且，這些刻板印象在不同時期和不同文化中普遍存在。綜合考察了27個國家的數據之後，約翰·威廉斯和他的同事（Williams & others，1999，2000）發現每個地方的人都認為女性更為宜人，而男性則更開朗。性別刻板印象的持續性和普遍性，使得一些進化論心理學家相信性別刻板印象反映出了天生、穩定的本質特性（Lueptow & others，1995）。

刻板印象（信念）並不是偏見（態度）。刻板印象可能為偏見提供支持。不過，拋開偏見而言，人們可能會贊同男性和女性“有差別但平等”。讓我們就此來看看研究者如何探討性別偏見。

性別態度

根據人們對調查研究者的陳述，針對女性的態度與人們的種族態度一樣，變化得非常快。1937年的時候，如果面對一名獲得政黨提名作為總統候選人的合格女性，1/3的美國人聲稱他們願意投票支持；到2003年，聲稱願意投票的人有87%（Jones & Moore，2003）。1967年，56%的美國大學一年級學生贊同“已婚女性的活動最好限定在家庭中”；到2002年，贊同該觀點的人只有22%（Astin & others，1987；Sax & others，2002）。

伊格利和她的同事（1991），哈多克和贊納（Haddock & Zanna，1994）也報告說，人們可能會以發自肺腑的負面情緒來對待某些群體，但他們不會這樣來對待女性。大部分人更喜歡女性而非男性。他們感覺女性更善解人意、和藹、樂於助人。因此，一種好的 刻板印象導致了一種好的態度，伊格利（1994）為這種好的刻板印象起名為“女性妙效應 ”（women-are-wonderful effect）。

不過，性別態度往往是好惡相伴的，這是格利克，菲斯克以及他們的同事（Glick，Fiske，& others，1996，2000，2001）報道的結論，他們調查了19個國家的15000人。他們常常將一種仁慈的性別偏見 （女性的道德敏感性更高）和敵意的性別偏見 （一旦男性作出承諾，那麼她就會牢牢束縛他）混合在一起。

對於那些受性別偏見困擾的人來說，好消息也不少。一項曾被廣為宣傳的有關女性偏見的研究發現，它來自1968年戈德堡（Goldberg）所做的一項研究。在這個研究中，戈德堡給康涅狄格（Connecticut）學院的女學生一些短小的文章，要求她們評定每篇文章的價值。有時一篇特定的文章署名為一名男性作者（例如，John T. McKay），有時則署名為一名女性作者（例如，Joan T. McKay）。總體上看，當文章署名為女性時，所獲得的評分比署名為男性時要低。壓迫的歷史印跡——自我貶低——清晰地浮現出來：女性對女性存在偏見。

由於急於展示存在性別偏見的微妙現實，我於是採用了戈德堡的材料，通過用我自己學生的便利條件，重複了他的實驗。學生們（女性和男性）並未表現出諸如貶低女性工作的傾向。因此，斯溫、博格達、馬魯亞瑪（Borgida，Maruyama）和我（1989）查閱了文獻，與調查者聯繫，盡我們所能地瞭解有關評價男女工作的性別偏見研究。出乎我們的意料，偶爾出現的偏見針對男性與針對女性的頻率一樣多。但是，在涉及將近20000人的104項研究中，最普遍的結論是“沒有差別 ”。在大多數的比較中，某項工作是由男性還是女性來承擔，不影響到對該項工作的評價。艾麗斯·伊格利（1994）總結了其他有關評價男性和女性作為領導、教授及其他身份的工作的研究，她說，“實驗並沒有 證實存在貶低女性工作的任何總體 趨勢。”

問題： “Misogyny”是對婦女的憎恨。與討厭的男人對應的詞是什麼？

答案： 在大部分詞典中不存在這樣的詞 。

性別偏見在西方國家是否正在迅速消失？女權運動是否已經接近完成其使命？與種族偏見一樣，堂而皇之的性別偏見已然滅亡了，但微妙的偏見依然存在。例如，採用偽渠道方法（bogus-pipeline method）便可揭露偏見。正如我們在第4章中所指出的，那些相信實驗者可以通過一個敏銳的測謊儀來了解自己的真實態度的人，對女性權利的同情就表現得少一些。［2000年一項對美國婦女的調查中，65歲及以上年齡的婦女有22%說她們曾受到過歧視，而28～34歲的婦女中有50%的人說有相同的情況（Hunt，2000）。活動：為什麼會存在如此的差異？ ］

在西方民主國家以外，性別歧視的情況更嚴重：

• 世界上未上學的兒童當中有2/3是女孩（聯合國，1991）。

• 沙特阿拉伯禁止婦女駕駛車輛（Beyer，1990）。

• 就全世界而言，人們傾向於生男孩。1941年，美國有38%的懷孕父母說他們如果只養一個孩子的話，他們喜歡要男孩；24%的人喜歡要女孩；23%的人說他們無所謂。到2003年，答案幾乎沒有變化，依然是38%的人喜歡要男孩（Lyons，2003；Simmons，2000）。隨著人們廣泛採用超聲技術來檢測胎兒的性別，以及越來越多的墮胎可行性，這些偏好正在影響男孩和女孩的數量。2000年中國人口統計表明，新生兒當中每出生100名女嬰，就會出生119名男嬰（Walfish，2001）。2001年印度人口統計報告指出，旁遮普省每出生100名新生女嬰就會對應出生126名男嬰（Dugger，2001）。最終結果就是數以千萬計的“遺失女性”。

總的來說，對有色人種和女性的公然偏見已遠不如40年前那樣普遍。對於同性戀者的偏見也同樣如此。然而，採用對微妙偏見敏感的技術手段依然能檢測到廣為存在的偏見。在世界上的某些地方，性別歧視簡直是要命的。因此，我們必須審慎深入地考察偏見的社會、情感和認知緣由。

小結

刻板印象是有關其他群體的信念，信念可能準確，也可能不準確，或者過度概括，但是它是基於真理核心的。偏見是一種預斷性的負面態度。歧視是不合理的負面行為。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可能指個體的預斷態度，或者歧視行為，或者壓制性的制度實踐（即使並非有意帶有偏見）。

刻板化的信念、偏見性的態度和歧視性的行為長期以來一直在危害著人們的生存。根據過去40年美國人對調研人員的陳述來判斷，他們對黑人和女性的偏見已經驟然減少。然而，微妙的調查問題、評估人們態度和行為的間接方法，依然能揭示強烈的性別刻板印象和相當程度的掩飾過的種族和性別偏見。偏見雖然不再那麼明顯，但它依然潛伏著。

偏見有哪些社會根源

什麼社會條件滋生偏見？社會如何維持著偏見？

偏見起源於多種根源。它的產生可能源於社會地位的差異，人們想證明這些差異是正當的，並且願意維持這些差異。偏見也可能是我們坐在父母的膝蓋上習得的，我們在社會化的過程中瞭解了人與人之間的重要差異。最後，我們的社會制度可能起到了維持和支持偏見的作用。先考慮偏見是如何發揮作用來保護自尊和社會地位的。

社會不平等：不平等的地位與偏見

要記住的一條原則：不平等的社會地位滋生了偏見 。主人視奴隸為懶惰、不負責任、缺乏抱負——正因為他們擁有那些特點，所以他們適合被奴役。歷史學家在爭論到底是什麼力量造成了不平等的社會地位。不過，一旦這些不平等業已存在，偏見就在幫助使那些有錢有勢的人將其在經濟和社會方面的特權合理化。告訴我兩個群體之間的經濟關係，我便可以預測群體之間的態度。刻板印象使不平等的社會地位合理化（Yzerbyt & others，1997）。即使是社會地位發生臨時變化，也能影響到偏見。裡奇森和安貝蒂（Richeson & Ambady，2003）引導白人大學生相信自己通過計算機在與黑人或者白人同伴相配合，他們扮演同伴的上司或者下屬，如果大學生扮演上司，當他們與一個假定的黑人同伴配合時，更容易表現出自動偏見。

現實生活的例子比比皆是。直至今日，在施行過奴隸制的地區中偏見還最為嚴重。19世紀的歐洲政治家和作家們通過把被剝削的殖民地人民描述成“劣等的”、“需要保護”的、是一種需要忍受的“負擔”從而認為帝國擴張是正當的（G. W. Allport，1958，pp. 204-205）。40年前，社會學家海倫·邁耶·哈克（Hacker，1951）指出了有關黑人和女性的刻板印象如何助長人們認為其低下社會地位的合理化：許多人認為這兩個群體智力低下、情緒化、未開化，“滿足”於他們從屬的角色。黑人是“劣等的”，女性則是“軟弱的”。黑人的處境正恰如其分；女性的位置則是在家中。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格利克和菲斯克所區分出的“敵意”和“仁慈”的性別歧視，衍生到了其他的偏見上。我們會認為其他群體能幹，或者是可愛，但通常不會兼而有之。我們敬重 那些地位高的人所具有的能力，同時也喜愛 那些欣然接受較低地位的人。菲斯克和她的同事們報告說，在美國，亞洲人、猶太人、德國人、非傳統的女性、自信的非裔美國人以及男同性戀者往往會受到尊重，但卻不怎麼被人喜愛。傳統的下層美國黑人、西班牙裔、傳統婦女、女子氣的男同性戀者、殘疾人，往往被視為能力較弱，但卻因情感、精神、藝術或運動能力上的品質而受到喜愛。

在發生衝突的時候，態度很容易隨行為而改變。人們往往不把敵人當人看，用各種各樣的標籤來貶低他們的人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人成了“日本鬼子”。戰爭結束後，他們成為“睿智、勤奮的日本人”。態度的適應能力令人驚訝。正如我們在前幾章所指出的那樣，殘酷的行動導致殘酷的態度。

性別刻板印象也使得性別角色的合理化。在研究了世界範圍內的這些刻板印象之後，約翰·威廉斯和德博拉·貝斯特（1990b）提到說，如果女性在照顧小孩方面付出大部分關愛，那就可能認為女性天生就善於養育孩子；如果男性做生意、打獵以及參與戰爭，那就很自然地認為他們咄咄逼人、獨立、愛冒險。實驗表明，在看待未知群體的成員時，人們認為這些人具有一些正適合他們角色的特質（Hoffman & Hurst，1990）。

有些人能注意並且調整適應社會地位的差異。那些在社會支配性取向 （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中得分高的人，傾向於從社會階層的角度來看人。他們願意讓他們的社會群體社會地位高一些——他們喜歡位於社會階層的頂層。處於社會高層支配位置，也傾向於促進這種取向（Guimond & others，2003）。Jim Sidanius，Felicia Pratto以及他們的同事（Pratto & others，1994；Sidanius & others，1996；Sidanius & Pratto，1999）解釋說，這種希望出人頭地的想法導致那些社會支配性高的人樂於接受偏見，支持那些為偏見做合理辯護的政治立場。在社會支配性取向上得分高的人，事實上往往支持那些諸如為富人減稅之類的維護階層等級的政策，反對諸如遵從法案（Affirmative Action）之類的破壞階層等級的政策。社會支配取向得分高的人，還偏好做專業人士、從事政治和商業活動，以提升他們的社會經濟地位，維持階層等級。他們不願意做破壞社會階層等級的工作，如社會工作者。社會經濟地位可能滋生偏見，但相比於其他人，有些人會更多地追求社會經濟地位，並且試圖維持這種地位。

社會化

偏見起源於不平等的社會經濟地位以及其他社會原因，包括我們習得的價值觀和態度。

權威人格

20世紀40年代，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的研究者——其中有兩位從納粹德國逃離出來的——設立了一個緊迫的研究任務：揭示反猶太人的心理根源。反猶太人政策影響之壞，導致數百萬猶太人被屠殺，而且讓那麼多歐洲人成為冷漠的旁觀者。在研究美國成人的時候，西奧多·阿多納（Adorno & others，1950）發現，敵視猶太人的人，往往也同時敵視其他少數民族。偏見似乎不只是具體針對某一群體的態度，而是如何對待與自己不同的人的一種思維方式。不僅如此，這些自以為是的種族中心主義 （ethnocentric）者普遍擁有獨裁的傾向——不能容忍軟弱，具有懲罰性的態度以及服從群體內部的權威。這些獨裁傾向，反映在他們贊同諸如“服從和尊敬權威是孩子們應該學習的最重要的品質”之類的陳述上。

