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vid Myers 社會心理學 v8

第2章 　社會中的自我

“有三樣東西是極端堅硬的，鋼鐵、鑽石以及認識自己。”（“There are three things extremely hard，Steel，A Diamond，and to know one's self .”注：hard 又能譯作困難）

——本傑明·富蘭克林

如 果你視力不好，你就得想辦法解決。你可能會戴眼鏡或隱形眼鏡。但如果你聽力不好，你有四分之三的可能會不去理睬這個問題，即不會戴助聽器。作為一個聽力很差的人，我常常思考這種差異。為什麼那些聽力差的人，除非迫不得已，否則就不會要求配戴“耳朵的眼鏡”——助聽器呢？

對於美國人來說，部分原因在於助聽器比較貴。但是在英國和澳大利亞，那裡的國家健康系統提供免費的助聽器，很多可以通過助聽器獲得益處的人也不去佩戴它。出於對自我形象的關注——人類把無數錢財花費在染髮、牙齒漂白和整容上——我們不想讓任何人認為自己的聽力有問題或者自己變老了。

但是其他人是否真的關心我的耳朵上有什麼小儀器呢？還是他們一心想著自己以致沒有注意到那小東西？對話時，我的聽力很差（不戴助聽器）會不會比戴助聽器更引人注意呢？

很顯然，在我們的心中，自己比其他任何事更關鍵。通過自我專注的觀察，我們可能會高估自己的突出程度。這種焦點效應 （spotlight effect）意味著人類往往會把自己看做一切的中心，並且直覺地高估別人對我們的注意度。

吉洛維奇等人（Gilovich & others，2000）演示了這種焦點效應。他們讓康奈爾大學的學生被試穿上Barry Manilow的T恤，然後進入一個還有其他學生的房間，穿T恤的學生猜測大約一半的同學會注意到他的T恤，而實際上注意到的人只有23%。

在我們另類的服裝、糟糕的髮型和助聽器上出現的現象同樣也會發生在我們的情緒上：焦慮、憤怒、厭惡、謊言和吸引力（Gilovitch & others，1998）。實際注意到我們的人要比我們認為的少。我們總能敏銳地覺察到自己的情緒，於是就常常出現透明度錯覺 （illusion of transparency）。我們假設，如果我們意識到自己很快樂，我們的面容就會清楚地表現出這種快樂並且使別人注意到。事實上，我們可能比自己意識到的還要模糊不清。

我們同樣會高估自己的社交失誤和公眾心理疏忽（public mental slips）的明顯度。如果我們觸按了圖書館的警鈴，或者自己是宴會上惟一一個沒有為主人準備禮物的客人，我們可能非常苦惱（“大家都以為我是一個怪人”）。但是研究發現我們所受的折磨，別人不太可能會注意到，還可能很快就會忘記（Savitsky，2001）。其實別人並沒有像我們自己那樣注意我們。

這種焦點效應和與之相關的透明度錯覺只是我們的自我感覺和我們的社會之間相互影響的兩個例子，因為他們發生在我們頭腦和我們周圍的世界之間。下面還有更多的例子：

• 社會環境對自我覺知的影響 。作為不同文化、種族、性別群體中的個體，我們可能會注意到自己和其他人的不同，以及他人對這些差異的反應。當我寫下這些文字時，我的一個歐洲裔的美國朋友剛剛從尼泊爾回來，他告訴我當他在一個鄉下的村莊生活時，如何強烈地意識到自己是白人這一事實；一個小時後，一個非洲裔的美國朋友告訴我，當她在非洲的時候如何強烈地意識到自己是美國人。

• 帶有自利色彩的社會判斷 。人並不是完全客觀的，並不能總是對事件做出冷靜的判斷。當親密關係，比如婚姻關係中出現問題時，個體通常會把責任更多地推到配偶身上。離婚的人很少責備他們自己。可是當工作、家庭甚至遊戲中的情況好轉時，個體卻往往會認為自己起了更重要的作用。為了獲取獎金，科學家很少低估他們自己的貢獻。1923年，班廷和麥克勞德（Frederick Banting & John Macleod）因發現胰島素而獲得諾貝爾獎後，班廷聲稱，作為實驗室領導者的麥克勞德更多的時候是他們的研究障礙而不是助手。麥克勞德則在有關該發現的演講中刪除了班廷的名字（Ross，1981）。

• 自我關注激發的社會行為 。人類的行為往往帶有一定的策略。為了給人留下良好的印象，人們經常為自己的外表感到頭痛。（就算服裝和小缺點並不像我們想像的那樣會得到那麼多關注，一個人總體的吸引力還是會受到一些影響的，正如我們看到的那樣。）就像一位理智的政治家一樣，我們同樣關注其他人的行為和期望，並隨之調整自己的行為。對自我形象的關注促使我們做出很多行為。

• 社會關係有助於我們界定自我 。安德森和陳（Andersen & Chen，2002）指出，在多變的關係中，我們的自我也不斷變化。可能和母親在一起時我們是一個樣子，與朋友在一起時則是另外一個樣子，而和老師在一起時又是另一個不同的樣子。我們如何看待我們自己，與此刻我們在關係中的角色緊密相連。

正如上述例子所表明的，我們和他人之間的交往是雙向的。我們對自己的想法和感情會影響我們對事件的解釋和回憶，也會影響對其他人的反應。而他人也有利於我們進行自我塑造。

正是由於以上這些理由，所以現在的心理學研究中，自我成了最熱門的一個主題。在2002年的《心理學摘要》中，有10343本書和文章的摘要中出現了“自我”這個詞——這是1970年的7倍。人們的自我感覺組織著他們的思想、感情和行動。自我感覺使我們能夠回憶過去，評估現在，計劃未來——並因此做出適應性的行為。毫無疑問，正如利裡和巴特莫爾（Leary & Buttermore，2003）提出的那樣，人類的自我覺知比黑猩猩或（根據藝術、身體裝飾和語言判斷的）早期穴居人（尼安德特人）更敏銳。因此我們以自我概念（人們如何認識自己）和行動中的自我（自我感覺如何影響人們的態度和行動）為起點，開始社會心理學之旅。

自我概念：我是誰

無論我們這80年的生命中對世界做了些什麼，無論我們如何推斷和解釋，無論我們怎樣構想和創造，無論我們遇到和接納過哪些人，這都由我們自己來選擇。我們怎樣才能精確地認識自己？是什麼決定了我們的自我概念？

作為一個獨特而複雜的人，你有多種方式來完成“我是_____”的句子填空。（你可能會給出什麼樣的五種答案呢？）把這些答案綜合起來，就是你對自己的自我概念 （self-concept）的定義。

我們世界的核心：我們的自我感覺

自我概念的基礎、你對界定自我的特殊信念，是你的自我圖式 （self-schemas）（Markus & Wurf，1987）。圖式是我們組織自己所處世界的心理模板。我們的自我圖式——對自己的認識，身強力壯的、超重的、聰明的還是其他方面——有力地影響著我們對社會信息的加工。這會影響我們如何感知、回憶和評價他人和自己。如果體育運動是你自我概念的核心部分（假如成為一名運動員是你自我圖式的一部分），你會特別注意別人的身體和技巧。你可能會很快地回憶出與運動有關的經驗，而且你會特別記住與你自我圖式一致的信息（Kihlstrom & Cantor，1984）。自我圖式構成了我們的自我概念，它可以幫我們分類和提取經驗。

自我參照

讓我們思考一下，自我在多大程度上會影響記憶？有這樣一種現象，叫做自我參照效應 （self-reference effect）：當信息與我們的自我概念有關時，我們會對它進行快速的加工和很好的回憶 （Higgins & Bargh，1987；Kuipern & Rogers，1979；Symons & Johnson，1997）。如果提問某一個特定的詞，比如“外向”，是否可以用來形容自己或者他人，那麼在稍後的測試中，那些回答可以用這個詞來形容自己的人能更好地回憶出這個詞。如果把我們自己和某個故事中的人物做比較的話，我們能更好地回憶出那個人物。在和某一個人談話的兩天後，我們對其說的與我們有關的話的回憶是最準確的（Kahan & Johnson，1992）。因此，記憶的構成離不開我們的主要興趣：自我。我們可以更好地回憶與自我有關的事情。

自我參照效應可以闡明生活中的一個基本事實：我們對自我的感覺處於我們世界的核心位置。由於我們傾向於把自己看成世界的核心，因此我們會高估別人對我們行為的指向程度。我們經常把自己看做是某件事情的主要負責人，而實際上我們只是在其中扮演很小的一個角色（Fenigstein，1984）。當評判其他人的表現和行為時，我們經常本能地將其與我們自己的行為相比較（Dunning & Hayes，1996）。當我們和別人聊天時，如果無意中聽到屋裡其他人提起我們的名字，那我們的聽覺雷達會立刻轉移我們的注意力。

可能的自我

自我概念不僅包括我們是什麼樣子的自我圖式，還包括我們可能會成為什麼樣子——我們的可能的自我 （possible selves）。馬庫斯及其同事（Inglehart & others，1989；Markus & Nurius，1986）注意到，我們的可能的自我包括我們夢想中自己的樣子——富有、苗條、充滿激情地愛與被愛的自我。同樣也包括我們害怕成為的樣子——失業的、沒有人愛的、學業上失敗的自我。這種可能的自我會用我們所渴望的生活遠景的特殊目標來激勵我們。

社會自我的發展

自我概念已經成為社會心理學的主要焦點，因為它有利於組織我們的思想並指導我們的社會行為（圖2-1）。但是什麼會決定我們的自我概念呢？雙生子研究指出了基因對人格和自我概念的影響，但是社會經驗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這些影響包括：

• 我們扮演的角色

• 我們形成的社會同一性

• 我們和別人的比較

• 我們的成功與失敗

• 其他人如何評價我們

• 周圍的文化

我們扮演的角色

當我們扮演某一個新角色（大學生、父母、售貨員）時，我們可能就已經開始了自我覺察。無論如何，像發生在生活大舞臺上的事情一樣，該角色逐漸被我們的自我感覺所接受。舉例來說，當我們扮演角色時，我們可能會找一些證據來證實我們並沒有想太多。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會努力地證明自己的行為。此外，觀察到的自我可能是自我暴露的；我們現在的自我感覺可能也會支持我們的觀點。就這樣角色扮演變成了事實（參看第4章）。

社會同一性

你的自我概念（對自己是誰的認識）不僅包括你的個人身份（你對自己個人屬性的認識），也包括你的社會身份。對於你是誰的社會定義——你的民族、信仰、性別、學術專業等等——也暗含著你不是誰的定義。這個範疇包括“我們”而排斥“他們”。

當我們是一個大團體中的某個小團體的一部分時，我們經常會意識到自己的社會身份；當我們的社會團體佔多數時，可能我們就不太考慮它。作為一個男性團體中單獨一名女性，或一個歐洲群體中的加拿大人，我們都會意識到自己的獨特性。作為白人學校中的黑人學生，或黑人學校中的白人學生，個體都會敏感地意識到自己的種族身份並因此而做出反應。在加拿大，大多數人把自己看做是“加拿大人”——除非是在魁北克，那裡少數法國血統的人更多地感覺自己是“魁北克省人”（Kalin & Berry，1995）。

在英國，英格蘭人比蘇格蘭人多十倍，蘇格蘭人對自己身份的定義與英格蘭人不同。“蘇格蘭人，在某些程度上，不喜歡甚至憎惡英格蘭人”（Meech & Kilborn，1992）。英格蘭人作為多數，很少會意識到自己不是蘇格蘭人這個問題。在我最近入住的一家蘇格蘭賓館的客房登記簿上，所有的英格蘭房客在國籍一欄填寫了“英國”，而所有的蘇格蘭人（他們同樣是英國人）則在國籍一欄填成了“蘇格蘭”。此外，在大學中，英國學生更多地把自己看做是英國人，而很少把自己看做是歐洲人（Cinnirella，1997）。（更多請看第9章和第13章的種族認同）

社會比較

我們如何判斷自己是否富有、聰明或矮小？一種方式是通過社會比較 （social comparisons）（Festinger，1954）。我們周圍的其他人會幫我們樹立富有或貧窮、聰明或愚蠢、高大或矮小的標準：我們把自己和他人進行比較，並思考自己為何不同。社會比較可以解釋為什麼學生進入一所優秀生很少的學校後，會有更高的學業自我概念（Marsh & others，2000）。當結束了名列前矛的中學學習後，很多在學業上非常自信的學生髮現，他們的學業自尊在進入了大型綜合性大學後受到了挑戰，因為大學的很多學生在畢業時都是當時班裡的尖子生。這就尤如放在小池塘裡的魚看起來會大一些。

我們生活的大部分是圍繞社會比較而進行的。當別人不漂亮時我們就覺得自己英俊，當別人遲鈍時就覺得自己聰明，當別人無情時就覺得自己有同情心。當我們評價某個人的表現時，不可能不把他和自己做比較（Gilbert & others，1995）。因此，我們可能會為別人的失敗而暗自高興，特別是我們嫉妒的人遭受失敗或遇到不幸，而且當我們不太可能遇到這種倒黴事時（Lockwood，2002；Smith & others，1996）。

社會比較同樣會給人帶來煩惱。當人們的財富、地位或業績增長時，他們會提高對自己成就的評價標準。當人們感覺不錯並獲得成功時，通常會向上看，而不是向下看（Gruder，1977；Suls & Tesch，1978；Wheeler & others，1982）。當和競爭對手做比較時，我們常常認為競爭對手佔有優勢，以保護我們動搖的自尊（比如有更好的指導並且練習了更長時間——對大學游泳運動員的一個研究——Shepperd & Taylor，1999）。

