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社會心理學導論

“我們的生活由無數不可見的細線串連在一起。”

——赫爾曼·梅爾維爾

很 久以前有一個人，他的第二個妻子非常愛慕虛榮而且還很自私。這個女人有兩個同樣愛慕虛榮且自私的女兒。但這個男人的親生女兒卻是個可愛又善良的姑娘。我們都知道，她就是灰姑娘。而灰姑娘從一開始就知道，她最好是照著吩咐做，默默忍受責罵，少去招惹她那兩個虛榮自負的姐姐。

到後來，多虧仙女的幫助，灰姑娘才得以脫離困境，前去參加一個隆重的舞會，恰恰是在舞會上，灰姑娘引起了英俊王子的注意。再後來，那個墜入愛河的王子在灰姑娘破破爛爛的房間裡見到了這個非常不起眼的心上人時，竟然未能馬上認出她。

不可思議吧？這個童話故事讓我們不得不承認情境 所具有的魔力。當盛氣凌人的繼母在場時，溫順而不起眼的灰姑娘在這個情境中扮演的角色，與王子在舞會上遇到的美麗出眾的灰姑娘可謂判若兩人。家裡的灰姑娘戰戰兢兢，而舞會上的灰姑娘神采奕奕，舉手投足、一顰一笑自然大方。

什麼是社會心理學

讓法國哲學家兼小說家薩特（Jean-Paul Sartre，1946）接受灰姑娘故事中的這個假定應該不成問題。他相信，我們人類“首先是情境中的生物”，“因為情境塑造了我們，決定我們未來的諸多可能性，我們便不可能獨立於它而存在。”（pp.59-60，轉述）社會心理學 （social psychology）是一門研究我們周圍情境的力量的科學，尤其關注我們是如何看待他人，如何影響他人的。更確切地說，社會心理學是一門就人們如何看待他人，如何影響他人，又如何互相關聯的種種問題進行科學研究的學科 。它通過提出那些激起我們所有人濃厚興趣的問題來達到這個目的（圖1-1）。

社會心理學中的重要問題

我們的社交生活在多大程度上存在於我們的頭腦之中 ？就像在後面的章節中會看到的那樣，我們的社會行為並不僅僅取決於客觀情境，還取決於我們如何對其進行主觀建構。婚姻幸福的伴侶會把對方刻薄的言辭（“你就不能把它放回原來的地方嗎？”）歸結於某些外部因素（“他今天一定過得不怎麼樣！”）。婚姻不幸的伴侶則會把同樣的言辭歸咎於對方的品性問題（“他總是那麼惡狠狠的！”），這樣一來就不免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不僅如此，由於一方預期可能會聽到對方充滿挑釁的言語，他們很可能自己也變得暴躁起來，這樣便激起了他們所預期的對方的憤怒。

就像我們還會看到的那樣，人們總是預期教授的孩子肯定很聰明；富有魅力的人總是很熱情；競爭對手總是不斷製造麻煩，這些預期十有八九就會變成現實。社交信念同樣也可以變成自我實現的預言。別人對我們的偏見或許也會反過來影響我們的行為。舉例來說，或許有人把你的靦腆錯認為不友善，故而怠慢冷落了你；這樣的舉動又惹得你對此人橫加指摘；這樣一來，你的言行便最終成為證實你確實“懷有敵意”的證據。

如果要求你聽命行事，你會以殘忍的方式行動嗎 ？納粹德國究竟是如何構想並最終實施了那場對600萬猶太人不可思議的大屠殺？這些惡行可以部分歸咎於只是千萬人奉命行事所致。他們把囚徒塞上火車，趕至擁擠的淋浴室，再用毒氣毒死。人們怎麼會採取這樣可怖的行徑？這些人還正常嗎？

斯坦利·米爾格拉姆（Stanley Milgram，1974）想一探究竟。因此，他創設了這樣一種情境，在該情境中，要求實驗者對一個學習一系列詞語有困難的人不斷施加高壓電擊。就像我們將在第6章中看到的那樣，實驗結果令人頗為不安：將近2/3的實驗者完全服從了指令。

助人？還是助己 ？在俄亥俄州哥倫布的一條街上，一袋袋現鈔從運鈔車上滾下來，沿路撒下了200萬美元。有些車主停下來幫著撿回了10萬美元。從沒有返還的數額來看，更多的人停下來幫了自己一把。隨後當在舊金山和多倫多發生了類似的意外時，結局是類似的：大多數錢進了路人的腰包（Bowen，1988）。在其他的事件中同樣發現人們把不屬於自己的東西佔為己有——在1969年蒙特利爾的警察罷工期間；在1992年洛杉磯警察袖手旁觀的騷亂中；在2003年的巴格達，在那段介於薩達姆·侯賽因統治的終結與進駐、部署新軍警之間的無警狀態中。每一次，數以千計的“強盜們”都會進駐大大小小的建築物，高高興興地把錢財物品洗劫一空。

究竟什麼情境會讓人們變得樂於助人或貪婪？是否某些文化背景——或許是小城鎮和小村落——能更好地培養人類樂於助人的品質？

這些問題被一條共同的細線串連起來：它們都是關於人們如何看待彼此，如何影響彼此的。而這同樣也是社會心理學關注的問題。社會心理學家所研究的便是態度與信念，從眾與獨立，愛與恨。

社會心理學仍舊是一門新興的學科。我們不斷提醒人們這一點，部分也是為自己對這門學科的一些問題還無法給予完整的回答尋找託詞。但它的確是一門新興的學科。第一個社會心理學實驗不過是在80年前才被公之於眾（1924）。直到20世紀30年代，社會心理學才有了現在的雛形。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由於心理學家在研究說服與士兵士氣之間關係方面的卓越貢獻，社會心理學才開始成為像現在這樣一門生機勃勃的學科。

社會心理學中的重要觀點

社會心理學的重要課題是什麼——它包羅萬象的籮筐裡究竟都裝了些什麼？這一學科的諸多領域，數以萬計的研究結果，數以千計的研究者得到的結論，數以百計的理論家提出的真知灼見都可以被濃縮為幾個核心觀點。生物學為我們提供了諸如自然選擇和進化論這樣的原則，社會學給我們構築了諸如社會結構和社會組織這樣的概念。音樂則賦予我們諸如節奏、旋律以及和聲這樣的理念。

在“社會心理學的重要觀點是什麼”的列表上究竟有些什麼？當你早已經遺忘了絕大部分的細節內容時，什麼主題，或是什麼樣的基本原則還值得你去記憶？我這張短短的“我們永遠不該遺忘的重要觀點”列表上包括下面這些內容，而我們會在以後章節中對它們逐一解讀（圖1-2）。

我們構建起社會現實

我們人類總是有一種不可抑制的衝動，想要解釋行為，對其歸因，以使其變得次序井然，具有可預見性，使一切盡在掌握之中。你我對於類似的情境卻可能表現出截然不同的反應，這是因為我們的想法 不同。我們對朋友的責難做何反應，取決於我們對其所做的解釋，取決於我們是把它歸咎於朋友的敵意行為，還是歸結於他糟糕的心情。

從某種角度來說，我們都是天生的科學家。我們解釋著他人的行為，通常足夠快也足夠準確，以適應我們日常生活的需要。當他人的行為具有一致性而且與眾不同時，我們會把其行為歸因於他們的人格。例如，如果你發現一個人說話總是對人冷嘲熱諷，你可能就會推斷此人秉性不良，然後便設法儘量避免與他的接觸。

我們對自己的信念也同樣重要。我們是否對自己的前途抱有樂觀的態度？我們是否認為一切盡在自己的掌握之中？我們把自己看得高人一等還是矮人一頭？我們如何構建這個世界、如何構建我們自己是極其重要的。

我們的社會直覺的力量是強大的，但有些時候是很危險的

我們的直覺影響我們的恐懼心理（飛行是否危險？）、印象（我能否信任他？）以及人際關係（她是否喜歡我？）。直覺會影響危機時刻中的總統，牌桌上的賭徒，裁定罪行的陪審團和評估應聘者的人事主管。這樣的直覺隨處可見。

事實上，心理學作為一門科學，它揭示了一個令人驚歎的無意識心靈——一個由直覺在幕後操縱著的心靈——這是一個弗洛伊德從來沒有告訴過我們的心靈。在我們沒有意識到的10年或更長的時間之前，思維不是在舞臺上進行的，而是在臺下進行的，在我們目光所不及的地方。正像我們將要看到的那樣，有關“自動加工過程”，“內隱記憶”，“啟發式思維”，“即時特徵推論”的研究，即時情緒和非言語交流都體現了我們的直覺能力。思維、記憶和態度都是同時在兩個水平上運行的：一個是有意識和有意圖的；另一個是無意識和自動的。今天的學者把它稱為“雙重加工”。我們的所知比我們知道自己所知的還要多。

所以，直覺的力量是強大的。在我們的意識之外，思維在幕後工作，但其結果卻時不時顯示在屏幕上。但直覺有時也是危險的。舉例來說：在現實生活中駕駛汽車時，我們判斷事物發生的可能性取決於進入我們腦海中例子的可利用程度，這一過程大多數時候是自動完成的。特別是在“9·11”之後，我們總能很輕易想起飛機失事的鏡頭。如此一來，許多人對於飛行的恐懼遠遠超過了駕駛汽車的恐懼，而且許多人會為避免飛行的危險而長距離地駕車。事實上，相比駕車出行而言，飛行的安全程度是前者的3倍（每公里）。

我們對自己的直覺甚至也時常出錯。在直覺上我們太過相信自己的記憶力。我們會錯誤地解讀自己的心理；在實驗中，我們拒絕承認受到某些事物的影響，但實際上它們確實影響了我們。我們錯誤地預測自己的感覺——如果我們現在失業了或失戀了，一年之後我們的感覺會有多麼糟糕；如果我們現在贏得了國家彩票，一年之後我們的感覺會有多麼良好。我們還常常錯估自己的未來——在買衣服時，年近中年的人仍然會買緊身裝（“我估計會瘦幾磅”）；很少有人會更現實地說：“我最好還是買些寬鬆點的，因為我這個年齡的人體重傾向往上走。”

因此，我們的社會直覺不僅因其難以言喻的影響力，也因其棘手的危險性而值得引起我們注意。我們的生活既可能得益於隱祕的直覺思維，也可能會為其可預計的錯誤所困擾。社會心理學家在瞭解直覺思維益處的同時，也不忘警告我們它可能會帶來的危害，旨在完善我們的思維方式。在多數情境中，“快捷省力”的速食型判斷方式足以適應我們的需要。但在另一些情境中，當準確性變得很重要時——正如當我們需要適時地表現出恐懼，合理使用我們的資源時——我們最好用批判性的思維來抑制直覺衝動。