權威人格的人，在孩提時代往往經歷過苛刻的規矩。這可能導致他們壓抑了自己的敵意和衝動，並將這些敵意和衝動“投射”到了外群體身上。權威人格兒童的不安全感，似乎使他們傾向於特別關注權力和地位，容易形成非對即錯的頑固思維方式，難以忍受模糊性。因此，這類人就傾向於服從那些權力比自己大的人，攻擊或者懲罰那些地位在自己之下的人。

學者們對該研究持批評態度，因為該研究只盯著右翼權威，忽略左翼的教條權威主義。儘管如此，該研究的主要結論依然成立：權威主義傾向，有時候在種族緊張局勢中有所反映，在經濟衰退、社會鉅變、日子變得艱難的時候，權威傾向也會急劇高漲（Doty & others，1991；Sales，1973）。在當代俄羅斯，人們在權威主義上的得分非常高，這就助長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回潮和對民主改革的抵制（McFarland & others，1992，1996）。

不僅如此，馬尼托巴大學心理學家鮑勃·阿爾特邁耶（Altemeyer，1988，1992）對右翼權威主義的近期研究證實了有 些個體以偏見來表達恐懼和敵意。感覺自己在道義上高人一等的人往往會野蠻地對待自認為劣等的人。

不同形式的偏見——對黑人、男同性戀和女同性戀者、女性、老人、肥胖者、艾滋病患者、無家可歸者——的確 可能同時存在於同一個人身上（Bierly，1985；Crandall，1994；Peterson & others，1993；Snyder & Ickes，1985）。正如阿爾特邁耶總結的，右翼權威主義往往是“均等機會頑固分子”。

特別讓人感到震驚的是社會支配取向和權威主義人格得分高的人。阿爾特邁耶（待發表）報告說，這些“雙高”人士“屬於我們社會當中偏見最深的人”，這一現象並不令人感到吃驚。他們在各種人格特點上似乎都表現得最差，他們一方面武斷教條、充滿種族優越感，另一方面則常以自欺欺人的方式來努力謀求社會經濟地位。阿爾特邁耶指出，儘管這些人相對很少，但他們往往會成為仇視群體的領袖。

宗教與偏見

那些得益於社會不平等的人，在聲稱“人生而平等”的同時，還需要為讓各種事情維持現狀而尋求合理化的辯解。相信是上帝規定了現存的社會秩序，還有什麼比這更有力量的理由？威廉·詹姆斯指出，對所有的殘酷劣行而言，“表面的幌子都是秉承上帝的旨意”（1902，p.264）。

幾乎每一個國家的領導者，都利用宗教來使當前的秩序神聖化。利用宗教來維護不公正，這有助於解釋有關基督教這一北美主要宗教的兩個相互印證的發現：（1）教會成員比其他人表現出更明顯的種族偏見；（2）同那些表示自己的傳統信仰不那麼明顯的人相比，那些表示信奉傳統或正統基督教的人表現出更多的偏見（Altemeyer & Hunsberger，1992；Batson & others，1993；Woodberry & Smith，1998）。

瞭解到宗教和偏見這兩個變量之間的相關並不能讓我們瞭解它們的因果聯繫。它們或許根本就沒有什麼聯繫。受教育程度低的人，也許更信奉正統基督教，同時又更多地抱有偏見。可能是偏見導致宗教信仰，即偏見引導人們創造宗教觀念來維護他們的偏見。也可能是宗教導致偏見，即宗教引導人們相信所有人都擁有自由意志，貧困潦倒的少數民族應該就他們的社會經濟地位責備自己。

如果的確是宗教導致偏見，那麼越虔誠的教會成員偏見就越深。但另外三個研究一致表明事實並非如此。

• 在教會成員中，同偶爾去教堂的人相比，虔誠的信徒在26次對比中有24次顯示出較少的偏見。

• 奧爾波特和羅斯（Allport & Ross，1967）發現，相對那些將宗教多少視為實現其他目的的手段的人而言（他們會認同這樣的陳述：“我對宗教感興趣，主要是因為做禮拜是件令人愉悅的社會活動”），那些以宗教本身為目的的人（例如，他們會認同這種陳述：“我的宗教信仰真的是我為什麼這麼生活的理由”）表現出較少的偏見。而且，在蓋洛普的“宗教承諾”（spiritual commitment）指數中得分高的人，更歡迎其他種族的人做鄰居（Gallup & Jones，1992）。

• 新教牧師和羅馬天主教牧師比普通人更支持民權運動（Fichter，1968；Hadden，1969）。1934年，德國45%的神職人員與組織起來反對納粹統治的懺悔教堂（Confessing Church）結盟（Reed，1989）。

那麼，宗教和偏見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答案取決於我們如何 提問。如果我們將宗教虔誠定義為成為教會成員或至少在表面上認同傳統信仰的意願，那麼越虔誠的人就懷有越多的種族偏見。頑固分子往往藉助宗教使其固執合理化。可是，如果我們以其他幾種方式來評價宗教虔誠的程度，那麼越虔誠的人則懷有越少的偏見——因此，現代民權運動具有宗教的根基，該運動的領導者當中有許多基督教牧師和基督教新教牧師。正如戈登·奧爾波特所總結的那樣，“宗教的作用顯得自相矛盾。它製造偏見，同時又廢除偏見。”（1958，p.413）。

從眾

偏見一旦形成，它在很大程度上就會由於慣性而持久存在。如果偏見被社會所接受，那麼許多人將會跟從遵循最為暢通無阻的道路，順從這種潮流。他們的行為可能是因為恨的需要而產生，但更可能是因為被人喜歡和接受的需要而產生。

托馬斯·佩蒂格魯（1958）研究了南非和美國南部的白人，研究揭示了在20世紀50年代，那些最遵從其他社會規範的人同時也是最具有偏見的人；那些不怎麼遵從的人身上則不大有人云亦云的偏見。對於阿肯色州小石城的牧師來說，不從眾的代價顯然是痛苦的，1954年美國最高法院關於在學校解除種族隔離的決議就是在那裡執行的。大多數牧師願意融合，但通常只是私底下這麼說；他們害怕公開宣稱會使他們失去教會成員、失去捐助者（Campbell & Pettigrew，1959）。或者考慮一下同一時代印第安那州的鋼鐵工人和弗吉尼亞州西部的煤礦工人，在工廠和礦井中，工人們認可種族的融合。而鄰里關係的規則卻是嚴格的種族隔離（Minard，1952；Reitzes，1953）。偏見顯然並非“病態”人格的反映，它只不過是社會規範而已。

從眾同樣也維持著性別偏見。“如果我們來思考一下託兒所和廚房為什麼是女性的天然領域”，蕭伯納在1891的一篇文章中寫到，“我們的所作所為與英國孩子開始思索籠子為什麼是鸚鵡天生應該呆的地方是完全一樣的——因為他們在其他地方從未看到過鸚鵡。”曾 見到女性在別處的孩子——那些職業女性的孩子——對男性和女性的看法相對而言刻板化程度要低一些（Hoffman，1977）。

所有這些觀點中，尚有一線希望。如果偏見並非植根於人格，那麼隨著潮流的改變，新規範的演進，偏見便可能消除。事實上，它的確在變。

社會制度的支持

種族隔離是社會制度（學校、政府、媒體）助長偏見的一種形式。政治領袖既能反映各種盛行的態度，又能強化這些態度。1957年，當時的阿肯色州州長奧維爾·福伯斯（Orville Faubus）關閉了小石城的中心學校的大門，以阻止種族融合。他所做的，不僅僅是代表他的選舉人，更主要的是，他在使他們的觀點變得合理化。

學校同樣也在強化主流的文化態度。一項研究分析了1970以前寫作的134份兒童讀物中的故事內容，發現男性人物角色比女性人物角色要多，比例是3:1（文字和圖片上的女性，1972）。被描寫為主動、勇敢和富有能力的人會是誰？在來自經典兒童讀物《迪克和簡》（Dick and Jane ）的一段摘錄當中可以看到答案：簡仰面摔倒在人行道上，身邊是她的溜冰鞋，聽聽馬克向他母親所做的解釋：

馬克說，“她不會滑冰”。
“我可以幫助她。
我想要幫助她。
你看她，媽媽。
你先看看她。
她就像個女孩子。
她放棄了。”

直到20世紀70年代，有關男性和女性的觀念發生了變化，使得人們對這類描述有了新的看法，這種公開的（對我們而言）刻板印象才被廣為關注，並且隨之發生了改變。

社會制度對偏見的支持往往來得不知不覺。一般說來，它們並非故意要壓制某一群體。更多的時候，它們只是反映了理所當然的文化假定，正如蠟筆盒中標有“肉”色的蠟筆就是粉白色的。

當代還有哪些制度性偏見的例子依然沒有被注意到？下面是一個我們多數人都沒有注意到的例子，儘管它就在我們眼前：在查閱了來自雜誌和報紙的1750張照片之後，戴恩·阿徹和他的合作者們（Archer & others，1983）發現，大約2/3的普通男性照片專注於面部，而專注於面部的普通女性照片只有不到一半。隨著研究領域的拓展，阿徹發現這種“面孔歧視”（face-ism）十分普遍。在其他11個國家的期刊上，在6個世紀的藝術作品中收集的920幅人物肖像中，以及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大學生的業餘作品中，他都發現了這一現象。喬治婭·尼格羅和她的同事（Nigro & others，1988）證實，在其他許多雜誌，包括《女士》（Ms. ）也存在面孔歧視現象。

研究者猜想，對男性面孔和女性軀體的視覺突出，既反映了性別偏見，同時也在延續性別偏見。諾伯特·施瓦茨和伊娃·庫爾茨（1989）在德國所做的研究表明，那些在照片中面孔被突出的人顯得更有智慧、更有抱負。不過，全身刻畫總好過沒有任何視覺表現。露絲·蒂博多（Thibodeau，1989）分析了過去42年中《紐約客》（New Yorker ）上的卡通畫，她僅找到一幅與種族無關的畫，上面有一名美國黑人（流行的卡通畫大都沒有表現民族多樣性，所以本書用照片來描繪多樣性要比用卡通畫容易得多）。

電影和電視節目同樣也包含並且強化了各種盛行的文化態度。20世紀30年代的電影裡，笨拙、天真的非洲裔管家和女僕形象促進了它們所反映的刻板印象經久不衰地延續下去。儘管如今我們多數人會反感這類形象，但即使是一部有關一位具有犯罪傾向的美國黑人的現代戲劇幽默電視片，隨後也可能使得另一名被控傷害罪的非裔美國人的罪行顯得更為嚴重（Ford，1997）。發源於黑人藝術家的極端說唱（rap）音樂，導致黑人和白人聽眾都對黑人形成了某種刻板印象，認為他們具有暴力傾向（Johnson & others，2000）。

小結

社會情境以多種方式滋生並且維持著偏見。一個沉醉於社會和經濟優越感中的群體，往往會以偏見的信念來為他們的地位做辯解。人們同樣也在孕育或者減少偏見的方式下被撫養長大。家庭、宗教團體及更廣闊的社會都可能維持或者減少偏見。社會制度部分出於慣性的原因也支持助長偏見。

偏見有哪些動機根源

偏見可能由於社會情境而滋生繁衍，但偏見中的敵意和希望不偏不倚的願望背後都有動機方面的原因。挫折感可以激發偏見，如同想看到自己的群體高人一等的意願一樣。但在有些時候，人們也希望避免偏見。

挫折與攻擊：替罪羊理論

在第10章我們將看到，痛苦和挫折（目標受阻）常常引起敵意。當我們遭遇挫折的原因令人膽怯或者莫名其妙的時候，我們往往會轉移我們的敵對方向，這種“替代性攻擊”現象，也許助長了（美國）內戰之後南方地區對美國黑人濫施私刑的行為。1882～1930年之間，當棉花價格下跌、經濟受挫的時候，濫用私刑的情況大致就越嚴重（Hepworth & West，1988；Hovland & Sears，1940）。近幾十年來，仇視性犯罪似乎並不隨著失業率的波動而波動（Green & others，1998），但是，當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時候，社會民眾就對（民族）多樣性和反歧視法案持更開放的態度（Frank，1999）。在繁榮時期，更容易維護民族和睦。