成功和失敗

自我概念並不僅僅由我們的角色、社會認同和比較所決定，它也決定於我們的日常生活經驗。嘗試挑戰現實的任務並取得了成功會使我們感到自己很能幹。如果女性憑藉自己的力量擊退了性侵犯，她們會感覺自己並不是那麼容易受到攻擊，不用再那麼擔心焦慮，並且更可能感覺事情在自己的掌控之中（Ozer & Bandura，1990）。學業上成功的學生會對自己的學術能力做出更高的評價，從而激發其更加努力地工作以取得更大的成就（Felson，1984；Marsh & Young，1997）。全力以赴並取得了成功會使人感到更加自信有力。

正如在第1章中提到的那樣，成功增強自尊的原則引發了很多研究，心理學家指出：用積極的信息（“你是重要人物！你與眾不同！”）來提高自尊，會激發個體做出更大的成就。低自尊有時確實會帶來問題。與低自尊的人相比，感覺自己有價值的人更加快樂，較少神經質，較少受潰瘍和失眠困擾，較少藥物和酒精依賴，失敗後具有更強的堅持性（Brockner & Hulton，1978；Brown，1991；Tafarodi & Vu，1997）。反過來也同樣成立，批評者聲稱：問題和失敗會導致低自尊。感覺緊跟現實。當我們征服挑戰或學到技術後，成功會讓我們具有一種充滿希望的、自信的態度。自尊不僅來自於告訴孩子他們有多棒，還要讓他們通過辛苦努力獲得成功。

其他人的評價

公認的成就能增強個體的自我概念，因為我們看到了別人對自己的積極評價。當別人認為我們很好時，我們也會認為自己不錯。如果我們稱讚某個小孩很有才華、刻苦學習或者樂於助人，那麼這個孩子就會把這些觀點融入到其自我概念和行為中去（參看第3章）。如果少數學生因為對自己學業能力的消極印象而感到恐懼，或者女性因為對自己在數學和理科上的較低期望而感到恐懼，那可以表明他們可能對這些領域“不認同”。他們不對這種預斷做出辯駁，而是認同自己的興趣在別處（Steele，1997，參看第9章）。

社會學家查爾斯·庫利（Cooley，1902）用鏡像自我 來描述個體把別人當做鏡子來進行自我感知。庫利認為，我們根據自己出現在他人面前的樣子來感知自我。之後社會學家喬治·米德（Mead，1934）精煉了這個觀點，指出與我們的自我概念有關的並不是別人實際上如何評價我們，而是我們覺得 他們如何評價我們。我們通常感到讚揚別人比批評別人更自在。（我們抑惡揚善。）如果個體因此而高估我們對他的評價，其自我意象會變得有些膨脹（Shrauger & Schoeneman，1979）。

自我膨脹，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在西方國家中最常見。Shinobu Kitayama（1996）報告說，日本人到北美后通常會因朋友間的互相恭維而感到驚訝。當他和同事詢問別人最後一次稱讚他人是多少天前時，美國人典型的回答是一天前。在日本，人們很少為自己個人的成就而感到驕傲，而是更多地為別人帶來的失敗感到可恥，因此，日本人對上述問題的回答是四天前。此外，如果告訴北美人他們的任務完成得很好，會比告訴他們做得不好而堅持更久。但是日本人在失敗時卻更能堅持（Heine & others，2001）。

我們祖先的命運決定於別人如何評價他們。當他們受其群體保護時，其生存的機會會變大。當他們意識到群體對自己不滿時，他們會感到羞愧並做出低自尊的行為反應。馬克·利裡（Leary，1998）指出，作為他們的後代，我們有類似的根深蒂固的歸屬需要，當我們面對社會排斥時會感到低自尊的痛苦。他還指出，自尊，是我們對他人如何評價我們的監控並做出相應行為反應的心理學尺度。

自我與文化

你是如何完成27頁中“我是_____”的陳述的？你給出的是你個人特點的信息，例如“我很正直”、“我很高”或是“我很外向”，還是描述你的社會同一性的信息，例如“我是雙魚座的”、“我是快餐愛好者”，或是“我是基督教徒”？

對於某些人而言（特別是那些西方工業文化中的人），個人主義 （individualism）是很盛行的。身份更多是獨立的。青春期是與父母分離的時期，個體開始依靠自己，並且開始定義個人獨立的自我 。即便個體來到一片陌生的土地上，他的特性——作為有特殊能力、特點、價值和夢想的獨特個體——可能會完整地保留下來。西方文化中的心理學假定，定義一個人的可能性自我並相信他具有很強的自我控制能力會使他的生活富足。在20世紀結束之前，個人主義已成為流行文化中的主導聲音（參看表2-1）。

西方文學，從《伊利亞特》到《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更多地讚美那些依靠自己的人，而較少稱讚那些滿足別人願望的人。電影專門描寫那些反抗制度的英雄。歌聲則宣告：“我行我素”、“我是我自己”，並且推崇“至高無上的愛”——愛自己（Schoeneman，1994）。當人們經歷過富裕、變動、都市化和大眾傳媒後，個人主義就開始迅速發展起來（Freeman，1997；Marshall，1997；Triandis，1994）。

而亞洲、非洲和中南美地區的本土文化則把集體主義 （collectivism）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這種文化孕育了相互依存的自我 （Kitayama & Markus，1995）。這些文化中的人們更多地進行自我批評，卻很少自我肯定（Heine & others，1999）。特性被更多地定義為自我與他人的關係。馬來西亞人、印度人、日本人和傳統的肯尼亞人，舉例來說比如Maasai，比澳大利亞人、美國人和英國人更可能用群體特性來完成“我是_____”的句子（Kanagawa & others，2001；Ma & Schoeneman，1997）。聊天時，人們比較少地說“我”（Kanagawa & Kashima，1998，2003）。當語法或上下文能夠清楚地表明主語時，個體會說“去看電影”而不說“我去看電影”。

集體主義有很長的歷史，例如在中國農村，人與人之間的協調與合作能夠更好地進行糧食生產。社會心理學家理查德·尼斯比特（Richard Nisbert）在《思維地理》（Geography of Thought ，2003）中主張，其結果不只是社會關係與倡導個人主義文化的西方不同，而且思維方式也不盡相同。想一想：哪兩者——一隻熊貓、一隻猴子、一根香蕉——更可能在一起？可能是一隻猴子和一隻熊貓，因為他們都是“動物”類的？亞洲人卻比美國人更可能看到這樣一種關係：猴子吃香蕉。

當呈現一種栩栩如生的水下場景時（圖2-2），日本人自然地回憶出比美國人多60%的背景特徵，他們的講述更多以關係為主（青蛙在植物旁邊）。美國人把注意更多地放到焦點目標上，比如單獨的大魚，而較少注意環境特點（Nisbett，2003）。Shinobu Kitayama等人（2003）也發現日本人更多地是對知覺到的情境做出反應。呈現圖2-3的刺激，要求在一個更小的空盒子裡畫一條相同比例的線，日本人比美國人完成得更準確。要求畫一條長度完全相同的線，美國人可以準確地忽略關係並且畫出同樣的線。尼斯比特從這些研究中總結出東亞人的思維更加整體化——在與其他事物或環境的關係中知覺和思考對象與人。

當呈現一種水下場景時，亞洲人常常描述環境和魚類之間的關係。美國人更多地注意單獨的大魚（Nisbett，2003）。

Shinobu Kitayama及其同事們（2003）給被試呈現上述刺激，然後讓他們在一個更小的或更大的盒子裡再畫一條與範例中同樣長或與盒子等比例的線。美國學生在畫同樣長度的線時更加準確；而日本學生在畫等比例的線時更準確。

無論如何，像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這樣分類如此鮮明的文化似乎過於簡單化了，因為任何文化中的個人主義都會在不同的個體之間發生變化（Oyserman & others，2002a，b）。這種變化同樣存在於同一國家的不同區域和政治觀點之間。在美國，夏威夷人和住在最南部的人要比那些西部山區比如俄勒岡州和蒙大拿州的人表現得更為集體主義（Vandello & Cohen，1999）。保守派傾向於成為經濟上的個人主義者（“不要徵稅或管制我”）和道德上的集體主義者（“制定法律來約束不道德行為”）。而自由主義者則傾向於成為經濟上的集體主義者和道德上的個人主義者。

一個具有相互 依賴自我的人會有更強烈的歸屬感。相互依賴型的人在與家人、同事和朋友完全分開後，會失去那些定義自己的社會聯繫。他們不是隻有一個自我，而是有很多個自我：與父母相處時的自我、工作時的自我、與朋友一起時的自我（Cross & others，1992）。如圖2-4和表2-2所示，相互依賴型的自我是鑲嵌於社會關係中的。直接的交談比較少，更多是禮貌性交談（Holtgraves，1997）。其社會生活目標更多地不是增強個體自我而是協調並支持他所在的群體。金和馬庫斯（Kim & Markus，1999）指出：個性化的廣告板——“無咖啡因咖啡、單份的、小量的、高熱量”——在北美的咖啡店裡看起來很正常，但是在漢城就顯得有些怪異了。他們的研究證實，在韓國，人們並不把太多精力放在獨特性上，而是放在傳統文化和分享行為上（Choi & Choi，2002）。韓國的廣告較少強調個人的選擇和自由，其特色是與眾人在一起（Markus，2001）。

獨立的自我承認自我與他人的關係。但是相互依賴的自我會更深地融入他人（Markus & Kitayama，1991）。

在集體主義文化中，自尊與“別人怎麼評價我和我的群體”密切相關。自我概念是有彈性的（與特定的情境有關）而不是固定不變的（跨情境的持久性）。在一項研究中，認為在不同活動領域裡仍然保留了自我（內在自我）的加拿大學生為五分之四，而中國與日本的學生則僅為三分之一（Tafarodi & others，2004）。

個人主義文化中的人，特別是那些少數學會不必太在意別人的偏見的人，“在他人的評價之外”並且認為他所在的群體沒有那麼重要（Crocker，1994；Kwan & others，1997）。自尊更多的是個人的而不是關係的。對個人特性的威脅會比群體特性的威脅更讓我們感到氣憤和鬱悶（Gaertner & others，1999）。

當金和馬庫斯（1999）要求美國人從中選擇一支筆時，77%的人選擇顏色不尋常的那支（不管它是橙色的還是綠色的）。對於同樣的選項來說，31%的亞洲人選擇了顏色不同的筆。研究者指出，該結果表明既有偏愛獨特性的文化也有偏愛一致性的文化。

現在請你想像一下，集體主義文化中的日本大學生和個人主義的美國大學生會如何報告他們的積極情緒，比如高興和得意？Kitayama和馬庫斯（2000）報告，對於日本學生來說，高興是伴隨積極的社會交往而來的——親密感、友好和尊敬。而對美國學生而言，這種情緒通常伴隨解脫的情緒——效能感、出眾和驕傲。集體主義文化中的衝突常常發生在群體之間；而個人主義文化則會發生更多個體之間的爭鬥（Triandis，2000）。

在美國進行了10年的教學和研究後，Kitayama（1999）訪問了他的日本母校——京都大學，當他介紹西方的獨立自我的觀點時，研究生們感到“震驚”。“我堅持介紹西方的自我概念的觀點（我的美國學生本能理解的觀點）並最終說服他們真的相信，很多美國人對自我都有這種分離的想法。儘管如此，最後還是有一個學生深深地嘆息道，‘這確實 是真的嗎？’”

當東西方文化不斷交流後——例如，多虧西方對日本大都市的影響以及到西方國家訪問交換的日本學生——他們的自我概念會變得越來越個人主義嗎？伴隨著“相信個體自己的能力”的忠告，伴隨著扮演個人英雄主義的警察不顧 他人阻撓捉住壞人的電影，西方宣揚個人成就對日本人的衝擊會比他們所受前輩的影響大嗎？根據斯蒂文·海因及其合作者（Heine & others，1999）的報告，好像確實是這樣的。日本的交換學生在英國哥倫比亞大學生活了七個月後，個人自尊增強了。在加拿大，那些長期的亞洲移民的個人自尊要高於那些近期的移民（也高於生活在亞洲的人）。

自我認識

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忠告我們：“認識你自己。”我們當然要嘗試。我們很容易形成對自己的信念，而且可以毫不遲疑地解釋我們的感覺和行為表現的原因。但是我們對自己真正瞭解多少呢？

劉易斯（C. S. Lewis，1952，pp. 18-19）指出，“在整個宇宙中有一件事，而且只有一件，那就是我們知道的比我們能從外部觀察學到的還要多，”“這就是‘我們自己’。我們，可以這麼說，有內在信息；我們知道內情。”當然，有時候我們認為 自己知道，但是我們的內在信息是錯的。這就是一些看似吸引人的研究所無法避免的結論。

解釋我們的行為

你為什麼會選擇那所學校？你為什麼要攻擊室友？你為什麼會愛上他（她）？有時候我們知道原因，而有時候我們不知道這是為什麼。當問到我們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感覺和表現時，我們會做出看似合理的回答。然而，當原因有點微妙時，我們的自我解釋常常是錯誤的。我們會忽視影響別人的一些因素，但對自己就另當別論了。研究發現，人們錯誤地把雨天憂鬱症歸因為生活的空虛，把過吊橋時的興奮歸因為受過路人的吸引（Schwarz & Clore，1983；Dutton & Aron，1974），而且人們都矢口否認媒體對自己的影響，但是卻承認媒體會對其他人 產生影響。