社會影響塑造行為

正如亞里士多德很早就觀察到的那樣，我們是社會的動物。我們所說所想均學自他人。我們渴望彼此之間建立關聯，渴望歸屬感，渴望獲得他人良好的評價。馬蒂亞斯·梅爾和詹姆斯·彭尼貝克（Mehl & Pennebaker，2003）對得克薩斯大學學生的社會行為做了量化研究，他們讓學生帶上迷你卡帶錄音機和麥克風，在非睡眠時間裡，由電腦控制的錄音機每隔12分鐘錄音30秒。儘管研究的時間段只限制在非週末的時間（包括上課時間），研究結果發現幾乎30%的時間是花在交談上。可以說關係對人類非常重要。

作為社會性動物，我們會對周圍環境做出反應。有些時候，某個社會情境所具有的影響力會引發我們做出背離自己態度的舉動。事實上，強有力的惡意情境有時會壓倒善意，使得人們附和謬誤，屈從殘暴。在納粹的淫威之下，許多看上去正直的人們變成了大屠殺的工具。另外一些情境則可能會引發高尚的行為和極大的熱情。在“9·11”災難之後，捐贈的食品和衣物，以及來自熱心志願者的服務紛紛湧向了紐約。

2003年人們對伊拉克戰爭態度的巨大差異也明顯反映出情境所具有的力量。民意調查顯示，美國人和以色列人極力贊成對伊宣戰。而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們當中，反對戰爭的佔絕對優勢。如果告訴我你生活在哪裡，那麼我會對你對戰爭的態度做出一個合理的猜測（如果告訴我你的受教育水平和你所接觸的媒體，那麼我對你的對戰爭態度的猜測會更有信心）。無論歷史最終對這場戰爭作出何種評價，有一點是很清楚的：我們所處的情境真的非常重要。

我們的文化有助於定義我們的情境。我們對機敏、坦誠和著裝的標準隨著文化的不同而不同。你把女性美定義為苗條或是豐滿同樣取決於你生活在這個世界的哪個地方，生活在哪個年代。你把社會公正定義為平等（所有人的所得是相同的）或是公平（多勞多得），同樣取決於你的社會意識形態在多大程度上為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所影響。你是侃侃而談還是沉默寡言，不修邊幅還是一板一眼，部分源於你的文化或種族。你是更關注自己——個人的需要、願望和道德——還是更關注你的家庭、部族和公共團體，取決於你在多大程度上是現代西方個人主義的產物。的確，外在的社會影響力塑造著我們的態度和行為。

個人態度和性格傾向塑造行為

內在的影響力同樣也很重要。我們並非是被動的牆頭草，只能隨社會上吹的東南西北風擺動。內在態度影響我們的行為。我們的政治態度左右我們的投票行為。我們對吸菸的態度會影響自己屈從同伴壓力而吸菸的可能性。我們對弱勢群體的態度會影響我們對該群體的支持程度（我們將會看到，態度同樣依附於行為，它可能使我們對那些投入滿腔熱血或備受折磨的事物更為堅信）。

性格傾向同樣也會影響行為。面對同樣的情境，不同的人可能會做出不同的選擇。當從數十年的政治監禁中重獲自由時，有些人滿腹怨恨並尋求復仇，而也有些人，就如南非的納爾遜·曼德拉，一笑泯恩仇，轉而站出來幫助國家統一。

當我們感覺自己處處受制於世俗的種種壓力時，或許我們可以選擇多種不同的方式來重獲自由。那些少數群體有時甚至會反對或偏離主流。作為社會個體，我們不僅僅是社會的產物，同樣也是社會的創造者。待別人多一份溫情，他們便也會顯得更可親可愛。至少我們的世界建立在情境與人的交互作用中。

社會行為同樣也是生物性行為

21世紀初期的社會心理學正在把我們的注意力引到社會行為的生物基礎上。儘管如何看待情境十分重要，但在此之下，我們的種種想法卻不免隱含生物性的智慧。任何一個上過心理學入門課程的人都知道，人類是先天與後天共同作用的產物。就像一塊土地的大小取決於它的長度與寬度一樣，生物性與生活經驗造就了我們。進化論心理學家 提醒我們（見第5章），我們從遺傳得來的天性預先就已經設定，這使我們會做出那些有助於我們祖先繁衍生息的行為。我們祖先的某些特徵使得他們的血脈得以延續（其後代無疑也保留了同樣的特徵），而我們正遺傳了他們的基因。這樣一來，進化論心理學家所追問的便是，在求偶與交配，憎惡與傷害，關愛與分享中，自然選擇又是如何為我們的行為與反應寫下了腳本。自然同樣賦予了我們學習和適應的巨大能力。相對於社會環境而言，我們是敏感且反應靈敏的。

如果每一個心理反應（每一縷思緒，每一種感情）都同時伴有一個生理反應，那麼我們就可以探究社會行為背後的神經生物基礎。大腦的哪些區域可以使我們體驗到愛與憎，友善與暴力，知覺和信念？大腦、心靈和行為是如何共同作用成為一個相互協調的工作系統？大腦反應的時間進程怎樣揭示我們加工信息的過程？這些正是“社會認知神經科學”所關注的問題（Ochsner & Lieberman，2001）。

社會神經學家 並不寄希望於把諸如幫助與傷害這樣複雜的社會行為拆解成簡單的神經或分子水平。但要了解愛與恨，我們必須考慮皮下（生物的）與皮間（社會的）的影響。應激激素影響我們的感受與行動，社會排斥會令我們的血壓升高，而社會支持卻會增強抵抗疾病的免疫系統。心與身是統一體。我們是生物、心理與社會的產物。

社會心理學的原理可以應用到日常生活和其他學科領域中

社會心理學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你的生活：包括你的信念，你的態度，你的人際關係。如此說來，它便具有了闡釋你生活的潛力，讓那些指引你所思所想的微妙力量暴露在眼前。你還會看到，它會給你提供許多理念，而它們會讓你知道如何能夠更好地瞭解自己，如何贏得朋友，如何影響他人，如何化干戈為玉帛。

學者們同樣把從社會心理學中得到的真知灼見應用到其他的學科領域。社會思維、社會影響和社會關係的原理對人類的健康福利，對司法程序和法庭上的司法決策，對鼓勵那些能夠引發人類適應未來社會環境的行為也有諸多可借鑑之處。

但是，社會心理學與社會學以及心理學的其他領域有何區別？社會心理學家是否會受自己價值觀的影響？社會心理學的研究方法與策略是怎樣的，我們又該如何把它們應用到日常生活中？這些將是本章所關注的問題。

社會心理學與相關學科

社會心理學家對人們如何看待彼此，如何互相影響以及人們之間的關係具有濃厚的興趣。而社會學家與人格心理學家也不例外。社會心理學與它們相比，區別又在何處？社會心理學家從進化生物學與神經科學的“蛛絲馬跡”裡又會獲得什麼啟示？

社會心理學與社會學

社會心理學家與社會學家對人類在團體中表現出的各種行為具有同樣的興趣。多數社會學家研究團體 ——從小團體到大團體（社會與其發展趨勢）；而社會心理學家研究的是個體 ——個體在某個特定時間對他人的看法，個體之間的互相影響及其關係。這些研究既包括團體對個體的影響，也包括個體對團體的影響。

舉幾個例子：在親密關係的研究中，社會學家可能會關注婚姻關係、離婚以及同居比例；而社會心理學家感興趣的可能是一個個體如何被另一個個體吸引。社會學家可能會調查中產階層與低收入階層在種族觀念上的差別；而社會心理學家則會研究種族觀念如何在個體中得以發展。

儘管社會學家與社會心理學家會運用一些相同的研究方法，但社會心理學家更多依賴於可對某種因素進行操縱的實驗方法，例如有無同伴影響這個因素，以期檢驗某種因素所起的作用。而社會學家所研究的因素，諸如社會經濟地位，則常常很難操縱或可能引發某種倫理道德問題。

社會心理學與人格心理學

社會心理學家與人格心理學家就其對個體的充分關注這一點無疑是統一的。所以，美國心理學會把這兩個領域歸入同一本期刊中［《人格與社會心理學期刊 》（JPSP）及《人格與社會心理學簡報 》（PSPB）］。他們的不同之處在於社會心理學家對社會因素尤其關注。人格心理學家關注的焦點是個體內部功能以及個體間的差異 ，例如，為何有些人更具有暴力傾向。社會心理學家則關注我們共同的人性，即就總體而言，人們如何看待彼此，如何互相影響。他們感興趣的是社會情境如何使絕大多數 個體變得友善或無情，從眾或獨立，如何使他們對他人產生好感或偏見。

除此之外，二者還有其他的不同之處。社會心理學的歷史更短暫。許多人格心理學大師，諸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卡爾·榮格（Carl Jung），卡倫·霍尼（Karen Horney），亞伯拉罕·馬斯洛（Abraham Maslow），卡爾·羅傑斯（Carl Rogers），都活躍於20世紀80年代之前。而本書所介紹的許多社會心理學家仍然健在。社會心理學中廣為人知的理論比較少，更多的是“名不見經傳”的——那些富有創造力的研究者所貢獻的“微雕作品”。在零星閃現於本書中的“研究背後的故事”專欄中，我們將與許多這樣的研究者有一面之緣。

解釋的不同層面

我們從各個不同的學科角度研究人類，從基礎學科角度，例如物理與化學，一直延伸到綜合學科領域，例如哲學與神學。你究竟想探討哪個層面的內容決定了你採用的視角觀點。拿“愛”來說，生理學家可能會描述與熱戀有關的大腦化學物質；而社會心理學家可能會探討不同的個性與條件——出眾的外表，伴侶的相似性，或是僅僅多次重複出現在一個人面前——是如何增強我們所謂的“愛戀”；而詩人則可能去讚美偶爾伴隨愛而來的美妙體驗。我們並不需要假設，因為在以上不同層面的解釋中必定隱含某一個真理 。就拿剛才“愛”這個例子而言，生理學取向與情感取向只是看待同一事物的兩種不同視角而已。同樣地，對於人類所共有的亂倫禁忌的進化論解釋（即亂倫會導致後代繁衍的基因遺傳出現問題）並不能替代社會學的解釋（即把亂倫禁忌看成是維持家庭完整性的手段）或神學的解釋（即把關注點放在道德倫理之上）。各種不同層面的解釋可以互為補充（見圖1-3）。