這種替代性攻擊的目標是變化不定的。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之後，隨之又出現經濟的混亂，許多德國人都把猶太人看成是罪魁禍首。早在希特勒掌權之前，德國一位領導人就闡述道：“猶太人只不過是替罪羊。……如果沒有猶太人，反猶太分子也會創造出猶太人來”（G. W. Allport，1958，p.325）。在幾世紀以前，人們曾經把他們的恐懼和敵意發洩到女巫身上，女巫有時在公共場合被燒死或溺死。憤怒激起了偏見。

競爭是挫折的來源之一。當兩個群體為工作、住房或社會聲望而競爭的時候，一個群體實現了目標，這將成為另一個群體的挫折。因此，現實群體衝突理論 （realistic group conflict theory）認為，一旦群體為稀缺資源而競爭，就會出現偏見（Esses & others，1998）。高斯定律（Gause's law）就是一個與此有關的生態學原則，它認為有同樣需求的物種之間競爭將最大化。

例如，西歐有些人贊成這種說法，“過去5年當中，像你這樣的人經濟狀況比大多數（此處是該國某個少數民族的名字）人都差。”這些飽受挫折的人公然表現出相對較高的偏見（Pettigrew & Meertens，1995）。在加拿大，自1975年開始，加拿大人對移民的牴觸隨失業率而上下波動（Palmer，1996）。在美國，敵視黑人的偏見在那些社會經濟地位與黑人最為接近的白人身上表現得最為強烈（Greeley & Sheatsley，1971；Pettigrew，1978；Tumin，1958）。當利益發生衝突時，偏見——對某些人來說——就成為報復的手段。

社會同一性理論：感覺比他人優越

人是群居性動物。我們的祖先教會了我們如何滿足和保護我們自己——在群體中生存。人類為其群體而歡呼，為其群體而殺戮，為其群體而獻身。澳大利亞社會心理學家約翰·特納和米歇爾·霍格（Turner，1981，1987，1991，2001；Hogg，1992，1996，2003）以及他們的同事注意到，我們還很自然地以我們的群體來描述自己。自我概念——我們感覺自己是誰——所包含的不僅僅是個人同一性 （我們對自己的個人特性和態度的感受），而是一種社會同一性 （social identity）。菲奧娜把自己看做是一位女性，一名澳洲人，一名工黨黨員，一名新南威爾士大學的學生，一名麥克唐納家族的成員。我們肩負如此多的社會身份，如同玩紙牌，在最恰當的時候打出各張牌。

在與英國已故社會心理學家亨利·託什菲爾（Henri Tajfel）一起工作時，特納提出了社會同一性理論 。特納與託什菲爾觀察到一下現象：

• 我們歸類 ：我們發現將人，包括我們自己，歸入各種類別是很有用的。在表述某人的其他事情的時候，給這個人貼上印度人、蘇格蘭人或公共汽車司機的標籤，不失為一種簡略的方法。

• 我們認同 ：我們將自己與特定的群體［我們的內群體 （ingroups）］聯繫起來，並以此獲得自尊。

• 我們比較 ：我們將自己的群體與其他群體［外群體 （outgroup）］進行比較，並且偏愛自己的群體。

我們在評價自己的時候，會部分地依據自己的群體成員身份。擁有一種“我們”的感覺能增強我們的自我概念。這種“感覺 ”好極了。我們不僅在群體中為我們自己尋求尊重 ，還在群體中尋求自豪感 （Smith & Tyler，1997）。而且，認為我們的群體比較優秀，有助於讓我們感覺更好。這就像我們都想過的，“我是一名X（說出你的群體）。X很好，所以，我很不錯。”

如果缺乏積極的個人同一性，人們往往會通過認同某一群體來獲得自尊。因此，很多年輕人通過加入幫派來尋找自豪感、權力和同一性；許多極端的愛國者以他們的國別來描述自己（Staub，1997）。很多迷茫的人投身於新的宗教運動、自助群體和兄弟會後，在其活動中找到同一性（圖9-4）。

個人同一性與社會同一性共同培育自尊。

內群體偏見

以群體方式來描述你是誰——如你的種族、宗教、性別、所學專業——意味著在描述你不是誰。包含“我們”（內群體）的圈子，自然就排除了“他們”（外群體）。因此，僅僅是感覺到被歸入某一群體，也可能增加內群體偏見 （ingroup bias）。如果問孩子們：“你們學校的學生和他們（附近另一所學校的學生）比起來，哪裡的學生更優秀？”基本上所有的孩子都會說自己學校的學生更優秀。對成年人來說也同樣如此，離家越近的東西看上去就越好。有超過80%的白人和黑人都認為他們鄰里之間的種族關係總體良好；但僅有不到60%的人認為整個國家的種族關係總體良好（Sack & Elder，2000）。在實驗情境中，僅僅與某個人同一天生日就能建立足以強大的聯繫，激發密切的合作（Miller & others，1998）。

內群體偏見是人們尋求積極自我概念（參閱第2章）的又一個例證。我們的群體意識是如此之強烈，以至於只要有理由認為我們是一個群體，我們就會這麼做，隨後就會表現出內群體偏見。僅根據駕駛證的最後一位號碼將人們歸入不同的群體，他們就會感覺到號碼匹配的夥伴之間存在某種親密的關係。託什菲爾和比利希（1974；Tajfel，1970，1981，1982）經過一系列的實驗發現，只需一些十分細小的線索，就能激發出人們對我們 的偏袒和對他人 的不公。在一項實驗中，託什菲爾和比利希讓英國的青少年被試評價現代抽象派繪畫，然後告訴他們，他們以及其他一些人更欣賞保羅·克利（Paul Klee）的畫，而不太喜歡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的畫。最後，甚至在從沒有見到群體其他成員的情況下，這些青少年就開始在成員之間分錢了。

這個實驗以及其他一些實驗以如此微不足道的方式來定義群體，但也產生了內群體偏愛。懷爾德（Wilder，1981）總結了典型的結果：“當獲得機會來分配15分的分值（值錢的）時，被試一般都給自己的群體9～10分，其他群體5～6分。”這種偏見在不同性別、各種年齡、各種國籍的人身上都會發生，尤其是來自個體主義文化的人（Gudykunst，1989）。（來自集體主義文化的人相對更認同所有的同伴，因而更能夠做到一視同仁。）

當我們的群體相對於外群體而言規模較小、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時候，我們就更容易表現出內群體偏見（Ellemers & others，1997；Mullen & others，1992）。當我們屬於一個較小的群體，被一個較大的群體包圍時，我們同樣也會意識到我們的群體成員屬性；當我們內群體是多數派時，我們倒不怎麼容易想到它。在一些社交聚會當中，作為外國留學生、男同性戀或者女同性戀者、少數民族或弱勢性別的一員，人們能更敏銳地感受到自己的社會身份，並且做出相應的反應。

即使是毫無 邏輯依據而組成的群體意識——比如說，僅僅通過投擲硬幣來組建X組和Y組——也會產生某種內群體偏見（Billig & Tajfel，1973；Brewer & Silver，1978；Locksley & others，1980）。在庫爾特·馮內古特（Kurt Vonnegut）的小說《打鬧劇》（Slapstick ）當中，電腦給每個人名和姓之間取了一箇中間名字；於是，所有中間名字為“Daffodil-11s”的人，感到他們彼此之間團結一致，疏遠那些中間名字為“Raspberry-13s”的人。自我服務偏見（第2章）再次出現，使得人們獲得更積極的社會同一性：“我們”比“他們”好，即使“我們”和“他們”是隨機界定的！

因為我們有社會同一性，所以我們服從於我們的群體規範。我們為團隊、家庭和國家犧牲自我。我們可能不喜愛外群體。我們的社會同一性越重要，我們就越強烈地感受到對群體的依戀，面對來自其他群體的威脅，我們的反應就越充滿偏見（Crocker & Luhtanen，1990；Hinkle & others，1992）。伊斯蘭曆史學家、前耶路撒冷副市長梅倫·本維尼斯提（Benvenisti，1988）說過，在耶路撒冷的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當中，社會同一性對於自我概念來說是如此的重要，以至於它能不斷地提醒著人們他們不是誰。因此，他生活在一個混合居住的街區，但他自己的孩子——令他驚訝的是——“沒有結識任何一位阿拉伯朋友”。

當我們的群體已經獲得成功時，通過更強烈地認同於該群體，我們也可以使自己感覺更好。大學生在他們的橄欖球隊獲勝之後一旦被人詢問，他們通常回答說“我們 贏了”。當他們的球隊輸了以後被問人及時，他們更可能說“他們 輸了”。對於那些剛剛經歷突如其來的自我打擊的個體，諸如瞭解到他們在“創造性測驗”中表現很差，內群體成員的成功所折射的光芒最讓他們揚揚自得（Cialdini & others，1976）。一位朋友的成就所折射出的光輝同樣讓我們得意洋洋——除非該朋友在某些與我們的認同有關的事情上勝過我們（Tesser & others，1988）。如果你認為自己是一個傑出的心理學學生，你可能因為一位朋友優秀的數學成績而感受到更多的喜悅。

內群體偏見即偏袒某個人自己的群體。這種偏愛可以反映在：（1）喜歡內群體；（2）討厭外群體；（3）兩者兼而有之。如果兩者兼而有之，那麼對自己群體的忠誠應該會造成對其他群體的貶低。真是這樣嗎？種族自豪感會導致偏見嗎？強烈的女權主義認同，會使女權主義分子討厭非女權主義者嗎？忠誠於某一特定兄弟或姐妹聯誼會，是否會導致其成員貶低那些獨立者和其他聯誼會的成員？

實驗同時支持兩種解釋。當人們敏銳地感受到自己的內群體身份時，諸如當人們與其他內群體成員在一起時，外群體刻板印象就容易盛行（Wilder & Shapiro，1991）。在俱樂部聚會時，我們會最強烈地感受到我們與其他俱樂部成員之間的差別。當預期自己的群體會遭遇偏見的時候，我們會更強烈地蔑視外群體（Vivian & Berkowitz，1993）。

然而，內群體偏見的產生，可能是源於感覺到其他群體很糟糕（Rosenbaum & Holtz，1985），同樣或者更多的原因可能是認為自己的群體很不錯（Brewer，1979）。因此，對我們自己的群體所持的積極感受，並不一定完全映射出對外群體同樣強烈的消極感受。積極投身於自己的種族、宗教和社會群體，有時的確使某人傾向於貶低其他的種族、宗教和社會群體，但這一系列關聯並非是自動化的。克里斯托弗·沃爾斯科（Christopher Wolsko，2000）等人根據他們對大學生所做的研究指出，事實上，多元文化而非色盲視角，不會導致對群體差別的敏銳知覺。但是，多元文化觀所形成的刻板印象有的卻對外群體有利。他們指出，為了心理和社會健康，我們需要同時承認我們的個體獨特性、我們的群體同一性以及我們共同的人性。

社會地位、自我關注和歸屬的需要

社會地位是相對的：認為自己有地位，我們就需要有人不如我們。因此，從偏見或任何地位等級系統中可以獲得的一個心理學收益就是感覺到高人一等。大多數人都能回想起自己曾經因為別人的失敗而竊喜的情景——比如看見兄弟或姐妹被懲罰，或者同學考試不及格。在歐洲和北美，社會經濟地位低下或正在下滑的群體，以及那些積極的自我形象受到威脅的群體，偏見往往更為強烈（Lemyre & Smith，1985；Pettigrew & others，1997；Thompson & Crocker，1985）。在一項研究中，同社會地位較高的女生聯誼會成員相比，社會地位較低的女生聯誼會成員更容易蔑視其他的女生聯誼會（Crocker & others，1987）。也許那些有著穩定社會地位的人對於優越感的需要相對弱一些。

然而，與地位低下相關聯的其他因素也可以解釋偏見現象。設想你是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一名學生，參加了羅伯特·恰爾迪尼和肯尼思·理查森（1980）的一項實驗。你正獨自在校園裡漫步，有人走近你，並請你幫忙完成一項5分鐘的調查。你同意了。研究者給你一個簡短的“創造性測驗”，之後他告訴你一個消息：“你在這個測驗上的得分相對較低”，你倍感挫折。然後，研究者在結束調查之前，向你詢問了若干有關你們學校或者一貫對手——亞利桑那大學——的評價性問題。你的受挫感會影響你對這兩所學校的評價嗎？通過對比自尊沒有受到威脅的控制組，體驗到挫折感的學生對他們自己學校的評價更高，對競爭對手的評價更低。顯然，通過吹噓自己的群體、詆譭外群體來維護自己的社會同一性，能夠提高一個人的自我。