尼塞特和沙克特（Nisett & Schachter，1966）用實驗證明了人們是怎樣誤解自己心理的。他們對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實施一系列逐漸增強的電擊。給其中一些被試預先吃一片假藥，並告訴他們一會兒可能會導致心悸、呼吸不規律和神經質的發抖——而這恰恰是通常伴隨電擊的症狀。尼斯比特和沙克特預期人們會將電擊的症狀歸因為藥效作用，這樣他們就會比沒有吃藥的人更能忍受電擊。確實，這種效果非常明顯——吃過藥的人所忍受的電擊強度是沒吃藥的人的四倍。事後告訴吃藥的人他們忍受了比平均值高的電擊並詢問其原因，其答案都沒有提到藥。當被告知可能是之前服用的藥在起作用時，他們仍然否認藥的影響。他們大都說那藥可能影響一些人，但決不會是他們。典型的回答是，“我甚至沒有想到那片藥。”

還有一些研究也發人深思：要求人們在兩三個月的時間內每天記錄自己的心情（Stone & others，1985；Weiss & Brown，1976；Wilson & others，1982）。他們同樣報告了一些可能影響自己心情的因素：星期幾，天氣，睡眠時間等等。研究最後要求人們判斷每個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自己的心情。引人注目的是（他們的注意事實上受其日常心情的影響），他們對因素重要程度的知覺和其心情之間並沒有什麼關係。這些發現給人們提出了這樣一個令人不安的問題：我們對讓自己高興或不高興的事情真正有多少洞察力？

而且我們對自己意願的自由度又有多少洞察力？如丹尼爾·韋格納（Dniel Wegnen）在《有意識的意願的幻覺》（The Illusion of Couscious Will ，2002）中所說，當人們與行動有關的思想先於其行為時，人們會感覺他們是按意願做出這種行動的。否則，那行為似乎就很難解釋了。在韋格納的一項實驗中，兩個人共同操作一個電腦鼠標在一覆蓋著小圖片的“I型偵探（I-spy）”木板上滑行。當鼠標滑行時，被試會通過耳機聽到物體的名稱，然後可以停在任何想要的圖片上。甚至當其中一個人（主試的同夥）在某些任務中強迫鼠標停在某張特殊圖片上時，那些真正的被試通常認為鼠標停在該圖片上是他們自己 的意願。在類似這種情況下，大腦會產生個人功效的直覺。其他時間，比如當探尋水源或當一個人的胳膊在催眠暗示下舉起時，人們會誤以為這種外部意願是（或不是）其行動的原因。人們有時會犯錯。

預測我們的行為

人們在預測他人行為時同樣會犯錯。如果詢問他們是否會服從命令對別人實施強烈的電擊，或是他人在場時會不會對受害者提供幫助表現出遲疑，個體毫不猶豫會否認他們容易受其影響。但是通過實驗我們可以看到，事實上多數人還是容易受其影響的。而且，結合悉尼·施勞格（Shrauger，1983）的發現，他讓大學生預測其在接下來的兩個月內經歷各種不同事件的可能性（談一場浪漫的戀愛，生病，等等）：他們的自我預測並不比根據日常經歷做出的預測更準確。

人們在預測他們的關係命運時同樣也會經常犯錯。約會中的一對情侶往往過於樂觀地預言他們的關係會天長地久。他們往往只看到積極的方面，感覺他們肯定會是永遠的戀人。而其朋友和家人常常比他們有更好的瞭解，麥克唐納和羅斯（MacDonald & Ross，1997）通過對滑鐵盧大學學生的研究做出了以上報告。他們的父母和室友的客觀預測往往更加準確。（許多親眼目睹過孩子不聽任何勸告陷入某種有始無終關係的父母對此很贊同。）而當預測自己消極的行為比如哭泣或說謊時，自我預測卻比父母和朋友的預測更準確（Shrauger & others，1996）。然而，我們可以肯定的是，你的未來有時候甚至連你自己都很難預測。當進行自我預測時，最好的建議是思考過去在相似情境下的行為（Osberg & Shrauger，1986，1990）。那些瞭解你的人可能會比你能更好地預測你的行為（例如，當你同一個陌生人見面時你會如何緊張和語無倫次）。因此，要預測你的未來，就應思考自己的過去。

埃普利和鄧寧（Epley & Dunning，2000）發現，有時候人們預測別人的行動比預測自己的更加準確。在康奈爾大學每年的“水仙花日”慈善活動的前五週，埃普利和鄧寧讓學生預測他們是否會為慈善活動至少買一支水仙花，同時讓他們預測自己的同學中可能購買的比例。超過五分之四的學生預測自己會購買水仙花。但是實際上只有43%的人買了，這與他們對其他人的購買比例56%的預測接近。在一個圍繞金錢進行的實驗室遊戲中，84%的參與者預測自己會與其他人合作以共同獲益，而實際上只有61%的人做到了（此外，這與他們對其他人的合作比例64%的預測接近。）如果老子所說“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是正確的，那麼很明顯大多數人是智大於明的。

預測我們的感覺

人生中會有許多重大的決定，其中包括對我們未來感覺的預測。和這個人結婚能一輩子都幸福嗎？加入這個行業會有滿意的工作嗎？這次休假會是一次愉快的經歷嗎？還是最後結果更可能是離婚、失業和令人失望的假期？

有時候我們知道自己會有怎樣的感覺——如果我們考試不及格，在大型比賽中獲勝，或用半小時漫步來減輕我們的緊張情緒。我們知道什麼會讓自己愉快，什麼會讓自己擔憂或感覺無聊。當然有時候，我們可能錯誤地預測自己的反應。如果在求職面試時被問起性騷擾的問題，自己會有什麼感覺，伍德茨卡和拉弗朗斯（Woodzicka & LaFrance，2002）調查的女性大都回答她們感到憤怒。然而，當實際提問到這樣的問題時，女性更多地體驗到害怕。“情感預測”的研究顯示人們很難預測自己未來情緒的強度 和持續時間 （Wilson & Gilbert，2003）。人們會錯誤地預測自己談過一場浪漫的戀愛、收到禮物、錯過選舉、贏得比賽和被汙辱後的感覺（Gilbert & Ebert，2002；Loewenstein & Schkade，1999）。下面還有一些例子：

• 向男青年呈現引發性喚起的圖片，然後向他們提供一個充滿激情的約會情節，在他們約會時要求他們“停止”，他們承認自己可能無法停止。如果他們事先沒有看過引發性喚起的圖片，他們會否定其性侵犯的可能性。當沒有性喚起時，個體會很容易錯誤地預測一個性喚起的人會如何感覺和行為——這種現象受到性慾強烈時發表愛的宣言，意外受孕，以及真誠地發誓“再也不會那樣”的性虐待者的強烈挑戰。

• 飢餓的購物者會比那些吃完了很多越橘鬆餅的人有更多的購買衝動（“那些油炸圈餅會很美味！”）（Gilbert & Wilson，2000）。當飢餓的時候，個體會錯誤地預測自己對油炸圈餅的食量。當吃飽了以後，個體會錯誤地預測深夜喝牛奶時再吃個油炸圈餅會很美味。

• 只有七分之一偶爾抽菸的人（每天少於一支）預測自己五年內會一直吸菸。但是他們低估了自己對藥物成癮的依賴，大約一半的人會繼續吸菸 （Lynch & Bonnie，1994）。

• 人們會高估暖冬、體重減輕、更多的電視頻道或更多的休閒時間對自己的積極影響。甚至一些極端的事件，比如中了國家彩票或意外遭受癱瘓，對長期幸福的影響也會低於多數人的想像。

我們的直覺理論似乎是：我們想要。我們得到。我們快樂。如果這是事實，這一章的字數就會少很多。實際上，吉爾伯特和威爾遜（Gilbert & Wilson，2000）指出，我們常常“錯誤地想要得到某些東西”。人們常常想像擁有一個有陽光、海浪和沙灘的田園荒島假期，但當他們一旦發現“自己多麼需要日常生活、智力開發或時尚流行打扮”時，可能會很失望。我們通常會認為如果我們的候選人或小組贏得勝利，那我們會高興很久。但多個研究顯示我們對這些好消息的情緒痕跡消失得比自己預期的要快。

在消極 事件之後我們尤其會傾向表現出“影響偏見”——高估情緒事件的持久性影響。要求人們進行HIV檢測時預測其知道結果的五週後會有怎樣的感覺，他們預期自己會對壞消息感到痛苦，對好消息感到興高采烈。當五週以後，與他們的預期相比，得到壞消息的人較少痛苦，得到好消息的人較少高興（Sieff & others，1999）。吉爾伯特及其同事（1998）讓教授的助手來預測自己獲得或沒有獲得職位的幾年後的快樂程度，多數人認為好結果對他們未來的快樂很重要。“失去工作會壓碎我的生活目標。那是可怕的。”然而當事件過去幾年後再調查時，那些沒有得到職位的人與得到職位的人幾乎同樣快樂。

讓我們說得更私人化些。吉爾伯特和威爾遜讓我們想像：如果我們失去了非優勢手，一年之後會有怎樣的感覺。與現在相比，你會多快樂？

思考這件事的時候，你也許會認為這種不幸可能意味著：不能拍手，不能繫鞋帶，不能打籃球，不能用鍵盤。儘管你可能會永遠為失去而遺憾，但你在事件發生後的一段時間的快樂會受“兩件事：a）這一事件，b）其他所有事情”的影響。因為關注消極事件，使得其他所有事件對快樂的貢獻均會大打折扣，所以就會過高地預期自己的痛苦。“沒有什麼你所關注的事會帶來和你所認為的那樣大的差異，”研究者斯卡迪和卡尼曼（Schkade & Kahneman，1998）如是說。

此外，威爾遜和吉爾伯特（2003）還認為，人們會忽視自己心理免疫系統的速度和力量，包括其合理化策略，忽視、原諒和限制情緒創傷。在很大程度上被我們忽略的心理免疫系統（吉爾伯特和威爾遜稱之為免疫忽視 現象）令我們比自己預期得更容易適應殘疾、戀愛關係的中止、考試不及格、失去職位和個人與團隊的失敗。令人驚訝的是，吉爾伯特與其同事報告（2004），重大的消極事件（可以激活我們的心理防禦機制）可能比輕微的憤怒（不能激活我們的防禦機制）所引發的痛苦持續的時間反而更短。換句話說，我們是有恢復力的。

自我分析的智慧和錯覺

因此，令人驚訝的是，我們對什麼會影響自己以及我們對自己的行為與感覺的直覺經常是完全錯誤的。但是我們也不要誇大這種情形。當行為的原因很明顯，而正確的解釋又符合我們的直覺時，這種自我知覺是準確的（Gavanski & Hoffman，1987）。賴特和裡普（Wright & Rip，1981）發現加利福尼亞的高中生可以辨別一個大學的特點（比如規模大小、學費和離家的距離）能在多大程度會影響他們對其的反應。但是當行為的原因對一個觀察者來說不是顯而易見的時候，那麼它們對行為者來說也不是顯而易見的。

如第3章將要解釋的，我們對發生在自己心裡的大部分事都沒有覺察。有關知覺和記憶的研究顯示，我們對自己思維的結果比對思維的過程知道得要多。凝視我們心靈的海洋，我們在它的意識層面底下卻什麼也看不見。無論如何，當我們放置生物鐘記錄時間以在指定的時間喚醒我們時，或當我們在一個問題無意識地“孵化”後自發獲得一種創造性靈感時，我們的確經歷了心理的無意識工作。舉例來說，具有創造性的科學家和藝術家，常常不知該如何報告其產生靈感的思維過程。

威爾遜（1985，2002）提出一個大膽的設想：控制 我們社會行為的心理過程與解釋 我們行為的心理過程截然不同。理性的解釋可能會因此而忽略實際上指引我們行為的內在態度。在九個實驗中，威爾遜及其同事（1989）發現對事和人表現出的態度常常能較好地預測以後的行為。如果他們事先讓被試分析 自己的感覺，那麼他們的態度報告將變得無效。例如，情侶伴隨自己關係的快樂感覺可以很好地預測在幾個月後他們是否會繼續約會。但是，如果被試在評價自己的快樂程度之前就已經列出其關係好或壞的所有原因，那麼當完成這一切之後，他們的態度報告在預測未來關係時變得無效！很顯然，仔細研究自己關係的過程會使個體更多地注意容易描述的因素，而事實上這些因素並沒有關係中的其他方面重要。我們常常是“自己的陌生人”，威爾遜（2002）如是說。

在稍後的研究中，威爾遜及其同事（1993）讓被試從兩個藝術海報中選擇一個帶回家。那些被要求在做出選擇並說明選擇理由 的被試都指出海報的幽默感是促使他們做出選擇的原因（他們可以更容易地描述其積極的特點）。但是幾周以後，他們對自己選擇的滿意度比那些僅僅靠感覺或一般性地選擇海報的人的滿意度低。萊文及其同事（Levine & others，1996）報告，與人們根據多種面部特徵做出的原因判斷相比，本能反應更一致。第一印象可能很有效。

威爾遜及其同事（2000）認為，這說明我們有雙重態度系統 （dual attitude system）。我們關於人或事的自動的內隱 態度通常與受意識控制的外顯 態度不同。例如，從兒童時期開始，我們可能會對那些我們現在所說的尊敬和欣賞的人保持一種習慣的、自動的恐懼或嫌惡。威爾遜指出，儘管可能外顯態度改變起來相對容易一些，“內隱態度就像老習慣一樣，改變起來非常緩慢。”然而通過重複練習——形成新的態度——新的習慣態度就能夠代替舊的態度。