學科領域從研究自然構建的基礎學科到研究複雜體系的綜合學科。對人類機能某一個層面的正確解釋並不一定與其他層面的解釋相沖突。

假如所有的事實只是真理的一部分，那麼不同層面的解釋應該可以拼合成為一幅完整的圖景。史蒂文·平克（Pinker，2002）對此的詮釋是：“地理學家可能會如此解釋非洲大陸的海岸線與美洲海岸線的嵌合，因為這些大陸曾經是相互毗鄰的，但由於其各自屬於不同的板塊，所以導致最後漂移開來。板塊移動的問題可以交給地質學家，後者把這個問題歸結為岩漿的上湧推動了板塊的移動。至於為什麼岩漿會變得如此灼熱，則需要求助於物理學家來解釋地心與地殼之間的相互作用。”（p.70）一旦認識到不同層面之間解釋的互補性，我們似乎可以從應該科學地還是主觀地看待人性這類無益的爭論中解脫出來，因為這不是“非此即彼”的選擇。

意識到不同解釋層面之間的互補性，讓我們得以從應該更科學還是更主觀地看待人性這一無謂的爭論中解脫出來：這並非是一個非此即彼的問題。社會學家安德魯·格里利（Greeley，1976）解釋道：“不管怎樣，心理學無法解釋人類存在的目的，也無法解釋人類生活的意義，以及人類的最終命運。”社會心理學只是我們看待自我，瞭解自我的重要視角，但卻不是惟一。

小結

社會心理學是研究人們如何看待彼此，如何互相影響，互相聯繫的科學。它關注的核心問題是：我們如何構建社會世界，我們的社會直覺如何指引我們，而有時候又是如何誤導我們的，以及我們的社會行為如何受他人、我們自己的態度和生物性的影響。社會學和心理學是社會心理學的母體。相比社會學，社會心理學試圖在研究內容上更側重於個體，在研究方法上更側重於實驗。相比人格心理學，社會心理學對個體之間的差異關注得較少些，而更多關注人類如何看待影響彼此。

社會心理學是一門關於環境的科學。它揭示社會環境如何影響個人。就人類本性這個主題而言，還可以用其他的視角來看待此問題。每一個視角都對應各自的一系列問題與相應的解答。這些不同視角是互補的，而非衝突的。

社會心理學與人類價值觀

社會心理學家自身的價值觀對他們工作既有直接影響，也有間接影響。這些影響表現在哪些方面呢？與其說社會心理學是種種研究發現的集合，還不如說是一系列回答問題的不同策略。在科學研究領域，就像是在法庭上一樣，個人觀點無足輕重。當思想等待審判時，科學證據是最終的裁判。但社會心理學家真能做到如此客觀嗎？他們作為人類中的一員，其價值觀——他們的是非善惡觀，以及人們該如何行事的個人信念——會不會滲透進他們的工作中？如果答案是肯定的，社會心理學真的可以稱其為科學嗎？

價值觀直接影響心理學的方式

當社會心理學家選擇研究課題 時，價值觀會對其產生一定的影響作用。在納粹蹂躪歐洲的20世紀40年代，興起了研究偏見的熱潮；50年代，強調同一性的風潮以及固執己見的現象推進了我們對服從的研究；60年代隨著暴力與犯罪率的增加，引發了有關暴力的研究興趣；70年代的女權運動掀起了有關性別與性別歧視的研究高潮；80年代則興起了關於軍備競賽的心理影響的研究興趣；而90年代的研究重點轉向了研究人們如何面對文化多樣性、種族多樣性以及如何面對不同的性取向。因此可以說社會心理學是折射社會歷史的一面鏡子。

價值觀還會影響投身於不同學科的人群類型 （Campbell，1975；Moynihan，1979）。在你的學校裡，那些研究人文科學、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的同伴，他們之間是否存在某些差異呢？社會心理學與社會學是否會更多地吸引那些相對來說更願意挑戰傳統，創造未來而非迷戀過去的人呢？

最後，價值觀對心理學的直接影響還表現在，它是社會心理學的分析目標 。社會心理學家研究價值觀是如何形成的，為何會改變，以及它們又是如何影響態度與行為的。然而，所有這些都無法告訴我們何種價值觀才是“正確”的。

價值觀間接影響心理學的方式

當價值觀以客觀事實的形式出現時，我們常常很難認出它們。請看下面三種價值觀間接影響心理學的方式。

科學的主觀性

現在科學家與哲學家已經達成了共識：科學並非是全然客觀的。科學家並非僅僅把自然這本書大聲朗讀出來而已。更確切地說，他們是按照自己的心理類別來解釋自然。同樣，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也是透過自己那副預先調好度數的眼鏡觀察這個世界的。暫停幾分鐘，你從圖1-4裡看到了什麼？

你是否看見了一隻大麥町狗在圖片的中心嗅來嗅去？如果事先沒有這個提示的話，大多數人會全然無視那隻大麥町狗的存在。一旦你的大腦印入了這個觀念，它也就控制了你對這幅圖片的解釋，所以這時對那隻大麥町狗的視而不見 可能會變得和先前同樣困難。

這就是我們大腦的工作方式。在閱讀這些文字時，你並沒有意識到你同時也在看著你的鼻子。如果大腦沒有預先設定你將知覺到某個物體，它便把這個物體阻隔在你的意識之外。我們對現實的知覺會為我們的預期所左右，這即是關於人類大腦的一個基本事實。1951年，普林斯頓大學與達特茅斯大學之間的一場橄欖球賽可謂是觀點影響人們解釋事物的經典例證（Hastorf & Cantril，1954；Loy & Cantril，1981）。這場比賽如預期的一樣演變成一場仇恨之戰，事實上，它成為兩校歷史上最激烈也是最不光彩的比賽。普林斯頓的一位全美最佳選手被一群對手摔倒在地，再被層層壓住，最後被迫出場，還弄傷了鼻子。接著便是一場拳腳大戰，雙方都有嚴重的“傷亡”。整場比賽簡直與常青藤聯盟的上層紳士形象相差千里。

比賽結束不久後，分別來自兩個學校的兩位心理學家在各自的校園裡為學生重放了比賽錄像，並把它作為一個社會心理學實驗的一部分。要求學生以科學觀察者的身份，注意每一次摩擦，並確定哪一方對此負有責任。但是學生們卻無法將對各自學校的忠誠棄之不顧。普林斯頓的學生相比達特茅斯的學生更容易認定普林斯頓的選手為受害者。例如，普林斯頓的學生所認定的達特茅斯的犯規次數是對方所認定的兩倍。有箴言曰：客觀現實的確 存在，但我們總是透過信念與價值觀的眼鏡觀察它們。

由於在某個領域從事研究工作的學者通常持有共同的觀點，或來自相同的文化 （culture）群體之中，他們的研究假設一般不會受到挑戰。我們理所當然地認為那些東西——那些被歐洲社會心理學家稱之為社會表徵 （social representation）的共同信念（Augoustinos & Innes，1990；Moscovici，1988）——通常是最重要，而且是無需加以檢驗的信念。然而，有些時候，圈外的人會引發我們去關注這些假設。在20世紀80年代，女權主義者將某些社會心理學家未加驗證的假設暴露在大家面前。女權主義者的批評引發了人們對一些隱含偏見的關注，例如科學家的政治保守主義常使他們更樂於接受對社會行為中性別差異的生物學解釋（Unger，1985）。

隱含價值觀的心理概念

價值觀還會影響概念。試想一下我們如何定義美好的生活。心理學家提到某個個體時，往往把他們歸為成熟或不成熟，適應良好或適應不良，心理健康或心理不健康。在使用以上的形容詞時，看上去我們像是在陳述某種事實，其實我們所做的卻是價值判斷 。例如，人格心理學家馬斯洛因對那些“自我實現”人群的精準描述而享有盛名。自我實現的人在滿足了生存需要、安全與歸屬感需要、自尊需要之後，進一步上升至尋求人類潛能的實現。很少有讀者注意到，馬斯洛同時也受到他本人價值觀的影響而選擇加入了他所描述的那一類自我實現的群體。最終對自我實現人格的描述，即自發、自主、充滿神祕感以及其他的特徵，其實反映了馬斯洛的個人價值觀。如果他選擇以其他的著名人物為出發點，例如拿破崙、亞歷山大或洛克菲勒，這樣一來，他對自我實現人格的描述可能就與現在的大相徑庭了（Smith，1978）。

有關心理諮詢方面的意見同樣也反映了諮詢者的個人價值觀。當健康心理學專業人士建議我們應該如何生活時，當育兒專家指導我們如何養育子女時，當心理學家鼓勵我們不要考慮別人的想法而應該自由地生活時，其實他們所表達的是他們自己的個人價值觀。（在西方社會，這些價值觀通常是個人取向的，即鼓勵那些令“我”最感適宜的行為。非西方文化通常鼓勵那些令“我們”最感適宜的行為。）在許多人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時，對所謂的專業人士不免言聽計從。但科學並不是回答何為終極道德義務，不是回答生活的目的與方向何在，不是回答什麼是生活的意義，事實上它也無法回答這些問題。

隱含的價值觀甚至會滲入到心理學研究取向的概念 中。假設你完成了一項人格測驗，某個心理學家在給你的答案評分之後宣佈：“你在自尊項上得分很高。在焦慮項上得分很低。你的自我力量格外強。”“哈”，你想，“我對此表示懷疑，但聽起來還不錯。”現在，另一個心理學家讓你完成類似的測驗，出於某種原因，這個測驗問了些同樣的問題。之後，你被告知，你似乎有些自我防禦，因為你在自我壓抑項上得分很高。你不免會想，“這怎麼可能呢？另一個心理學家給我的評價著實不低啊！”可能這些評價標籤描述的都是同一類的行為反應（傾向於自我評價很高且不承認存在問題）。我們該把這類行為稱之為高自尊還是自我防禦呢？這些標籤無疑反映了心理學家的價值判斷。