詹姆斯·邁因德爾和梅爾文·勒納（Meindl & Lerner，1984）發現，一次羞辱性的經歷——如不小心打翻了某人很重要的一疊電腦卡——會引起講英語的加拿大學生對講法語的加拿大學生表現出更多的敵意。特雷莎·阿馬比爾和安·格萊茲布魯克（Amabile & Glazebrook，1982）發現，達特茅斯學院那些被引發出不安感的學生，在評價別人的工作時更加苛刻。

一次又一次的研究表明，考慮一下自己的死亡問題——寫一篇短文談談死亡以及因想到死亡而引發的情緒——也會引發人們足夠的不安全感以強化內群體偏好和外群體偏見（Greenberg & others，1990，1994；Harmon-Jones & others，1996；Schimel & others，1999；Solomon & others，2000）。在白人中，想到死亡甚至會使他們更青睞鼓吹自己群體優越性的種族主義分子（Greenberg & others，待發表）。心中想到死亡的時候，人們就會採用“恐懼管理”（terror management）策略，即蔑視那些不斷挑戰他們的世界觀、使他們感到更焦慮的人。當人們已經感覺到他們有可能死亡，偏見有助於支撐一個受到威脅的信念系統。不過，有關死亡的消息並非一無是處，想到死亡，也能導致人們努力追求公共的情感，如團結精神和利他主義（McGregor & others，2001）。

所有這些都說明，一個懷疑自己的力量和獨立性的男人，可能通過宣稱女人的弱小和依賴是如何令人可憐，以此來誇耀自己的男子漢形象。當喬爾·格魯伯和蘭迪·克萊恩漢斯林克等人（Grube，Kleinhesselink，& Kearney，1982）讓華盛頓州立大學的男生觀看一些年輕女士的求職面試錄像時，確實發現自我同一性低的男生不喜歡強勢、非傳統的女士。自我同一性高的男生則喜歡這些女士。實驗研究證實了自我形象（self-image）和偏見之間的聯繫：獲得肯定，人們將對外群體做出更積極的評價；自尊受到威脅，人們就會詆譭外群體，以恢復自尊（Fein & Spencer，1997；Spencer & others，1998）。

被蔑視的外群體還可以滿足另一種需要：對一個內群體的歸屬需要。我們將在第13章看到，知覺到一個共同的敵人會使一個群體變得團結起來。只有在與主要競爭對手較量的時候，學校精神才會變得少有的高昂。當員工感到都與管理層對立的時候，員工之間的同事情誼往往最為強烈。為了鞏固納粹對德國的統治，希特勒利用了“猶太威脅論”（Jewish menace）。蔑視外群體可以強化內群體。馬里奧·米庫爾林塞和菲利普·謝弗（Mikulincer & Shaver，2001）指出，一旦歸屬感需要獲得滿足，人們就變得更為接納外群體。他們採用一些能夠引發歸屬感的詞（愛、支持、擁抱 ）和一些中性詞，對一些以色列學生進行閾下啟動。學生隨後閱讀一篇假定是由猶太學生或者阿拉伯學生寫的文章。當以中性詞彙啟動時，這些以色列學生認為猶太學生寫的文章比阿拉伯學生寫的文章要好。當以引發歸屬感的詞來啟動之後，這種偏見就消失了。

避免偏見的動機

動機不僅使人們持有偏見，而且會使人們去努力避免偏見。儘管我們當中的大多數人都不想有偏見，但偏見的習慣卻歷久猶存。帕特里夏·迪瓦恩和她的同事（1989，2000）指出，無論是偏見高的人還是偏見低的人，有時具有相似的自動化的偏見反應。

我們儘可能地壓抑不合時宜的想法，如對食物的想法、對朋友的同伴的浪漫想法、對其他群體的評判想法，但這些想法有時卻頑固得揮之不去（Macrae & others，1994；Wegner & Erber，1992）。這一點對老年人來說尤其如此，因為老年人喪失了一部分抑制不好想法、壓抑陳舊的刻板印象的能力（Von Hippel & others，2000）。下面的結論適合我們所有人：不好（不和諧）的想法和情感往往經久不衰。打破這種偏見習慣並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現實生活中，遇到一個少數民族人士就可能觸發一種類似於膝跳反射的刻板印象。對同性戀者持接受或反對態度的人，在公共汽車座椅上與一名男同性戀者坐一塊，都會感覺不大舒服（Monteith，1993）。人們遇到一名不熟悉的黑人男士時——即使是那些以自己毫無偏見而引以為榮的人——也會小心翼翼地做出反應。在E. J. 範曼及其同事（E. J. Vanman & others，1990）所做的一項實驗中，白人觀看一些白人和黑人的幻燈片，想像自己與這些人物來往，評定對這些人物可能的喜愛程度。雖然參與研究的人認為他們自己更喜歡幻燈片中的黑人而不是白人，但他們的面部肌肉卻告訴我們一個不同的故事。儀器顯示，當出現黑人面孔時，參與者面孔上的皺眉肌比微笑肌更加活躍。當一個人觀看其他種族的一個不熟悉的人時，大腦中的情緒加工中心也會變得更加活躍（Hart & others，2000）。

研究刻板印象的學者以比較樂觀的態度指出，偏見反應並非不可避免（Crandall & Eshelman，2003；Kunda & Spencer，2003）。避免偏見的動機會使人們調整自己的思維和行動。當意識到他們應該 如何去感受和他們實際 是如何感受的二者之間的差距時，具有自我意識的人就會產生內疚感，並努力抑制他們的偏見反應（Bodenhausen & Macrae，1998；Macrae & others，1998；Zuwerink & others，1996）。迪瓦恩和她的同事（Devine & others，發表中）指出，當人們避免偏見的動機是內在（因為偏見是錯誤的）而不是外在（因為他們不願意讓別人把他們想得太壞）的時候，即便是自動的偏見也會有所衰減。

啟示：要克服迪瓦恩所說的“偏見習慣”（the prejudice habit）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如果你發現自己的反應有一種膝跳反射般的假設或情感，不要失望，這並不稀奇。重要的是你如何對待這種意識。你是否讓這些感受主宰了你的行為？或者是你採取了一些彌補措施，控制和調整你在未來情境中的行為？

小結

人們的動機會影響其偏見。挫折滋生敵意，人們有時候會將這種敵意發洩到替罪羊身上，有時會更直接地針對競爭性的群體來表現這種敵意。人們還有一種願望，即認為他們自己和他們的群體比其他群體優越。即使很普通的群體成員身份，也會使人們喜歡自己的群體要勝於喜歡其他群體。自我形象受到威脅會增強這種內群體偏愛，歸屬感的缺失也會產生同樣的效果。從相對樂觀的角度看，避免偏見的動機能夠引導人們打破偏見習慣。

偏見有哪些認知根源

理解刻板印象和偏見，還有助於瞭解我們的心理機制是如何發揮作用的。我們思考世界、簡化世界的方式如何影響我們的刻板印象？刻板印象又如何影響我們的判斷？

上述有關偏見的說法大都發表於20世紀60年代——但接下來要講的內容則不同。對偏見的這種全新視角興起於20世紀90年代，2100多篇有關刻板印象的研究文章促進了這一觀點的發展，它應用最新的研究成果來探討社會思維（social thinking）。這種視角的基本觀點是：刻板信念和偏見態度的存在，不僅僅是因為社會的條件作用以及因為這些條件作用能讓人們發洩敵意，還因為它們是正常思維過程的副產品。許多刻板印象，與其說源於內心深處的怨恨，還不如說產生於心理活動機制。知覺錯覺是我們解釋世界的技巧的副產品，與此類似，刻板印象可以是我們簡化複雜世界的心理機制的副產品。

類別化：將人歸入不同群體

我們簡化環境的方法之一就是分類 （categorize）——通過把客體歸入不同的類別來組織世界（Macrae & Bodenhausen，2000）。生物學家區分出植物和動物。一個人也會將人分類。這樣做了之後，我們思考這些事物的時候就會更輕鬆。如果一個群體內部的人具有一些相似性——如“門薩”（MENSA）成員大都很聰明，籃球運動員大都很高——那麼我們瞭解一個人的群體成員身份，就可以不費吹灰之力獲得很多有用的信息（Macrae & others，1994）。刻板印象有時能提供“獲得的信息與付出的努力二者間的一個較好獲益率”（Sherman & others，1998）。正因為如此，所以海關檢查員和飛機反劫機人員為可疑分子給出了“輪廓描述”（Kraut & Poe，1980）。

自發類別化

在以下情形中，我們會發現依賴刻板印象能使我們既輕鬆又高效：

• 時間緊迫 （Kaplan & others，1993）；

• 心事重重 （Gilbert & Hixon，1991）；

• 疲憊不堪 （Bodenhausen，1990）；

• 情緒激昂 （Esses & others，1993b；Stroessner & Mackie，1993）；

• 年輕氣盛無法欣賞多樣性 （Biernat，1991）。

種族和性別，是當前世界當中最有效力的對人進行分類的方式。想像一下，湯姆，45歲，非裔美國人，新奧爾良房地產代理商。我可以推測，你的“黑人男性”形象遠比“中年人”、“商人”和“美國南方人”等類別要突出。而且，當呈現黑人或白人的個體照片時，我們的大腦有不同的反應，這種差異大約在最初的1/10秒就開始了（Ito & Urland，2003）。

實驗結果表明，我們會根據種族對人進行自發分類。正如顏色實際是一個連續光譜，但我們把它知覺為相互區別的顏色一樣，我們無法抗拒將人歸入不同群體的傾向。人們的祖先千差萬別，我們簡單地將他們標定為“黑人”或“白人”，就好像這些類別黑白分明一樣。當個體觀看不同的人發表言論時，他們常常不記得誰說了什麼，但是他們記得每個發言者的種族（Hewstone & others，1991；Stroessner & others，1990；Taylor & others，1978）。這種類別化本身並不是偏見，但它的確為偏見提供了基礎。

事實上，偏見是必要的。在社會同一性理論看來，那些對自己的社會身份敏感的人，會十分關注他們自己，正確地把人們區分為“我們 ”或“他們 ”。為了檢驗這一預測，吉姆·布拉斯科維奇和他的合作者（Jim Blascovich & others，1997）比較了具有種族偏見的人（他們能敏銳地感受到自己的種族同一性）和沒有種族偏見的人——經過證實他們能同樣快速地分辨黑色、白色和灰色的橢圓形物體，但是兩組人分別花了多長時間將人 按種族進行分類呢？尤其在所呈現面孔的種族特徵模稜兩可的時候（圖9-5），具有種族偏見的人花費的時間更長，更明顯地在考慮把人歸類為“我們”（某人自己的種族）還是“他們”（另一個種族）。偏見需要做種族分類。

快速回答：這個人屬於什麼種族？偏見少的人反應較快，因為他們不那麼明顯地擔心把人分錯了類別（就好像在想“誰在乎呢？”）。

知覺到的相似性和差異性

請畫出以下物體：蘋果、椅子和鉛筆。

讓一個群組中的物體看做比實際上的更為統一，這是人的一種強烈的傾向。你看到的蘋果都是紅的嗎？你的椅子都是直背的嗎？你的鉛筆都是黃色的嗎？一旦我們把兩個日子歸在同一月份，那麼同跨月份但間隔相同的兩個日子相比，它們看起來就更相像，氣溫更接近。比如說，人們來猜測8天平均氣溫的差別，11月15日至23日之間的氣溫差異比11月30日至12月8日之間的8天的氣溫差異要小（Krueger & Clement，1994）。

對人也一樣。一旦我們把人分成群體——運動員、戲劇專業學生、數學教授——我們就有可能誇大群體內部的相似性和群體之間的差異性（S.E. Taylor，1981；Wilder，1978）。僅僅區分出群組，就能造成“外群體同質效應 ”（outgroup homogeneity effect）——即認為他們 都是“相似的”，不同於“我們”和“我們的”群體（Ostrom & Sedikides，1992）。因為我們一般都喜歡那些我們覺得與自己相似的人，不喜歡那些我們認為與自己不一樣的人，所以，內群體偏好是一個很自然的結果（Byrne & Wong，1962；Rokeach & Mezei，1966；Stein & others，1965）。