米勒和特瑟（Millar & Tesser，1992）認為威爾遜誇大了我們對自我認識的無知性。他們的研究指出，吸引人們對原因 的注意會減少態度報告對由感覺 引發的行為預測的準確性。如果威爾遜提問時不讓人們分析其戀愛關係，而是提問有關其感覺的問題（“你和伴侶在一起和分開時會有怎樣的感覺？”），那態度報告可能更有洞察力。其他行為領域——比如，根據花費、未來職業生涯發展等方面的考慮選擇讀哪一所學校，等等——似乎是更受認知驅動的。對於這些問題，分析原因可能比分析感覺更有用。儘管感覺有一定理由，但有時候頭腦的理性是決定性的。

這些對我們研究自我認識的侷限性具有兩種應用價值：第一是對於心理學調查，自我報告常常是靠不住的 ，自我理解中的錯誤限制了主觀個人報告的科學性。

第二是對於我們的日常生活。人們報告和解釋其經驗的真實性無法保證這些報告的有效性。個人的證言具有強大的說服力量（見第15章司法社會心理學），但是這有可能是錯誤的。牢記這種潛在錯誤可以幫助我們較少地產生受人脅迫和上當受騙之感。

小結

我們對自我的認識可以幫助我們組織思想和行為。當我們加工有關自己的信息時，我們可以很好地回憶它（一種叫做自我參照效應的現象）。自我概念的成分包括指導我們對與自我有關的信息進行特殊加工的自我圖式，和我們夢想或害怕成為的可能的自我。自尊是對自我價值的整體認識，影響我們如何評價自己的特點和能力。

是什麼決定了我們的自我概念？其中有很多影響因素，包括我們扮演的角色，我們所做的比較，我們的社會同一性，我們如何知覺別人對我們的評價，以及成功和失敗的經歷。文化也會塑造自我。某些人，特別是在崇尚個人主義的西方文化中，假定存在一個獨立的自我。還有一些人，主要存在於亞洲和第三世界文化中，假定存在一個相互依賴的自我。如第5章會進一步解釋的，這些不同的觀念有助於解釋社會行為的文化差異。

我們的自我認識存在有趣的缺陷。我們常常不知道自己為什麼以這種方式行動。當觀察者也無法發現我們行為的有力影響作用時，我們也會忽視它。這些控制我們行為的內部的微妙過程可能與我們對它有意識的、清楚的解釋不同。我們也往往會錯誤地預測自己的情緒。我們會低估心理免疫系統的力量，並且因此傾向於高估我們對重大事件的情緒反應的持久性。

知覺到的自我控制

一些概念和研究指出知覺到的控制對我們生活的重要性。

到現在為止，我們已經思考了什麼是自我概念，它是怎樣發展的，以及我們充分了解自己的程度。現在讓我們根據觀察行動中的自我來看看為什麼自我概念會如此重要。

鮑邁斯特等人（Baumeister & others，1998，2000；Muraven & others，1998）指出，自我的活動能力是有限的。努力進行自我控制的人——強迫自己吃蘿蔔而不是巧克力，或壓抑被禁止的思想——隨後在遇到無解的難題時會更快放棄。看過令人心煩意亂的電影后，努力控制自己情緒的人其體力明顯減少。有意的自我控制會耗盡我們有限的意志力儲備。鮑邁斯特和艾克斯林（Julia Exline，2000）推斷在操作方面，自我控制類似於肌肉力量：兩者在使用後都會變得比較虛弱，但在休息時可以進行補充，並且隨著練習而加強。

不過，自我概念確實會影響我們的行為（Graziano & others，1997）。接受挑戰性的任務，想像自己通過努力工作而獲得成功的那些人會勝過那些想像自己是失敗者的人（Ruvolo & Markus，1992）；想像你的積極可能性會讓你更可能計劃和制定一個成功的策略。這便是知覺到的自我控制。

自我效能

斯坦福大學的心理學家艾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1997，2000）在他的研究中捕捉到積極思維的力量，並提出了自我效能 （self-efficacy）的理論。對自己能力與效率的樂觀信念可以獲得很大的回報（Bandura & others，1999；Maddux，1998；Scheier & Carver，1992）。自我效能感較高的兒童和成人更有韌性，較少焦慮和抑鬱。他們還生活得更健康，並且有更高的學業成就。

在日常生活中，自我效能指引我們制定有挑戰性的目標，並在面對困難的時候具有較強的韌性。一百多個研究顯示，自我效能可以預測工人的生產力（Stajkovic & Luthans，1998）。當出現問題時，較高的自我效能感會指引工人保持平靜的心態並尋求解決方案，而不是反覆認為自己的能力不足。努力加堅持等於成就。伴隨著成就的獲取，自信就會增強。像自尊一樣，自我效能伴隨著辛苦付出後得來的成就而增強。

甚至對自我效能的微妙控制都能影響行為。利維（Levy，1996）下意識地給90個老年人呈現“有激活性的”（啟動）消極或積極的年齡類型詞，從而發現了這個現象。以0.066秒的時間間隔呈現一系列詞語，比如“下降”、“遺忘”和“衰老”，或“明智”、“聰明”和“有學問”。這些被試僅僅下意識地知覺到了光的閃現和模糊的點。但呈現積極的詞會導致他們“記憶自我效能”（對記憶的信心）的提高。呈現消極的詞則會有相反的作用。中國的老年人普遍具有積極的、受人敬仰的形象，其記憶的自我效能感可能會更高，看來比在西方國家觀察到的老人遭受較少的記憶喪失（Schacter & others，1991）。

你的自我效能是你在多大程度上感覺自己有能力去做一些事。如果你相信你可以做好一些事，這個信念會有什麼不同嗎？這取決於第二個因素：你有沒有控制住 結果？例如，你可能感覺自己是個合格的司機（高自我效能），但是感覺醉酒的司機開車會有危險（低控制）。你可能感覺自己是個有能力的學生或工人，但是害怕因自己的年齡、性別或外表而受到歧視，所以你可能會認為自己的前景是黯淡的。

控制點

“我沒有社交生活，”一個40歲的單身男人對學臨床醫學的學生傑裡·法里斯抱怨。在法里斯的力勸下，這個病人蔘加了一個舞會，在那兒有好幾個女士和他一起跳舞。“我只是有點兒幸運而已，”他在稍後報告，“這可能不會再發生了。”當法里斯向他的導師朱利安·羅特報告這件事時，他明確了一個之前已經形成的想法。在羅特的實驗和治療中，有些人似乎一直“感覺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是被外部力量支配的，而還有一些人則感覺發生的事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自己的努力和技巧所支配的”（Hunt，1993，p. 334）。

你是怎麼認為的？人們更常是自己命運的主宰者，還是環境的犧牲品？他們是自己生活的編劇、導演和演員，還是自己處境的俘虜？羅特把這個維度叫做控制點 （locus of control）。與法里斯一起，他設計了29組語言陳述來測量一個人的控制點。假如你在做這個測驗，那麼你更贊成哪些？

從長遠來看，世界上的每個人都應該得到他人的尊敬。	或	不幸的是，不管人們多麼努力，其價值在未得到眾人認可前就一晃而過了。
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是我自己的事。	或	有時候我感覺我無法控制自己的生活。
即使一個普通人也可能對政府決議產生影響。	或	這個世界是靠少數有權勢的人運轉的，小人物沒有什麼可為的。

在對羅特問題的回答中（1973），你認為你的命運是由自己來控制的（內部 控制點）？還是認為機會和外部力量決定了你的命運（外部 控制點，如圖2-6）？那些認為自己是內控的人更可能在學校表現優秀，成功戒菸，系安全帶，直接處理婚姻的問題，掙很多錢，並且可以延遲滿足以實現長遠目標（Findley & Cooper，1983；Lefcourt，1982；Miller & others，1986）。我們在多大程度上感覺到控制取決於我們如何解釋挫折。也許你已經明白了學生常常認為自己是受害者——將糟糕的學習成績歸因於自己無法控制的因素，比如他們覺得自己很笨，或老師、課本、考試太“糟糕”。如果訓練這些學生採取更有希望的態度——相信努力、良好的學習習慣和自律可以產生不同的效果——學習成績會直線上升（Noel & others，1987；Peterson & Barrett，1987）。一般而言，具有自我控制感的學生——例如，同意“我善於抗拒誘惑”並且不同意“我花了太多錢”——會得到更好的成績，擁有更好的關係，並且心理更健康（Tangney & others，2004）。

成功的人更可能把挫折看成是一次意外，或者認為，“我需要嘗試新的方法。”那些把失敗看成是可控制的人壽保險銷售代表（“雖然很困難，但是經過堅持我會做好”）會賣掉更多保險。與其更悲觀的同事相比，他們中可能只有一半會在第一年中放棄（Seligman & Schulman，1986）。在大學游泳隊隊員中，那些有樂觀的“解釋風格”的人比悲觀的人更可能比預期表現得還要好（Seligman & others，1990）。就像羅馬詩人維吉爾（Virgil）在《埃涅阿斯記》（Aeneid ）中說的，“他們能是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有能力。”

習得性無助與自我決定

對具有控制感的好處的研究也同樣出現在動物研究中。被關入籠內而無法逃避電擊的狗，會習得一種無助感。之後這些狗就算處在其他可以 逃避懲罰的條件下也只會被動地畏縮。狗如果學會了自我控制（成功地逃避開第一次電擊），會更容易適應新的情境。研究者馬丁·塞利格曼（Seligman，1975，1991）指出這種習得性無助 （learned helplessness）在人類情境中也有類似之處。例如，抑鬱或苦惱的人變得被動是因為他們自己的努力沒有任何作用。無助的狗和抑鬱的人都遭遇了意志癱瘓，被動順從，甚至死氣沉沉的冷漠（圖2-7）。

當動物和人經歷無法控制的有害事件時，他們就會習得一種被動和無助感。

在此我們想說明有些機構——不管是惡毒的，比如集中營，還是慈善的，比如醫院——如何令人失掉人性。在醫院裡，所謂的“好病人”是不按鈴，不問問題，不努力控制將要發生的問題的病人（Taylor，1979）。這樣的被動配合可能對醫院的效益有好處，但是卻不利於人的健康和生存。對你做的事和別人對你做的事失去控制可能會演變成令人不愉快的壓力事件（Pomerleau & Rodin，1986）。很多疾病與無助的感覺都與選擇性減少有關。這可能就是在集中營和療養院的病人會快速衰老和死去的原因。醫院裡那些通過訓練認為自己可以控制壓力的病人只需要較少的止疼藥和鎮靜劑，並且較少表現焦慮（Langer & others，1975）。

蘭格和羅丁（Langer & Rodin，1976）證實了個人控制的重要性，主要就是用兩種方法中的一種訓練一家高價的康涅狄格療養院的老年病人。一組慈善的看護者強調“我們的職責是讓你們為這個家感到自豪和幸福。”他們給被動的病人以正常的、好意的、有同情心的照料。三週以後，多數自我報告或由研究者和護士評價為更加虛弱。蘭格和羅丁另外一種訓練方法則促進了個人的控制，它強調選擇的機會、影響療養院政策的可能性和看護者的責任：“讓你過任何想要的生活。”這些病人可以做些小決定和履行一定的責任。在接下來的三週裡，這個組93%的病人表現出機敏、活力和快樂。

第一組的經驗與87歲的心理學家詹姆斯·麥凱（MacKay，1980）的經歷很類似：

去年夏天我變成了一個微不足道的人。我妻子的膝蓋患有關節炎，而在那個時候，我的腿斷了。我們來到一個療養院。那兒只有療沒有養。醫生和護士長做所有的決定；我們僅僅是有生命的物體。感謝上帝那段時間只有兩週——療養院的護士受到了很好的訓練並且非常富有同情心；我認為那的確是城裡最好的療養院。但是我們從進入到離開都是微不足道的人。

研究證明，促進個人控制系統確實可以真正地增強個體的健康和幸福（Deci & Ryan，1987）。

• 對環境有一定控制權的囚犯——可以移動椅子，控制電視，並且開關電燈——會較少體驗壓力，較少出現健康問題，並且較少有故意破壞的行為 （Ruback & others，1986；Wener & others，1987）。

• 給工人完成任務的迴旋餘地和讓他們擁有一些決定權可以改善並重振士氣 （Miller & Monge，1986）。

• 和你一起住的人如果可以自己選擇早餐吃什麼，什麼時候去看電影，晚睡還是早起，那他們可能活得更久並一定會更快樂 （Timko & Moos，1989）。

• 庇護所裡無家可歸的居民很少可以選擇吃飯和睡覺的時間，更談不上控制自己的隱私權，所以在尋找住處和工作時更可能產生被動和無助感 （Burn，1992）。

像自由和自我決定這樣的好東西人們會嫌多嗎？Swarthmore大學的心理學家施瓦茨（Schwartz，2000，2004）聲稱個人主義的現代文化確實存在“過度的自由”，反而導致人們生活滿意度下降和臨床抑鬱症的增多。過多的選擇可能會導致無所適從，或像施瓦茨所說的“自由的專制”。在從30種果醬和巧克力中做出選擇後，人們表示其選擇的滿意度比那些從6種物品中做出選擇的人的滿意度低（Iyengar & Lepper，2000）。更多的選擇可能會帶來信息超載，也帶來更多後悔的機會。

在其他實驗中，人們對無法反悔的選擇（比如“最後大甩賣”中的選擇決定）的滿意度比對可以反悔的選擇（當允許退款和更換時）的滿意度要高。可笑的是，人們似乎喜歡和願意為推翻這種選擇的自由而付出代價。儘管這種自由“可能會讓你產生不滿意”（Gilbert & Ebert，2002）。擁有一些無法反悔的事會讓人們心理感覺好一點。該原則可能有利於解釋一種奇怪的社會現象（Myers，2000a）：國家調查數據顯示，過去人們對無法反悔的婚姻表示了更高的滿意度（“一次性成交”）。現在，儘管人們有了更多的婚姻自由，人們卻對他們擁有的婚姻表現出較低的滿意度。