社會心理學的語言中常隱含有這種價值判斷，但它並不能作為貶抑社會心理學的理由。我們的日常生活用語也存在同樣的問題，有些時候我們謾罵咆哮，有些時候則溫言軟語。我們給那些參加游擊戰的人貼上“恐怖主義者”還是“自由戰士”的標籤，取決於我們對其行為原因的看法。我們稱公共補貼為“福利”還是“救濟”可以反映出我們的政治立場。當“他們”讚美他們的國家與人民時，可以稱其為民族主義；而當“我們”這樣做時，則稱之為愛國主義。一個捲入婚外情的人是在追求“婚姻解放”還是犯了“通姦”，這取決於我們的個人價值觀。我們把自己反對的社會影響稱為“洗腦”，把自己從不嘗試的性行為稱為“性變態”。諸如對“雄心勃勃”的男人與“盛氣凌人”的女人，“小心謹慎”的男孩子與“怯生生”的女孩子的種種評價都別有“深意”。

再次強調一下：價值觀隱含於我們對心理健康與自尊的文化定義中，隱含於我們對有關生活的心理學建議中，隱含於我們的心理學標籤之中。在整本書裡，我還會讓你看到有關隱含價值的其他例子。認為隱含的價值一定是毒草，這並非是我們的立場。我們的立場是：對於科學解釋而言，即使是停留在描述現象的層面上，那也是一種人類活動。那麼，已有的信念與價值觀會影響社會心理學家的思想行為就是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了。

“是”與“應該”間無通途

對於那些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人來說，一個極具誘惑力的錯誤便是從對“這是什麼 ”的描述偏轉到“這應該是什麼 ”。哲學家們把這種錯誤稱之為自然主義的謬論 （naturalistic fallacy）。哲學家休謨於200年前所指出的，在“是”與“應該”之間，在科學描述與道德處方之間的鴻溝，直到今天也絲毫沒有縮小。對於人類任何一種行為的考察，例如性行為，都無法在邏輯上指出何謂“正確”的行為。如果大多數人沒有表現出某種行為，這並不意味著它就是錯誤的行為。即使大多數人表現出某種行為，那也並不意味它就是正確的。一旦我們從對事實的客觀描述偏轉到了對“應該如是”的說明陳述時，我們便把自己的價值觀納入了其中。

社會心理學家的個人價值觀會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影響他們的工作。我們每個人都不例外。我們的價值觀與假設令我們這個世界亮麗多彩。為了探討我們的價值觀與社會表徵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我們原本以為就該如此的一切，這就需要接觸不同的文化。如果你不假思索地認為，首先人無論如何都應該對自己誠實，女性比男性就是更適合或不適合某些角色；或者認為浪漫的愛情應該先於婚姻，那麼你只能坐下來等待。

因為科學有主觀性的一面，我們就要放棄它嗎？恰恰相反：正是意識到人類思維的某種解釋性功能，我們才恰恰需要持有各種不同偏見的研究者從事科學研究分析。通過不斷地將我們的信念與事實相互印證，我們瞭解得越多，就越能對它們進行檢驗和約束。系統的觀察與實驗可以幫助我們清洗那些用以觀察這個世界的鏡片。

小結

社會心理學家的價值觀直接地影響其工作，如對研究課題的選擇；同時也間接地影響著他們的工作，如當他們構建概念，選擇描述標籤，以及提供建議時所隱含於其中的價值觀。人們越來越多地意識到了科學解釋中存在的主觀性，意識到在社會心理學的概念與標籤中隱含的價值觀，以及在對“這是什麼”的科學描述與“這應該是什麼”的道德處方之間存在的鴻溝。價值觀滲入科學的現象並非為社會心理學所獨有。正是因為人類思維鮮有不偏不倚，所以如果我們想將自己所珍視的思想結晶與真實的社會現實互相驗證的話，就需要系統的觀察與實驗研究。

我早就知道了：社會心理學不過是常識而已嗎

社會心理學的理論是否能為人類的處境帶來曙光？還是它們只不過在描述顯而易見的事實而已？

本書中所陳述的許多結論在你看來可能極為熟悉，因為社會心理學就在你的周圍。我們不斷觀察人們如何看待彼此，如何互相影響，互相聯繫。對面部表情的含義，如何差人做事，或者如何區分敵友都值得我們進行研究。多少個世紀以來，哲學家、小說家與詩人們就社會行為進行了大量的觀察與評論，而且都頗有見地。社會心理學關乎每個人的生活。

那麼，社會心理學難道就是用其他的語言表述常識嗎？社會心理學面臨著兩種互相矛盾的批評：一鑑於社會心理學記錄的都是些雞毛蒜皮的小事，所以它便無足輕重。二鑑於社會心理學的研究發現可被用來操控人類，它便危險之至。批評之一，即社會心理學只不過把任何一個門外漢都心知肚明的東西拿來改裝一番，這是否正確呢？

作家卡侖·墨菲（Murphy，1990）認為此話不假：“社會科學家日復一日地深入這個領域，而且他們也日復一日地發現人們的行為與所料想的絲毫不差。”近半個世紀之前，歷史學家阿瑟·施萊辛格爵士（Schlesinger Jr.，1949）就社會學家對美國二戰士兵的研究進行了類似的嘲諷。

這些研究發現了什麼？另一個研究評論者，社會心理學家保羅·拉扎斯菲爾德（Lazarsfeld，1949）提供了一份解釋性評論的樣例，我把其中一部分列舉如下：

1. 受過良好教育的士兵比教育水平低的士兵在適應方面遇到了更多問題。（比起那些“社會”大學的畢業生，知識分子對戰鬥帶來的焦慮更不適應。）

2. 南方士兵比北方士兵更能適應炎熱的南海島嶼氣候。（南方人更適應炎熱的氣候。）

3. 白人士兵比黑人士兵更熱衷於晉升。（多年的壓迫會降低成就動機。）

4. 南方的黑人士兵更喜歡來自南方的長官而非來自北方的。（因為南方長官更習慣與黑人打交道，也更有技巧。）

然而，常識存在的一個問題是，我們在知道事實之後才想起它的存在。事後聰明總比先見之明來得明顯容易。有實驗表明，當得知實驗結果時，人們便突然間覺得結果不是那麼令人驚訝，至少相對那些僅得知實驗程序或實驗預期結果的人們而言（Slovic & Fischhoff，1977）。一旦新知識在手，我們那卓有成效的記憶系統便會自動更新過時的假定（Hoffrage & others，2000）。

當讀到拉扎斯菲爾德的研究總結時，你可能會產生同樣的體驗。但是拉扎斯菲爾德接著說：“這些陳述中的任何一條恰恰與實際發現的相反 。”事實上，書中還報告：教育水平較低的士兵適應性更差。南方人並不比北方人更喜歡熱帶氣候。黑人士兵更熱衷於晉升，等等。“如果我們一開始就給出了真正的結論（正如施萊辛格所感覺到的那樣），讀者也許會給這些事實打上‘顯而易見’的印章。”

同樣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也常體驗那種事後聰明。須臾間 ，我們因突然洞察了使事物得以發生的種種力量而不覺得驚詫了。在大選或股市震盪發生之後，大多數的評論員對此並不感到意外：“該是整頓市場的時候了。”在2003年對伊戰爭之後，戰爭的結果——對於聯軍來說，勝利來得輕而易舉，但對於文明和民主而言卻並非如此——看上去再明顯不過了。許多人認為，考慮到美國對伊拉克有著3 300億美元對16億美元的優勢，任何人都會預料到這樣的結果，但是，美國部隊應該事先預見到需要保護巴格達的博物館、圖書館和學校，以免於掠奪者的掃蕩。就像丹麥哲學家、神學家索倫·基爾愷戈爾（Soren Kierkegaard）所說的那樣：“生活是正著來活，卻是倒著去理解。”

如果這個“事後聰明式偏見 ”（hindsight bias）（也被稱為“我早就知道了”的現象）深入人心的話，你可能就會感到自己早已知道的結果。的確，幾乎絕大多數心理學實驗所得出的可信結論看起來都有些像常識，當然，這都是在你知道結果之後 。

你可以證明這種現象的存在。把一群人分成兩組，將一個心理學結論告知給其中一組，而給另一組與此截然相反的結論。例如，告訴其中一組：

社會心理學家發現，無論是擇友還是墜入愛河，那些性格與我們不同的人對我們最有吸引力。古語說得好：“異性相吸”。

而另一組則被告知：

社會心理學家發現，無論是擇友還是墜入愛河，那些性格與我們相似的人對我們最有吸引力。古語說得好：“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先讓人們解釋這個結論，然後問他們是否對此感到驚異。無論他們被告知的是哪種結論，我們可以發現，他們得到的那個結論並沒有讓其感到驚訝。

事實上，幾乎任何結論都會因諺語格言的解釋而變成常識。假如社會心理學家報告分離加深愛意，甲便回答道：“你就靠這個謀生？誰都知道‘小別勝新婚’。”若結果是分離會澆熄愛火，乙便回答道：“我外婆都可以告訴你‘人走茶涼’。”

當卡爾·泰根（Teigen，1986）讓英國萊斯特大學學生來評價格言與其對立面時，他一定樂了好一陣子。當看到格言“恐懼比愛強大”時，大多數人認為此言不差，但對於其反面“愛比恐懼強大”，學生們也作出了同樣的評價。類似地，人們對真正的格言“墮落的人不能幫助另一個墮落的人”給予很高的評價，而對其反面“墮落的人能夠幫助另一個墮落的人”也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不過，我最欣賞的是這兩句得到普遍認同的：“智者造箴言，愚者重複之。”（真正的格言）以及人為編造的語句“愚者造箴言，智者重複之。”（更多的雙重格言請參見“專欄”：我早就知道的事實。）

事後聰明偏見給許多心理系學生帶來了麻煩。有些時候，結果的確出人意料（例如，比起銀牌獲得者來說，奧運會銅牌獲得者對自己的成績更為滿意）。但更多的時候，你在教科書上學到的實驗結論，它們看上去很容易，甚至顯而易見。而之後當你進行多項選擇測驗時，面對多個看上去頗為可信的答案，任務難度會大大增加。備受打擊的學生不免抱怨：“真不知道是怎麼搞的，我還以為自己都明白了。”