僅僅是群體決策這一事實，也能使外人高估一個群體的全體一致性。如果保守派憑藉微弱優勢贏得全國的大選，觀察者就會推斷“人們已經轉向保守”。如果自由主義者以類似的微弱優勢獲勝，儘管選舉人的態度基本上沒變，但觀察者會認為整個國傢俱有一種“自由主義的心態”。斯科特·艾利森及其合作者（1985～1996）注意到，無論決定是按多數人原則做出的還是由指定的群體領導做出的，人們通常會假定該決定反映了整個群體的態度。在1994年的美國大選中，共和黨以53%的選票（該選舉中大部分成年人沒有投票）控制了國會——產生了被評論員解釋成為的，美國政治上的一場“革命”、一次“山崩地裂”、一次“突變”。甚至在2000年的美國總統選舉當中，事實上的平局，被某些人解釋成對落選者阿爾·戈爾（Al Gore）的拋棄，而他實際上贏得了更多的選票。

當面對我們自己的群體時，我們更容易看到多樣性：

• 歐洲以外的很多人將瑞士人看成相當同質的人。但對瑞士人來說，瑞士人是多種多樣的，包括講法語、德語和意大利語的群體。

• 許多盎格魯血統的美國人把“拉丁美洲人”混為一談。墨西哥裔美國人、古巴裔美國人和波多黎各美國人則能看出重要的差別 （Huddy & Virtanen，1995）。

• 女生聯誼會成員容易把她們自己的成員看成大雜燴，而認為其他聯誼會的成員則大同小異 （Park & Rothbart，1982）。

一般而言，我們越是熟悉某一社會群體，我們就會看到其越多的多樣性（Brown & Wootton-Millward，1993；Linville & others，1989）。我們越是不熟悉，我們的刻板印象就越嚴重。同樣，一個群體的規模越小、力量越弱，我們對他們的關注也就越少，我們的刻板印象也就越嚴重（Fiske，1993；Mullen & Hu，1989）。我們所關注的，是那些有權有勢的群體。

也許你已經注意到：他們 ——你自己的種族群體以外的其他任何種族的成員——甚至看起來 都很相似。我們中的許多人都有令我們尷尬不已的記憶：將另一個種族的兩個人混淆為一個人，結果被我們叫錯名字的人提醒說，“你以為我們所有人看起來都一樣。”美國學者布里格姆、錢斯、戈爾茨坦和馬爾帕斯，蘇格蘭學者埃利斯通過實驗發現，與我們自己種族的人相比，其他種族的人的確看起來 更為相像（Chance & Goldstein，1981，1996；Ellis，1981；Meissner & Brigham，2001）。他們向白人大學生顯示幾張白人和黑人的面孔，然後要求他們從一排照片當中挑選出這些曾看過的面孔，結果顯示出具有“同種偏差 ”（own-race bias）。白人大學生能更準確地再認白人面孔而非黑人面孔，他們常常錯誤地選擇一些從沒有看過的黑人面孔。［後續研究還發現存在“同齡偏差 ”（own-age bias）：人們能更準確地再認與自己年齡相仿的人 （Wright & Stroud，2002）。］

如圖9-6所示，與識別白人面孔的情況相比，黑人更容易辨別其他黑人的面孔（Bothwell & others，1989）。美籍西班牙人更容易識別幾個小時前見過的其他美籍西班牙人，不容易辨別同樣在此之前見過的盎格魯人（Platz & Hosch，1988）。

白人被試能更準確地再認白人的面孔而非黑人面孔；黑人被試能更準確地再認黑人的面孔而非白人面孔。

資料來源：P.G. Devine & R.S. Malpass，1985.

實驗室以外的情況也同樣如此。例如，丹尼爾·賴特及其同事（2001）發現，先讓一名黑人研究者或者白人研究者在南非和英國的購物中心接近黑人或者白人，隨後要求這些被試從一隊人中辨認出實驗者，結果表明人們能更好地識別出與他們同一種族的人。這並不是說我們不能感知其他種族面孔之間的差異。實際上當我們看到另一個種族群體的面孔時，我們首先注意到的是種族（“這個人是黑人”），而不是個人特徵。當觀看我們自己種族的面孔時，我們相對較少去考慮其種族，而是更多地關注於個人的細節（Levin，2000）。

獨特性：感知那些突出的人

我們感知世界的其他方式也會導致刻板印象的產生。獨特的人、生動或者極端的事件往往能吸引我們的注意力並歪曲我們的判斷。

獨特的人

你有沒有發現自己曾經經歷過這樣的情境：你周圍與你同性別、種族或國籍的人別無他人？如果這樣，那麼你的與眾不同可能會使你更引人注目，成為更惹人關注的目標。一位身處白人群體之中的黑人，一位身處女性群體中的男士，或者是一位身處男性群體之中的女士，都會顯得比較突出、比較有影響力，這個人的優點或缺點都會被誇大（Crocker & McGraw，1984；S. E. Taylor & others，1979）。當群體中的某個人變得顯而易見（顯著）時，我們傾向於認為發生的所有事情都是這個人引起的（Taylor & Fiske，1978）。假如我們把目光定位在喬身上，那麼儘管他只是一名普通的群體成員，但喬看上去對群體具有超乎平常的影響力。吸引我們注意的人，似乎對所發生的一切承擔有更大的責任。

你是否注意到，人們也是以你最獨特的特質和行為來描述你。洛麗·納爾遜和戴爾·米勒（Lori Nelson & Dale Miller，1995）報告說，如果某人既是跳傘運動員又是網球運動員，那麼在向人們介紹這個人的時候，他們會想起來這是一名跳傘運動員。當要求為這個人挑選一本禮品書的時候，人們會挑選跳傘書籍而不是網球書籍。一位既養寵物蛇又養寵物狗的人，看上去更像是養蛇而不是養狗的人。人們同樣也關注那些違背期望的人（Bettencourt & others，1997）。“意料之外的智慧更為奪目，就像冬天盛開的花朵，”斯蒂芬·卡特（Carter，1993，p.54）說出了自己作為一名非裔美國知識分子的體會。這種知覺到的獨特性使得來自社會底層但很有才能的求職者更容易脫穎而出，儘管他們也必須努力工作以證實其具有真才實學（Biernat & Kobrynowicz，1997）。

埃倫·蘭格和洛伊絲·英伯（Langer & Imber，1980）非常巧妙地證明了人們如何關注那些與眾不同的人。他們讓哈佛的大學生觀看一位男士閱讀的錄像。當引導大學生認識到這個人非同尋常——癌症患者、同性戀者或百萬富翁時，大學生表現出了更多的關注。他們發現了其他觀察者所忽略的一些特徵，他們對這個人的評價也比較極端。同其他觀眾相比，那些認為自己正在面對一名癌症患者的大學生注意到了對方與眾不同的面部特徵和軀體活動，因此更傾向於認為這個人大大“不同於大多數人”。我們對與眾不同者的極度關注製造了一種錯覺，使得這些人比實際上更顯得與眾不同。如果人們認為你擁有天才般的智商，那他們就會留意到許多你身上那些平常被人忽略不計的事情。

當週圍都是白人的時候，黑人有時能覺察到人們針對他們的獨特之處所做出的反應。許多人說到自己被目不轉睛地盯著或者被人怒目而視，遭遇刺激人的評論，或者受到很差的服務接待（Swim & others，1998）。有時我們會錯誤地認為他人的反應是針對我們的獨特性來的。在達特茅斯學院，羅伯特·克萊克和安傑洛·施特塔（Kleck & Strenta，1980）發現了這一現象。他們讓女大學生覺得自己變醜了。女生們以為這個實驗的目的是要評估某些人對她們面部通過誇張的化妝製造出來的疤痕會如何反應。疤痕在右側臉頰，從耳朵一直到嘴。事實上，實驗的目的是要看這些女生在感到自己怪模怪樣之後，會如何看待他人針對自己所做出的行為。化妝之後，實驗者會給每位女生一面小鏡子，讓她們看到臉上逼真的疤痕。女生放下手中的鏡子之後，實驗者就使用一些“保溼霜”，以“避免疤痕出現裂紋。”事實上，“保溼霜”的作用是去除疤痕。

接下去的場景是令人痛苦的。一位年輕女性因為擔心自己按理說已經被醜化的臉龐而自我感覺糟糕透頂，她與另一位女士交談，後者其實根本看不到這種醜態，對此前發生的一切事情一無所知。如果你的自我意識也曾有過類似的感受——也許是某種生理殘疾、粉刺，甚至是某日的髮型很糟糕——那麼也許你就能理解那些女生此時此刻的自我感受了。與那些被告知她們的談話對象只是認為她們有些過敏的女生相比，那些“被醜化”的女生對同伴觀看自己的方式變得十分敏感。她們將談話夥伴評價為比較緊張、冷漠，一幅屈尊俯就的樣子。事實上，事後觀看錄相帶的觀察者分析了談話夥伴是如何對待“被醜化”的人，結果發現並不存在這種對待上的差別。“被醜化”的女性自我感覺變得不一樣了，進而曲解了他人的行為方式和評價，而在其他情形下她們並不會注意到這類誤解。

因此，即使雙方都是善意的，一個強勢的人和一個弱勢的人之間自我意識的相互作用仍會令人感到緊張（Devine & others，1996）。已知湯姆是個同性戀者，他遇到坦誠直率的比爾。寬容的比爾希望自己的反應不帶任何偏見，但比爾對自己不是很有把握，他略微猶豫了一下。然而，湯姆預期大多數人會持有負面態度，他把比爾的猶豫錯誤地理解為是一種敵意，並且做出了似乎心懷怨恨的迴應。

任何人都能體驗到這種現象。多數派群體成員（如某研究中加拿大馬尼托巴的白人）對少數派成員會如何刻板化地看待他們，往往都心中有數——“元刻板印象”（meta-stereotypes）（Vorauer & others，1998）。即使是相對沒有偏見的加拿大白人、以色列猶太人、美國基督徒，也會感到其他少數派群體刻板地認為他們持有偏見、傲慢或儼然一副屈尊俯就的樣子。如果喬治擔心加默爾把自己視為“有教養的種族主義者”，那麼他在同加默爾交談的時候就會時刻加以提防。

人們的汙名意識 （stigma consciousness）千差萬別。汙名意識就是人們在多大程度上預期他人會對他們產生刻板印象。例如，男同性戀和女同性戀對於其他人怎樣從同性戀的角度來“解釋我的所作所為”上的假定程度是有差異的（Pinel，1999）。把自己看成是流行偏見的受害者，這既有積極意義，也有消極意義（Branscombe & others，1999；Dion，1998）。消極的一面在於：那些認為自己屢屢成為受害者的人會生活在刻板印象的威脅、想像中的對立等壓力當中，因此體驗到較低的幸福感。居住在歐洲，具有汙名意識的美國人認為歐洲人比較反感美國人——同那些感覺被接納的美國人相比，在歐洲生活時感覺活得更累。

積極的一面在於：偏見知覺為個體的自尊提供了緩衝。如果某人骯髒不堪，他會說“噢，人們並不是針對我個人。”此外，知覺到的偏見和歧視強化了我們的社會同一性，讓我們做好準備參與集體性的社會行動。

生動的案例

我們的心靈也利用一些獨特的案例，以此作為判斷群體的一條捷徑。黑人是優秀的運動員嗎？“嗯，看看威廉姆斯姐妹和奧尼爾，是的，我想是這麼回事。”注意這裡所採用的思維過程：針對特定的某一社會群體，給定的經驗非常有限，我們回憶其樣例，並由此概括出結論（Sherman，1996）。不僅如此，遇到負面刻板印象的典型例子時（比如說，遇到一位有敵意的黑人），這種刻板印象就會被啟動，導致我們儘可能地減少與該群體的接觸（Hendersen-King & Nisbett，1996）。

根據個別案例來做出概括會引起一些問題。儘管生動的例子更容易出現在回憶之中，但它們很難代表更大的群體。傑出的運動員雖然鶴立雞群、令人難忘，但據此來判斷整個群體的運動天賦情況著實有些不妥。

來看看1990年蓋洛普的民意調查報告，報告表明普通的美國人都大大地高估了美國人口當中黑人和西班牙裔的人口比例（見圖9-7）。2002年的蓋洛普民意調查發現，普通的美國人認為21%的男性和22%的女性是同性戀（Robinson，2002），而反覆的調查表明，具有同性性取向的男性約在3%或4%，女性約在1%或2%（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1991；Smith，1998，Tarmann，2002）。

資料來源：1990 Gallup Poll（Gates，1993）.