總結反思 ：儘管自由會走向極端，但個人控制總的說來還是有利於人的身心健康。心理學對知覺到的自我控制的研究是相對較新的，但是對其影響我們的生活和實現我們的潛能的強調卻是一貫的。阿爾傑（Horatio Alger）的書中“你能做好”的主題就是他一直堅持的思想。我們在諾曼·皮爾（Normen Vincent Peale）寫於20世紀50年代的暢銷書《積極思維的力量》（The power of Postive Thinking ）（“如果你用積極的方式思考，你會得到積極的結果。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中發現了這種思想。我們在很多力勸人們以積極的心態取得成功的自助書和錄像中也發現了這種思想。

自我控制的研究為我們的傳統美德比如堅定不移帶來更多的信心和希望。但是班杜拉強調自我說服（“我認為我能，我認為我能”）或有意地吹捧（“你太令人驚訝了！”）不能從根本上增強個體的自我效能感。自我效能的主要來源是對成功的體驗。如果你在減肥、戒菸或提高學習成績方面，通過努力獲得了成功，你的自我效能感就會增強。一個由鮑邁斯特（2003）領導的研究小組主張，“僅僅為他們是他們自己而稱讚所有的孩子，簡直是在使讚揚貶值。”有利於增強個體自尊的讚美會更好，“認可好的表現……當個體行為表現較好時，自尊因受到鼓勵而增強，僅其結果就會強化好的行為並使之加以改善。那些結果同時也有益於個體的幸福和社會的進步。”

小結

很多研究表明了效能感和控制感的好處。相信自己有能力和效率的人以及那些內控的人，比那些習得性無助和悲觀絕望的人會應對得更好，並取得更大的成就。

自尊

自尊 （self-esteem）——我們全面的自我評價——是我們所有的自我圖式和可能的自我的總和嗎？如果我們把自己看做是有魅力的、強壯的、聰明的，並且命中註定會是富有的和被人愛的，我們就會有高自尊嗎？這就是心理學家們做的假設。根據這個假設他們提出，要使人對自己的感覺更好，就要讓他們感覺自己更有魅力、更強壯、更聰明等等。特別是克羅克和沃爾夫（Crocker & Wolfe，2001）主張，那些特殊領域對人們的自尊非常重要。“一個人的自尊可能取決於學校中的良好表現和外表的魅力，而另一個人的自尊可能取決於為上帝所愛和遵守道德標準。”因而，第一個人感覺自己很聰明很漂亮時會有較高的自尊，而第二個人則在感到自己很有道德時才會有較高的自尊。

但是布朗和達頓（Brown & Dutton，1994）主張，這種“自下而上”的自尊觀點並不全面。他們認為因果的箭頭可能是相反的。以綜合的方式評價自己的個體——那些高自尊的個體——更可能進一步評價自己的外表、能力和其他方面。他們更像是初為父母之人，愛他們的孩子，喜歡孩子的手指、腳趾和頭髮。（父母並不是先評價自己孩子的手指或腳趾，然後才決定如何從整體上評價孩子。）

為了證實他們關於整體自尊影響特殊自我感的觀點（“自上而下”），布朗和達頓給華盛頓大學的學生介紹了一種假設的品質，叫做“綜合能力”。（他們給學生呈現三個單詞——如“汽車（car）”、“游泳（swimming）”、“榜樣（cue）”——並要求他們想一個能聯結這三個詞的詞。提示：這個詞以p 開頭。）當告訴學生這種能力非常重要時，高自尊的人會比被告知這種能力沒什麼用時更可能報告他們有這個能力。看起來，在綜合方面對自己感覺良好的人，在其特殊的自我圖式（“我具有綜合能力”）和可能性自我上會發出玫瑰色光芒。

自尊動機

動機引擎（motivational engine）驅動著我們的認知機器（Dunning，1999；Kunda，1990）。面對失敗，高自尊的人會認為他人也和自己一樣失敗，並誇大自己相對於他人的優越性，以維持自己的自我價值（Agostinelli & others，1992；Brown & Gallagher，1992）。在失敗之後人們的生理喚醒水平越高，他們越容易以自我保護式的歸因來為失敗申辯（Brown & Rogers，1991）。我們決不只是冷冰冰的信息加工機器。

據佐治亞大學的特瑟（Tesser，1988）報告，“維持自尊”的動機可以預測許多有趣的發現，例如兄弟姐妹之間的摩擦。你是否擁有一個與你年齡相近的同性兄弟或姐妹？如果是的話，人們很可能會在你們成長的過程中對你們互相比較。特瑟推測，如果人們對你們倆中的一個人評價更高，就會促使另一個人以某種維持自尊的方式行事。（特瑟認為擁有一個特別能幹的弟弟或妹妹的人，其自尊受到的威脅是最嚴重的）。因此，那些擁有一個相當能幹的弟弟的人總能回憶起兄弟之間的相處不佳；而那些和弟弟能力不相上下的人，反而往往想不起來自己和兄弟之間有什麼摩擦。

自尊的威脅也可能發生於朋友之間，因為朋友的成功可能比陌生人的成功更有威脅（Zuckerman & Jost，2001）。它同樣可以在夫妻之間發生。儘管夫妻之間具有深厚的共同利益，但相同 的事業目標仍然會使他們產生緊張和嫉妒（Clark & Bennett，1992）。類似地，人們最嫉妒那些既是同行裡的佼佼者又是情敵的人（DeSteno & Salovey，1996）。

維持或增強自尊動機的意義是什麼呢？利裡（Mark Leary，1998，1999）認為，我們的自尊感猶如汽車上的油量指示燈。正如我們先前注意到的，人際關係對我們的生存和發展具有導向意義。因此，當我們遭遇威脅性的社會拒絕時，自尊指示燈會警告我們，以促使我們更敏銳地覺察他人對我們的期望。研究證實社會拒絕會降低我們的自尊，同時增強我們渴望被接受的意願。當我們被藐視或拋棄時，我們感到自己缺乏魅力，能力不足。這種痛苦如同駕駛艙裡閃爍的指示燈一樣，會驅使我們通過行動來發展自我，並在其他地方尋求社會接納和認同。

自尊的陰暗面

低自尊的人在抑鬱、濫用毒品和各種形式的行為過失方面面臨更多的風險。高自尊則有利於培養主動、樂觀和愉快的感覺（Baumeister & others，2003）。而那些在“很小的年齡”就開始性活動的男孩子傾向於有比平均值更高 的自尊。道斯（Dawes，1994，1998）指出，那些黑幫頭目、極端種族主義者和恐怖主義者也同樣具有更高的自尊。

當發現自己高傲的自尊受到威脅時，人們常常會以打壓他人的方式來應對，有時甚至是以暴力的方式反應。一個心高氣傲的孩子，如果又遭到社會性拒絕的威脅和挫折，那將是相當危險的。在一項實驗中，希瑟頓等人（Heatherton & Vohs，2000）以在能力測驗中的失敗性來威脅一組大學生，而另一控制組則不受此威脅。結果，只有那些高自尊的人在面對威脅時會表現出明顯的敵意（圖2-8）。

當感覺受到威脅時，只有高自尊的人會變得非常敵對——驕傲、粗魯而且不友好。

資料來源：From Heatherton & Vohs，2000.

在另一個實驗中，布什曼和鮑邁斯特（Bushman & Baumeister，1998）讓540名大學生志願者分別書寫一段話，並由另一個學生對他們進行誇獎（“好文章！”）或做出諷刺性的評價（“這是我所見過的最爛的文章”）。然後讓那些文章作者們和其他學生一起玩一個反應時的遊戲。當某個人的對手失敗時，該作者就可以用任意強度和任意時間長度的噪音來攻擊該對手。在文章受到批評後，那些自尊最強的人——同意“自戀的”陳述比如“我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具有異常的攻擊性。”他們使用噪音折磨的時間長度是普通自尊者的3倍。受傷的自尊心引發了報復性行為。

鮑邁斯特（1996）說，“那些滿懷熱情地倡導自尊運動的主張基本上不是幻想就是胡說八道，”他自稱“發表的有關自尊的研究可能比任何人都多”。“自尊的影響是微小的，有限的，而且並不都是好的。”他指出，高自尊的人常常是令人討厭的，而且常常喜歡插嘴打斷別人，他們喜歡對人評頭論足，而不是與人交談（與那些害羞、謙虛、不愛出風頭的低自尊的人相比）。“我的結論是，自制遠遠比自尊更有價值。”

那麼，那些常常做壞事的自我膨脹的人，是否是在掩飾他們的內在不安全感和低自尊呢？那些過分自信和自戀的人，是不是在用一個誇大自我的面具來掩蓋其弱小的自我呢？許多研究者都試圖要找到包藏在這種外殼裡的低自尊。然而，通過對欺詐者、黑幫成員、種族滅絕的獨裁者和令人討厭的自戀者的研究，並沒有發現相關的證據。鮑邁斯特和他的合著者（2003）指出，“希特勒具有非常高的自尊。”

道斯（1994）總結說，“隱蔽的自尊缺乏是新世紀心理學家的以太，以太曾經被認為是佈滿整個空間的光波媒介。經證實它是無法探測到的，而且以太的概念隨著愛因斯坦相對論的引入而被放棄了。認為隱蔽的低自尊是萬惡之源的信念甚至更加荒謬，所有現有的證據都和它矛盾。”

高自尊的陰暗面也存在於壓力中，同時也發現低自尊的人在各種臨床問題面前表現得更加脆弱，這些問題包括焦慮，孤獨，飲食障礙。當感覺很糟糕或受到威脅時，他們更傾向於透過有色眼鏡來看待一切——注意並記住別人最壞的行為並認為伴侶不愛自己（Murray & others，1998，2002；Ybarra，1999）。

薩米瓦利（Christina Salmivalli）和她在芬蘭特基大學的同事（1999）進一步指出，黑幫成員表現出的是一種自衛式的誇大自我的自尊模式。那些具有“真正自尊”的人，即那些無需通過尋求成為注意焦點或被批評激怒後才能明確感到具有自我價值的人，會更經常地去保護暴力行為中的受害者。當確信自己感覺很好的時候，我們的自我防禦意識會降低（Epstein & Feist，1988；Jordan & others，2003）。我們也不會那麼臉皮薄和好評論，不會去吹捧那些喜歡我們的人或指責不喜歡我們的人（Baumgardner & others，1989）。

和自尊脆弱的人相比，把自尊更多地建立在良好的自我感覺而不是分數、外貌、金錢或別人的讚美的基礎上的自尊感明確的人，會一直感到狀態良好（Kernis，2003；Schimel & others，2001）。克羅克及其同事（Crocker & others，2002，2003，2004）對密歇根大學的學生進行的研究證實了這一點。與自尊建立在如個人品質這樣的內部因素的人相比，自尊主要建立在外部因素基礎上的自我價值感脆弱者會經歷更多的壓力、憤怒、人際關係問題、吸毒酗酒以及飲食障礙。克羅克和帕克（Crocker & Lorar Park，2004）指出，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那些試圖通過變漂亮、富有或受人歡迎來尋求自尊的人，對真正有利於提高生活質量的東西卻視而不見。進一步講，如果良好的自我感覺是我們的目標，我們就不會不把批評放在心上，我們會更加傾向於去批評別人而不是對他們傾注感情，更加傾向於在壓力下追求成功而不是僅僅在行動中獲得快樂。克羅克和帕克指出，時間久了，如此尋求自尊並不能滿足我們對能力、人際關係和自主性的深層需求。對自我形象少關注一些，多注意培養自己的才能和發展人際關係，因為這些最終會給你帶來更大的幸福感。

自我服務偏見

當我們加工和自我有關的信息時，會出現一種潛在的偏見。我們一邊輕易地為自己的失敗開脫，一邊欣然接受成功的榮耀，在很多情況下，我們把自己看得比別人要好。這種自我美化的感覺使多數人陶醉於高自尊光明的一面，而只是偶爾會遭遇到其陰暗的一面。

人們大都認為，我們中的多數人都受著低自尊的折磨。幾十年前，人本主義心理學家羅傑斯斷言他所見過的多數人都“看不起自己，覺得自己既沒用又惹人煩。”許多人本主義心理學的普及者也同意這一點。“我們所有人都有自卑情結，”約翰·鮑威爾（John Powell）聲稱，“那些看起來沒有自卑情結的人只是在偽裝而已。”正如馬克斯（Marx，1960）所嘲諷的：“我不想參加任何一個會接受我為其成員的社團。”

而事實上，我們多數人都對自己感覺不錯。在對自尊的研究中，即使得分最低的人，在給自己打分時也基本使用中等的評分標準，（一個低自尊的人也會用“有時”在“某種程度上”這種限定性形容詞來給“我有些好主意”這樣的句子打分。）更進一步地講，社會心理學的一個最富挑戰性而且證據確鑿的結論也和自我服務偏見 （self-serving bias）有關。

對積極和消極事件的解釋

好幾個實驗已經發現，當得知自己成功後，人們樂於接受成功的榮譽。他們把成功歸結為自己的才能和努力，卻把失敗歸咎於諸如“運氣不佳”，“問題本身就無法解決”這樣的外部因素（Campbell & Sedikides，1999）。同樣地，在解釋勝利時，運動員一般會將其歸因於自我本身，對於失敗則推脫給其他因素，諸如錯誤的暫停，不公平的判罰，對手過於強大或是黑哨（Grove & others，1991；Lalonde，1992；Mullen & Riordan，1988）。還有，想想看汽車司機們願意為自己的事故承擔多少責任呢？在保險單上，司機們總是這樣描述他們的事故：“不知從哪裡鑽出來一輛車，撞了我一下又跑了”；“我剛到十字路口，一個路障忽然彈起來擋住了我的視線，以至於我沒看見別的車。”“一個路人撞了我一下，就鑽到我車輪下面去了”（Toronto News ，1977）。