“我早就知道的事實”這一現象不僅令社會科學的發現看起來與常識無二，它可能還會帶來致命的後果。它可能令我們妄自尊大，即高估了自己的智慧能力。不僅如此，由於結果看起來似乎具有預見性，所以我們更傾向於為那些事後看起來“顯而易見”的錯誤決策而責備決策者，卻並不因那些同樣“顯而易見”的正確決策去褒獎決策者。從9.11那天早晨開始回溯 ，指向災難的種種信號看起來似乎非常明顯。一份美國參議院的調查報告列出了這些被人忽視或被人誤解的線索（Gladwell，2003）。CIA知道基地組織的爪牙已經潛入了境內。一個FBI情報員給總部的一份備忘錄是以這樣的警告開始的：“聯邦調查局和紐約市，本·拉登可能會將學生送到美國參加民辦航空院校的聯合行動。”FBI忽視了這份準確的預警，也未能把它和其他一些預見恐怖分子可能會使用飛機作為武器的報告聯繫在一起。“這些該死的笨蛋！”這看上去就是事後聰明偏見，“他們怎麼就沒把所有線索串聯起來？”

聚焦　我早就知道的事實

卡倫·墨菲（1990）這位《大西洋》的執行編輯譏諷“社會學、心理學和其他社會科學通常只不過是察覺那些顯而易見之事，或僅僅是證實常識而已。”他自己對社會科學發現所做的也只是隨意的調查“發現任何一種想法或是結論都能在巴特利特 [1] 的慣用語辭典，或是任何一本百科全書的引文中找到。”的確如此，因為對於許多可信的結論而言，都有某種“出處”可尋（Evens & Berent，1993）。儘管如此，為了詳細審查格言的準確性，我們仍需要做一些研究。請看：

這邊的更正確	還是這邊的……
人多手雜反而礙事。	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
文勝於武。	事實勝於雄辯。
朽木不可雕。	活到老，學到老。
血濃於水。	親兄弟明算帳。
機不可失，時不再來。	三思而後行。
有備無患。	船到橋頭自然直。

[1] 原文是Bartlett's，應該是指巴特利特·約翰·羅素（1805-1886）美國歷史學家和文物工作者，編纂《美國慣用語辭典》——譯者注。

但就事後聰明看來十分清晰明瞭的事情而言，事前卻沒有那麼清晰可辨。情報機關充斥著大量的“噪音”——在點滴有用信息的周圍是堆積如山的無用信息。分析家們為此不得不就繼續調查什麼樣的問題做出抉擇。在9.11之前的六年中，FBI的反恐怖機構有68000件事情毫無頭緒。在事後聰明眼中，那些極少的有用信息現在看起來是如此明顯。

類似地，我們有時也會為自己所犯的“愚蠢錯誤”——沒能更好地與人相處，或是沒能更好地應對事情——而自責不已。當回頭看時，我們明白了應該如何行事。“我早就該想到期末的時候會有多忙，早就該開始寫論文了。”但有時候我們會對自己過分苛刻。我們忘記了事後看來顯而易見的事情在當時並非那麼明顯。

當內科醫生得知病人的症狀與死因後（解剖得出的結論），有時會頗為疑惑：怎麼會做出如此不正確的診斷？其他那些只得知症狀的內科醫生並沒有覺得錯誤的診斷如此明顯（Dawson & others，1988）。（倘若迫使陪審團從先見而非後見的角度出發，他們給玩忽職守者評定過失時是否會有所遲疑？）

那麼，我們應該得出怎樣的結論：難道常識通常是錯誤的？有些時候的確如此。常識與行醫經驗讓醫生們相信，放血對醫治傷寒十分有效，直到19世紀中葉，有人不怕麻煩做了一個實驗——把病人分成兩組，一組放血，一組僅僅臥床靜養，才證明兩者毫無關聯。

另外一些時候，常識是正確的，或者說正反兩面都有道理：幸福是得知真相還是沉迷幻想？是與人共處還是離群索居？觀點之多如一海之大，無論我們發現了什麼，總有人對此有所預見。（馬克·吐溫曾開玩笑說，亞當是惟一在口吐蓮花之後還能確信自己是“天下第一人”的人。）但在眾多爭論中，哪一個最符合現實呢？

問題是常識並非總是錯誤的。更確切地說，常識總在事後 證明是正確的。這樣一來，我們便免不了誤以為，我們現在知道的和過去知道的比我們現在所能做的和過去已經做的要多。而這恰恰是我們需要科學的理由：幫助我們區分真實與幻影，區分真正的預測與簡單的事後聰明。

小結

就像生活中的許多場景一樣，社會心理學的發現有時候看起來似乎顯而易見。然而，實驗研究所揭示的結果只是在事實知曉之後才變得“明顯”起來。這種事後聰明式偏見常導致人們對自己的判斷與預測做出過高評價。

研究方法：我們如何從事社會心理學研究

社會心理學家提出的理論可以對他們的觀察活動加以組織，這其中包括可驗證的假設以及可用於實踐的預測原則。社會心理學家也使用相關研究對行為加以預測，這些研究通常在自然場景中進行。他們還試圖通過實驗解釋行為背後的原因，在這類實驗中，他們可控制條件對一個或多個因素進行操縱。

社會心理學與其他學科不同的是，它有將近6億業餘從業者。對人進行觀察是大家普遍的愛好——公園裡，街道上，學校中。我們在觀察別人的同時，就形成了關於人類如何看待彼此，如何互相影響與聯繫的種種想法。專業社會心理學家也做著同樣的事情，只不過會更系統（通過形成理論），也更費力些（通常通過實驗研究，在實驗中創構微縮的社會情境以探求因果關係）。他們經常採用這種方法，在最近的一次統計中，涉及到了包括了八百萬人在內的25 000個研究（Richard & Others，2003）。

假設的形成與驗證

社會心理學家在思考人類的存在上著實煞費苦心，而再也沒有比思考這個更讓人“神魂顛倒”了。如果真像蘇格拉底所忠告的那樣：“不加反省的生活根本不值得過”，那麼僅僅“瞭解你自己”便似乎就已經是個十分有價值的目標。

當我們與人性角力以期發現它背後的隱祕時，可以把自己的想法與發現形成理論。理論 （theory）是一套原則的整合 ，它們可以對所觀察到的事件進行解釋與預測 。理論是科學性的速記。

在日常交談中，“理論”常常指“離事實還有些距離”——是從猜測到理論再到事實的信心階梯上中間的那一格。但對於一個科學家來說，事實和理論完全是兩回事。事實是一種達成了共識的陳述，這種陳述有關我們所觀察到的一切；理論則是對事實進行總結與解釋的觀點 。正如朱爾斯·亨利·鮑因克（Jules Henri Poincare）所言：“科學由事實構建，就如房屋由磚頭搭建”，“但一堆事實並非就是科學，就如一堆磚頭並非一幢房屋一樣。”

理論不僅可以進行總結，同時它還隱含可驗證的預測，這些預測被稱為假設 （hypotheses）。假設有幾種不同的功能。首先，我們可以以證偽的方式來驗證某理論。某個理論可以按照它自己闡述的規律做出相應的預測。其次，預測可以為研究指出方向。如果任何一個學科領域中的研究者在研究時都更有方向性的話，那麼該領域也將會更迅速地成熟起來。理論預測可以探測新的研究領域，這樣，研究者可以將目光投向他們從未想像過的領域。第三，對於一個出色的理論來說，其預測性也使得它頗有應用價值 。舉例來說，一個完整的攻擊理論可以預測出何時會發生攻擊行為，這種行為又該如何控制。就像現代社會心理學的奠基者勒溫（Kurt Lewin）所斷言的那樣：“沒有什麼能比一個出色的理論更實用。”

請想像一下這一切是如何運作的。比如，我們觀察到，當處在人群中時，人們有時候會變得十分暴躁。由此我們或許可以建立起這樣的理論：他人在場使個體體會到了一種匿名感，從而降低了自我控制。讓我們將信將疑地考慮一下這個理論。或許我們可以構想一個實驗室實驗，模擬電椅實施酷刑的場面來驗證該理論。如果我們讓一群人對一個無助的“受害者”實施懲罰性電擊，但並沒有人知道究竟是誰實施了電擊，結果會是什麼樣子？這些人是否會如我們的理論所預測的那樣，當一群人一起實施電擊時，相比只讓自己一個人實施電擊而言，每個人是否會對“受害者”實施更強的電擊？

我們也可以操縱匿名性這個變量。如果人們藏在面具後面，他們是否會對“受害者”實施更強的電擊？如果實驗結果證實了上述的理論，它同時也提示了我們該理論可能具有的應用價值。如果警察佩戴醒目的警牌，開著寫有可辨認身份的巨大數字的警車，那麼警察暴力行為或許就會減少。而事實上，上述一切現在在許多城市已經實施。

但是，我們應該如何評價哪一個理論更好呢？一個好的理論：（1）能對大範圍內的觀察結果進行有效的總結；（2）對我們如何（a）證明或修改理論，（b）進行新的探索，以及（c）指出可能的應用方向這些方面做出清晰的預測。當我們將某個理論扔進廢紙簍時，並非因為經證明它是錯誤的。更確切地說，它們就像是舊汽車一樣，需要被更新，用更好的型號來替代。

相關研究：探尋自然關係

有關大多數你要學到的社會心理學的研究方法，你會在以後章節的閱讀中逐漸消化。不過，讓我們先到幕後簡單縱覽一下社會心理學是如何進行研究的。幕後的匆匆一瞥可能剛好讓你能夠欣賞眼前的研究發現，讓你對日常生活中所發生的社會事件做出正確的判斷。

社會心理學研究隨場所的不同而不同。研究既可以在實驗室 進行（在控制條件下），也可以在現場 （field）進行（日常生活場景中）。並且，它也隨研究方法的不同而不同：可以是相關研究 （correlational）（探尋兩個或多個因素之間的自然關係），或是實驗研究 （experimental）（通過操縱一些因素來考察它們對其他因素的影響）。如果你想成為一個對報紙雜誌上所發表的心理學研究論文有著最佳判斷力的讀者，那麼弄清相關研究與實驗研究的區別是十分必要的。

讓我們先通過一些真實的例子來考查一下相關研究的優勢（通常在自然場景中包含有十分重要的變量），以及它的劣勢（對於因果關係的解釋十分模糊）。就像我們將在第14章中所看到的那樣，現在的心理學家正在把個人和社會因素與人類健康聯繫在一起。他們當中包括蘇格蘭格拉斯哥大學的道格拉斯·卡羅爾（Douglas Carroll）以及他的同事，喬治·戴維·史密斯（George Davey Smith）及保羅·貝內特（Bennett，1994）等人。在對社會經濟地位與健康關係的研究中，研究者們“闖入”了格拉斯哥的古老墓園。他們記下了墓碑上843個人的壽命，把壽命作為衡量健康的一個標準。他們還測量了墓碑的高度，推論認為墓碑高度可以反映出墓地的造價，而造價則可以反映出富足程度，由此把墓碑高度作為衡量地位高低的一個標準。如圖1-5所示，無論男性還是女性，墓碑越高，壽命越長。