邁倫·羅思巴特及其同事（Rothbart & others，1978）發現，獨特的案例也會強化刻板印象。他們讓俄勒岡大學的學生觀看50張幻燈片，每張幻燈片都描述了一位男士的身高。對其中一組學生來說，50張幻燈片中有10張當中的男士身高略高於6英尺（高度為6英尺4英寸）。對另一組學生來說，這10位男士身高明顯超過6英尺（高度為6英尺11英寸）。隨後詢問這些學生這些男士中身高超過6英尺的人有多少。那些接觸普通身高樣例的人，印象當中高個的人比實際要多出5%；而那些接觸特別高的樣例的人，印象當中高個的人比實際要多出50%。在後續的一個實驗中，學生們閱讀有關這50位男士所作所為的描述，其中10人要麼有過諸如偽造文書罪這樣的非暴力犯罪，要麼有過強姦之類的暴力犯罪，那些看過暴力犯罪描述清單的學生，多數會高估犯罪行為的數量。

獨特、極端的案例具有吸引注意力的效果，這有助於解釋為什麼中產階層人士會極力誇大他們與低層階級的差異。我們對一個群體瞭解得越少，就越容易受少數生動樣例的影響（Quattrone & Jones，1980）。人們對“福利女王”（welfare queens）的刻板印象是她們開著卡迪拉克四處招搖，但實際情形恰恰相反，生活貧困的人通常與中產階層有著同樣的志向，他們寧願自食其力也不願接受公共救濟（Cook & Curtin，1987）。

獨特事件

刻板印象假定在群體成員身份和個人特徵之間存在某種相關性（“意大利人多愁善感”，“猶太人精明能幹”，“會計師吹毛求疵”）。即使在最理想的情況下，我們對非同尋常的事情的格外關注也會產生出一些虛假相關。因為我們對獨特事件比較敏感，所以當這樣的事情有兩件同時發生時就特別引人注意——比非同尋常的事情每一次的單獨發生更加惹人注目。因此，魯珀特·布朗和阿曼達·史密斯（Brown & Smith，1989）發現英國的大學老師會過高地估計他們大學裡女性高級教員的數量（儘管引人注意但相對罕見）。

戴維·漢密爾頓和羅伯特·吉福德（Hamilton & Gifford，1976）在一個經典實驗中證實了虛假相關的存在。他們給大學生呈現上面有許多人的幻燈片，這些人要麼屬於“A組”，要麼屬於“B組”，並且說兩組的成員做了一些好事或者不好的事情。例如，“約翰，A組成員，他探望了一位生病住院的朋友”。對A組成員的描述比對B組的多一倍，但兩組都是每4件不好的事情就相應有9件好事。因為B組以及不好的事情出現的頻率都相對較低，所以當它們共同出現時——如艾倫，B組成員，他把路邊停放著的小汽車的擋泥板撞癟了，但沒有留下自己的名字——就成為了一個非同尋常的組合而吸引住了人們的注意力。因此，參加實驗的大學生們就會高估“少數派”群體（B組）行為出現失當的頻率，並且對B組的評價相對比較苛刻。

請記住，B組人做壞事的比率與A組實際上是完全一樣的。而且，這些大學生對B組成員並沒有預先存在的偏好或對立的偏見，同任何日常生活體驗相比，他們在實驗中接受的信息相對而言更加系統。儘管研究者還在爭論這種現象的原因，但他們一致認為確實出現了虛假相關，並且為種族刻板印象的形成提供了又一個來源（Berndsen & others，2002）。

大眾媒體反映並助長了這種現象。當一個自稱是同性戀的人謀殺某人或者對其實施性虐待，人們往往會提到同性戀這一點。如果某位異性戀的人做了同樣的事情，他的性取向卻很少會被提及。同樣道理，當有精神病史的馬克·查普曼和約翰·辛克利（Chapman & Hinckley）分別行刺約翰·列儂和里根總統之後，刺客們的精神病史主導了人們的注意力。刺客和住進精神病院，兩者都是相對少見的，二者結合在一起就特別具有新聞價值。這樣的報道加劇了人們的錯覺，誤以為暴力傾向和同性戀或者住精神病院二者之間有很大的關係。

我們往往有預先存在的種種偏見，這一點與上面對A組和B組進行判斷的大學生很不一樣。戴維·漢密爾頓與特倫斯·羅斯（1980）一同開展的進一步研究顯示，我們預先存在的刻板印象能引導我們“看到”根本不存在的聯繫。研究者讓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的學生閱讀一些句子，句子採用了各種形容詞來描述不同職業群體的人士（“道格是一名會計，膽小害羞、細緻周到”）。事實上，在描述每個職業的時候，每個形容詞所採用的頻率是相同的。會計、醫生和推銷員按同樣的頻率被描述為膽小害羞、富有、健談。但是，這些大學生認為 他們看到了更多的有關害羞的會計、富有的醫生、健談的銷售員的書面描述。他們的刻板印象讓他們感知到了根本不存在的關聯性，他們的刻板印象也因此而得以保持。正所謂“心想事成”。

歸因：這是一個公正的世界嗎

在解釋別人的行為時，我們常常犯第3章所說的基本歸因錯誤：我們總是熱衷於將人們的行為歸結於他們的內在傾向，以至於不大理會那些重要的情境力量。之所以犯這類錯誤，部分原因在於我們關注的焦點在人而不是情境。一個人的種族或性別總是非常鮮明並且引人注意的，而作用於這個人的情境力量通常卻不那麼顯而易見。我們常常忽略奴隸制度是奴隸行為的原因之一；代之以奴隸們自身的天性來解釋奴隸行為。就在不久之前，我們在解釋已知的男女差異時，同樣的思路再次重現。由於性別角色的羈絆難以看到，所以我們把男性與女性的行為簡單地歸結為他們的天生傾向。人們越是認為人的特質是一成不變的，他們的刻板印象就越強烈（Levy & others，1998）。

利群偏差

托馬斯·佩蒂格魯（1979，1980）的研究表明了歸因錯誤是如何使得人們在解釋群體成員的行為時出現偏差的。我們總是對我們自己的群體成員給予善意的理解：“她之所以捐贈是因為她心腸好；他不捐助是迫於目前的處境。”在解釋其他群體的成員行為時，我們更容易從最壞的角度去設想：“他之所以捐贈是為了博得好感；她不捐贈是因為她很自私。”因此，就像我們在本章前面所提到的那樣，同樣的推搡動作，如果是其他白人所為，那麼白人會認為只是“胡鬧”；一旦是黑人所為，該行為就會變成“暴力行為”。

外群體成員的積極行為相對而言經常被人忽略。它可以被視為只是一個“特例”（“他的確聰明並且努力——完全不像其他人……”），由於運氣或者某種特殊優勢（“她之所以被錄取，可能僅僅是因為她報考的那所醫學院必須完成女生招生名額”），由於情境的要求（“在那種情形下，那個吝嗇的蘇格蘭人除了掏錢照單結賬還能幹什麼？”），或者歸因於額外的努力（“亞洲學生成績之所以比較好，是因為他們太用功了”）。出於不利位置的群體、強調謙虛的群體（諸如中國人），較少表現出這種利群偏差 （group-serving bias）（Fletcher & Ward，1989；Heine & Lehman，1997；Jackson & others，1993）。

利群偏差能非常微妙地影響我們的言語風格。帕多瓦大學一組由安妮·馬斯（Anne Maass）領導的學者（1995，1999）發現，內群體其他成員的積極行為往往被描述成一種普遍品性（例如，“露西樂於助人”）。當同樣的行為是由外群體的成員所為時，人們常常將其描述為一個特定、孤立的行動（“瑪麗亞為那個柱柺杖的男人打開了門”）。當我們描述消極行為時，特點正好相反：“喬推桑了她一下”，對應於“胡安好鬥”。馬斯把這種利群偏差稱為“語言性群體間偏差 ”（linguistic intergroup bias）。

我們在前面提到過，指責受害者能起到為指責者本人的優越地位進行辯護的作用（見表9-1）。責備的出現，是因為人們把外群體的失敗歸結於該群體成員的內在品性有問題。邁爾斯·休斯敦（Hewstone，1990）年指出，“他們失敗是因為他們很笨；我們失敗是因為我們沒有嘗試。”如果女性、黑人或者猶太人受人虐待，那他們一定是多少有些咎由自取。當英國人在二戰結束之際讓一群德國平民去參觀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的時候，一名德國人的反應是：“這些囚犯一定犯了特別可怕的罪行所以才會受到這樣的懲處。”

表9-1　自我強化的社會同一性如何支持刻板印象

	內群體	外群體
態度	偏愛	詆譭
知覺	異質性 （我們不一樣）	同質性 （他們很相似）
對消極行為的歸因	歸於情境	歸於內在傾向

公正世界現象

在滑鐵盧大學和肯塔基大學經過一系列的研究之後，梅爾文·勒納及其同事（Lerner & Miller，1978；Lerner，1980）發現：僅僅是觀察 到其他無辜者受害，就足以讓受害者顯得不那麼值得尊敬。設想你同其他人一道，參加了勒納的一項被說成是感受情緒線索的研究（Lerner & Simmons，1966）。以抽獎的方式選擇一名參與者承擔一項記憶任務。這個人一旦給出錯誤答案，就要接受痛苦的電擊。你和其他人要注意她的情緒反應。

在觀看了受害者接受這些顯然十分痛苦的電擊之後，實驗者讓你對受害者進行評價。你會怎麼做呢？是深表同情的憐憫嗎？我們可能會這樣期待。就像愛默生所寫的那樣：“烈士是無法玷汙的。”與此相反，實驗結果表明，烈士是可以被玷汙的。當觀察者無力改變受害者的命運時，他們就經常會否定和貶低受害者。羅馬諷刺作家尤維納利斯（Juvenal）早就預見到了這樣的結果：“羅馬盜賊信奉的是運氣……他們討厭那些被判過刑的人。”

琳達·卡莉和她的同事（Carli & others，1989，1999）指出，這種公正世界現象 （just-world phenomenon）會使我們對強姦受害者的印象蒙上一層色調。卡莉讓人閱讀有關一位男性和一個女性交往的詳細描述。例如，一位女性和她的老闆相約共進晚餐，她來到老闆的家，每人飲了一杯紅酒。有些人閱讀的故事有一個快樂的結局：“他將我引到沙發旁。握著我的手，向我求婚。”憑著事後的聰明，人們不覺得這個結局有什麼大驚小怪，還十分讚賞男女主人公的表現。其他人看到的故事則是另一個不同的結局：“但他隨後變得非常粗暴，把我推向沙發。他把我按倒在沙發上，強姦了我。”如果是這個結局，人們會覺得它在所難免，並且指責那位女士故事前段當中的行為就顯得非常不妥當。

勒納（1980）指出，人們認為“我是一個公正的人，生活在一個公正的世界，這個世界的人們得到他們應得的東西”。這種認識的需要導致人們這樣貶低不幸者。他說，從孩提早期開始，我們受到的教育就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勤奮工作和高尚情操會換來獎賞，而懶惰和不道德則不會有好結果。由此我們很容易跨越一步，進而認定春風得意的人必然是好人，那些受苦受難的人是他們的命中註定。

最經典的例子是基督教《舊約全書》當中有關約伯的故事。約伯是一位好人，卻歷經可怕的厄運。約伯的朋友紛紛猜測，這個世界是公平的，約伯一定是做了什麼缺德的事，引發這樣可怕的苦難。跟約伯的朋友一樣，美國人以超過2:1的差別認同這樣的說法：“大多數一事無成的人不應該責怪這個體制，他們只能怪他們自己”（Morin，1998）。因此，意在矯正以往歧視現象的《反歧視行動法案》之所以遇到一些抵制，不僅僅是偏見的原因，還在於有人認為《反歧視行動法案》違反了公正和公平的規範（Bobocel & other，1998）。

這類研究表明，人們之所以對社會不公漠不關心，並不是因為他們不關心正義，而是因為他們眼裡看不到不公正。那些相信世界是公正的人，認為強姦受害者一定行為輕佻（Borgida & Brekke，1985）；遭遇虐待的配偶一定是自己惹火上身才捱打的（Summers & Feldman，1984）；窮人註定就過不上好日子（Furnham & Gunter，1984）；生病的人應該為他們的疾病負責（Gruman & Sloan，1983）。這些信念使得成功人士確信他們所得到的一切也是命中註定的。富有和健康的人看到的是自己的好運、別人的厄運，一切猶如天經地義的事情。把好運和美德、厄運和不道德聯繫起來，能使幸運的人在自豪的同時，也不必對不幸的人承擔責任。