在那些既靠能力又憑運氣的情境（遊戲、考試、應聘）裡，這種現象尤其明顯。成功者往往認為成功源於自己的能力，而把失敗歸因於壞運氣。我在拼字遊戲中贏了，那是因為我語感好。要是我輸了，那是因為，“遇到個Q卻沒有U，這種題誰做得出來？”類似地，政治家們也傾向於把勝利歸功於自己（勤奮工作，為選民服務，聲譽和策略），把失敗歸因於不可控的因素（本選區政黨的組織問題，對手的姓名，政治趨勢）（Kingdon，1967）。當公司利潤增加時，CEO們把這個額外的收益歸功於自己的管理能力，而當利潤開始下滑時則會想：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還能指望什麼呢？

羅斯和西科利（Ross & Sicoly，1979）還研究了婚姻中的自我服務偏見。他們發現，加拿大已婚的年輕人通常認為，他們在清理房間或照顧孩子這些方面所承擔的責任，要比配偶認為得多。在一個全國性的調查中，91%的妻子認為自己承擔了大部分的食品採購工作，但只有76%的丈夫同意這一點（Burros，1988）。在其他研究中，妻子們對自己所承擔家務的比例的估計，也高於丈夫們對她們的評估（Bird，1999；Fiebert，1990）。每天晚上，妻子和我總會把要洗的衣服隨手丟到臥室盛衣籃的外面。第二天早上，我們中的一個會把衣服揀起來放進籃子裡。當她對我說：“這次可該你去揀了”的時候，我想，“哼，十有八九都是我去揀的。”於是我問她：“你覺得有多少次是你揀的？”“噢，”她答道：“差不多十有八九吧。”

這些有關承擔責任的自我服務偏見會導致婚姻不和，員工不滿和討價還價時的僵持局面（Kruger & Gilovich，1999）。對於離婚者把婚姻破裂的責任歸罪於對方（Gray & Silver，1990），或是經理把低業績歸咎於員工缺乏能力或不夠賣力（Imai，1994；Rice，1985）就不足為奇了。（而工人們則更願意歸因於一些外在的東西——供給不足，負擔過重，同事太難相處，任務目標好高騖遠。）同樣地，當人們得到比別人更多的獎勵（如加薪）時，他們認為獎勵很公平（Diekmann & others，1997）。

我們總是將成功與自我相聯繫而刻意避開失敗對自我的影響，以此保持良好的自我形象。例如，“我ECON考試得了A”相對於“歷史考試教授給了我個C。”把失敗或挫折歸因於客觀條件甚至別人的偏見，這總不會比承認自己不配獲得成功更讓人沮喪吧（Major & others，2003）。威爾遜和羅斯（Wilson & Ross，2001）指出，我們更樂於承認那些已經快淡忘的從前具有的缺點，認為那是“過去的我”具有的。滑鐵盧大學的學生們在描述上大學前的自己時，其肯定與否定的描述一樣多。但在描述現在的自己時，肯定的描述是否定的3倍。“我比原來見多識廣了，也成熟了，今天的我比昨天更完善”，大多數人這樣推斷說。過去的自己是笨蛋，今天的自己是冠軍。

學生也顯示出自我服務偏見。得知考試成績後，那些成績好的人傾向於接受個人型歸因，把考試看成對他們能力的一種有效檢驗（Arkin & Maruyama，1979；Davis & Stephan，1980；Gilmor & Reid，1979；Griffin & others，1983）。那些成績差的學生則更容易去批評考試本身。

看了上述這些研究後，我不禁覺得“這有什麼，我早就知道了。”然而再想想教師們是如何解釋學生們的好成績或差成績的。當無需故作謙虛時，教師們傾向於把優異的教學成績歸功於自己，而把失敗歸咎於學生（Arkin & others，1980；Davis，1979）。看起來，教師們更願意這樣推斷：“在我的幫助下，瑪莉亞順利地畢業了；不管我怎麼幫梅琳達，她還是因沒能及格而退學了。”

每個人都高於平均水平，這可能嗎

當人們拿自己和別人比較時，也會出現自我服務偏見。如果公元前6世紀的中國哲人老子的名言“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譯者注：“所以明智的人去除過份，去除奢華，去除驕縱。”英文原文是At no time in the world will a man who is sane Over-reach himself，Over-spend himself，Over-rate himself.）是正確的，那我們多數人都不太明智。在多數主觀 的和社會讚許性 方面，大部分人都覺得自己比平均水平要高。和總體水平相比，大多數人都認為自己道德水平更高，更勝任自己的工作，更友善，更聰明，更英俊，更沒有偏見，更健康，甚至更具洞察力並且在自我評價時也更為客觀（見“聚焦：自我服務偏見——如何愛自己？讓我們看看都有哪些方面”）。

似乎每一個群體，都像加里森·基勒的小說《沃伯根湖》一樣，“所有婦女都很強壯，所有男子都很英俊，所有孩子都比平均水平要好。”也許造成這種樂觀主義的一個原因是：雖然12%的人覺得自己比實際年齡要老，但遠多於此的人（66%）都覺得自己比實際年齡要年輕（Public Opinion ，1984）。這上面的一切讓人想起弗洛伊德的一個笑話：一個丈夫對妻子說：“如果咱們倆中的一個先去世，我想我會搬到巴黎去住。”

相對於客觀行為維度（如“守時的”），主觀行為維度（如“有教養的”）會引發更強烈的自我服務偏見。學生們在“品德”方面比在“智力”方面更可能把自己評為優秀的（Allision & others，1989；Van Lange，1991）。而絕大多數社區居民也認為自己比周圍的多數人更“關心 ”環境，飢餓和其他社會問題，雖然他們並不認為在這些問題上自己比別人幹 得更多，花的時間或金錢更多（White & Plous，1995）。教育無法消除這種自我服務偏見；甚至社會心理學家們也會暴露出這種自我服務偏見，他們認為自己比其他大多數社會心理學家更道德（Van Lange & others，1997）。

聚焦　自我服務偏見——如何愛自己？讓我們看看都有哪些方面

戴夫·巴里（Dave Barry，1998）指出，“無論年齡、性別、信仰、經濟地位或種族有多麼不同，有一件東西是所有人都有的，那就是在每個人的內心深處都相信，我們比普通人要強。”我們也相信我們在多數主觀的和令人嚮往的特質上強於一般人，自我服務偏見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 倫理道德 。大多數生意人認為自己比一般生意人更道德（Baumhart，1968；Brenner & Molander，1977）。一個全國性調查有這樣一道題目：“在一個百分制的量表上，你會給自己的道德和價值打多少分？”50%的人給自己打分在90分或90分以上，只有11%的人給自己打分在74或74以下（Lotett，1997）。

• 工作能力 。90%的商務經理對自己的成就評價超過對其普通同事的評價（French，1968）。在澳大利亞，86%的人對自己工作業績的評價高於平均水平，只有1%的人評價自己低於平均水平（Header & Wearing，1987）。大多數外科醫生認為自己患者的死亡率要低於平均水平（Gawande，2002）。

• 優點 。在荷蘭，大部分高中生認為自己比普通高中生更誠實，更有恆心，更有獨創性，更友善且更可靠（Hoorens，1993，1995）。

• 駕駛技術 。多數司機——甚至大部分曾因車禍而住院的司機——都認為自己比一般司機駕車更安全且更熟練（Guerin，1994；McKenna & Myers，1997；Svenson，1981）。

• 聰明才智 。大部分人覺得自己比周圍的普通人更聰明，更英俊，更沒有偏見（Public Opinion ，1984；Wylie，1979）。當有人超過自己時，人們則傾向於把對方看成天才。

• 忍耐度 。在1997年的蓋洛普民意測驗（Gallup Poll）中，只有14%的美國白人在黑人歧視程度的10點量表（0分到10分）上打分達到或超過5。可是在給其他白人打分時，44%的白人的分值達到或超過5。

• 贍養父母 。多數成年人認為自己對年邁父母的贍養比自己的兄弟姐妹們多（Lerner & others，1991）。

• 健康 。洛杉磯居民認為自己比大多數鄰居更健康，而多數大學生認為他們將比保險公司預測的死亡年齡多活十年左右（Larwood，1978；C.R. Snyder，1978）。

• 洞察力 。我們假定，他人的語言和行為能夠體現他們的本質。我們私下的想法也是如此。因此，我們中的大多數人都認為我們比別人更瞭解我們自己。我們也認為比起別人來，我們更瞭解自己（Pronin & others，2001）。很少有大學生會認為自己比別人更天真或更傻，但他們會認為別人要比他們傻得多（Levine，2003）。

• 擺脫偏見 。人們往往認為他們比其他人更不容易受偏見的影響（Provine & others，2002）。他們甚至認為自己比多數人更不容易產生自我服務偏見。

在我們構建成功的定義時，上述主觀因素會為我們提供一定的迴旋餘地（Dunning & others，1989，1991）。在評價自己的“運動能力”時，我可能會想到自己參加的籃球大賽，卻不會記起自己擔任少年棒球聯賽球員時躲在右外場的痛苦日子。在評價自己的領導能力時，我會想像出一個和我風格相近的偉大領袖的形象。通過為自己制訂一個模稜兩可的標準，我們每個人都會覺得自己是比較成功的。在高考委員會對829000名高中高年級學生的調查中，沒有人在“與人相處能力”這一主觀而讚許性的維度上對自己的打分低於平均值，然而有60%的人的自評是在前10%，另外25%的人則認為自己是最優秀的1%！

我們還會認為自己擅長的事情是更重要的，因為這樣有利於維持我們的自我形象。在一學期結束後，那些在計算機科學導論課程中成績突出的學生會認為在當今世界一個懂計算機的人會具有更多的價值，而那些學得不好的人則更可能去嘲笑計算機只不過是雕蟲小計，並把計算機技能作為與自我形象無關的東西而排除掉（Hill & others，1989）。

盲目樂觀

樂觀主義為人生預先假設了一條積極的道路。“那些樂天派們”，傑克遜·布朗（Brown，1990，p.79）說，“天天早晨都跑到窗前說：‘早安呀，上帝’，那些悲觀者則會在窗前說：‘天哪，又一個早晨來了。’”而我們中的許多人，就像研究者尼爾·溫斯頓（Weinstein，1980，1982）所形容的，“對未來的生活事件盲目樂觀。”例如，在Rutgers大學，學生們往往認為自己遠比其他同學更可能找到好工作，領高額薪水和擁有自己的房子。而那些消極的經歷，諸如酗酒成癮，在40歲以前突發心臟病，或遭遇槍擊則更可能發生在別人身上而不是自己身上。在蘇格蘭和美國，大部分處於青春期後期的孩子們認為自己被艾滋病毒感染的可能性要比同伴們小得多（Abrams，1991；Pryor & Reeder，1993）。在經歷了1989年的大地震之後，舊金山灣區的學生們曾經一度放棄了他們關於“我可不像其他人那麼容易遭遇到天災人禍”的樂觀看法，但僅僅過了三個月，這種虛幻的樂觀 （illusory optimism）就復燃了（Burger & Palmer，1991）。

林達·波洛弗（Perloff，1987）注意到，虛幻的樂觀會增強我們的脆弱性。由於相信自己總能倖免於難，我們往往不去採取明智的預防措施。在一項調查中，137對婚姻裡剛好有一半是由離婚而終結，然而這些人在當初領取結婚證時絕大多數都認為自己將來離婚的可能性是零（Baker & Emery，1993）。性活動比較頻繁而不願堅持避孕的女大學生們則認為和學校裡其他同學相比，自己不大可能意外懷孕（Burger & Burns，1988）。

那些滿不在乎地把車座安全帶丟在一邊的人，那些不肯承認吸菸會危害身體健康的人，還有那些陷入註定要結束的關係裡的人們，無一不提醒我們，盲目樂觀如同傲慢一樣，是失敗的先兆。

在賭博時，樂觀者比悲觀者更能堅持，即使是連續不斷地在輸錢（Gibson & Sanbonmastu，2004）。如果經營股票或房地產的商人覺得自己的商業直覺遠遠超過自己的競爭者，他們同樣也可能會體驗到嚴重的失落感。甚至17世紀人類理性經濟的捍衛者經濟學家亞當·斯密，也預見人類將高估自己盈利的可能性。他認為，這種“對自己好運的荒謬的推斷，”來源於“絕大多數人對自身能力的一種自負的幻想”（Spiegel，1971，p.243）。

樂觀主義在增強個體自我效能感，促進健康和安寧方面確實比悲觀主義強得多（Armor & Taylor，1996；Segerstrom，2001）。作為天生的樂天派，大多數人相信自己在未來生活的各個方面都會更幸福——這種信念的確有助於營造當前的快樂心態（Robinson & Ryff，1999）。