卡羅爾及其同事用數據說明了地位與壽命之間的關係，而在該問題上其他研究者使用這個年代的數據也得到了類似的結果。人口密度最低且失業率最低的蘇格蘭地區人的平均壽命也最長。在美國，壽命與收入有關（更窮、更底層的人們更有可能早逝）。在現代英國，壽命與職業地位有關。有一項對17350個英國公務員進行的10年跟蹤調查研究發現，與高級的行政官員相比，那些專業行政人員的死亡率是前者的1.6倍。文書和勞工的死亡率則分別是行政官員的2.2倍和2.7倍（Adler & others，1993，1994）。跨越不同的時空，地位與健康的相關關係似乎是可信的。

“相關”對“因果”

地位與壽命的例子可以很好地說明學科業餘愛好者與專業社會心理學家可能都會犯的、也是最無法抗拒的思維錯誤：當兩類因素如地位與健康放在一起時，很可能會得出一個因素影響另一個因素的結論！我們可以假設，地位在某種程度上可以保護某人不受疾病的威脅。或者，反過來也會成立嗎？或許是健康促進了活力與成功。或許那些活得更長的人積累了更多的財富（使得他們能夠擁有造價更高的墓碑）。相關研究可以讓我們去預測 ，但它並不能推論改變一個變量（例如社會地位）將會導致 另一個變量的改變（比如說健康水平）。

在大眾心理學頗為混亂的思維背後便是相關與因果的混淆。再來看看另一個真實的相關——自尊與學業成績。那些高自尊的孩子往往有著較好的學習成績（就像任何一個相關一樣，我們也可以反過來陳述：學業成績更高的人具有更高的自尊）。你為什麼做出這樣的假定（圖1-6）？［研究者發現：青少年對重金屬音樂的喜好程度與他們對婚前性行為、淫穢製品、惡魔崇拜以及毒品、酒精濫用的支持態度之間存在中度的正相關 （Landers，1988）。對於這種相關，可以做出什麼樣的解釋 ？］

當兩個變量相關時，以下三種假設的任意組合都是可能的

有些人認為“健康的自我概念”有利於個體成就的獲得。那麼，提升孩子的自我形象便也可能會提高其學習成績。正是相信了這一點，美國的30個州頒佈了170多條增強個體自尊的條例。

但是還有一些人，其中包括心理學家威廉·戴蒙（Damon，1995）、羅賓·道斯（Dawes，1994）、馬克·利裡（Leary，1998）、馬丁·塞利格曼（Seligman，1994），以及羅伊·鮑邁斯特（Baumeister，2003）對自信是否真的是一塊保護孩子不受學習成績不良（或是毒品濫用及少年犯罪）影響的盾牌表示懷疑。或許，事實是反過來的：可能是問題與失敗導致了低自尊。也可能是自尊通常可以反映出我們的真實狀況。或許自尊來源於拼搏之後的成就感。幹得好你可能會自我感覺良好；幹得不好你可能覺得自己是個傻瓜。一項對635名挪威學生的研究發現，在拼寫圖表上個人名下的一列金色星星，以及令人敬仰的老師不斷地給予褒獎可以提高一個孩子的自尊心（Skaalvik & Hagtvet，1990）。還有一種可能是，自尊與成就之所以相關是因為兩者都與潛在的智力與社會家庭地位等因素有關。

有兩個研究支持這一可能性：其中一個研究樣本是1600名美國男性青年，另一個研究樣本為745個明尼蘇達青少年（Bachman & O'Malley，1977；Maruyama & others，1981）。當研究者運用統計方法去除智力與家庭地位的影響效應後，自尊與成就之間的相關也化為烏有了。

高級相關分析可以揭示因果關係。時間序列相關 可以揭示事件發生的順序 （舉例來說，可以指出成就水平的變化是否更多地發生在自尊水平變化之前，還是發生在自尊水平變化後）。研究者還可以使用統計方法剔除“混淆”變量的影響。因而，在控制了智力以及家庭地位的影響後，自尊與 成就之間的相關隨之消失。（在有類似智力與家庭地位的人群中，自尊與成就之間的相關微乎其微。）考慮到吸菸這一現象在較高的社會階層中要少得多，蘇格蘭研究小組懷疑，當他們剔除了上述的影響之後，地位與壽命的相關是否還能存在。在控制了這個變量之後，如果兩者的相關仍然存在，這說明其他的一些因素，例如更高的壓力，更低的自我控制感必然也會提高貧困階層的死亡率。

所以可以這麼認為，相關研究的巨大優勢在於，它通常發生在真實的場景中，在那些情境中我們可以考察諸如種族、性別、社會地位等這些難以在實驗室中操縱的變量。這種研究方法的最大劣勢在於研究結果的模糊性。這一點是如此重要，以至於你在耳提面命了25次也沒能聽進去之後，還是要嘗試第26次：兩個變量之間共同變化可以使我們運用一個變量對另一個變量進行預測，但是相關卻並不能清楚解釋因果關係。

調查研究

我們該如何測量類似地位與健康這樣的變量？一種方法是調查有代表性的一個樣本。調查研究者獲得具有代表性樣本的方法是隨機取樣 （random sample）——在研究總體中，每個人被抽到的概率是相同的 。通過這個方法取得的任何一個亞群體——金髮的人、慢跑的人或自由黨人，他們在調查中所具有的代表性將與他們在整個總體中的代表性相一致。

無論我們調查一個城市的人，還是整個國家的人，1200個隨機取樣的個體都能使我們得以描述整個總體，而同時，我們有95%的把握認為該調查的誤差不超過3%，這實在太奇妙了！想像一個裝滿豆子的巨大廣口瓶，其中50%豆子是紅色的，50%是白色的。隨機選取其中的1200個，無論瓶子裡裝了10000個還是10億個，我們有95%的把握認為撿出的1200個豆子中，其中47%到53%的豆子是紅色的。如果你把紅色豆子想像成是一個總統候選人的支持者，白色豆子是另一個候選人的支持者，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自1950年以來，在總統大選之前所進行的蓋洛普調查對選舉結果的預測只差了2%。就像幾滴血就能代表整個身體的信息一樣，隨機取樣的樣本也可以代表一個總體。

值得注意的是，調查並不能預測 選舉的結果，它只是描述公眾在接受調查那一刻所持的意見。公眾意見是可以變化的。在評估調查的時候，我們必須將以下四個可能會造成偏差的潛在影響因素牢記在心：不具有代表性的樣本，問題的順序，答案的選項和問題的措辭。

不具有代表性的樣本 　在一個調查中，樣本數量並不是調查所要注意的惟一因素。樣本在多大程度上能夠代表所研究的總體同樣也很重要。1984年，專欄作家安·蘭德斯（Ann Landers）接受了一個來信讀者的挑戰，就女性是否認為情感比性更重要做過一項調查。她的問題是：“你是否滿足於被擁在懷裡，接受對方的柔情蜜意而將‘那事’拋之腦後？”在十萬多女性的回答中，72%給予了肯定回答。隨後便是世界性的公眾輿論譁然。在迴應批評之詞時，蘭德斯（1995，P.45）承認：“這個抽樣也許並不能代表所有的美國女性，但它的確提供了誠實而有價值的見解，而這些見解也來自於社會的方方面面。這是因為我的專欄讀者來自社會的各個階層，總人數大約有近七千萬。”儘管如此，還是有人會懷疑，這七千萬就能代表所有的人嗎？在700個讀者中，回答問題的那一個難道就能代表其餘沒有回答的699個人的意見？

樣本代表性的重要性在下面的事件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1936年，當時有一家名為《文學文摘》的週刊雜誌向一千萬美國讀者郵寄了總統選舉調查的明信片。在兩百多萬讀者的回覆中，阿爾夫·蘭登（Alf Landon）以絕對的優勢戰勝了富蘭克林·羅斯福。而幾天之後正式選票統計的結果是，蘭登只獲得了兩個州的選票。因為該雜誌只向從電話簿和汽車登記處那兒得到姓名地址的人郵寄了明信片，這樣一來就將那些無力負擔電話與汽車的人群排除在外（Cleghorn，1980）。

問題的順序 　假設我們的樣本具有代表性，我們也必須警惕其他的誤差來源，比如說我們問問題的次序。當問及“日本政府是否應該對美國工業品在日本的銷售數量設定限額”時，大多數的美國人給予了否定的回答（Schuman & Ludwig，1983）。然而，同時在與前一樣本相當的樣本中，有三分之二的美國人給予了肯定的回答，因為他們先回答了這樣一個問題，即“美國政府是否應該對日本工業品在美國的銷售數量設定限額？”大多數人都認為美國有權利設定進口限額。為了保持一致，他們也只好回答日本應當有同樣的權利。

答案選項的編制 　讓我們再來設想一下答案選項編制的驚人效應。當普拉特及其同事（Plight & others，1987）詢問一些英國人，他們希望英國能源中有多大比例來自於核能時，這些人的平均喜好程度是41%。當他們詢問另一些英國人希望有多大比例的能源來自（1）核能（2）煤以及（3）其他能源，他們回答對於核能的偏好程度是21%。

類似的效應也發生在舒曼和斯科特（Schuman & Scott，1987）的研究中。他們詢問一些美國人：“你認為現今國家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是什麼：能源短缺，公共教育質量，墮胎合法化或汙染問題，或者你也可以自己填寫你認為的最重要問題。”在給予上述選擇答案的人群中，32%的人認為公共教育質量是最大的問題。而在那些僅僅問及“你認為現今國家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是什麼？”的人群中，僅有1%的人提到了教育問題。所以請記住這一點：問題的形式可能會影響問題的答案。

問題的措辭 　問題的精確措辭也會對答案造成影響。一項調查發現，僅有23%的美國人認為政府在“救濟窮人”上花銷過大。而53%的人認為政府在“福利問題”上花銷過大（《時代週刊》，1994）。類似地，大多數人同意削減“國外援助”資金而增加 “幫助他國飢餓民眾”的開支（Simon，1996）。甚至問問題語調上的細微改變也會產生巨大的影響力（Krosnick & Schuman，1988；Schuman & Kalton，1985）。