人們非常厭惡失敗者，即使失敗者倒黴的原因明顯僅僅是因為運氣不好。人們明白 賭博結果純粹是運氣的好壞，不應該影響他們對賭博者的評價。然而，他們還是忍不住要放馬後炮——根據人們的結果去評價他們。好的決策也可能帶來壞的結果，可人們無視這一事實，他們認定失敗者能力較差（Baron & Hershey，1988）。與此類似，律師和股市投機商可能根據自己的結果來評價自己。成功的時候自鳴得意，失敗的時候自責不已。不能說天才和主動與成功無關，但公正世界假說不重視不可控制的因素，這些因素會使一個人竭盡全力的努力付諸東流。

小結

近期的研究對偏見有了新的視角，這些研究展示了偏見背後的刻板印象怎樣成為我們思維——我們簡化世界的方式——的副產品。首先，將人分門別類的做法，誇大了群體內部的一致性和群體之間的差異性。第二，一個與眾不同的個體，諸如孤零零的一位少數派人士，具有無法抗拒的特點。這種人會讓我們意識到在其他情形下注意不到的差異。兩個獨特事件的發生——或許是一位少數派人士犯了一種非同尋常的罪行——幫助建立了人與行為之間的錯誤相關（illusory correlation）。第三，將他人的行為歸結於內在品質，會導致利群偏差：將外群體成員的消極行為歸結於他們的天生特點，對他們的積極行為則閃爍其詞。指責受害者，還源於一個公認的假設：因為這是一個公正的世界，人們得到他們應得的東西。

偏見的後果是什麼

除了偏見的原因之外，考察偏見的後果也非常重要。刻板印象能自我永存——它們的存在就能阻止它們的變化。刻板印象還能將自身變成現實。儘管最初它們並不是事實，但刻板印象的存在能使它們成為事實。偏見的消極斷言還能在無形之中損害人的行為表現，影響人們對歧視的看法。

自身永存的刻板印象

偏見是一種預斷。預斷是在所難免的：我們誰也不是毫無私心雜念的社會事件記錄員，一五一十地記錄贊同或者反對我們各種偏見的事實。我們的預斷能引導我們的注意、解釋以及記憶。

只要群體成員行為舉止符合我們的預期，我們就會重視這一事實；我們先前的看法獲得驗證。當群體成員的行為舉止與我們的預期不一致的時候，我們就會以特殊情形為由對這類行為閃爍其詞（Crocker & others，1983）。某人的表現與刻板印象截然相反，也會讓這個人看上去像個特例。告訴一些人說“瑪麗打過籃球”，同其他人說“馬克打過籃球”，這會令瑪麗顯得比馬克更加健美（Biernat，2003）。因此，刻板印象會影響我們如何分析人的行為（Kunda & Sherman-Williams，1993；Sanbonmatsu & others，1994；Stangor & McMillan，1992）。

也許你也能回憶起在過去某個時候，你無論怎樣努力都擺脫不了某人對你的評價，當時你無論做什麼，始終被人誤解。一旦某人預期 與你見面不會愉快時，誤解就很有可能會發生（Wilder & Shapiro，1989）。威廉·伊克斯和他的同事（Ickes & others，1982）在一個實驗研究中證明了這一點，他們針對的是幾組正處於大學年齡階段的男士。當這些男士來到實驗室時，兩兩配對為一組，實驗者向每對當中的一人預先給予虛假的告誡：另外那個人是“我近來交談過的人當中最不友好的人之一”。隨後介紹兩個人相互認識，並讓他們單獨相處5分鐘。在實驗的另一條件下，引導這些學生，讓他們以為參與的另一方特別友善。

在兩種條件下，對方對新結識的人都非常友好。事實上，預期對方不 友好的人，異乎尋常地試圖表現出友好，而且他們的微笑及其他友好舉止激起了熱烈的迴應。但與有積極偏差的學生有所不同，這些預期自己會遇到不友好夥伴的人，把這種相互友好歸結於是他們自己“小心翼翼”地對待對方的結果。他們事後表現出對對方更多的不信任和不喜歡，並且認為對方的行為不那麼友好。儘管他們搭檔實際上很友好，但消極的偏差誘導這些學生“看見”了隱藏在對方“強顏歡笑”背後的敵意。如果他們不曾這樣想過，他們是看不到這些的。

我們的確會注意到那些與刻板印象明顯不一致的信息，但即使是這類信息，它們的影響可能比我們預期的要小。當我們集中關注一個反常的事例時，我們可以分出一個新的範疇來維護已有的刻板印象（Brewer，1988；Hewstone，1994；Kunda & Oleson，1995，1997）。英國學齡兒童對和藹可親的學校警官形成了非常積極的良好印象（他們把學校警官視為特殊的一類），但這絲毫改善不了他們對整個警察的看法（Hewstone & others，1992）。這種再分類法 （subtyping）——把偏常的人歸入一個不同的類群——幫助維持了警察不友善、可怕這樣的刻板印象。認識到刻板印象並非適合一類人當中的每一個人，這是應對不一致信息的另一種不同的方式。周圍的黑人鄰居和藹可親，房屋主會形成“職業的、中產階級黑人”這樣一個新的不同刻板印象。這種再分群法 （subgrouping）——形成一個子群體的刻板印象——傾向於讓越來越分化的刻板印象做一些適度的變化（Richards & Hewstone，2001）。子類別是群體的例外；子群體則是作為整個群體的一部分而獲得承認。

歧視的影響：自我實現的預言

態度之所以可能與社會階層等級相一致，不僅僅是由於合理化的需要，還因為歧視影響到了它的受害者。“個人聲望”，奧爾波特寫道，“一點一點地被敲打深入大腦，它不可能對一個人的性格絲毫不產生影響”（1958，p.139）。如果說我們能夠在彈指一揮間結束一切歧視，那我們就會天真地宣稱，“艱難的日子已經過去了，同胞們！你們現在可以穿上西裝或盛裝，成為體面的管理者或專業人士。”壓迫結束了，但它的影響還將延續，猶如一種社會遺物。

在《偏見的本質》一書中，奧爾波特列舉了15種可能的受害效應。奧爾波特認為這些反應可以歸納為兩大類——一種涉及責怪自我（退縮、自我痛恨、攻擊自己的群體），一種涉及責怪外部的原因（反擊、懷疑、群體自豪感增強）。如果最終結果是負面的——比如說犯罪率比較高——人們可以藉此為歧視進行辯解，並促使其得以繼續存在，“如果我們允許那些人搬進我們可愛的社區與我們為鄰，房價會一落千丈的。”

歧視是否是以這種方式影響著受害者？對於這一點我們必須很謹慎，不能誇大這一說法。對許多人來說，黑人文化的靈魂和風格是一筆令人驕傲的遺產，這並不僅僅是受傷害後的反應（Jones，2003）。因此，查爾斯·賈德和他的合作者指出（Judd & others，1995），一方面是白人青年正在學習不去強調種族差異以避免刻板影響，另一方面是非裔美國青年“正日益以他們的種族特性為榮，積極地評價種族差異”。文化差異不一定意味著社會缺陷。

然而，社會信念能夠 自行驗證，如同沃德，曾納和庫珀（Word，Zanna，& Cooper，1974）的一對巧妙實驗所展示的那樣。在第一個實驗中，白人和黑人研究助手冒充求職者，由普林斯頓大學的白人男子來進行面試。與求職者為白人的時候相比，當求職者為黑人時，面試官坐得更遠，平均提前25%的時間結束面試，並且多犯50%的言語失誤。想像一下在接受面試的時候，人家遠遠地坐在那裡，說話結結巴巴，急急忙忙就結束了面試。你的表現或你對面試官的感受是否會受到影響？

為找到答案，研究者進行了第二個實驗，經過培訓的面試官對待學生的方式，就像第一個實驗當中面試官對待黑人一樣以同樣的方式對待白人和黑人求職者。稍後對面試錄像進行評定，結果發現，那些受到類似於第一個實驗中黑人的待遇的學生顯得更為緊張、表現更差。而且，面試者自己也可以感到區別；那些被當作黑人對待的學生認為他們的面試官舉止相對不大妥當，不那麼友善。研究人員總結說，“黑人表現方面的‘問題’，部分在於互動情境本身”。如同其他自我實現的預言（回憶第3章的內容）一樣，偏見對其對象產生了影響（Swim & Stangor，1998）。

刻板印象威脅

當你置身於別人都預期你會表現很差的情境當中，你的焦慮可能會致使你證實這一信念。我是一個60歲出頭的矮個子。當我與一群高個、年輕的選手臨時湊合在一起玩籃球比賽時，我常常懷疑他們是否會認為我是隊裡的累贅，這將削弱我的信心，影響我的表現。克勞德·斯蒂爾和他的同事稱這一現象為刻板印象威脅 （stereotype threat）——一種自我驗證的憂慮，擔心有人會依據負面刻板印象來評價自己（Steele，1997；Steele & others，2002）。

在一些實驗中，斯潘塞、斯蒂爾和奎因（Spencer，Steele，& Quinn，1999）給學生一個難度非常高的數學測驗，這些男女大學生具有相同的數學背景。當告訴學生這個測驗沒有 性別差異，不會對任何群體刻板印象作評價時，女生的成績始終與男生相同。一旦告訴學生存在 性別差異，女生就會戲劇性地使得這種刻板印象得以驗證（見圖9-8）。當遇到難度很大的題目而受挫時，她們明顯地感到格外擔憂，這影響到了她們的成績。

史蒂文·斯潘塞，克勞德·斯蒂爾和戴安娜·奎因（1999）讓能力相當的男女被試參與一次難度很大的數學測驗。當引導參與者相信測驗具有性別差異時，女性的得分會低於男性。一旦去除驗證刻板印象的威脅（當不預期會有性別差異時），女性的表現就和男性一樣。

媒體能激起刻板印象威脅。保羅·戴維斯及其同事（Davies & others，2002）讓男性和女性觀看一系列電視廣告，讓他們覺得自己將要參加細節記憶測驗。對其中的一半參與者來說，廣告中只包含中性的刺激；對另一半參與者來說，有些廣告包含“沒頭腦”（air-headed）的女性形象。看過刻板化的形象之後，女性不僅在數學測驗中表現得比男性差，並且對數學及理科專業表現出更少的興趣，或者說不願意進入數學或理科職業生涯。

種族刻板印象是否也可能以類似的方式自我實現？斯蒂爾和阿倫森（Steele & Aronson，1995）的研究確認，當給白人和黑人一些難度較大的語言能力測驗時，情形確是如此。在接受測驗時，黑人只是在受到較高的刻板印象威脅的情形下表現比白人差。傑夫·斯通及其同事（Stone & others，1999）報告說，刻板印象威脅同樣也會影響運動員的成績。當把高爾夫活動表述為“運動智力”測驗時，黑人的表現就比平時要差；當表述為“天生運動能力”測驗時，白人的表現比較差。斯通（2000）推測認為，“當人們想起有關自己的負面刻板印象時，如‘白人男子不擅於跳躍’或者‘黑人男子不擅於思考’，它就會對運動成績產生不良的影響。”

斯蒂爾（1997）認為，如果你告訴學生他們有失敗的危險（猶如少數群體輔助項目經常說的那樣），那麼刻板印象就可能侵蝕他們的行為表現，並且導致他們“不認同”學校，到其他地方去尋求自尊（見圖9-9）。事實上，隨著美國黑人學生從8年級升入10年級，他們的學習成績與自尊之間的相關有所減弱（Osborne，1995）。而且，那些被引導認為自己進入大學或學術群體是受惠於種族或性別偏見的學生，表現傾向於比那些被引導認為自己很能幹的學生差（Brown & others，2000）。因此，斯蒂爾評述說，最好給學生一些挑戰，讓他們相信自己的潛力。他的研究小組進行了另一項實驗，其中的黑人學生因為他們的寫作而受到批評，同時還告訴他們，“根據我看你的來信，我認為你有能力達到我所說的更高水準，否則我不會自找麻煩給你這樣的反饋”，如此一來，黑人學生會做出較好的迴應（Cohen & others，1999）。