18～19歲的美國青少年中有一半人想到自己“在一定程度上”或“非常”有可能富有時都會感到振奮（一種隨著年齡增長而信奉者越來越少的信念）。然而少量的現實主義——或者如朱莉·諾雷姆（Julie Norem）所稱的“防禦性悲觀主義”——可以把我們從盲目樂觀的危險中拯救出來。那些高估自己學習能力的大學新生經常會體驗到自尊心和幸福感受挫的痛苦（Robins & Beer，2001）。防禦性的悲觀主義者會預見問題的發生並且促使自己進行有效地應對。正如一句中國成語所說，“居安思危”。自我懷疑則可以激勵學生的學習動機，而多數學生——尤其是那些認為自己註定低分的學生——在考試來臨時都顯示出過分的樂觀（Prohaska，1994；Sparrell & Shrauger，1984）。（這種虛幻的樂觀常常隨著考試成績公佈日期的接近而消退——Tayor & Shepperd，1998。）那些過分自信的學生傾向於不做充分的準備。和他們能力相當但更焦慮的同伴們，則因為擔心在未來的考試中失敗而會加倍努力地學習，最後通常會獲得較高的成績（Goodhart，1986；Norem & Contor，1986；Showers & Ruben，1987）。

警世語：要想在學校裡獲得成功和出類拔萃，既需要足夠的樂觀精神以支撐希望，同時也需要足夠的悲觀心態以激起對利害的關注。

虛假普遍性和虛假獨特性

為了進一步增強我們的自我形象，我們常常表現出這樣一種奇怪的傾向：過分高估或低估他人會像我們一樣思考和行事。在觀點 方面，我們過高地估計別人對我們觀點的贊成度以支持自己的立場，這種現象被稱為虛假普遍性效應 （false consensus effect）（Kruenger & Clement，1994；Marks & Miller，1987；Mullen & Goethals，1990）。如果我們贊成加拿大全民公決或是支持新西蘭國家黨，我們會滿懷希望地以為別人也持同樣的觀點（Babad & others，1992；Koestner，1993）。好像我們對世界的理解就是一種常識。

如果我們行為不佳或是在任務中失敗，我們可能會認為這些失誤是正常的，以讓自己安心。當某個人對別人說謊之後，他便開始覺得其他人也是不誠實的（Sagarin & others，1998）。他會覺得其他人也像他那樣思考和行事：“我是說謊了，可別人不也都如此嗎？”如果我們隱瞞個人所得稅或吸菸，我們常常會高估跟我們有同樣行為的人的數目。如果我們對另一個人產生了性興趣，我們也許會高估對方對自己的慾望。四個最近的研究指出：

• 在禁澡期間偷洗澡的人會認為很多人也正在做同樣的事情（Monin & Norton，2003）。

• 劇烈運動後口渴的人會想像，跟飢餓相比，迷路的徒步旅行者更可能會遭受口渴之苦。博文和洛溫斯坦（Boven & Lowenstein，2003）做的一項研究表明，88%剛做完運動的口渴者會做出這樣的猜測，而那些將要去運動的人中只有57%會這樣想。

• 當人們自己的生活發生變化時，可能會認為整個世界也在發生變化。具有保護意識的初為人父母者也會認為世界更加危險。此外，節食減肥的人會認為食品廣告更具欺騙性 （Eibach & others，2003）。

• 對其他民族懷有消極看法的人推測很多人都會懷有這樣消極的僵化思想 （Krueger，1996）。因此我們對別人思維的感知可能會揭示出一些我們自己的東西。

塔爾瑪德（Tahmud）說：“我們並不是客觀地看待事物，而是總是從我們自己的角度出發來看待事物。”

虛假普遍性之所以會發生，是因為我們的歸納性結論只是來自一個有限的樣本，而這個樣本顯然還包括我們自己在內（Dawes，1990）。既然缺少其他信息，何不使用我們自己內心的“投射”呢；何不把我們自己的認識推及別人，用自己的反應作為線索來推斷別人的反應呢？此外，我們多半和那些同我們態度和行為相近的人交往，並透過這些熟悉的人來評判世界。

而在能力 方面，當我們幹得不錯或獲得成功時，虛假獨特性效應 （false uniqueness effect）則更容易發生（Goethals & others，1991）。我們把自己的才智和品德看成是超乎尋常的，以滿足自己的自我形象。這樣，那些喝得醉熏熏也不繫安全帶的司機會高 估（虛假普遍性）其他開車的醉鬼的數量，而低 估（虛假獨特性）系安全帶的普遍性（Suls & others，1988）。從我們更多地把優點而非缺點歸因於自己的傾向出發，似乎可以順理成章地得出這樣的結論（Gross & Miller，1997；Krueger，1997；Krueger & Clement，1997）。某種行為越不常見，我們就越容易高估它的頻率。（如果20%的人是自私的，則人們會把相對於自己的其他人中自私者的數目估計得遠遠高於20%）。這樣我們就會覺得自己的失誤是相對普遍的，而我們的優點卻是非同尋常的。

總之，自我服務歸因，自我恭維的比較，盲目樂觀，以及認為自己缺點的虛假普遍性，所有這些傾向是導致自我服務偏見的根源（圖2-9）。

對自我服務偏見的解釋

為什麼人們會以一種自我提升的方式來看待自己呢？一種解釋將自我服務偏見看做是我們如何處理和記憶有關自己個人信息的副產品。回想一下之前的一個研究，已婚的人往往認為自己比配偶做更多的家務。正如邁克爾·羅斯和西科利（Sicoly，1979）所指出的，也許這不正是由於我們更容易回想起自己做過什麼而往往很難回憶起自己沒做過什麼或者僅僅是看他人在做嗎？我能很容易想到這樣的畫面，自己開始洗衣服，但我很少能意識到自己置之不理的次數有多少。

那麼這種有偏見的知覺僅僅是一種知覺錯誤，一種關於我們如何處理信息的非情感性傾向嗎？或者，也會有自我服務動機在其中呢？現在，從研究中，我們清楚地知道我們有多種動機。我們尋求自我認識，渴望評定自己的能力（Dunning，1995）。我們尋求自我證實 ，渴望驗證自我概念（Sanitioso & others，1990；Swann，1996，1997）。我們尋求自我確認，尤其希望能提升自我形象（Sedikides，1993）。自尊的動機也促進了自利偏差的出現。

自我效能和自我服務偏見的反思

許多讀者肯定會覺得，自我服務偏見或者給人們帶來沮喪苦惱感，或者讓人覺得自己能力很高。的確，當那些帶有自我服務偏見的個體面對在成就、吸引力或技能方面高其一籌的人時，會有自卑感。而且，並不是每個人都持有自我服務偏見。確實有一些人正承受著低自尊的痛苦。

在實驗中，自尊剛受到打擊的人（例如被告知在智力測驗中的成績很差），更容易去貶低他人（Beaureguard & Dunning，1998）。自我（ego）剛受到創傷的人相對於自我剛被提升的人會更傾向於用自我服務來解釋成功和失敗（McCarrey & others，1982）。因此自尊受到威脅後，可能會激活自我保護性的防禦機制。當個體感到自己不被肯定時，他們會使用自誇、推脫和貶低他人等方式來肯定自己。更普遍的是，看不起自己的人也傾向於會對他人的怠慢作出過激的反應，其實他們感受到的拒絕並不存在，而只是因為他們慣於責備別人（Murray & others，2002；Wills，1981）。取笑別人的人其實和被取笑者一樣可笑。

高自尊和自我服務偏見總是形影不離。那些在自尊測驗中得高分的人，即那些用好話來評價自己的人，在解釋自己的成功和失敗時，在評估其所在的團隊時，在拿自己和別人相比時，同樣會用好話來評價自己（Brown，1986；Brown & others，1988；Schlenker & others，1990）。

自我服務偏見的適應性

自尊有其陰暗的一面也有其光明的一面。當好的一面出現時，相比於低自尊的人而言，高自尊的人往往更能盡情享受並保持這種良好的感覺（Wood & others，2003）。即使是錯覺性的自我提升也是與許多心理健康指標聯繫在一起的。謝莉·泰勒和她的同事（Taylor & others，2003）指出，“相信自己比同伴擁有更多的天賦和積極的品質能使我們對自己保持良好的感覺，而且這種對自己的正性的感覺能為我們提供應付日常生活中的壓力環境的資源”（Snyder & Higgins，1988；Taylor & others，2003）。非抑鬱的人將他們的失敗歸於實驗任務或者其知覺受到的控制比實際程度更高。而抑鬱者的自我評價及其對他人如何真實看待他們的評價都沒有表現出誇大（詳見第14章）。

格林伯格等人（Greenberg，Solomon & Pyszczynski，1997）在他們的“恐怖管理理論”中提到了積極自尊適應性的其中一個理由——它可以緩解焦慮，包括我們對死亡的焦慮。童年我們有這樣的體驗：如果我們達到了父母的要求，就會受到關愛和保護；如果我們沒有達到這種要求，父母可能就會收回對我們的關愛和保護。這樣，我們就把“良好的自我感覺”和安全感聯繫起來了。格林伯格等人認為，積極自尊（良好的自我感覺和安全感）甚至可以使我們消除對最終的死亡的恐懼感。他們的研究表明，提醒人們個體終究都會面臨死亡（讓人們寫一篇關於死亡的短文）有利於個體肯定自我價值。而且，當面臨威脅時，較強的自尊可以減輕焦慮。

正如有關抑鬱和焦慮的新研究所揭示的，在自我服務知覺中可能存在某些實用的智慧。認為自己比真實中的自我更聰明，更強大，更成功，這也許是一種有利的策略。騙子們同樣會顯得更誠實可信，如果他們相信自己很正直的話。對自我的積極信念同樣會激發我們去努力（自我實現預言），並在艱難歲月中保持希望。

自我服務偏見的不良適應

儘管自我服務偏見產生的驕傲感可以幫助我們抵制抑鬱，但它也會給人們帶來一些不良適應。那些因自己出現社交困難而責備別人的人往往比那些能夠承認是自己的問題的人更不快樂（Anderson & others，1983；Newman & Langer，1981；Peterson & others，1981）。

施倫克爾等人（Schlenker，1976；Schlenker & Miller，1977a，1977b）的研究同樣表明，自我服務知覺在一定程度上會毀掉一個群體。大學期間作為搖滾樂隊的一名吉他手，施倫克爾注意到“樂隊成員總是高估自己對群體成功的貢獻而低估他們對失敗所負的責任。許多很棒的樂隊都是由這些自我讚揚傾向所引發的問題而解體的。”後來他成為佛羅里達大學一名社會心理學家，並對群體成員的自我服務知覺進行了研究。在9個實驗中，他讓實驗者共同完成某些任務。然後他故意告訴他們，他們的任務完成得很棒或是很糟。在所有的實驗中，成功組的成員宣稱自己為本組的成功所做的貢獻要高於失敗組成員。當小組成功時，大多數人都認為自己比別人貢獻得多，幾乎沒有人認為自己沒做什麼貢獻。

如果多數的群體成員都認為，雖然自己做出了非同尋常的貢獻，但自己的報酬卻太低且沒有得到應有的讚賞，那就可能引發不和與嫉妒。大學校長和教務主任很容易發現這一現象。90%的大學員工都認為自己相對於同事們是很傑出的（Blackburn & others，1980；Cross，1977）。因此，當宣佈加薪時，總有一半的人會得到平均水平或低於平均水平的薪金，難怪他們會覺得自己是不公平的受害者了。

自我服務偏見還會誇大人們對自己群體的評價。當各個群體之間進行比較時，多數人都認為自己的群體是最傑出的（Codol，1976；Jourden & Heath，1996；Taylor & Doria，1981）。

• 多數大學女生聯誼會的成員都認為自己群體內的成員不如其他女生聯誼會的成員那樣愛逞能和勢利眼。

• 53%的荷蘭成年人認為自己的婚姻或伴侶比其他大多數人的要好，只有1%的人認為自己的婚姻比其他人的差（Buunk & van der Eijnden，1997）。

• 66%的美國人給自己長子所在的公立學校的打分是A或B，與此同時幾乎同樣多（64%）的人給全國的公立學校的打分是C或D（Whitman，1996）。

• 大多數企業總裁和部門經理都會高估自己企業的生產力和增長率（Kidd & Morgan，1969；Larwood & Whittaker，1977）。

這種盲目樂觀常常是失敗的先兆。如果那些炒股者或房地產商直覺認為自己的生意要比對手們強，他們就可能會受到嚴重的挫敗。甚至17世紀的經濟學家亞當·斯密，一個人類經濟理性的捍衛者，也預見到人們將高估他們盈利的機會。這種“對他們自己產品的荒謬假設”，來自“多數人對自己能力的自負的幻想”（Spiegel，1971，p.243）。

人們帶著讚許性的偏見來看待自己和他們的群體，這種觀點當然不是最新的——在古希臘悲劇中，狂妄和傲慢已被描述為悲劇性的缺陷。正如我們實驗中的實驗者們一樣，那些希臘悲劇人物並非有意地作惡；他們只是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在文學作品中，傲慢的危害同樣被一遍遍地描述。在神學中，傲慢一向居於七宗罪之首。

如果把傲慢歸屬於自我服務偏見，那謙虛呢？是對自己的輕視嗎？或者，如果沒有自我服務偏見，我們也會肯定和接受自己嗎？按英國學者作家劉易斯（C. S. Lewis）的說法，英俊的人覺得自己丑陋，聰明人覺得自己傻，這並非謙虛。虛偽的謙遜其實是為了掩飾個體認為自己真的優於眾人的想法。［James Friedrich（1996）報告，大多數人都認為，個體在“不確信自己比一般人更好”時，就要比一般人更有自知之明！］真正的謙卑，與其說是虛偽的謙遜，還不如說是不太在意自己。它一方面讓人們為自己的專長而欣喜，另一方面也實事求是地認可到他人的專長。