“禁止”可能與“不允許”表達的是同樣的意思。然而在1940年，54%的美國人認為美國應該“禁止”發表攻擊民主的言論，75%的美國人認為美國應該“不允許”發表這樣的言論。在2003年末，一項全國調查發現，55%的美國人贊成這樣的憲法修正案“只允許婚姻發生在男性和女性之間”，而在一項同步調查中，只有40%的人同意“禁止同性戀婚姻的修正案”（Moore，2004）。調查中問題的設置是十分精巧的環節。即使當人們說他們對某一個問題的回答非常肯定時，要注意問題的形式與措辭可能也會影響他們的回答。

順序、選項以及措辭的效力使政客們利用調查結果來顯示公眾對他們觀點的支持。諮詢師、顧問以及內科醫生通過“構建”選擇方式來給我們的決定施加影響。這就難怪在1994年肉製品聯盟議員否定了一項美國新食品商標法，以牛肉餡料為例，這項法案要求標註“含有30%脂肪”，而不是“70%瘦肉，30%脂肪”。

有箴言曰：措辭差之毫釐，實去之千里也。下面是一個有關蘇丹的故事，蘇丹夢見自己掉光了所有的牙齒。第一個被叫來解夢的人說，“天啊！掉牙齒說明您將會目睹家庭成員的死亡。”於是，怒不可遏的蘇丹下令給這個壞消息的使者50鞭子。

第二個解夢人聽了這個夢以後，他為蘇丹解釋這是好運氣的先兆：“你將比你的整個宗族還要長壽！”於是，安下心來的蘇丹下令管家獎給這個好消息的使者50個金幣。

途中，迷惑不解的管家向第二個解夢人請教：“你的解釋和第一個沒有什麼區別呀？”“啊，沒錯，”那個睿智的解夢人回答道，“不過，請記住這一點：重要的不僅僅在於你說話的內容，還在於你說話的方式。”［有一次，一個年輕的僧侶詢問自己是否可以在祈禱時抽菸，但卻被一口回絕了。一個朋友給了他這樣一條建議：試試另一種問法，能在抽菸時祈禱嗎 ？（Crosser，1993）］

實驗研究：探尋因果關係

由於在自然相關的事物間辨別因果關係幾乎是一件無法完成的任務，這就促使大多數社會心理學家在切實可行而又不違背倫理道德標準的情況下，在實驗室中模擬日常生活過程。這些模擬場景與航空學中的風力甬道有幾分相似。一開始，航天動力學工程師們並非在複雜多樣的自然環境中對各種飛行物體進行觀察。航空環境與飛行器兩者本身的多變性讓他們發現，要整理並使用這些數據來設計更好的飛行器顯然是十分困難的事情。於是，他們便構建了一種可以掌握的虛擬現實。這樣一來，他們就可以控制風力條件，就特定風力條件對特定機翼結構的影響進行觀察。

控制：變量的操縱

就像航天動力學的工程師一樣，社會心理學家也進行實驗研究，只不過是這些實驗模擬我們日常生活中十分重要的特徵。通過一次改變一個或兩個因素——稱為自變量 （independent variables），實驗研究者探察這一個或兩個變量的改變對我們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正如風力甬道幫助航天動力學工程師發現航天動力學的基本原理一樣，實驗使社會心理學家得以發現社會輿論、社會影響以及社會關係的基本原則。使用風力甬道的最終目的在於瞭解並預測複雜航天器的飛行特徵。社會心理學家通過實驗來了解和預測人類的複雜行為，其目的在於理解行為在人與人之間、情境與情境之間以及此時與彼時之間怎樣發生變化。

回顧歷史，社會心理學家在其大約四分之三的研究中都使用了實驗的方法（Higbee & others，1982），而超過三分之二的研究地點是實驗室（Adair & others，1985）。我們先來看兩個典型的實驗室研究，它們在之後討論偏見與暴力行為的章節中也會出現；這兩個實驗都可以作為實驗研究的例子。它們闡釋了相關研究發現中可能存在的因果關係。

第一個研究是有關對肥胖人群的偏見問題。人們常常認為那些肥胖者同時也是行動遲緩、懶散而馬虎的人（Ryckman & others，1989）。這些態度是否會成為歧視的溫床呢？抱著瞭解事實的希望，斯蒂文·高特麥克（Gortmaker & others，1993）對370名年齡在16～24歲之間的肥胖人士進行了研究。當7年之後再對這個人群進行回訪時，他們發現，與另一個近5000人的對照組女性人群相比，這一人群結婚的可能性與高薪收入的可能性都要更低。甚至在控制了智力測驗分數、種族以及父母收入這些變量之後，肥胖女性的年收入仍然比平均水平低7000美元。

在校正了其他某些變量之後，歧視看似能夠解釋肥胖與較低社會地位相關背後的原因，但我們仍難以對此下定論。（你是否還能想到一些其他的可能因素？）這就引起了社會心理學家馬克·斯奈德和朱利·豪根（Snyder & Haugen，1994，1995）的注意。他們讓76名明尼蘇達大學的男性學生分別與76名女性學生中的一位進行了一次電話交談。給每一名男性學生呈現一張照片，並告知 這就是與其交談的對象。其中一半是肥胖女性（並非真正的交談對象），另一半則是體重正常的女性。實驗還要求，男性學生要對那位與自己交談的女性形成某些自己的印象。在隨後的電話交談中，在女性學生身邊進行的現場分析發現，在被評價過的人群中，當交談的女性對象被假定為肥胖時，男性學生與其談話的熱情與愉悅程度都更低。很顯然，男性固有的想法影響了他們之後的行為，而這些行為又令其所謂的“肥胖”交談對象做出的某種行為“證實”了他們的印象——這樣的女性並不可愛。偏見與歧視在這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回憶一下灰姑娘繼母的態度，或許我們應該把這種效應稱為“灰姑娘效應”。

在呈現第二個示例實驗研究以揭示因果關係之前，讓我們先想想電視輿論觀點與兒童行為之間的關係。那些觀看許多暴力電視節目的兒童，比起很少看這類節目的兒童有更嚴重的攻擊行為傾向。這表明兒童可能在模仿他們從熒幕上看到的場景。我希望你們現在已經辨別出，這是一個相關研究。圖1-5提醒我們，有兩種其他的因果關係解釋並不支持電視節目是導致兒童攻擊行為產生的原因。（那麼究竟是什麼呢？）

社會心理學家於是便把電視節目搬進了實驗室，在那裡可以控制兒童觀看暴力節目的數量。通過讓兒童觀看暴力節目或是非暴力節目，研究者可以觀察暴力節目的數量對兒童行為產生的影響。Chris Boyzatzis及其同事（1995）給一群小學生（而非其他人群）放映了一段20個世紀90年代最流行、也是最暴力的兒童電視節目——“強力突擊隊”。在剛看完電視節目之後，這些兒童在平均每兩分鐘的間隔中所表現出的暴力行為是沒有觀看節目兒童的7倍多。我們稱那些觀察到的暴力行為叫做因變量 （dependent variable）。這樣的實驗表明，電視節目可以成為導致兒童暴力行為的原因之一。

至此我們可以發現，實驗研究的邏輯是十分簡單明瞭的：通過建構並控制一個模擬的現實世界，我們可以先變化一個因素，再變化另一個因素，以期發現這些因素或單獨作用，或聯合作用，會對人們產生怎樣的影響。

任何的社會心理學實驗都有兩個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以上我們僅僅考慮了其中一部分——控制 。即我們在操縱一個或兩個自變量的同時也應該儘量使其他因素保持不變。而第二部分則是隨機分配 。

隨機分配：重要的平衡儀

讓我們先來回憶一下，在相關研究的層面上，我們並不想假定肥胖（由於歧視的作用）導致了較低的社會地位，或觀看暴力場景導致了攻擊行為的發生（更多例子見表1-1）。一個調查研究者可能先去測量某些因素，然後運用統計方法剔除一些可能的相關因素，再回過頭來看最初的相關是否仍然存在。但是，沒有人能控制所有可以區分是否是肥胖人群，是否是暴力場景觀看者的因素。或許，那些暴力場景觀看者在教育水平、文化、智力水平，甚至在數十個研究者沒有考慮到的因素上都會存在差異。

而隨機分配 （random assignment）似乎在須臾之間便消除了這些額外因素的干擾。通過隨機分配，每個人觀看暴力場景的機會是相等的。這樣一來，這兩組人群應該在其他任何可能的變量上——家庭地位、智力水平、教育程度以及初始暴力狀態等方面，具有相同的平均水平。舉例來說，那些智力水平很高的人，在兩個組中出現的機會應該是相等的。由於隨機分配創建了兩個同質組，之後在兩組間出現的暴力行為的差異就可以歸結到惟一區分兩組的那個因素上——即實驗者是否觀看了暴力場景（圖1-7）。也正是由於將明尼蘇達學生隨機分配到兩個電話實驗組，那些女性的行為才可能受男性對於她們是否肥胖的認知信念的影響。

將實驗者隨機分配到接受實驗處理的實驗條件下，或是不接受實驗處理的控制條件下。這就使研究者相信：之後兩組之間的差別在某種程度上是由於實驗處理所致。

實驗研究的倫理道德問題

有關電視節目的實驗可以說明這樣一個問題，即為什麼有些實驗在倫理道德問題上備受關注。社會心理學家不會讓一組兒童長期觀看暴力電視節目。他們只是在短時間內改變人們的社會經歷，然後記錄下這種改變的影響。有些時候，實驗處理是無害的，甚至是相當愉悅的，參加這類實驗的人們都表示同意。但有些時候，研究者卻不得不承認他們正處於無害與冒險之間的灰色地帶中。

當社會心理學家設計那些引發個體強烈的思想與感情的實驗時，他們就常常冒險遊歷在道德灰色地帶中。實驗並不一定要符合阿倫森等人（Aronson & others，1985）所稱的現世實在論 （mundane realism）。即，實驗行為（舉例來說，將實施電擊作為研究暴力行為實驗的一部分）並非要與真實生活中的行為一模一樣。對於許多研究者來說，這種標準的確很生活化，但並不那麼重要。但是實驗研究應該 符合實驗現實主義 （experimental realism）即，它應該包括參與實驗的人群，並真的讓他們投入其中。研究者並不希望實驗者們有意識地去表演，或是應付了事；實驗需要真實心理過程的參與。舉例來說，迫使實驗者選擇給予他人重度還是中度電擊的確是衡量暴力行為的一個現實標準。它確實引發了真實的暴力行為。