面對負面刻板印象而引起的威脅可能造成表現缺憾以及不認同。

但是，刻板印象威脅是如何破壞表現水平的呢？有一種途徑是認知性的。刻板印象威脅令人心煩意亂：不理會其說法需要付出努力，這會增加心理負擔，降低工作記憶（Croizet & others，2004；Schmader & Johns，2003；Steele & others，2002）。另一個效應是動機性的：在刻板印象威脅下擔心犯錯可能損害一個人的表現（Keller & Dauenheimer，2003；Seibt & Forster，2004），而且生理喚醒伴隨著刻板印象威脅而生，它會妨礙人們在困難測驗中的表現（O'Brien & Crandall，2003；Ben-Zeev，Fein，& Inzlicht，2004）。（回憶第8章的內容，由他人喚起的群體影響；他人在場可能會提高簡單任務的成績，但會干擾困難任務的成績。）

如果刻板印象威脅能干擾成績，那麼正面 刻板印象會提高成績嗎？希、皮廷斯基和安巴蒂（Shih，Pittinsky，& Ambady，1999）證實了這種可能性。在做數學測驗之前，向亞裔美國女性詢問一些個人經歷問題，藉此提醒她們自己的性別身份，她們的成績（相對於控制組而言）陡然下降。當以類似的方式提醒她們的亞洲身份，她們的成績有所提高。負面刻板印象干擾成績，而正面刻板印象似乎能促進成績。

刻板印象會使個體判斷出現偏差嗎

是的，刻板印象導致判斷出現偏差，但令人欣慰的是：人們在評價個體的時候，往往比評價由這些個體構成的群體時更為積極 （Miller & Felicio，1990）。安妮·洛克斯里，尤金·博吉達和南希·布里克（Anne Locksley，Eugene Borgida，& Nancy Brekke）發現，一旦某人認識一個人，那麼“對這個人的判斷中刻板印象的影響即使有也微乎其微”（Borgida & others，1981；Locksley & others，1980，1982）。他們是在明尼蘇達大學的大學生身上發現這一結論的。他們給大學生看有關“南希”最近生活事件的秩聞趣事。在一個假定的電話會談記錄中，南希給朋友講述針對三種情境（比如，在購物時受到一個衣衫襤褸的傢伙的騷擾）她是如何做出反應的。有些學生讀到的材料把南希描繪成斷然做出反應（直接叫那衣衫襤褸的傢伙走開）；其他人看到的報道是被動的反應（只是不理會他，直到他最終無聊地離去）。還有其他一些學生也接受了同樣的信息，只是人物姓名是“保羅”而不是“南希”。一天之後，學生們預測南希（或保羅）針對其他情境會如何反應。

知道當事人的性別是否會影響這些預測呢？一點也不會。判斷某個人是否過分自信，僅僅受到前一天學生們所瞭解到的當事人行為的影響。甚至有關男性化和女性化的判斷，也不受學生是否瞭解當事人的性別的影響。性別刻版印象被束之高閣，學生們把保羅和南希當作單獨的個體進行評價。

這一發現可以用第3章裡討論過的一個重要原理來進行解釋。假定有：（1）有關一個群體的泛泛（基本比率）信息；（2）有關一個群體特定成員的瑣碎但生動的信息，生動的信息通常在效果上要超出泛泛的信息。當這個人與我們有關該群體成員的典型形象不符時，這一效應尤為突出（Fein & Hilton，1992；Lord & others，1991）。例如，設想有人告訴你在一個從眾實驗中大多數 人的實際行為如何，然後讓你觀看一個簡短對話，對話一方為假定的參與過實驗的人。你的反應是否會類似於普通的觀眾呢？一般觀眾都是根據對話來猜測這個人的行為，忽略多數人實際如何行為的基本比率信息。

人們常常相信一些刻板印象，然而一旦接觸到生動的軼聞趣事時，他們又會無視這些刻板印象。因此，許多人認為“政治家是騙子”，但“我們的參議員瓊斯是誠實正直的”。（難怪為什麼人們對政治家的評價如此之低，卻常常反覆去選自己的代表）。

這些發現解決了本章前面所關注的一系列研究結果所留下的疑惑。我們瞭解到，性別刻板印象（1）非常突出，但是（2）基本不影響人們針對特定的某位男性或女性的工作評價判斷。現在我們明白為什麼了。人們可能具有強烈的性別刻板印象，但在評判特定的個體時又會無視這些刻板印象。

強烈的刻板印象並非無關輕重

不過，強烈 而且顯然相關的刻板印象確實能影響我們對個體的判斷（Krueger & Rothbart，1988）。托馬斯·納爾遜，莫妮卡·比爾奈特和梅爾文·馬尼斯（Nelson，Biernat，& Manis，1990）讓大學生估計男女單人照當中每個人的身高，他們總是判定男性個體更高，即使他們的身高是一樣的，即使告訴他們這個樣本性別不能預測身高，即使實驗對預測準確性提供現金獎勵。

在一個後續研究中，納爾遜，阿克和馬尼斯（Nelson，Acker，& Manis，1996）讓密歇根大學的學生看其他來自該大學的工學院或護理學院的學生的照片，同時給出有關每一位學生的興趣描述。即使告訴他們來自兩個學院的男生和女生數量相同，當呈現的是女生面孔時，同樣的描述更有可能被判斷為來自護理學校。因此，即便已知與眼前的事毫不相干，但強烈的性別刻板印象有一種無法抗拒的影響力。

刻板印象扭曲認知解釋和記憶

戴維·鄧寧和戴維·舍曼（1997）指出，刻板印象同樣會影響我們對事件的解釋。如果告訴人們，“有人覺得那個政治家的話不正確”，人們就會推斷那個政治家在騙人；如果告訴他們，“有人覺得那個物理學家的話不正確”，人們只是推斷那個物理學家有所失誤。當被告知有兩個人發生了爭吵的時候，如果說當事人是兩名伐木工人，人們會以為發生了鬥毆；但如果說當事人是兩名婚姻顧問，人們會認為發生了口角。同樣是關心自己的身體狀態，如果是模特，就會顯得很虛榮；但如果是三項全能運動員，則顯得具有健康意識。人們實際上常常會在事後“重新組織”某一事件的錯誤描述，使其符合他們受刻板印象影響所形成的解釋。鄧寧和舍曼總結說，如同監獄對囚犯進行管理和限制，我們刻板印象的“認知監獄”管理和限制著我們的印象。

我們在做判斷或者與某人交往時，有時除了刻板印象外幾乎毫無所獲。在這種情形下，刻版印象能強烈地扭曲我們對人的解釋和記憶。例如，查爾斯·邦德及其同事（1988）發現，在逐漸瞭解病人後，白人精神病護士對黑人和白人病人進行人身限制的頻率是一樣的。但是，白人精神病護士更多地對那些新來的 黑人病人施加人身限制，同樣的白人病人較少受到限制。在缺少其他信息的情形下，刻板印象的影響就會舉足輕重。

這種偏差還能以更微妙的方式起作用。在約翰·達利和佩吉特·格羅斯（Darley & Gross，1983）的一個實驗中，普林斯頓大學的學生觀看了一個名為漢娜的四年級女孩的錄像。錄像帶或者描述她生活在一個貧困的市區，父母是社會下層人士；或者描述她生活在一個富裕的郊區環境，父母是職業人士。兩組觀眾都被要求就不同主題猜測漢娜的能力，但他們都拒絕用漢娜的社會階層背景來預先判斷她的能力水平；各組都根據漢娜的年級來評估她的能力水平。另一些學生還觀看了第二部錄像帶，描述漢娜參加在一個口試，她在其中的回答有對有錯。

那些經過事先介紹以為漢娜來自社會上層家庭的學生，判定認為她的回答表現出了較高的能力，並且回憶中記得她多數回答都正確；那些以為自己遇到社會下層家庭子女漢娜的學生，認定她的能力低於她的年級水平，回憶中記得她幾乎答錯了一半題目。但是請注意：對兩組學生來說，第二部錄像帶是完全一樣 的。因此我們看到，當刻板印象足夠強，而關於某人的信息又模稜兩可（不同於南希和保羅的例子）時，刻板印象能微妙 地扭曲我們對個體的判斷。

最後，當人們的行為違背了我們的刻板印象時，我們會對他們做出比較極端的評價（Bettencourt & others，1997）。當一個婦女在電影院排隊時，指責一個在她前面插隊的人（“你該排到最後去！”）會讓她比一位做出類似反應的男士還要顯得強硬（Manis & others，1988）。在社會心理學家蘇珊·菲斯克和她同事（Fiske & others，1991）的證詞的幫助下，美國最高法院看到了這類刻板印象所起的作用。在案件中，普華公司（Price Waterhouse），全美頂尖的會計公司之一，拒絕讓安·霍普金斯晉升為合夥人。在88名晉升候選人中，霍普金斯是惟一的女性，她給公司帶來的業務量位居第一。並且在所有客戶眼裡，她是一個勤奮、嚴謹的人。但在其他客戶看來，她需要參加“禮儀學校的培訓課程”，學習“像女人一樣走路，像女人一樣說話，像女人一樣穿著打扮……”。在反思了案情以及刻板印象的有關研究之後，最高法院於1989年做出裁決，認為鼓勵男性而不是女性更加進取，是“基於性別”的行為：

我們開庭並不是要確認霍普金斯夫人是否友善，而是要裁定合夥人對她人格的負面反應是否是因為她是女性……一個老闆反對女性身上表現出來的進取精神，但她的職位又要求這一品質，這讓女性處於難以容忍的左右為難的境地：如果行為積極進取，她們將得不到一份工作；如果不積極進取，她們也得不到一份工作。

小結

偏見和刻板印象會造成非常重要的後果，尤其是當它非常強烈的時候、在判斷不了解的個體的時候、在就整個群體做政策決定的時候。刻板印象一旦形成，就趨向於自行永久存在，並且拒絕改變。它們還會通過自我實現的預言創造出它們相應的現實。偏見通過刻板印象威脅，讓人擔心其他人會刻板化地看待自己，因而還能妨礙一個人的表現。

個人後記：我們能夠減少偏見嗎

相對於減少偏見而言，社會心理學家在解釋偏見方面做得更為成功。因為偏見源於很多相互關聯的因素，所以沒有簡單的糾正方法。不過，現在我們有望找到一些辦法來減少偏見（隨後一章將做深入的探討）：假如不平等的狀態滋生偏見，那麼我們可以謀求建立合作、地位平等的關係。如果偏見常常使得歧視行為合理化，那我們可以通過法律要求非歧視。如果社會制度支持偏見，那麼我們就取消這些支持（例如，說服媒體宣揚種族之間的和睦）。如果外群體看起來比事實上更不像某人自己的群體，那麼我們可以努力將他們的成員個性化。如果自發的偏見致使我們做出一些讓我們羞愧難當的行為，那麼我們可以利用這種羞愧感激勵我們打破偏見。

從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一系列這類矯正方法一直在得以應用，種族和性別偏見的確減弱了。社會心理學的研究也一直在幫助突破歧視的壁壘。

蘇珊·菲斯克（1999）後來寫道：“代表安·霍普金斯來作證，我們是冒了很多風險的，這一點毫無疑問。”

據我們所知，以前沒有人把有關刻板化的社會心理學引入性別歧視的案件中……假如我們獲得成功，我們將讓有關刻板印象的最新研究從滿是灰塵的期刊中走出來，進入法庭辯論的泥潭，在其中發揮可能的作用。假如我們失敗了，我們將傷害我們的委託人，損毀社會心理學的形象，損害我作為一名科學家的聲譽。當時，我對於我們的證詞是否最終能在最高法院取得成功沒有一點把握。

下一個世紀是否能繼續取得進展，或者像人口增加、資源減少的時期容易發生的那樣，對立是否會再次迸發出來成為公開的敵意。對此，我們現在還要拭目以待。

你的觀點是什麼

請描述一件事情，你在其中觀察或者體驗到了種族或性別偏見。這類偏見的根源是什麼？其動機是什麼？我們可以做些什麼來減少這類偏見？

聯繫社會

克勞德·斯蒂爾有關在刻板印象威脅上的工作只是他對社會心理學的諸多貢獻之一。例如，比如在第4章中，我們提到了他在有關“自我肯定”方面的工作。你是否曾經關注過你正在被刻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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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版的第9章是與滑鐵盧大學社會心理學副教授和項目主席史蒂文·斯潘塞合作撰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