小結

與“多數人可能都遭受低自尊和自卑感的折磨”的假設相反，研究者們發現多數人都表現出自我服務偏見。在實驗和日常生活中都可以發現，人們總是在失敗的時候怨天尤人而在成功時安享榮譽。我們在一些主觀性和盲目讚許性的特徵和能力方面，往往認為自己比一般人要好。過分相信自己，使我們顯現出對未來的盲目樂觀。我們還容易高估自己觀點和弱點的普遍性（虛假普遍性），同時低估自己能力和品德的普遍性（虛假獨特性）。這些感知在一定程度上來自我們“維持和增強自尊”的動機，這一動機有利於我們抵制抑鬱，但卻會引起錯誤評價和群體衝突。

自我展示

我們人類似乎不僅以自我美化的方式來認識自己，也同樣以受讚許的方式來向他人展示自己。那麼，我們的“印象管理”策略是如何把我們引向虛假的謙遜或自挫行為的呢？

現在我們已經看到，自我位於我們社會世界的中心，自尊和自我效能確實帶來一些益處，而自我服務性的傲慢卻使自我評價出現偏差。也許你會問：那些美化自我的對外展示都是真實的嗎？人們當眾說出的話，是他們的真實感受嗎？還是，人們即使在懷疑自我的時候也會裝出一副積極的面容？

虛偽的謙遜

確實有證據表明，人們對外展示的自我和他們的自我感覺是不同的。最明顯的例子不是虛偽的傲慢，而是虛偽的謙遜。也許你現在已經想到一些人們自謙而不是自誇的例子了。這種自我貶低是一種很巧妙的自我服務，因為它很像安撫心靈的定心丸。一句“我太笨了”可能會引發身邊的朋友安撫說：“你做得很好！”甚至像“我多希望我沒這麼醜”這樣的評論，至少也會引發“那有什麼，我認識不少人，可比你醜得多”這樣的安慰。

人們之所以貶低自己，誇獎他人，還有另一個原因。想想那些在大賽前稱讚對手實力的教練。這些教練說的是心裡話嗎？當教練們公開誇獎對手時，他們展現出一種謙遜和極富運動員精神的形象，且無論輸贏都能為自己找臺階下。贏了，當然是值得褒獎的成就，輸了，則是因為對手的“防守太強”了。正如17世紀的哲學家培根所說，謙遜，只是一種“出風頭的詭計”。

古爾德等人（Gould，Brounstein，& Sigall，1977）發現，在一場實驗性的辯論中，馬里蘭大學的學生們在公開場合下都會誇獎他們的參賽對手，但在私底下，卻把參賽對手貶低一番。對自己的實力輕描淡寫，還可以減輕表演的壓力，並降低評價表演成績的基線（Gibson & Sachau，2000）。

虛偽的謙遜也表現為人們對自己成就的自傳式的解釋中。在頒獎慶典上，領獎人會衷心地感謝他人的支持。當得到一個學術獎項時，莫琳·斯特普爾頓（Maureen Stapleton）對“我的家庭、我的孩子、我的朋友和每個我一生中曾經遇到的人”表示感謝。這種對榮譽的慷慨分享，是否與“人們輕易地把成功歸因於自己的努力和能力”相矛盾呢？

為了弄清楚這一點，鮑邁斯特等人（Baumeister & Ilko，1995）要求學生們寫一篇題為“一次重要的成功經歷”的文章。那些被要求署名和預備要向大家當眾宣讀自己故事的學生，常常提到他們得到的他人幫助或情感支持。而那些匿名寫作的人則很少提到這些；相反，他們更多地描述自己是如何靠自己的努力獲得成功的。在鮑邁斯特等人看來，這些結果暗示一種“表淺的感謝”——一種表面化的感謝只是為了表現 謙遜，而在道謝者自己內心裡，榮譽還是歸於自己的。

當我們勝過周圍的人，並擔心他們對我們的看法時，我們就很可能像斯特普爾頓那樣做出表淺的感謝。如果我們覺得自己的成功會使別人產生嫉妒或怨恨心理——這一現象被埃克斯林和洛貝爾（Exline & Lobel，1999）稱為“獲勝後的危險”——我們就會對自己的努力輕描淡寫並向他人表示感謝，獲勝者很自然會使用這種謙虛式的自我展現。

自我妨礙

有時人們通過設置障礙物來阻撓自己獲得成功。這種行為決不是一種故意破壞自我的行為，而恰恰是為了達到自我保護的目的（Arkin & others，1986；Baumeister & Scher，1988；Rhodewalt，1987）：“我並沒有真的失敗——要不是因為這個我肯定能幹好。”

為什麼人們要用自挫行為來妨礙自己呢？回憶一下前面所講：我們通過把失敗歸於外因以保護我們的自我形象。由於害怕失敗 ，人們在就業面試前歡飲通宵，在大考來臨前玩視頻遊戲而非學習。當自我形象和行為績效緊密相連時，“全力爭取卻失敗了”要比“因延誤時間而有了失敗的好藉口”更讓人洩氣。如果我們在重重阻礙下失敗了，我們仍可以維持對自己能力的信任；如果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竟然成功了，那正好可以提升我們的自我形象。自我妨礙有利於我們把失敗歸於一些暫時的或外在因素（“我身體難受”；“我昨天晚上熬得太晚了”）而非自己的天賦或能力的匱乏，從而可以保護我們的自尊和公眾形象。

伯格拉斯和瓊斯（Berglas & Jones，1978）提出的自我妨礙 （self-handicapping）解釋，已經得到證實。其中一個實驗是關於“藥丸和智力測驗”的。想像一下你是杜克大學的一名被試。你通過猜測答出了一些智力難題，然後被告知：“您是目前為止的最高分！”當你還在為自己的幸運感到難以置信時，給你呈現兩種藥丸，你必須服用其中的一種，才能繼續下面的題目。一種藥丸有助於你的智力活動，另一種則會干擾你的智力活動。你會選哪種藥丸呢？多數學生會挑選第二種，以便為不久可能出現的糟糕成績提供藉口。

研究者們也證實了自我妨礙的其他方式。由於害怕失敗，人們會：

• 運動員減少對重要的個人賽事的準備 （Rhodewalt & others，1984）。

• 給對手提供一些有利條件 （Shepperd & Arkin，1991）。

• 在任務剛開始時不好好幹，這樣就不至於對自己產生過高的期望 （Baumgardner & Brownlee，1987）。

• 在那些關係到自我形象的困難任務中並不盡全力 （Hormuth，1986；Pyszczynski & Greenberg，1987；Riggs，1992；Turner & Pratkanis，1993）

［在敗給幾個年輕對手之後，網球巨星納夫拉蒂洛娃承認，她“在比賽時不敢盡全力……唯恐發現自己雖盡全力仍被擊敗，因為一旦如此，就證明我完了。”（Frankel & Snyder，1987）］

印象管理

自我服務偏見、虛偽的謙遜和自我妨礙都揭示出個體十分在意自我形象。在不同程度上，我們始終在管理自己給他人營造的印象。無論我們是引人注意、脅迫他人還是表現出無助的樣子，作為一種社會性動物，我們總是在向周圍的觀眾表演。

自我展示 （self-presentation）是指我們想要向外在的觀眾（別人）和內在的觀眾（自己）展現一種受讚許的形象。我們致力於管理自己營造的形象。我們通過推脫、辯護和道歉等方式來支撐我們的自尊並檢驗我們的自我形象（Schlenker & Weigold，1992）。在熟悉的環境裡，這些並不需要意識參與就能發生。而在不熟悉的環境裡，例如我們想給宴會上的某個人留下印象或是在和異性聊天時，我們都能確切地意識到我們正在為自己營造印象，所以就不會像和熟識的老朋友在一起時那樣謙遜了（Leary & others，1994；Tice & others，1995）。當我們準備給自己拍照時，我們可能還會特意到鏡子前試試各種不同的表情。

出於我們對自我展示的關心，毫無疑問，當失敗可能會使人們看起來很糟時，人們就會採取自我妨礙的方式（Arkin & Baumgardner，1985）。例如，人們冒著健康的風險接受致癌射線的射入以至於皮膚出現皺紋；變得食慾不振；屈從於同伴壓力而去吸菸、酗酒和吸毒（Leary & others，1994）。當然，當人們的自我恭維，在一些明察秋毫的專家面前被揭穿時，人們會表現得更謙遜一些（Arkin & others，1980；Riess & others，1981；Weary & others，1982）。當史密斯教授把她的工作展示給同行時，顯然不像展示給學生時那麼自信。

對某些人而言，有意識地自我展示也許是一種生活方式。他們不斷地監控自己的行為，注意他人的反應，校正自己的社會行為以達到社會讚許性效果。那些在自我監控 （self-monitoring）傾向量表上得分很高的人（這些人往往贊成“我傾向於成為人們希望的樣子”）表現得像社會中的變色龍——他們不斷根據周圍環境來調整自己的行為（Snyder，1987；Gangestad & Synder，2000）。為了讓自己的行為和環境合拍，他們很可能會支持一些其實他們並不想贊成的觀點（Zanna & Olson，1982）。由於總是意識到他人的存在，所以他們很少會依據自己的態度而行動。對於高自我監控者而言，個人態度是為其社會調節功能服務的。它可以幫助這些人適應新工作、角色和人際關係。

那些自我監控性差的人則很少關心別人是怎麼想的。他們更多地受其內在的指引，從而更多地按照自己的感覺和信念來說話做事（McCann & Hancock，1983）。如果要他們列舉一下對同性戀伴侶的看法，他們會怎麼想就怎麼說，而毫不顧及聽眾的感受（Klein & others，待發表）。我們大多數人則處於行騙專家式的高自我監控和榆木疙瘩式的低自我監控這兩個極端之間。

展現自己以給人留下讚許性的印象真是一件很微妙的事。人們希望自己被看成是有才華的，同時又是謙遜和誠實的（Carlston & Shovar，1983）。謙遜可以營造良好的印象，無故地誇耀則恰恰相反。這樣，虛偽的謙遜現象：我們表現出的自尊常常要弱於我們私下感到的自尊（Miller & Schlenker，1985）。但當我們的確做得很好時，過分謙遜（“我是做得不錯，但這不算什麼”）反而會給人留下故作謙虛的印象。營造一個既謙遜又有才華的好印象，這確實需要一定的社會技能。

在一些以自制為美德的文化中，如中國和日本，人們更多地展現出謙遜和自制性的樂觀（Brown & Kobayashi，2003；Heine & others，2000，2002；Yik & others，1998）。在中國和日本，人們較少表現出自我服務偏見。孩子們要學會如何與別人分享成功的榮譽並勇於承擔失敗的責任。“當我失敗時，那是我的錯，不是集體的錯”（Anderson，1999）。在西方國家，孩子們則要學會在成功時感到驕傲而在失敗時歸因於環境。據菲利普·津巴多（Zimbardo，1993）報告，其結果是不愛出風頭的日本人，更謙遜和害羞了。

世界各地的人，儘管在自我展現方面互不相同，但在各自心裡卻都在自我美化（Brown，2003）。在荷蘭的高中生和大學生中，在比利時的籃球運動員中，在印度的印度教徒中，在日本的大學生和司機中，在以色列和新加坡的學齡兒童中，在澳大利亞的學生和工人中，在中國大陸的學生中，在中國香港的學生和體育撰稿人中，以及法國各年齡的人群中，都發現了人們的自我服務偏見（分別見Brown & Kobayashi，2002，2003；Codol，1976；de Vries & van Knippenberg，1987；Falbo & others，1997；Feather，1983；Hagiwara，1983；Hallahan & others，1997；Jain，1990；Liebrand & others，1986；Lefebvre，1979；Murphy-Berman & Sharma，1986；Ruzzene & Noller，1986；Sedikides & others，2003；Yik & others，1998）。

小結

作為社會性動物，我們調整自己的言語和行為以適應我們的觀眾。我們在不同程度上監控自己；我們對自己的表現加以注意，不斷調整它以創造一個我們所希望的形象。這種印象管理的策略可以用來解釋虛偽謙遜的案例，在這些案例中，人們貶低自己，恭維未來的對手，或是當眾感謝他人而私下裡卻把榮譽歸於自己。有時人們甚至會以自挫行為來實現自我妨礙，用以為失敗提供藉口，從而保護自尊。

個人後記：傲慢的危險與積極思維的力量——一對相反的事實

自我效能感可以鼓勵我們在逆境中也不要輕言放棄，即使一開始就失敗了也要堅持下去，全力奮鬥而不要因為懷疑自己而過於分心。高自尊也具有類似的適應性意義。當我們相信自己的美好未來時，我們就不容易沉淪，同時也有利於我們的成功。

那些有關盲目樂觀以及其他形式的自我服務偏見 的事實，提醒我們自我效能感無法解釋自我在社會世界中的全部問題。要是積極思維就能夠挽回一切的話，那麼如果我們婚姻不和、貧困或是消沉時，我們就只能責怪自己了：“真不害臊！要是我們多努力一些，老實一些，不那麼愚蠢的話，哪會這樣啊！”卻沒有考慮到困難常常來自社會環境中的不可抗拒的力量，這使我們不但責怪別人甚至苛責自己。生活中最了不起的成就，和最讓人沮喪的挫折，都來自對自己高標準的預期。

這一對相反的事實——自我效能感和自我服務偏見——使我們想起300年前法國數學家、哲學家帕斯卡爾所說的話：任何一個單獨的真理都是不充分的，因為世界是很複雜的。任何一個真理如果脫離了和它互補的真理，就只能算是部分真理而已。

你的觀點是什麼

請回憶一下你盡你所能而獲得成功的情景。然後再設想一下，如果你非常努力，但結果並非如你所願，這時你體驗到了自我的侷限性。虛幻的樂觀會對你下一次的判斷產生影響嗎？

聯繫社會

本章關於自我和文化的討論，考察了馬庫斯和Shinobu Kitayama對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的研究。我們還將在以後的章節裡進一步討論他們的工作（如第6章和第13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