為了符合實驗現實主義，有時候就要求研究者編個可信的故事暫時“矇騙”一下實驗者。如果事實上在隔壁房間的人並沒有受到電擊，研究者也並不希望實驗者知道這一點，否則就會將建立起來的實驗現實毀於一旦。基於這個考慮，大約有三分之一的社會心理學研究（儘管這個數字呈下降趨勢）在其實驗中為了研究的真實性而使用了欺騙 （deception）的手段。

研究者們同樣也會將他們的預期實驗結果保密，以防實驗者們出於想成為“好被試”的熱誠，而表現出研究者希望他們表現的行為；或是出於逆反心理，表現出與預期相反的行為。烏克蘭的安納託利·科蘭登（Anatoly Koladny）教授曾談到，在1990年的蘇聯，只有15%的烏克蘭人承認他們有宗教信仰，但在蘇聯解體後的1997年，70%的人承認他們有宗教信仰，而這也沒什麼好驚訝的（Nielsen，1998）。研究者的措辭、語調、手勢也可能以微妙的方式讓實驗者做出令人期望的反應。為了將這種需要特徵 （demand characteristic）——那些看似“引發”特定行為的線索的影響降低到最小，研究者通常將他們的指導語標準化，或甚至使用計算機來呈現指導語。

在設計那些將會牽涉到倫理道德問題的實驗時，研究者常常像是在走鋼絲。意識到你正在傷害某些人，或是被置於強大的社會壓力下來觀察這是否會改變你的意見或行為，這都可能會引起暫時的不快。這類實驗又將那個老生常談的問題提了出來：這一切值得嗎？社會心理學家的欺騙比起真實生活，甚至電視真人秀節目來要短暫與溫和得多。即便如此，那些從實驗中獲得的領悟是否就能成為研究者的欺騙，甚至有時候對人們所造成困擾的託辭呢？

大學道德委員會現在正在對社會心理學研究進行評估，以期能保證研究不違背道德原則。美國心理學協會（2002）、加拿大心理學會（2000）以及英國心理學協會（2000）頒佈的道德原則嚴格要求研究者們做到如下幾點：

• 儘可能告知實驗者有關實驗的情況，這些情況要足以符合實驗者知會同意 （informed consent）的標準。

• 真誠。只有當必要，且實驗目的的確非常重要時，才允許使用欺騙手段，而並非出於“那些會挫傷實驗者積極性”的考慮來使用欺騙手段 。

• 保護實驗者不受傷害，保護實驗者不受嚴重不適的影響 。

• 對實驗者的個人信息保密 。

• 向實驗者做出 事後解說 （debrief）。在實驗之後告知實驗者有關實驗的一切情況，包括所使用的欺騙手段。但如果反饋可能會給實驗者帶來痛苦或困擾，例如他們意識到自己曾表現得很愚蠢或是很殘忍時，可視為該原則的惟一例外。

研究者必須足夠見多識廣且 充分考慮到這一點：實驗者離開時的心情至少與來之前同樣的愉快。若實驗者由於對心理學研究性質有所知曉而有所獲益的話，那就更好了。當實驗者得到尊重時，他們中很少有人會因自己被欺騙而耿耿於懷（Epley & Huff，1998；Kimmel，1998）。事實上，就像那些為社會心理學辯護的人所講，那些發下考試卷又將成績反饋給學生的教授們，他們所引發的焦慮與痛苦比研究者在實驗中的行為要嚴重得多。

從實驗室推廣到生活

就像研究兒童、電視節目與暴力行為的實驗研究所揭示的那樣，社會心理學將日常生活的經歷與實驗室的分析融合到了一起。在整本書中，我們也同樣這麼做，我們所用的絕大多數數據都來自於實驗室研究，而絕大多數的例證則來自日常生活。社會心理學的確可以展現出實驗室研究與現實生活之間互有助益的相互影響作用。來自生活的靈感常會激發實驗室研究，而研究又加深了我們對自己的經歷、體驗的理解。

這種相互影響作用在那個兒童電視的實驗中已經有所體現。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經歷為實驗研究指出了方向。那些電視節目與政府政策的制定者們，那些有能力進行變革的人們，現在已經意識到了電視節目的影響力。無論是在實驗室，還是在現實生活中，有關電視影響力的研究都得到了頗為一致的結論；在其他一些領域，諸如有關助人行為、領導風格、抑鬱以及自我效能感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實驗室中發現的效應是現實生活的重現。克雷格·安德森及其同事（Craig Anderson & others，1999）寫道：“總體上來說，心理學實驗得到的是有關心理過程的真實反應，絕非皮毛或零碎。”

然而，在從實驗室推論到現實生活時，我們仍需抱著謹慎的態度。儘管實驗室研究揭示了人類存在的基本動態結構，但它仍然是一個簡化了的、控制條件下的真實。它可以告訴我們當其他的一切條件都保持不變時，變量X會產生怎樣的效應；而在現實生活中，這個前提是不存在的。除此之外，正如你將會看到的那樣，許多被試都是大學生。儘管這可能會使你倍感親切，但大學生群體遠非是整個人類群體的一個隨機樣本。如果我們的被試是不同年齡，不同教育水平，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還會得出同樣的結果嗎？這一直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儘管如此，我們還是能夠把人類思維與行動的內容 （例如態度），及其思維與行動的過程 （例如，態度與行為如何互相影響）區別開來。在不同的文化下，思維與行動的內容比過程還要多樣。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可能持有不同的見解，但這些見解的構成卻很相似。比如：

• 波多黎各的大學生所報告的孤獨感比美國本土大學生所報告的更強烈。然而，在兩種不同的文化中，孤獨感的成分卻十分類似——羞怯，生活缺乏固定目標，低自尊 （Jones & Others，1985）。

• 戴維·羅及其同事報告 （Rowe & others，1994），不同民族的學生在學業成績與青少年犯罪的情況上有所差異，但這種差異“只是流於表面而已”。在一個民族群體中，家庭結構、同伴壓力以及父母教育程度在某種程度上可以預測其學業成績或犯罪情況；在其他民族群體中，這些因素也具有類似的預測能力。

我們的行為可能千差萬別，但卻受同樣的社會因素的影響。

小結

社會心理學家將他們的想法與發現構建成理論。好的理論將會在一長串事實中提煉出許多簡短的預測原則。我們可以利用這些預測原則對理論加以證實，或加以修改，以產生新的研究，並將其應用於實踐。

大多數社會心理學家的研究主要是相關研究和實驗研究這兩類。有時候相關研究會進行系統調查，以探尋不同變量之間的關係，例如教育水平與收入水平之間的關係。得知兩個事物之間有自然關係這一信息頗有價值，但這一信息並不能指明兩者之間的因果關係。

社會心理學家會儘可能運用實驗研究的方法來探尋因果關係。通過構建一種可控的模擬現實，研究者可以先變化一個因素，再變化另一個，以期發現這兩個因素究竟是單獨起作用，還是共同起作用，以及它們是如何對行為產生影響的。我們將被試隨機分配到不同的實驗條件下，即被試既可能被分配到實驗處理組的條件下，也可能被分配到實驗控制組（不接受實驗處理）的條件下。然後我們就可以把這兩個條件下產生的任何差異歸因於自變量的變化（圖1-8）。

在設計實驗時，社會心理學家有時候會設計那些引發被試情感的場景。在設計並進行這樣的實驗時，研究者必須遵守職業道德準則，例如得到被試的准許，保護他們不受傷害，以及在實驗後向他們解釋任何先前的暫時欺騙行為。實驗室的研究使得社會心理學家能夠對來自生活經歷的點滴靈感進行驗證，然後再將這些原則與研究發現重新應用於真實的生活情境中。

個人後記：我為什麼要寫這本書

我很高興能給大家寫下這些文字，同時也希望你能樂於接受社會心理學強有力且“千錘百煉”的原則。我相信，它們具有擴充你的頭腦，豐富你的生活的魔力。如果閱讀完整本書之後，你的批判思維能力得以提高；你對我們如何看待彼此，又如何互相影響——對為何我們有些時候互相欣賞，互相愛戀，互相幫助，而有時候則互相討厭，互相憎惡，互相傷害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的話；那麼我就是個心滿意足的作者，而你，我相信也會是個頗有收穫的讀者。［在每一章節的末尾，我都會以社會心理學對人類的重要性做一個簡短的個人反思。之後，誠懇希望你提出自己的寶貴意見 。］

我希望我的文字所傳達的是加以限制的熾熱情感，因為我知道許多讀者正處在確定人生目標、身份、價值觀與態度的路程之中。小說家錢姆·波托克回憶了母親力勸他放棄寫作的情景：“做個神經外科醫生，你不但可以拯救許多人的生命，而且可以賺更多的錢。”波托克的回答是：“媽媽，我不想拯救別人的生命，我想做的是告訴他們應該怎樣活著”（Peterson，1992，p.47）。

我們這些教授、編寫心理學著作的人都被這樣一種情感所推動：那就是不僅傳播心理學，並且希望能幫助學生擁有更好的生活——更睿智，更有價值，更激情充溢地生活。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就像其他領域中的教師與作者一樣。神學家羅伯特·麥卡菲·布朗曾問道：“我們為何要寫作？”“我承認，除了我們可以獲得的獎賞之外……我們寫作是因為我們希望改變什麼 。我們寫作因為我們有這樣的信念，我們能夠改變些什麼。這種‘改變’可以是一次對美的全新感知，可以是一次對自我的全新洞察，可以是一次對喜悅的全新體驗，也可以是一種投身變革的決定”（Marty，1988）。的確，我寫作是希望我能夠用批判的思維制約直覺，用判斷力提純情感，用理解替代幻想。

你的觀點是什麼

花一分鐘想想社會心理學將會以怎樣的方式與你的生活產生聯繫。是否有那樣的情景，你一直想令自己的社會直覺變得更加敏銳？你想贏得朋友也想影響他人？你想將仇恨消解成富有同情心的互相理解？

聯繫社會

當你閱讀本書時，你還會發現許多有趣的聯繫：將研究者的工作和其他社會心理學主題聯繫起來，將不同章節中提到的相同概念串聯起來。

同樣你還會注意到，許多在早些章節中介紹的概念與日常生活之間的緊密聯繫。社會心理學中的某些概念同樣也可以應用到臨床心理學、法庭和對環境的保護中。這些應用將貫穿整本書，特別體現在第四編：社會心理學的應用。

所以，請你留心這些聯繫：聯結起研究者的工作，聯結起社會心理學的其他主題，聯結起日常生活中的應用。